人们对鲁迅美学与文艺思想的研究，总是强调其“善”的一面，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在第一篇美学与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否定了“无邪之说”而推崇“恶魔诗力”。“五四”时期，鲁迅批判中国传统善的文学观而倡导恶的文学观，几乎在作家论、创作论与鉴赏论等方面全面开花。因此，讨论鲁迅的文学观而绝对不能忽略其中恶的成分，因为这是鲁迅之为鲁迅文学观的特色所在。
鲁迅认为，恶的作家首先应当具有一种对传统与现实不妥协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否定精神。因为对事物肯定的善，往往会导致保守与因循守旧，而对事物否定的恶，才会导致对现状的超越而使历史进步。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学在“性本善”或“善即美”的旗帜下，却向来以肯定性特征为主流。孔子就推崇“尽善尽美”，让人们“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认为《诗经》可以用“无邪”来概括。孟子在“尽心”、“知性”，进而“知天”的逻辑之下，更让人们发挥主体内在的善性，而无求乎外。虽然从司马迁到李卓吾，其“发愤而作”的理论具有否定性的恶的成分，然而，这并没有挡住“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文学主潮。在叙事文学中，善意的否定最终被淹没在千篇一律的肯定之中，这就是结局的大团圆。所以鲁迅认为，具有否定性和破坏性的悲剧和喜剧不会在中国产生，因为中国人有一种求全、求美、求善、求肯定的“十景病”。鲁迅对大团圆和十景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呼唤中国出现具有否定批判精神的恶魔式的“轨道破坏者”：“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讽刺诗人。”[1]重要的是，鲁迅让作家建立一种反思批判的精神。他说：“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革命，法国革命，旧像愈破坏，人类便愈进步。”[2]鲁迅甚至认为，外国人对中国旧文明的赞赏，其实是让中国人保持现状而不求改革，使中国成为他们恣意享乐的乐土，所以他深深“憎恶那些赞赏”[3]。鲁迅认为，作家作为“国民精神的前途”的引导者，就更不应该满足现状，而应该成为叛逆的猛士，成为“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否则，“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4]。
批判与否定根源于不满，然而，在张扬肯定性与善的文化的中国，知足却成了美德。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5]于是，“知止不殆”、“知足常乐”就成为中国人的做人准则。但是，鲁迅否定善的文学而推崇恶的文学，也使他否定知足而推崇不满。在鲁迅看来，“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6]。因为满足于现状，“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只有那些不满于现存秩序的作家，才会创作出于社会进步有益的作品来。鲁迅特别强调作家是感觉灵敏的先觉者，较之一般人对现状的不满应该有更强烈的感受。鲁迅认为，19世纪之后不满于现状的文学才兴盛起来，作家“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等到迫害他的社会在后来承认了作家的先知，作家又对新的现状不满。所以鲁迅说：文学与革命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7]
既然“知足者常乐”，那么不知足者就要常悲苦。鲁迅对不满的推崇，使他像尼采一样肯定人生的痛苦。在鲁迅看来，越是觉醒的人就越感到痛苦：“苦痛总是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8]所以鲁迅推崇外国文学的“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而批判中国文学“僵尸的乐观”。[9]中国小说与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的确像有些人说的，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与理想。而鲁迅对大团圆与十景病的批判正是要打破这个愿望与理想之梦，睁了眼看取人生的苦痛，不能以愿望取代现实。所以在善男信女们眼里善良的愿望，在鲁迅这个恶魔眼里却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鲁迅说，在中国，“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10]因此，鲁迅让中国作家取下假面，不再自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固然，这可能使作家极为痛苦，但是鲁迅认为，诗人是苦恼的夜莺，艺术是苦闷的象征。
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学理论也讲“诗可以怨”，“诗必穷而后工”。沿着这个路线，可以阐发出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但是“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在承认哀伤的感情比欢乐的感情更能打动人，在肯定诗人可以发泄不满的同时，又强调这种感情的发抒要有一个度，而这个度就是不能对现存的社会伦理秩序有破坏性。《中庸》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因此，所谓“中和之美”，就是“以礼制情”，“以道制欲”，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所以鲁迅认为，在中国文学中，即使反世俗怀疑天的屈原，其放言无惮诚然“为前人所不敢言”，但是他并没有以反抗挑战的恶魔雄声打破中国的中和之美。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学的悲愁哀伤对于社会仅仅是一种“善意”的批评或讽谏，而缺乏破坏性，那么，鲁迅所呼唤的恶的文学则要具有破坏性，无论作家是多么颓唐绝望。
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善并非出自人的自由本性，自由的文学必然带有恶的成分。因此，具有恶魔性的作家必须有一种自由精神，一种指责时弊无所顾忌的精神。而这就要冲破暴君与愚民的双重专制，既是暴君的叛逆，又是良民的叛逆。因为“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想，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11]裴多菲的诗歌曾将自由看得比生命和爱情都高，鲁迅则将自由看得比他从事的艺术还高。当有人以“研究室”与“艺术之宫”的尊号对学坛和文坛加以束缚的时候，鲁迅就指出了这种尊号束缚的是自由。他的《青年必读书》发表后收到很多信，赞成者大都坦白没有恭维，而开首称他“学者”“文学家”的，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不料有许多人，却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刊物就会办好。[12]当然，鲁迅在作杂文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劝他多作小说，少写杂文，而且许多人还是出于好意。但是下面这段话集中代表了鲁迅的自由比艺术还高的文学观：
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多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13]
鲁迅不仅是这么说的，在创作实际中也是这么做的。《呐喊》中就有几篇不大像小说，《野草》是散文诗，但是郁达夫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却将之编入了“散文卷”；《朝花夕拾》是散文，但又像自传体小说；至于鲁迅的杂文，更是难于归类的文体。换句话说，鲁迅努力让自己的主体自由地驱使语言，而不是让语言借他来说话。
古代的善的文学为什么是囚禁人的主体自由的文学呢？无论哪种宗教，几乎都具有禁欲主义的特征，因为欲与恶是邻居，宗教提倡善，便要禁欲，由此也囚禁了人的自由。儒家虽然不像中古基督教那样厌弃人欲，但是到了理学，也要“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在中国，“绰号似的造成许多恶名，都给文人负担，尤其是抒情诗人”。然而在鲁迅看来，人类要进步，就需要打破束缚人的自然欲求的枷锁。西方自近代以来，随着魔鬼向神的权威的挑战，便愈来愈除去束缚人的欲求的枷锁。于是，鲁迅批判中国的节烈观，让人自由地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当时胡梦华批评汪静之的爱情诗“轻薄堕落”，并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而苛以《金瓶梅》一样的罪。鲁迅嘲讽他说：若是按照这样的穿凿法，“便是一部《礼记》，也即等于《金瓶梅》了”[14]。鲁迅认为：“从我们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本是发抒自己的感情……纵使稍稍带点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15]
作家的自由是张大个性的自由，而不是泯灭个性的“精神自由”——“精神胜利法”。鲁迅赞许易卜生的名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独的人”，并主张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以独异的自我“向庸众宣战”。用他描绘拜伦的话说，就是“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生冲突”。个性与社会这种分离以至于对立，必然会使作家带有一身恶性。鲁迅并不否认自己身上的恶性——“毒气”和“鬼气”。换句话说，一个作家在自由的大海上要想不随波逐流，便需要主观上的坚强意志。鲁迅一直推崇自我扩张、多力善斗的个性战士，以为“非无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之主我”的个性精神是恶魔作家所应该具备的，而且若无孤独个人的深切自觉，便不会产生恶的文学。
鲁迅认为，恶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撕破一切伪善的面纱，露出真实的面孔来，无论这副面孔是多么丑恶。在鲁迅看来，人的嘴脸在人前和人后，在台上和台下，在白天和夜晚往往会显得两样，因此正视人生讲真话就并不容易。而在中国，人性本善的文化主潮使中国文学对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一刀切入而进行深刻的剖析。中国文学为了一种伦理目的（善），宁可忽视真，甚至抹杀真。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极大的粉饰性。所以，鲁迅就呼唤新文学的大暴雨荡涤尽中国文学的粉饰性，而露出真实的面目来。鲁迅说：“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16]鲁迅揭露“社会一分子”的陈源等正人君子的时候就说：“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还不如将这些绅士服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17]。
所谓正视人生，首先就应该有正视自己恶性的勇气。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18]在鲁迅解剖自己的作品中，时常可以看见恶魔之游魂的律动，鲁迅坦然道：“我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19]当然，正视自己与直面社会是密切相连的。鲁迅说：“现在有几位批评家很说写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人们每因为偶然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这也正是使有血的文人趋向厌世的主我的一种原因。”[20]然而，鲁迅并没有逃入孤独的自我中，一心一意地解剖恶的无意识，而是以孤独的恶性的自我向社会做绝望的抗战，撕破了一切漂亮的面具，使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暴露无遗。鲁迅非常赞赏勃拉特来取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秋收时之月》，画的“上面是一个形如骷髅的月亮，照着荒田；田里一排一排的都是兵的死尸”。鲁迅说：“以为丑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21]
恶的作品这种对自我和社会的丑恶的无情暴露，就使得文学中的丑赶走了美——丑与恶是相联系的，而美与善则是一体的。于是，在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的文学中，代表美与善的上帝被代表丑与恶的恶魔战胜了。“恰如冢中的白骨”，“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22]
鲁迅认为，在欣赏恶的文学时，首先给予欣赏者的不是愉悦的快感，而是令人不快的痛感；不是静态的平和感，而是动态的对立感。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说，在他所见的著名艺术家的照片中，尼采一脸凶相，叔本华一脸苦相，王尔德穿上他那审美的衣服的时候有点呆相，罗曼·罗兰似乎有点怪气，高尔基简直就像一个流氓。虽说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迹来，但都不如梅兰芳扮演的“天女”好得明明白白。鲁迅在这里肯定了外国作家有点丑态的苦斗精神，而讽刺了“挂在国民的心中”的漂亮而平和的梅兰芳天女散花的照片。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劝人少或竟不读中国书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
当然，在鲁迅看来，给人痛感的对立动态的文学在西方也是19世纪之后才兴起来：“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与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23]鲁迅又说：“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24]
但是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太容易满足了，太容易变着花样粉饰太平了。而中国缺乏的就是打破团圆的美梦而不得不动的，不得不在痛感中反省与批判个人、社会以及民族文化的恶声。鲁迅说：“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的大帽子下又闭上了眼睛——或者本来就闭着。”[25]所以鲁迅呐喊：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26]
[1] 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 鲁迅：《热风·四十六》。
[3] 鲁迅：《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4]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5] 《老子》第46章。(www.xing528.com)
[6] 鲁迅：《热风·六十一不满》。
[7] 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8] 鲁迅：《两地书·三》。
[9] 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10]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11]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
[12] 鲁迅：《华盖集·通讯》。
[13] 鲁迅：《华盖集·题记》。
[14] 鲁迅：《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5] 鲁迅：《集外集拾遗·诗歌之敌》。
[16]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17] 鲁迅：《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18]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19] 鲁迅：《书信集·240924致李秉中》。
[20] 鲁迅：《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
[21] 鲁迅：《书信集·230612致孙伏园》。
[22] 鲁迅：《三闲集·怎么写》。
[23] 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24] 鲁迅：《而已集·“尘影”题辞》。
[25]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26] 鲁迅：《集外集·“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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