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呐喊》和《彷徨》的经济学解读

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253。并说他从《人间喜剧》里所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254。《红楼梦》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这两部世界名著共同的特征是分别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呐喊》、《彷徨》也是如此，它是一部形象的20世纪初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在小说中，它必然或多或少涉及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及由此体现出的相应的经济意识。拙文试从经济学角度谈谈鲁迅小说中涉及的有关商品经济意识萌芽的内容，并论证这种商品经济意识萌芽产生的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切入鲁迅小说，一方面是对说不尽的《呐喊》、《彷徨》这一巨大不确定的“召唤结构”进行填空与对话，使我们更透彻、更全面地理解《呐喊》、《彷徨》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大百科全书所具备的深广丰富的内涵，从而从阐释接受的层面把《呐喊》、《彷徨》向前推一个层次。另一方面，通过分析鲁迅小说中的商品经济意识，我们可以把小说中的人物拉回到与经济的关系中，从经济角度透视出各类人物在所谓商品经济社会里种种毫无讳饰的生存真相。此外，通过文学这一载体，我们可以形象地认识一些简单的商品经济方面的知识。

人类社会的经济可分为三个相延续的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自然经济表现为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组成，人们自己生产产品，然后自己消费，产品没有进入流通，也不进行交换，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大的特征。商品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形态，列宁指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基础。”255商品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劳动产品的商品性质和商品等价交换性质。商品经济产生的基础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出现了商业。在西周之前，我国商品交换经历了漫长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到了西周，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形成，出现了专门的商人阶层，出现了较独立形态的商业。中间经过缓慢稳步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一些较繁华的都市和一些经济相对先进的农村，出现了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此后，这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有发展或时有停滞地存在于整个旧民主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商品经济的产生和运行必然与一定的市场相联系（因为当时的商品经济还不是很充分发达，所以这种市场不是一种广阔成熟的市场）。这种和一定市场相联系的商品经济活动必然内在地体现为一种商品经济意识和伴随而来的市场意识。《呐喊》、《彷徨》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基本上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故事发生的时间最早可算是《白光》中故事发生的时间——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最迟的是《高老夫子》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民国十三年（1924年）。鲁迅作为一个深刻敏锐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必然会逼真细致地描绘出这一特定时代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真貌，其中一些篇什显然涉及有关经济方面的细节内容，这些内容曲折体现为一种相应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意识。此种意识不是直接明白地表现在鲁迅小说中，而是曲折隐蔽地体现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中。

《呐喊》、《彷徨》中所体现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意识可大致归结为以下十二点内容。

所谓公关礼仪意识是指在商品经济形态下（以一定的市场为基础），某人或群体作为一定经济主体的形象代表，以其独特的、能吸引人的、体现该主体固有内涵及魅力的内在与外在形象来吸引商品交换关系的另一方。我们看看鲁迅小说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故乡》）“‘我’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孔乙己》）杨二嫂、咸亨酒店老板也许没有自觉的公关礼仪意识，但却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说明了良好的形象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那时杨二嫂豆腐店的生意非常好，是因为有近似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里所谓形象代表的“公关礼仪小姐”的“伊”，咸亨酒店老板觉得“我”（小伙计）侍候不了长衫主顾，也许是因为“我”傻傻的样子恐怕不能代表咸亨酒店的形象。

商品交换是商品经济最本质的特征，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发展为商品。《明天》里单四嫂子从木柜里掏出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银元和一百八十个铜钱，诊断后向济世老店买药。《肥皂》中四铭向广润祥买肥皂，这是一种较平常的商品交换。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而药品和肥皂则是一种比较普通的商品。它们的价值是凝聚着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它们的使用价值是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竞争是商品生产者之间进行实力较量或利益争夺的形式。竞争与商品经济是同时存在的，有商品交换就有市场竞争。竞争有多种形式，我们在此看看同类商品竞争，主要是“价廉物美”的竞争。价廉是价格或价值方面的竞争，物美是使用价值方面的竞争。《祝福》中写道：“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一元一大盘。”“我”要逃避鲁镇，明天决计进城，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福兴楼，恐怕是福兴楼老板懂得竞争意识，在商业竞争中运用策略挫败其他对手，而赢得更多顾客的结果。

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特定的经济关系某一方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而雇佣经济关系的另一方，就产生了雇佣意识；当经济关系的某一方由于某种原因而中断或暂中断雇佣经济关系的另一方，就产生了失业意识。《高老夫子》中的贤良女校校长下正式聘书雇佣高尔础为该校历史教员，涓生在与子君同居之后收到涓生所供职的局正式解雇书，魏连殳由于自己的叛逆行为被校长辞退而失业等细节内容，都明显地体现了雇佣失业意识。

在商品经济经过萌芽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渐渐意识到知识可转化为生产力，也可曲折地转化为一定的“商品”，因为知识具备商品的两个特征，即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所以知识其实是一种可供交换的特殊“商品”。我们看看鲁迅小说这方面的细节内容：“上海的书铺子，买稿要一个一个的算字，空格不算数。……收版权税又半年六月无消息……”（《端午节》）“写给《自由之友》的总编辑已经有三封信，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两张书券，两角的和三角的。”（《伤逝》）前者书铺向作者索稿，须空格不算数，按字计价付酬，且要收取版税；后者涓生写给《自由之友》的文章，只得到两角和三角书券的稿酬。书稿和文章都凝聚着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它们的使用价值是人们间接地得到精神上的受益。鲁迅小说形象曲折地表现了这种特殊的知识商品意识。

按照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劳动者必须是自由的人，有权支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2.劳动者无任何生产资料，为维持生活，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在辛亥革命前后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里，城乡之间商品经济十分盛行，小范围内的、个别的劳动力买卖很常见。从宽泛意义上来说，这些“劳动力”也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劳动力下的定义。例如：“咸亨掌柜便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每名二百零十个大钱，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明天》）其他如阿Q出卖劳动力给赵太爷家，祥林嫂给鲁四老爷家做工，都或多或少蕴含着劳动力是商品的思想。当然这些劳动力的出卖，不像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劳动力出卖具规模大、覆盖面广、占统治地位的特征，而是呈现分散的、零星的、不占统治地位的一些特征。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对于商品交换的双方，一方由于货币暂缺，造成交换时货币暂不能兑现给另一方，这时就产生了信用赊欠原则。在法律的保护下（或无完备的法律甚至无法律），交换的一方对另一方暂缓付款。鲁迅小说中经济细节体现这方面的内容很多。例如：“他（孔乙己）……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孔乙己》）“他……叫小厮即到街上去赊一瓶。”（《端午节》）“……半现半赊的买一具棺木。”（《单四嫂子》）这种在商品交易中，凭信用来使货币暂缓交付，是商品社会货币支付的一个明显特征。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社会里，在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还出现了生产劳动雇佣制，即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出卖给另一方。但是在雇佣之前，一般还有一个试用期。在试用期内，雇主将观察被雇者基本劳动情况，视其满意程度决定是否正式雇佣。这种试用期原则不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存在，且更存在于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及当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祝福》中有这样的内容：“试用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二天就定局，每日工钱五百文。”在这里，鲁四老爷深知试用期的价值，在试用期内，他可以知道祥林嫂作为一个劳动力可利用可榨取的程度。他雇佣祥林嫂是建立在祥林嫂能为她带来尽可能多价值付出尽可能多劳动的基础上。

在面向一定市场的商品经济形态中，商品经济的一方为了使自己的商品赢得更广泛的市场、更众多的顾客，往往运用一定的宣传促销手段使自己的商品更广为人知。《伤逝》中这样写道：“（涓生）终于决定将现有的钱竭力节省，一面登‘小广告’去寻求钞写和教读。”涓生运用的是较先进的现代媒介手段，宣传的是另一种“商品”——钞写和教读的知识技能，从而使他的“商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为广大顾客所熟知，从而把自己的商品推向市场。(www.xing528.com)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所谓通货膨胀是由于纸币（或其他币）发行量过多，而导致市场上所流通的货币量超出了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引起货币贬值。我们看看《呐喊》、《彷徨》里的描写：“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孔乙己》）“只一月里，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孤独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商品经济社会里，通货膨胀一方面能不同程度地刺激消费、活跃经济，但更主要的是统治者通过这种手段来掠夺劳动人民的财富。孔乙己在酒价成倍增长中困厄死去，魏连殳在油价暴涨无以为生的困境中违心地做了军阀的顾客（当然他们的最后结局更是由于其他本质的原因）。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商品的供与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商品供大于求，价格就较低；如果商品求大于供，价格就较高。《兔和猫》里写道：“这种东西，倘到庙会日期自己出去买，每个至多不过两吊钱，而三太太却花了一元，因为是叫小使上店来买来的。”这种东西在庙会价格低，是因为庙会是规格较大的集市或批发市场，供大于求；在小店里价格高，是因为小店里这种东西可能不多，供小于求。这种供求关系的内容反映了萌芽的商品经济已深入城乡，显示了鲁迅小说中人物生存的经济背景。

在商品交换中，交换的一方总希望在同等条件下把交换对象投之于给他带来尽可能多利益的交换的另一方，亦即商品市场经济中的唯利是图原则。我们看看《幸福的家庭》里的有关内容：“投稿的地方，先定在幸福月报社，因为润笔似乎比较丰。”在这里，投稿人想把他的特殊商品——稿件投向市场，当商品交换方有多家可供选择时，唯利是图原则使他把稿件商品与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交换方进行交换，于是他精明地选择了润笔较丰的幸福月报社。

《呐喊》、《彷徨》中商品经济意识的萌芽或产生有其独特的必然的多重主客观原因。

先谈谈客观社会成因。《呐喊》、《彷徨》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大致分为两处。第一处是鲁镇及其周边地区。《呐喊》、《彷徨》中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在鲁镇，这些小说有《孔乙己》、《祝福》、《风波》、《明天》、《社戏》等；还有一部分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在鲁镇，但是这些地方的地域特征、经济状况、文化内涵等都和鲁镇十分相似，它们和鲁镇可划入一类，也可把它们称为鲁镇周边地区。具体的包括“狼子村区”（《狂人日记》）、“古□亭口区”（《药》）、“故乡”（《故乡》）、“未庄”（《阿Q正传》）、“S城”（《在酒楼上》、《孤独者》）。《呐喊》、《彷徨》还有一部分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京城区，此方面的小说有《一件小事》、《幸福的家庭》、《伤逝》等。由以上分析可知，鲁迅小说中故事一般发生在以鲁镇（绍兴）为中心的江浙沿海地带和以北京为中心的京城地带，我们现在把这两个地带的经济状况放在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层面进行考察一下。先从明清时期说起，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256我们知道，如果封建社会内部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清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该时期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在此期间，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在农业生产工具、第三产业的消费品、农村棉纺织业、蚕丝业等的发展上。而江浙沿海地带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可略举例证，据清史研究专家郑昌淦先生考证：“清时期，浙江省农村蚕丝业很发达，居全国之冠。”“江苏省的苏州府和江宁府丝织业很发达，农村蚕丝业也相应有很大发展。”257由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北京和南京不仅成了政治中心，而且也成了经济中心，以这两个城市为中心，全国发展了几十个工商业城市，且北京同时是明清两个朝代的首都，其（商品）经济发展走在全国最前列应是不证自明。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农业生产雇佣劳动制，不少地方出现了长工、短工、忙工。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走在全国最前列的江浙沿海地带，这种形式更为典型。如史料记载：“若无产者，赴逐雇请，抑心殚力，计岁而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计日而受值者曰忙工。”258“农无田者，为人佣耕曰长工，农月暂佣者曰忙工。”259这种雇佣制在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祝福》中有明显的体现，《故乡》中也提到雇佣的三种形式：长年、短工、忙月，闰土到“我”家是来做忙月的。由此可知，在闰土生活的年代，存在一定发展程度的商品经济。

甲午中日战争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虽然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加剧而影响了农村经济，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产品进一步商品化，例如据经济学家吴承明考证：“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占总产量的10%，1895年约为16%，到1920年约为22%。”（《中国资本主义与国际市场》）经济作物的栽培面积进一步扩大，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商品化，农村消费品中的商品部分日益增多，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在此方面，江浙沿海地带一向走在全国的最前列。我们可略举两例，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农产品出口，就必须进一步扩大经济作物的栽培面积，而“即原来产棉区最著者如江、浙、闽、广等省，近亦扩充棉区”260。棉花经济逐渐形成了以南通、松江、太仓一带原为中国纺织之乡的江浙沿海地区带。生丝随着出口数量的逐步增加，形成了以江苏、浙江等省为中心的专业化种植区域。又如，“1926年，江苏、浙江、安徽等三省的鲜茧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41%”261。在城镇中，各类商业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西药商业、百货商业（煤油、肥皂、洋布等）、丝绸商业、茶商业、棉布商业、五金商业、部分第三产业等发展更是迅猛，知识产业在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北京由于当时是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的首都，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北京的工商业发展处于全国前列。其商品经济也因此更为发达。由以上分析可知，无论从商品经济萌芽的明清时期来说，还是从商品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辛亥革命前后时期来说，江浙沿海地区带和京城地区带都走在全国前列。

我们现在再把两个地带在经济史上所表现出的特征和鲁迅小说中所表现的经济生活与经济细节进行简单比较对应。鲁镇及其周边地区的农村所赖以为生的基本上是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阿Q正传》里阿Q偷来的蓝绸衫与大红洋纱是丝绸与棉花的制成品。此地的商业也很发达，《明天》里济世老店售卖的是“药”，《肥皂》里广润祥商号售卖“肥皂”，《孤独者》里魏连殳使用的是从外国运进的所谓“洋油”，《在酒楼上》里长富宴请吕纬甫吃的是“白糖”，《弟兄》里沛君给靖甫到东城的美亚药房买“西药”，《孤独者》里申飞吸的是卷烟厂生产的商品——“香烟”。此地更有许多属第三产业的酒店，《阿Q正传》、《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篇都写到它。此地既有商品经济相对落后的产物——“庙市”（《伤逝》），也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公债与公债市场”（《弟兄》）。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鲁迅小说里为什么写出这种商品经济意识的萌芽。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文学作品中的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定关系中的人，他必然会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伦理关系等之中。鲁迅作为一位深刻的现实主义大师，当他把辛亥革命前后一段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真貌艺术地反映到自己的小说中，当他要刻画在这一特定时代处于不同关系中具不同命运的人，就必然涉及小说中人物和这个商品经济社会发生种种关系的内容，也因而在小说中客观曲折地显示出一种商品经济意识。

再谈谈鲁迅创作时的主观动因。一、鲁迅早期强调精神的作用，主张“立人”，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思想主张。这种重精神的思想主张，很长时间内成为鲁迅思想的主调。“五四”时期及其后，鲁迅的思想主张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只强调精神的作用，而更为真切地感到物质对人生的影响及经济在生活中不可忽略的作用。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写了黑暗现实利用经济的力量摧毁小说中主人公的理想，使他们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因此，鲁迅呼唤经济改革，争取经济权。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分析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在离家出走后不能独立生活时说：“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262这种强调物质或经济的思想也存在于鲁迅的人生后期，他认为：“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263他又针对职业妇女的痛苦尖锐指出：“这也是现在男子汉大丈夫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与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264鲁迅指出大多数男子汉——劳动者，也和妇女一样有着苦痛的叹息，因为他们一样处于经济桎梏之下。总之，正是因为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所以他能在小说中一方面从经济的角度对人生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对这个商品经济萌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各色人等（尤其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进行直接的反映。从华老栓一家到闰土、杨二嫂、单四嫂子，从孔乙己到吕纬甫、魏连殳、涓生、作家等，鲁迅在多方面描写他们生活的同时，又无不把他们与经济挂上钩，从经济的角度透视他们的命运。

二、鲁迅作为一个具博大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的现实主义作家，注定会把他同情关注的目光投射于生存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商品经济萌芽的社会中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他说过：“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后来……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265知识分子更是鲁迅关注的对象，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表现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从狂人、夏瑜、疯子到魏连殳、吕纬甫、涓生及与此相对应的不同时期主体色彩极浓的“我”，既代表此时期的几代知识者，又和鲁迅有着密切的精神情感联系，在他们身上大致能体现鲁迅思想变迁的历程，折射出鲁迅在不同时期特有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等。因此，鲁迅对这些知识分子人生的关注，就是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独特生命流程的关注。总之，鲁迅对农民、知识分子进行关注，就必然关注到他们在商品经济萌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里最逼真的生存真相。鲁迅小说中这些人物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一方面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经济有所繁荣，资本主义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城乡更加殖民地化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社会经济畸形发展。虽然官僚资本，部分民族资本有明显发展，但更多的城乡小手工业者、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日趋困顿，承受着经济的压迫，处于人生的穷途末路而无计可施。鲁迅的苦心之处在于逼真地刻镂出在这特殊的商品经济社会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的生存真相。杨二嫂的昔日“公关礼仪”行为与今日的人老珠黄，显示出农村小工商业者生活的每况愈下；《明天》里区区二百零二十大钱便能雇到两个年轻力壮的脚夫，阿Q和祥林嫂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劳动力分别卖给赵太爷和鲁四老爷家做工，劳动者贱如草芥的命运可想而知；《明天》里单四嫂子仅有的积蓄与无效的药品之间的商品交换行为，显示了她经济生活的贫困和精神状态的落后；孔乙己的赊账买酒，显示了这个“多余人”的穷困潦倒；鲁四老爷设置试用期雇用祥林嫂，旨在希望可怜的祥林嫂是一件他理想中的能给他带来尽可能多价值的“商品”；涓生渴望寻找钞写和教读的广告蕴含着小知识分子多少的困苦与无奈；魏连殳、涓生的失业显示了知识分子命运的辛酸；“上海的书铺子买稿空格不算数，收版权税又半年三月无消息”传达出当时社会里所谓“知识商品”的价值，传达出“牢骚先生”方玄卓喜发牢骚的一部分原因……

三、作为一个生长于商品经济萌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这金钱交易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种种与经济相联系的独特人生经历会间接地投射到他的小说创作中，或在无意识中影响到他在小说中对有关经济方面内容的关注与重视。鲁迅小时候就感受到这个商品经济萌芽的社会的世态炎凉：“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认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交亲买药。”266小时候的独特遭遇会潜藏在他的记忆中，成为后来他在小说中表现商品经济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原因。鲁迅一生为了事业和生计操劳奔波，虽不能说他穷困潦倒、苦于生计，但经济陷于窘迫、捉襟见肘之事还是时有发生。现略举一例，对于1923年的“兄弟失和”事件的原因，学界多有猜测，但多倾向于是经济原因造成的。鲁迅母亲说：“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他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借贷，是不好的。”（俞芳《太师母谈鲁迅兄弟》）鲁迅搬出八道湾之后，于同年10月买下并翻修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房子，共花了800元，由于手头拮据，只得向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元，直到厦门任教时才还清。鲁迅在这个特定的商品经济萌芽的社会里与经济发生关联、屡为经济所累的人生境遇便或多或少地投射到他的小说创作中去。1925年创作的《弟兄》就受到1923年由于经济纠纷而造成的“兄弟失和”事件的影响。《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潦倒窘迫的经济状态也无法不折射出鲁迅相似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