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存在主义的关联：多维视阈中的探索

美籍华裔学者王浩称：“鲁迅和王国维都在文学上有很好的作品，但在形式上甚至内容上，鲁迅更能创新，更能超越自己私人的生活，应该说鲁迅作了更多更久的思想家的工作，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家。”385的确，“思想家的工作”与“广义的哲学家”对鲁迅的评论恰中肯綮。本文即以存在主义为观照，阐发鲁迅与存在主义的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确立的标志应该是1927年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问世。而鲁迅的创作则早于此，因此不大可能受到存在主义思想（著作）的直接影响，但是，如果从存在主义的思想渊源来看，可以看出鲁迅与存在主义间接的联系。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鲁迅早期思想影响很大（见鲁迅《文化偏至论》），而克尔凯郭尔已被公认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386，他的思想是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哲学体系形成的主要思想渊源。尼采对鲁迅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已是一个不争的常识。尼采是存在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存在主义理论家W.考夫曼认为：“在存在主义演进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的席位，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与萨特是不可思议的。”387他甚至干脆就认为尼采是一个“存在主义者”388。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亦是存在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柏格森的哲学对海德格尔和萨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柏格森的哲学亦间接影响了鲁迅，鲁迅曾不遗余力对日本厨川白村著的《苦闷的象征》进行翻译介绍，对之十分推崇。而柏格森的哲学是此书理论建构的基石之一。鲁迅在厨氏的此本著作中虽是间接却殊深刻地受到了柏格森哲学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亦被存在主义理论家认为是存在主义流派的文学先驱389，至于鲁迅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影响亦是定论390。

萨特把“焦虑”看作为一种对世界本体论的体验，“正是在焦虑中，人取得了自由的意识，或可以说，‘焦虑’是作为存在意识的自由之存在方式”391。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在宏观世界中的存在可称为“亲在”，而“亲在”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的最基本方式是“忧虑”。他之所以“忧虑”，是因为他感到世界上所有境遇只是虚无，因此，“忧虑”贯穿在他整个生活中，“忧虑”着将来选择的可能性，“忧虑”着现在生存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把人的基本结构定义为“忧虑、烦”。人在进行自由选择时，就会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面前产生焦虑的情绪，焦虑是自由行动面前的第一步。

这种“焦虑”（或“忧虑”）在鲁迅那里体现为“绝望”。鲁迅对现存的世界是绝望的。绝望有多种意义被言说。公众言语中的绝望，常指日常意义上的心理现象，它是有可能被克服的，它属于心理学、社会学的范畴。还有一种是生命哲学，存在论意义上的绝望。鲁迅的“绝望”可以说二者都有，但后者是鲁迅之为鲁迅更为本质的东西。生命哲学意义上的绝望，是主体对自身及人类本身的生存状态的内省，对“被抛入状态”的领悟，是对海氏所谓“向死的存在”与人的有限性、偶然性、虚无性、荒诞性的一种生存体验，因此，生存论上的绝望，是注定无可逃遁的，表现为“焦虑”、“忧虑”等痛苦如影随形，伴随终生。关于鲁迅绝望与虚无的哲学，在《呐喊》、《彷徨》、《两地书》，尤其是《野草》中表现最多。他常将“希望”当作非实有的东西，是“自己手制的偶像”，而被彻底毁掉。他认为，希望“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甚至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只能作“绝望的抗战”。他认为，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坟。“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无法可想，只好“就这样罢”。鲁迅文学中的“人间苦”，“苦痛总是与人生联系的”，都是以“苦”来界定人生。这种“苦”的体验其实是“焦虑”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

这种“焦虑”式的绝望的产生有鲁迅式的独特现实存在依据。鲁迅在留日时期受到了尼采、克尔凯郭尔等“新神思宗学之至新者”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个体本体论的个性主义哲学。但鲁迅这种颇具堂吉诃德式的“个人主义”思想注定碰壁，旧中国“五四”前后的黑暗社会现实，和周作人发动的旨在“新民”的新文化运动遽然流产，辛亥革命的失败，“五四”落潮之后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兄弟失和事件，友人的中伤与背叛……鲁迅深刻体会到生命中的孤独、悲凉、幻无与虚无，因此对于尼采与克尔凯郭尔的关于孤独个体的人生体验消解了早期那种乐观积极基调，而与之深层的阴郁悲凉的特征形成心灵的回应相契，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黑暗”、“虚无”的思想，表现为具有深刻哲学意义上悲观性质的个体存在观，虽然他终生又在不懈反抗这种由“黑暗与虚无”导致的“绝望”，但是此种绝望论的人生“境遇”并不能由于反抗而遁迹，而是始终渗透在鲁迅的生命体验中。这种绝望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程度量的变化，但其质却没有改变。

先由海德格尔的命题说起，海氏认为人（此生、生存）的基本存在方式为“被抛入的设计”。“被抛入”的意思是指人是被抛入（投入、扔进）世界的。人被偶然扔进世界中，首先产生的是各种心情，存在主义哲学家“把心情看成基本的存在范畴”392。人不时处于某种心情中，海氏将此定义为“被抛入性”、“情境性”或“现有性”。我们可以引《过客》为例来理解，《过客》中的在“过客”与“老翁”的对话中揭示出“过客”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这其实类似海氏的“被抛入”，“过客”产生的心情是对自己存在的根本性不安，痛苦地体验到人的存在的根本荒诞性、偶然性、虚无性。但是，人被扔进世界的同时，在不停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不断设计自己的未来，这叫“设计”，从此点上说，“人是设计”。萨特则认为，作为人的本体论的构造的自由是一切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萨特说“人就是自由”393，“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394。人既然被抛到世界上来，就享有了绝对的自由，就要对自己所说的一切负责任，就要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萨特称之为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人的自我选择、自我设计问题，鲁迅对此多有深刻揭示。他认为“未来的自由”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通向之途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必定遇到多重的障碍式的分歧。鲁迅说：“走人生的长途，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择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到老实人，也许夺他的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象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歧路”和“穷途”的存在似乎意味着选择的无可避免，亦显示了鲁迅式的自我选择、自我设计的方法。鲁迅更在其文本中阐明了这种选择，再回到《过客》中，“过客”虽然是荒诞的“被抛入”，但他却进行了追求自由的“选择”与“设计”，纵然，“过客”的脚早已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尽管他前面是恐怖阴森的坟墓，他还是“向前面的坟地踉跄走进去”，去追寻前面召唤他的声音，这是一种“明知前路是坟偏要走”、反抗绝望的西西弗绪式的生存意志。“过客”正是在虽难以到达却不断探寻的过程中，努力承担自己的命运，从而确证了自身的存在。它验证了萨特的“人就是他自己所要求的那样的人，他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就是他自己所造就的”395。于是，我们看到《野草》中诸多鲁迅式的生命“选择”：“枣树”在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的鬼眨眼（《秋夜》）；处于“无地之中”的“影子”“不愿意彷徨于明暗之间”，而要“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影的告别》）；坠入深谷里的“死火”，给自己的“选择”是“烧完”的自我毁灭（《死火》）；处于“无物之阵”中的“这样的战士”始终如一地“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这种对自由的“自我选择”还表现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理水》中的大禹，《非攻》中的墨翟等无一不是在进行获取自由的“自我选择”或“自我设计”。其实，这些“选择”主体有太多的鲁迅的生命印痕。鲁迅一生都在反抗绝望。“反抗绝望”是鲁迅一生的“自我设计”、“自我选择”。正像萨特根据其存在理论，一生都在“介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位“执拗的反抗者”，鲁迅终其一生也在反抗，由此而成为“一位空前的民族英雄”。

存在主义者把人的生命引向死亡。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死亡，他称之为“向死的存在”，认为死亡对于人来说是有无可规避的确定性。但另一方面死亡对于此在的人来说又是非确定的，即不知道何时降临，因此，死亡对于此在的人来说又注定只是一种可能性。正是从此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人由惧怕死亡能获取一种动力，最终才能领会懂得生，才能获得生的动力，自己勇敢承担自己的命运，由回溯过去而主动投身现在，积极筹划设计现在，获取自身的本真的全体的在。海德格尔将这种由死亡反顾生命而更积极主动投身到现在的人生态度称为“先行到死”。(www.xing528.com)

鲁迅对于死亡的态度近似于海德格尔的“先行到死”。在《立论》中，人生的立论便是“人总是要死的”，鲁迅在嘲讽的反语后面寄寓着他体味的生命真理。在《写在〈坟〉后面》说：“我只是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在《〈呐喊〉自序》中称生命“暗暗的消去”是自己“唯一的愿望”。在《三闲集》中，他说：“做事的时候，有时候确为别人，有时却确为自己玩玩，有时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这种“从速消磨，拼命的做”是他在正视死亡这一必然境遇，并由此回溯人的当前及过去的存在，从而筹划人的未来的一种生命选择。对于鲁迅来说，和存在主义观点相似，死亡虽然意味着生命的终止，但是死亡却是先行进入并存在于现存的人的生命之中，作为人的实在生存的一种观照方式及参照物，它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是自始至终贯注于生命流程之中，死亡对于“此在的人”来说，它就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在《野草·题辞》的篇首中他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这是对“此在的人”的过去的生命而言，此种死亡证明了他的生命“曾经存活过”或“非空虚”，鲁迅因此对之“大欢喜”，死亡使人认识生命存在，确定其存在价值的功能。因此，在《野草·题辞》中：“野草……直至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表现了对死亡的一种达观坦然、主动承担的态度。

鲁迅在其文本中苦心孤诣强调人是走向“坟”的存在，其目的正是在于令人更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有限，从而使人更为积极主动地去珍惜创造现在，在当下的不懈努力中确证生命存在的价值。我们再回到鲁迅心爱的《野草》。《死火》中，“死火”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与死亡的必然性，从而确立了一种投入、创造的态度：当复活的火面临或者烧完或者冻灭的必死性局面，他选择了前者，从而在“烧完”中实现了自己的本质，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过客》中，“过客”在走向“坟”的宿命中，执著于“走”，在“走”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这样的战士》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但他面对“无物之阵”中的各式诱惑都无一例外地“举起了投枪”……他们的选择都将生命与现在联系起来，虽然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这种对生命的珍惜与负责的态度其实是海德格尔“先行到死”精神的集中体现。

另外，鲁迅作品对死亡及与之相近题材的关注，亦从生命视角和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美籍学者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擅长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多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396其实，对“死亡”的体验是存在主义理解的存在方式之一，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认为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哲学就是对“死亡的研究”397。人是一种“注定死亡的存在”是他们的基本命题。对“死亡”的关注其实是对“生命”的关注。鲁迅创作正是由于对“死亡”的关注而将之与“存在主义”联系起来了。“死亡”问题除了在《野草》中多有揭示外，在鲁迅小说中亦多有揭示，如《阿Q正传》、《孤独者》、《白光》、《孔乙己》、《祝福》等，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再赘述。

萨特的小说《恶心》中写了主人公洛根丁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存在世界的体验，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恶心”。“恶心”是人的视听触觉器官与外界相遇的必然结果，是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反应，这种对存在的体验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烦”，而在加缪那里则成为荒谬感，在鲁迅那里，则是以荒诞为中心的系列体验。《野草》中，自我被身不由己地抛到这个世界，自始至终与这个世界保持着紧张而不和谐的关系：“我”或者“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它的死命”（《秋夜》）；或者以“无所为与沉默”抗拒世界的冷漠（《求乞者》）；或者“以死人的眼光，赏鉴这种人们的干枯，在复仇的快意中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复仇》其二）……但是，尽管自我与世界处于此种紧张对立关系之中，却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无可选择的事实：“我”正是在这个令人恶心的世界里存在着，荒谬的是“我”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不是断落或放松，而是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对世界的“恶心”与此种意识到的同世界的联系构成了“我”的内在分裂。然而，萨特认为，恶心，不仅至于对于存在的认识，还包含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包含有超越的意向。萨特给洛根丁设计的出路是一种逃避，那就是全面否定这个世界的一切，消灭偶然性，向着与这个世界相反的另一个世界逃避。《野草》中“我”正是由于对于世界“恶心”的感受，于是进行了自我选择式的超越，“过客”和“影”选择了自己的存在方式，从而企图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获得自身的独立与自由。但是，此种独立性与自由仍是不彻底、受到限制的，“影”发现自己的“选择”的存在终究不得不徘徊于生与死、光明与黑暗之间，“过客”不得不走向“坟”的终点，不得不处于“走”与“坟”之间的生存境遇构成荒诞主题。可见，人的存在的荒谬终究无能消除，正像加缪认为荒谬是消除不了的，人应该带着荒谬去生活，去穷尽今天的一切。

我们还可以在鲁迅文本中发现颇带生命体验的卡夫卡式、加缪式的“荒诞”体验，《狂人日记》中全篇皆“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铸剑》、《起死》等篇中的头颅大战、人鬼同台、骷髅舞蹈的荒诞场面，虽然有追求现实批判的表层命意，但更灌注了作者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而《野草》丛生处，人鬼神兽出没，荒诞满目，“人”被“狗”追逐并且落荒而逃（《狗的驳诘》）；“神之子”在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中被钉杀（《复仇》其二）；死尸胸胆俱破，中无心肝，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能说话（《墓碣文》）……《野草》这种荒诞生存的感受更能传达鲁迅本质性的生命体验，从而更接近于存在主义的命义。

我们上面用大量篇幅论述了鲁迅及其文本与存在主义的相契关系，但是，它们二者之间还是有相当程度差异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思想结构中有深刻的存在主义质素，或者说，鲁迅的思考与存在主义的思考有惊人的一致，而不能由此断言，鲁迅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孤独的个体，研究个人的存在和个人存在的基本状态，认为孤独个体是世界的唯一存在。存在主义哲学把个体的经验绝对化，过分强调个体的不可替代性。实际上存在哲学的全部范畴，都是以个人存在的最终形式的本体论展开的，至于他人、历史、文化等都是通过“此在”的“先行结构”而介入到个人存在的规定性中的。可以说，将“孤独个体”的生存体验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鲁迅无疑是个宿命的孤独者，但是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它是一种群体主义文化，它不为个体的个人独立与存在提供价值依据，鲁迅早年提倡的“个人主义”，正是产生于这一文化环境。在他早年的启蒙主张中，他关注的是民族的文化生存问题，这种“个人主义”的“个体”带有时代的、社会的甚至民族的色彩，因而和存在主义的绝对个体传统迥然不同。但当鲁迅早年的启蒙理想破灭后，个性主义意义上生存才成为他的现实生存选择，他才成为自己主张的个体实践者，此时他的个人体验的时代色彩减弱，而更多地表现为作为“孤独个体”的生存体验：孤独、寂寞、惶惑、焦虑、不安、苦闷、绝望、反抗……写于此时期的《野草》正具备此种特征。但纵然这样，《野草》中所谓“孤独个体”的生存体验却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亦不能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的普遍状态，而更多的体现为鲁迅本人的内心体验与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