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阈中的鲁迅：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作

新时期以来，我们基本告别了政治粗暴干涉文学的“异化”文学时代，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基本恢复到自由的状态，从而保持了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可贵的独立与尊严。就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出现了一种对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家进行重新评价的潮流。其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陈思和、王晓明于1988年提出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他们在《上海文论》开出专栏，集中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系列经典性的作家、作品、理论思潮进行了重新解读。新时期20余年以来，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家大都遭到质疑、重评、解构与颠覆。郭沫若备受诟议，茅盾被排除出20世纪中国小说大师的行列，鲁迅则成为颠覆的最大“卖点”与“亮点”，新时期以来共掀起了以王朔的《我观鲁迅》为巅峰的数次否定鲁迅的思潮，在毛泽东“讲话”方向影响下产生的“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被批评家打入冷宫……

在这样一个反对“神化”作家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下，20世纪中国作家几乎被卸去神圣的冠冕，走下了神坛。但唯有一位是个例外——他就是鲁迅，鲁迅仍然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后一尊神像。虽然鲁迅是迄今为止一个“最受污蔑的人”，其被颠覆的程度、批评的次数、参与的人数、人们的兴趣度等都是其他作家不能相比的。然而，这只是表象，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新时期出现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评颠覆鲁迅的思潮，但是，认真分析这些批评鲁迅的文章，就会发现，它们大多缺少严肃认真的学理性，很少在理论的层面进行科学认真的研究探讨，更多地表现为哗众取宠、制造轰动效应的炒作性质，往往是一种情绪性的草率之作。如王朔的《我观鲁迅》，葛红兵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与《鲁迅：被误读的大师》，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张闳的《走不近的鲁迅》等470。其中后二文在网上发表后被多家站点转载，并引起了网友热烈的争议。虽然他们的文章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皆构不成批评界的主流。他们是鲁研界的“少数派”，遭到主流批评界的义愤填膺的批判，往往在强大的鲁研界“多数派”面前布不成军。

在鲁研界的“少数派”批判颠覆鲁迅时，作为主流的所谓“多数派”鲁研界的态度也有很大一部分表现为非学理性的倾向。具体而言，90年代前期多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政治干涉。例如，《青海湖》杂志1985年第8期发表了邢孔荣的长篇论文《论鲁迅的创作生涯》，把鲁迅的创作分为“准备时期”、“创造时期”、“衰退时期”。对于“创造时期”的《呐喊》和《彷徨》，邢文除赞美了《故乡》、《孔乙己》、《药》、《祝福》等之外，不同程度地否定了其他作品，认为《阿Q正传》是“本质代替形象”，《一件小事》、《风波》、《白光》、《鸭的喜剧》、《兔和猫》等是“泛泛之作或充数之作”，大量的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其次是唯理倾向日益严重，再次是论战的需要”等。邢文发表之后，鲁研界发生了激烈的反响。陈漱渝、袁良骏等纷纷撰文进行批评捍卫。最后，《青海湖》杂志迫于压力，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我们的教训——关于发表〈论鲁迅的创作生涯〉的自我批评》（1986年第6期），认为“作为编辑部，关键在于文艺指导思想还不够端正”，“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它再一次说明，对我们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是多么的必要；加深对党的文艺方针和一系列文艺政策的全面了解，是多么的必要。”《杂文报》1985年第45期发表了李不识的《何必言必称鲁迅》，大概是一篇贬损鲁迅的文章，全国许多家大媒体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纷纷对此作出激烈反应，《杂文报》后来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做检讨。90年代以后，虽然此类“批鲁事件”中政治干涉的行为渐渐淡化，但并没有彻底消除。还表现为另一种倾向，即有的反批评不能够进行平和通达的理性商榷，表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学理化倾向。进行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正像批评界对茅盾、郭沫若等进行批评时，有批评家进行反驳是常理之举。关键的是，前者的捍卫姿态表现得过分激烈，好像是心目中的偶像受到了亵渎与大不敬，而进行义愤填膺的反抗与捍卫，往往多意气用事，欠缺批评应具备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如王朔的《我观鲁迅》等文于2000年在《收获》发表之后，绍兴市作家主席朱振国先生就致信中国作家协会，责问“这次‘倒鲁’行为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并认为中国作家协会“应当以严肃的态度关注此事，给读者和会员以一个明确的说法”，作协领导对此现象“应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并“希望这信能在我们的机关报《文艺报》刊出并复示”471。有的是以“以骂还骂”、“以牙还牙”的方式进行反批评，如鄢烈山、陈鲁民、沈步存等人的文章，这样便把自己降到和对手一样的非学理化的位置。当然，这种现象是部分存在的。鲁迅研究界还有以孙玉石、王富仁、张梦阳等为代表的“学理批评派”，对王朔的批评虽然表示不能接受，但表现了学术的宽容态度。

从以上两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论争的结果，一件是发表文章的刊物公开检讨，一件是致信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要求进行上纲上线的“声讨”，姑且不论王朔、邢孔荣和李不识的文章有多少合理与不合理之处，但文学研究和论争可以在文学的范围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道底线。如果一旦有文学之外的因素来影响干涉这种自由的状态，就会成为一种非正常的现象，“神化鲁迅”趋向就不可避免。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这种现象只在鲁迅一人身上出现。王一川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时，将茅盾排除在20世纪10位小说大师之外，其理由是：“依新标准，他的小说诚然不乏佳作，但总的来说欠缺小说味，往往概念痕迹过重，有时甚至‘主题先行’，所以只得割爱。”472此论一出，激起极大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更众，有的驳文口气甚厉，指责王一川的草率、浮躁、失之慎重，但是绝对没有发生类似上述发表作者文章的刊物公开检讨和致信中国作家协会的事情。

耐人寻味的是，王朔的《我观鲁迅》拟收入他的论文集《无知者无畏》出版，同时收入的还有他的“骂文”《我看老舍》、《我看金庸》等，但是，王朔骂老舍可以，骂金庸也可以，骂鲁迅就不可以，出版社“经反复审读，对集子中原拟收入的《我看鲁迅》等一二篇文章提议删除，对一些表述严重失当的文字提出修改”473。

鲁迅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重要的必修内容。那么我们的文学史专家是怎样评价鲁迅的创作的呢？试看大学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以国内影响最大最通行的两本为例，一本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30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本是教育部指定的面向21世纪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我们看看教材对传统的“鲁、郭、茅，巴、老、曹”的评价。对于郭沫若作品的评价：“《女神》在艺术上远非成熟之作”（钱本第106页）；《恢复》“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初期难以避免的幼稚病，这主要是把诗歌作为时代传声筒的席勒化的倾向，以及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钱本第110页）；“郭沫若所创造的‘这一个’屈原，固然痛快淋漓，但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更深刻更耐人寻味的思想与艺术力量”（钱本第112页）；“由于《女神》的创作环境主要是‘盲目欧化的日本’，这多少影响了作者对祖国传统文化作‘理智的爱’的辨证态度，夹有英文过多，有些‘过于欧化’，有些诗作也稍嫌粗糙”（朱本第103页）……对于茅盾作品的评价：“但对于这个人物（指吴荪甫）性格复杂性的过于明确化与理性化的把握与表现，却仍然未能摆脱把无限丰富的人物与生活加以简单化的历史局限”（钱本第230页）；“《子夜》在描写工人与革命者的形象时显得比较单薄与概念化”（朱本第177页）……对于巴金作品的评价：“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钱本第271页）；“通观整个《激流三部曲》，后两部情节开展迂缓，结构比较散乱，新生力量性格比较模糊，彼此大同小异”（钱本第265-266页）；巴金早期作品“不注重人物个性的刻画，对环境也只作一般的描写，情节线索简单，未跳出‘革命+恋爱’的公式，写景大多带有象征色彩，所以说，它的创作方法还不是充分现实主义的”（朱本第193页）；“巴金的长篇结构缺点是松散”（朱本第201页）……对于老舍作品的评价：“老舍笔下的这些角色因为嘲讽的意味太浓，刻画并不算深入，有类型化的倾向”（钱本第247页）；老舍小说“‘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这不仅显示出老舍的真诚、天真，也暴露了老舍思想的平庸面”（钱本第248页）；“（祈瑞宣）形象的塑造，也与钱默吟一样，传奇化，显得不是那么真实丰满，真切自然（朱本第271页）；（早期三部作品）作者的美学风格尚未臻成熟，时有为幽默而幽默、甚至流于油滑之处”（朱本第179页）……对于曹禺作品的评价：《雷雨》“戏剧情节的展开借助于过多的血缘伦常纠葛，悲剧的结局染上神秘的命运色彩”（朱本第231页）；《原野》“在渲染仇虎恐惧心理时有失分寸”（朱本第236页）；《北京人》中，“他找到了一个戏剧象征，但手法过于荒诞，与全剧朴素真实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够和谐”（朱本第238页）……“鲁、郭、茅，巴、老、曹”，我们通常是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在上两本教材中，奇怪的是，找不到任何有关鲁迅创作不足之处的论述文字。教材的评价给我们的感觉是：在“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中，后五家的创作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但唯有鲁迅的创作完美无缺。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国内出版的数十种不同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究其原因，这显然不是因为鲁迅作品百分之百完美无缺，其实是因为写作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神化鲁迅”的一个表象。

再回到鲁迅的思想与创作本身。譬如我们一直强调鲁迅伟大思想家的一面，关于鲁迅哲学思想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鲁迅深邃而丰富的思想的确值得好好研究。但是多年来我们是否过多夸大鲁迅思想家的一面？鲁迅最主要的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许多以体验和感悟为表征的思想（如体现在《野草》中的“鲁迅哲学”）是通过文学家的文学层面来表现的，他主要不是一个进行理性探索与思考式的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而鲁迅研究界对鲁迅思想的过度关注是否是“神化鲁迅”的一个迹象？这个问题温儒敏先生有很辩证的观点。他认为：“鲁迅的独特思想还是作为文学家来表现的……如果不是从‘文学家的思想家’来定位，而真的把鲁迅放在现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去考量，那么我们的结论也许就不一定被人接受。我最近翻阅几本比较权威的现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除了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没有一本是以专章或专节来郑重评述鲁迅的。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简史》甚至根本不提鲁迅。……为什么关于鲁迅哲学思想的研究只是在文学圈内热，而在思想史哲学史领域都少有反响呢？”474温儒敏的观点值得我们好好深思。温先生也是一个鲁迅研究者与推崇者，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曾呼吁：“在当下一个价值标准比较混乱，民族精神重构面临巨大挑战的时期。我们需要加倍珍惜鲁迅这份精神遗产。特别是文科的学生，如果没有读过几种鲁迅的书，不了解鲁迅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的价值，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475但是，推崇归推崇，温先生绝不盲从，而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与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可是，像温先生这样清醒的学者在鲁迅研究界寥寥。大多数鲁迅研究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往往带着一种极度崇敬的态度来研究鲁迅的思想，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家”的“研究期待视野”其实是妨碍了对鲁迅的正确认识。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出版后，好评如潮。王乾坤是学哲学出身，长期从事哲学研究，因此从哲学角度切入鲁迅思想驾轻就熟。哲学思维给了他崭新的视角。但是，也有美中不足，缺少文学的感性形象思维的哲学式的理性文本解读与研究思路使得他的专著缺少像钱理群、林非等的鲁迅思想研究所具备的灵动、洒脱、神韵与文思斐然。更关键的是，也许是治哲学的天性，王乾坤要给鲁迅思想寻找一种体系，“弄理论者多少有一种体系欲，这是科学主义时代锻压给人的胎记”476。他要为此体系寻找有核心概念为基础所建构的思想范型，此核心概念须有以下特点：“一、既然居于核心的位置，它应能揭示鲁迅的全部精神火花和思想行为的最本原的内部驱动……二、它可以是但不应只是一个经验性术语、感性术语，而必须有一种抽象的理论品质和宏观统摄力……三、正因为它具备整合性和丰富性，所以同时有最大的可识别性。”477然后他找到“中间物”的概念。可是，笔者认为，主要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思想方面不是一个“体系型”思想家，他的很多深刻的思想是通过感性的形象的片断式的随想式的文字来表达的，没有体系也无须体系。在鲁迅的思想中，其实没有一个核心概念，“中间物”思想其实是鲁迅早期受到的“进化论”思想影响的结果，与“进化论”思想一脉相承，本质上不是鲁迅原创的概念。鲁迅的思想是驳杂而多元的，前后期有其大致流变的过程，诸如还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改造国民性、“立人”思想、对于民主、平等的认识、中西文化观与文化转型的思考等内容。因此，鲁迅是作为“文学家”的“思想家”来定位，而非作为“哲学家”的“思想家”来定位，他主要是一个文学家，不能过分夸大他思想家的一面。(www.xing528.com)

再看鲁迅文学家的一面。鲁迅的创作当之无愧是经典，鲁迅也可称世界文学大师。可是，大师的创作不能说丝毫没有缺陷。事实上，鲁迅的创作正适白话文创作的尝试时期，既是尝试，探索的幼稚与不成熟就难免。纵然诚如严家炎所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478但这只是总体而言，事实上，在鲁迅的所有小说创作中，质量是有高低差别的。《呐喊》、《彷徨》25篇小说，我们推崇备至的大致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伤逝》、《祝福》、《药》、《孤独者》、《故乡》、《在酒楼上》，其次是《孔乙己》、《风波》、《示众》、《离婚》、《肥皂》等，可是我们很少提到《兔和猫》、《鸭的喜剧》、《端午节》、《幸福的家庭》、《头发的故事》等小说，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后者是平平之作，存在思想与艺术的缺陷呢？可是鲁迅研究界的学者对此是避而不谈，不置一词。再看《伤逝》。鲁迅写《伤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源于他对妇女解放独特的思考，192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一文其实是揭示了《伤逝》所要表达的主题，即妇女的解放须先求得经济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1925年，他用小说的形式表达了这一思想。这使我想到茅盾《子夜》的创作动机，茅盾说：“这部小说的写作意图是同当时颇为热闹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关”，意在驳斥托派“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的论调，从而认为“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479。茅盾的《子夜》由于此段写作动机的文字而屡遭责难。在1988年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王晓明、蓝棣之、徐循华等对《子夜》进行重评480。其中，“主题先行化”、“人物观念化”成为最大的诟病。可是，同样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伤逝》的创作中，可是，为什么迄今没有一个学者在承认《伤逝》成就的前提下，指出《伤逝》也可能存在“主题先行化”的弊病呢？

《故事新编》亦是鲁迅的杰作。由于小说中所谓的“油滑”内容而使《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变得难以厘定，几十年来争论不休。《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也就有了几十种不同的答案481。可是，为什么少有声音理直气壮地大胆承认这种“油滑”手法是历史小说极大忌讳而论述《故事新编》是一部有缺陷的历史小说呢？1951年，学术界刚刚有了谈论《故事新编》存在“反历史主义”倾向的萌芽，就被当时特定的政治扼杀了这种可能性，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谈论这个话题482。连鲁迅自己都承认“油滑”手法是缺点，是做历史小说的忌讳，他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他在《补天》中写了一个“古衣冠小丈夫”，“从此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是否因为是鲁迅这样做，我们就“为贤者讳”而不谈《故事新编》的作为历史小说可能存在的“反历史主义”缺陷呢（至少它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声音而存在）？假如不是鲁迅的创作，而是别的无名作家这样做，事实是否会像这样呢？

鲁迅先生的杂文，成就极高，可是也并非完美无瑕。鲁迅前后期杂文的成就是有差别的，相比较而言，以《坟》为代表的早期杂文成就更大。后期陷入了更多的论战与人事纠纷中，与前期相比，文学价值有所下降。邢孔荣认为原因是“首先是为了吃饭，其次是唯理倾向日益严重，再次是论战的需要”，虽然不完全准确，但第三点还是对的。我们在承认鲁迅先生杂文伟大成就的前提下，也渴望鲁研界有学者能有专文谈谈鲁迅杂文创作的不足之处。

谈以上内容，决非否定或变相否定鲁迅。只是希望鲁研界的学者能带着一颗平常心认真科学客观地研讨鲁迅作品的不足之处。可惜这样的文章太少了。我们能见到大量的关于研讨“郭、茅、巴、老、曹”作家创作缺憾的论文，为什么就没有人或少有人谈鲁迅创作缺憾的论文呢？诸如学界有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和《女神》艺术上粗糙的探讨，有对茅盾《子夜》艺术缺憾的集中理性的探讨，有对巴金《爱情三部曲》的思想局限与《激流三部曲》结构、文体、人物形象塑造、语言等方面的缺陷的探讨，对老舍《骆驼祥子》、《猫城记》与早期讽刺小说等思想局限或艺术缺陷的研究，对曹禺《雷雨》所体现的作家世界观局限性的思考，对《原野》的集中批评……鲁研界虽然也出现过批评鲁迅创作的文章，但是往往都不是作客观公允的学理性的研究与探讨，而多表现为一种非学理性的情绪化批判，从而变成恶性的“非学术化”的炒作，如上述王朔等的批评文章。

学术界也有极个别的学者的论文有一些学理性，如路文彬的《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483，虽然观点有许多偏激的地方，遭到陈漱瑜的激烈反驳484，姑且不论路文彬的观点有多少合理性，但毕竟是在学理探讨层面发出的不同声音，非常可贵。但是，这毕竟是来自“在野”的少数派的声音，主流的“鲁研界”不但不发表此种不同的声音，而且很难认同这种不同的声音。因此，“神化”鲁迅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和1949年之前的大陆，却没有“神化”鲁迅的倾向。分别出现了对鲁迅的不同评价，虽然有辱骂鲁迅非学理化的倾向，如化名杜荃的郭沫若在1929年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辱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苏雪林于1966在台湾发表《鲁迅传论》，竭尽辱骂之能事。但是，这只是一种倾向而已。还有很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鲁迅的创作作出学理性的批评。各举一例，如李长之出版于1936年的《鲁迅批判》，虽然他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是他能“本着求真的目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保有着批评家可贵的风骨”485，辩证地评论鲁迅的作品，特别专写一节内容“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既指出作品的成功及其原因，又指出作品缺陷及原因。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鲁迅列为专章论述，可见其极为重视鲁迅，虽然他对鲁迅的评价有一定的偏见，但是总的来说是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如既肯定《阿Q正传》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唯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也批评了“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486。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已很少干涉文学研究，可是为什么鲁迅研究界还是没有彻底摆脱“神化鲁迅”的倾向呢？原因大概有两点：首先是源于研究者先入为主的“仰视”研究的“前心理结构”，形成了一种研究的思维定式，即鲁迅是伟大的，伟大到没有缺点或缺点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其次，新时期以来虽然政治已经基本不干涉文学研究，但是中国内地自1949年之后（或1942年之后）至“文革”之前这段时间政治高度干涉文学的“传统”还或显或隐地影响着文学研究的学者，那场噩梦给研究者带来的心理创伤还没有消除殆尽，政治干涉文学带来的可怕“后遗症”作为潜意识还顽固地留在研究者的脑海中，令研究者对诸如批评鲁迅等此类敏感的问题采取敬而远之、明哲保身的态度。最后，我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鲁迅能真正彻底走下神坛，学术界能真正彻底去除“神化鲁迅”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