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下鲁迅形象的重构

在中国文化的夜空中，鲁迅不是一只让人高兴快乐的喜鹊，而是一只夜游的恶鸟，是一只鸱鸮，一只猫头鹰。他的使命，就是揭露出中国文化的大缺陷，暴露出内心的大黑暗，如果他和他的同胞不能从这种大缺陷与大黑暗中得救，就会在大缺陷与大黑暗中沉沦。与尼采一样，鲁迅的书是写给强者看的，不敢正视惨厉的真实的人，就只有在这种大缺陷与大黑暗面前落荒而逃。

然而对鲁迅的误读却是由来已久。有人说，孔子是古代的圣人，鲁迅是现代的圣人。所谓“圣人”，头上总有一个神圣的光圈，只要你沐浴在光圈之中，你就有福有救了。谁若发扬这种观点，谁就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谁的话语就成了权力话语。

假定我们按照鲁迅生前留下来的文本的思想逻辑加以推测，如果说鲁迅去世后有什么事最违背他的意愿，那么，将神圣的光圈罩在他的头上，可以说是违背鲁迅精神之最。一想到一个以非正统非主流而成其文化巨人的人，后来被奉为文化正统；一想到一个自称以袒露其内心的阴暗面而难以磨灭的恶魔式的文豪，后来被打扮成了神并能对后来的历次运动未卜先知，你怎么会没有一种滑稽透顶之感呢？

这几年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议论，说鲁迅的作品不如胡适，不如周作人，不如林语堂……开始是在私下里，后来是在网上，再后来就出现在报章杂志上。其实这些人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读多少鲁迅的作品，更不曾研究过胡适、周作人、林语堂。他们仅仅在发泄一种情绪，一种对主流文化和权力话语的厌烦情绪。换句话说，不是鲁迅的为人为文，而是鲁迅头上那个神圣的光环害了鲁迅。

因为人一经为圣成神，固然相当了不起，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不过同时也就与人拉开了距离，成为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可敬而不可亲的他者。鲁迅的悲哀，其实并不在于“笔尖的围攻”——在“五四”时期，尽管鲁迅贡献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一批短篇小说，但是他的名气不但不如胡适、陈独秀，甚至不如钱玄同、周作人；而正是在与“正人君子”、梁实秋等人的论争以及在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围攻中，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鲁迅的悲哀，恰恰在于逝世之后被歪曲，脸上的粉越来越厚，然后被奉上神圣之坛，成为一种斗争的工具，从而离我们一般人越来越远，甚至成为自由论争的异己物。

鲁迅头上的神圣光圈不被摘去，对鲁迅的重估就不可能真正去除阴云。在笔者看来，鲁迅之所以是现代中国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恰恰就在于他是现代中国一个彻底的反神圣主义者。他在反神圣时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坦诚，以及对于自我乃至整个民族的缺陷与阴暗敢于正视的精神，至今仍是前无古人的。这样一个富有颠覆性的文化恶魔，却戴上一顶神圣的光圈，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鲁迅，这位叛逆的猛士，置身在造物主制造的良民中，像“这样的战士”走进对他一致点头的“无物之阵”，他只有在寂寞的荒原上奔驰，在没有绿洲的沙漠里歌唱，在黑色的大染缸里苦闷，在传统筑起的围墙中老衰，在绝无窗户而万难毁坏的铁屋子里绝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绝望中抗战，在苦闷中向庸众宣战，在大染缸中肩住黑暗的闸门，在沙漠中找寻孩子们自由发展的绿洲，他要毁坏那个铁屋子，给冰封的荒原吹进一丝“热风”……

鲁迅，这位挑战暴君与良民的恶魔，是那样矛盾、焦虑、孤独。什么“青年叛徒的领袖”，什么“思想界的权威”，都不曾驱除他内心深在的孤独。当他被奉为“二心”的战士说着“南腔北调”的话时，似乎孤独消失了，但在晚年的租界里，孤独再一次侵袭着他的灵魂。“市场之蝇”围住他嗡嗡地叫，有时是叮咬，有时是赞美；但他高傲的自由主体使他从不布施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布施。围攻与挑战会使他的自由意志充满战斗的激情，但对他温情的布施会使他感到软弱而不自由。于是，他就露出“毒牙”，诅咒给他布施的人应该灭亡，否则他自己就应该受到诅咒而灭亡。就这样，他向传统挑战，与社会对立，与人群冲突，这种战斗经常会在他的内心展开，造成激烈的自我交战。他为自己的勇敢绝世而呼唤“恶”，但他遇到纯真的善良时又诅咒自己身上的恶性，厌恶自己心理的阴暗，所以伴随着多力善斗的，往往是深深的忏悔……

鲁迅，这位“世故老人”，真的很世故，也很圆滑，但他却不以他的世故和圆滑混世。他那绝对“主我”的高傲个性，使他“于庸俗无所顾及”，为善为恶皆出于己而无出于人。他高居于世故与圆滑之上，予以拆穿并给予憎恶。有时他觉得憎恶的东西太多了，首先自己就应该受到憎恶，如果得到是相反的布施，这对于他反倒是一种冷嘲，使他对自己也要大加污蔑。而且，软弱无力的人本来就应该躲避他，逃离他，因为软弱无力者不堪忍受他对自己乃至整个民族那种令人恐怖的解剖；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相反，软弱无力者、善良的合群者、正统的卫道者，都躲到鲁迅的大旗之下，向着孤独者，处于社会与文化的边缘者掷出了投枪……

鲁迅，不仅是个孤独者，而且是个矛盾集合体。他是一个传统的颠覆者，又是一个“为往圣继绝学”的文人。他是一个“疯子”，一个“恶人”，又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大孝子。他在成为良民和暴君的叛逆的时候，又说自己身上充满了“毒气”与“鬼气”。他的“毒气”与“鬼气”是他的深刻性之所在，但他又极想逃离这种“毒气”和“鬼气”，却又逃不掉。他的诅咒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言论，他的西化倾向，使现在一些“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也感到受不了，但是像他那样急于使中国振兴的人又很少。他怀疑人，恨人，有人据此甚至将他说成是“仇恨政治学”的发明者，但他又有一颗大悲悯之心而极想救赎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单一性的鲁迅解读，都可能歪曲鲁迅。他，是在古老中国向现代蜕变的转型期，东西方文化撞击而形成的一个大漩涡。在他身上，表现了东西方文化汇流之后作为一个深刻的中国人的全部危机和复杂性。简单地将他当成一个无所不能解释的神，或者不假思索地将他否定掉，都是极为幼稚的勾当。

当然，复杂性不等于“无可无不可”。但是，鲁迅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于任何正宗或者正统的东西，一概都加以蔑视；对于任何神圣的东西，总有一种颠覆的欲望。“五四”时期，青年们让鲁迅给他们指路，鲁迅在嘲讽了给青年指路的导师们之后，说自己也无路可走，更何谈给别人指路。他说他只知道路的尽头是“坟”，而他自己，正在面对坟墓而解剖自己心中的恶魔的游魂，所以他给自己的一本分量最重的文集取名为《坟》。直到晚年，他还在“刨祖坟”。这种刨坟精神，包括对自己心中之坟的深层开掘。《野草》几乎就是鲁迅面对坟墓深刻自剖的结果。于是，鲁迅在将一切神圣的东西打得粉碎的时候，就露出了内心的惨厉和阴暗，他揭开了“人肉酱缸”上的金盖，冲涤着“鬼脸”上的雪花膏。在与“正人君子”的论争中，鲁迅鼓掌欢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入中国，说是这个学说不许任何人站在超越俗人的神圣位置上，也把“正人君子”的假面给撕碎了。就是这样，鲁迅以弗洛伊德的泛性说，摘掉了戴在高高在上的导师们头上的圣洁光圈，使其由圣还俗。

鲁迅说：“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们的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和‘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拼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恶鬼似的站着‘鲁迅’这两个字者，恐怕就为此。”^[1]鲁迅反省自己难以被骂倒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有多么神圣，多么高洁，恰恰相反，却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更坦诚，更敢于暴露自己的丑恶，以至于在别人的眼前竖立起一尊“黑的恶鬼”的形象。为什么那些躲在鲁迅大旗下面“保卫鲁迅”的人，却违背先生的意愿，非要神化他才感到他“并不渺小”呢？值得注意的是，从早年倡导“恶魔派诗歌”，到自称“黑的恶鬼”，鲁迅显然是以恶魔自居，为什么那些躲在鲁迅大旗下的人不能接受一个恶魔鲁迅，非要将恶魔改写成神明呢？

当然，鲁迅说自己“戴着假面”是有点过了，因为凡是认真读过鲁迅著作的人都明白，在鲁迅的小说，一部分杂文，特别是在《野草》中，都会使人感到他剖析自我的真诚。但是，为了在现实社会中生存，鲁迅在解剖自我的时候故意蒙上一层艺术之雾，使人不留心就看不出来，倒是他经常运用的技巧。美国学者哈南认为，鲁迅几乎在全部小说中都运用了反语技巧；我认为，鲁迅在杂文中也大量运用了反语技巧，使人更难捉摸。譬如在《说胡须》中，鲁迅说陕西人费了那么多钱请他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这里表现了鲁迅的“世故”，这种“世故”并非子虚乌有，但是绝不至于世故到讲演时骗学生的地步，否则，鲁迅本人也就成了他所讽刺的“哈哈党”。至于说写文章为了卖几文钱等等，都是反语，但又不是一点真实性也没有。然而，对于鲁迅反语式的自剖，人们并不认真对待，甚至会以为是说别人而非说自己。对于鲁迅的小说，人们还会以小说的虚构特性为由，不将小说中的人物与鲁迅的自剖联系起来。《野草》虽然是煮自己的灵与肉的，但又朦胧难懂，不确定性太大。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善于自剖而感到自己并不渺小的鲁迅，当他死去之后，就被简化和歪曲成比“正人君子”还要圣洁的神明。以小说为例，虽然鲁迅说小说“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2]，而《在酒楼上》、《孤独者》和《弟兄》等小说中的吕纬甫、魏连殳、张沛君等都是鲁迅深刻自剖的产物，但是，造神论者却说，鲁迅是站在“天上”，对“地上”的这些革命的落伍者、个人主义者、自私自利者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假定鲁迅在世，那么，他也许会对文本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之大感到吃惊，然后对接受者不顾他的话以及文本相对的规定性（用接受美学的话来说就是不顾文本暗含的读者）而进行胡乱解释表示愤怒，因为他早就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3]

当鲁迅头上神圣的光圈被摘掉之后，你就会感到，鲁迅虽然是一位文化巨人与文学大师，但也是一个人，而且有一般常人所没有的矛盾和焦虑，直到晚年也不曾真正摆脱孤独的纠缠。你会看到他和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样，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有误解人的地方，有赶时髦赶得并不对劲的时候，他说的话也绝非“句句是真理”，否则，他思想的不断变化就无法解释。但是，鲁迅之为鲁迅，还有为一般人所不及的地方，就是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透视，对于自己的无情解剖，以及艺术表现上过人的技巧。当一个神性消失的鲁迅，再一次以其惊人的坦诚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就会成为离我们最近的文化伟人和艺术大师。因为我们发现，将那些罩在鲁迅头上的光圈摘去之后，鲁迅非但没有变得渺小，恰恰更加高大了，而且这种高大是“我们”的，他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我们更深地看出了我们自己看不到的我们的由来与现在的缺陷。

有缺陷，才能激励人们改革现状；有黑暗，才能教示人们追求光明。将鲁迅打扮成一个光明的使者，将他描绘得像圣人一样圆满，是对他最大的嘲讽。事实上这是一部分人一种“以柔克刚”的办法，就是将鲁迅歪曲，神化，然后躲在鲁迅这个“猛人”的身后，用鲁迅吓退现实中像鲁迅那样的孤独者。(www.xing528.com)

孤独和自由相伴而生，冷酷就跟在它们的后面。合群地聚集在鲁迅身后的人，其实并不喜欢自由，因为自由会使人孤独，会使人感到世界的冷酷，于是软弱无力的人宁肯不要自由，也要合群的温情。而真正懂得鲁迅的人，会在冷酷的荒原上，在无边的黑暗中独自行走的时候，感到前面还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在沙漠里行走疲倦的时候，会听到一种声音的召唤，因为当年鲁迅在面对坟墓的时候，也只得走，而不能像老翁、花草、石头一样停顿下来。而且在癌细胞扩散的时候，鲁迅向腐败与邪恶搏击的精神，会给正直的人以反抗绝望的力量。

事实上，一个恶魔似的鲁迅被打扮成神的过程，就是一个歪曲鲁迅的过程。当然，如果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说，文本的客观性仅仅是一个幻想，而允许“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解读，那么，这派歪曲论批评也许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尽管我本人并不赞同读者反应批评的基本立场。但是，读者反应批评首先是建立在批评多元化的文化基础上的，它并不认为自己的批评是唯一合理的批评，而仅仅是多元批评中的一种而已。然而，歪曲论批评却不然，他们认为他们的批评是客观的，是标准的，是不能动的。谁要是动摇了歪曲论批评的根基，就立刻会有人出来“保卫鲁迅”——保卫神明。神，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我以为如果鲁迅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受到了保卫者极大的侮辱。且不说遮蔽他的恶魔面孔而将他装扮成神明会大大地激怒他，就是一些围在他周边的合群者，不时地声称要保卫他，也会令他的自尊心无法忍受。鲁迅喜欢拜伦、尼采是人所共知的，拜伦的《曼弗雷德》表现了他的自由主体那种不受任何外力扶助的精神，尼采反对同情的理由就在于，同情是站得高的人对于低处的人的一种感情上的施舍，所以被别人同情是作为自由主体的自我不能忍受的，而同情别人又侵害了别人的自由主体。鲁迅在《求乞者》中所表现的不布施别人而给予求乞者以烦腻、疑心、憎恶，而自己求乞也将得到烦腻、疑心、憎恶，是与这种情感方式极为相近的。然而，一个高傲如雄狮的人，一个具有强大意志的孤独者，一个“力之美”的创造者，却软弱到时时需要别人去保卫他，他怎么会不感到烦腻、疑心和憎恶呢？

今天的文化界，有必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鲁迅非但不是什么神明，恰恰是东方文化中涌现出来的一个最具有颠覆性质的文化恶魔。因为鲁迅从弃医从文的那天起，推崇的就不是神，而是恶魔。如果细读鲁迅的文本，就会发现他一直在亵渎神明，而呼唤恶魔。所以，即使想讨鲁迅的欢心，那么也不应该将他化装成神，而应该还其恶魔的真面目。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没有或者不敢从恶的角度去研究鲁迅，以至于忽略了鲁迅最深刻言说的一面，其实是出于对恶的回避，而对恶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缺乏认识。“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恩格斯认为：“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形式，而中国文化以人性本善对恶的否定，就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停滞的文化，甚至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那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也是文化停滞的类型，是静止不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鲁迅为了让中国文化从静止不动状态中走出来，就强调文化的否定性与批判性，推崇文化发展中的恶的力量。说鲁迅是一个文化恶魔，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

人们对于将鲁迅说成是一个文化恶魔还是会有微词，因为恶总是不如善动听，而理论形态的解说也总是有点软弱无力。那么，我们就以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文化作为例子，来看看善与恶的变迁。

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化理论乃至社会现实，是以人的善性为基础的。无论是合作化道路，还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都是假想人性的善良而让人互帮互助，让每个人都比亲兄弟还亲，在公众事务中，能够争先恐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这种善性理论指导下，就展开了对恶的个人化与利己观念的批判。任何带有个人色彩的东西都被排斥，任何利己的观念都是恶魔的诱惑，甚至要“狠批私字一闪念”，让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一切充公的全民体制的工业与基本上都充公的人民公社化的农业，就是这种观念的现实外化。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假想，就是因为这种体制与观念是带有强制色彩的，是不自由的文化形式。事实上，这种“一大二公”的观念与现实外化，导致了大部分人的偷懒磨洋工，人的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及其经常进行的观念运动，虽然成功地抑制了多吃多占的腐败，但是，由于这并非是个人的一种自觉而是一种强制，所以在抑制腐败的时候将个人的获取欲一同抑制了，搞得全社会普遍贫穷，只得借助供给制来分配贫乏的社会财富。

改革开放其实是仅仅鼓励了个人攫取财富的私有冲动与获取欲望，在工业以及相关领域允许个人办公司，允许个人“下海”捞钱；在农业领域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进行个人自由的耕种。与这种体制上的变化相适应的是观念上的思想解放，重新将个人的私有冲动的恶魔放了出来，对情欲与自由等价值也进行重新估价。尽管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但是较之改革开放之前的将这种观念牢牢扼杀在思想中，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无疑是唤醒了人们心中沉睡的恶魔。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总是相伴而生的，一个公司的崛起总是伴随着其他公司的破产与工人的下岗，因此，自由竞争正是一种恶的文化形式。然而，正是在这种自由竞争中，个人的潜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社会财富也滚滚而来，不用凭票供应，社会财富也享用不尽。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反倒是在自由竞争的恶性形式中，得到了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的肯定，也更能把握鲁迅为什么要倡导恶的文化。

事实上，早在日本留学时期的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等文章中考察了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流变，一眼就看上了西方从近代才出笼的恶魔，并且义无反顾地试图反叛传统性本善的中和文学，以恶魔的强力文学惊醒沉睡的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有意倡导恶的文化与文学的人，他的出现，标志着东方文化恶魔的诞生。

[1] 鲁迅：《两地书·九三》。

[2] 鲁迅：《三闲集·怎么写》。

[3]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4]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