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鲁迅：揭示人力车夫与《一件小事》

对于鲁迅《一件小事》的主题，历来有很多种观点。传统的观点有认为是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坏根性”，有认为表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自省、慎独的精神等。《名作欣赏》也发了几篇有关《一件小事》的重评文章，李靖国认为，小说描写“一位清贫的爱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一个人力车夫勇于承担责任的‘一件小事’，深刻地反省起自暴自弃的灵魂痼疾，决心实行自我疗救，奋然前行，力抗黑暗，呼唤光明，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219。魏泽黎认为：“小说着力表现的是作为第一人称的‘我’，这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矛盾但有一种自策自励精神的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性，他的主张变‘人吃人’为人爱人的社会理想，特别是他在失望和颓唐之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策自励精神，不仅在五四时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今天，仍然是令人感动和值得人学习的。”220靖辉则认为小说表现了鲁迅“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221。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一件小事》中有一个细节，如果深入挖掘这个细节背后隐藏的内容，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个细节是理解作品主题的关键。小说写到当车夫将老女人送到巡警所的时候，“我这时突然感到一阵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字来”，这个细节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崇高品质的赞扬以及批判知识分子的“坏根性”等。但是，如果再细究，这个细节中的知识分子“我”真的觉得人力车夫的后影“刹时高大了”？真的对他“仰视”？真的由此“教我惭愧，催我自新”？事实是这样吗？这真的是作者的本意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孤立地论《一件小事》，而应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顾及全人，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222为了避免“近乎说梦”，在解读该作品时，应该注意：其一，须联系特定时代背景对于作品产生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也即作品产生的特定“语境”；其二，须将作品置于鲁迅整个思想发展与创作历程中进行考察，也即在“整体鲁迅”的链条上进行考察；其三，须理解作家表层创作动机与深层创作动机之间的矛盾与悖逆，透过现象发现本质。

其一，按照鲁迅的意思，倘要论《一件小事》，就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一件小事》是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社会思潮重要影响下的产物。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首次在中国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之后出现了宣传“劳工神圣”的高潮。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劳动音》与《晨报副刊》，上海的《劳动界》、《星期评论》、《建设》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广州的《劳动者》，天津的《觉悟》，长沙的《湘江评论》都以专栏或专题形式对劳工问题进行了宣传报道，“劳工神圣”很快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并迅速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去。在“劳工神圣”社会思潮形成之前，以劳工为题材的作品数量极少。而在这之后此类作品大量出现，当时各大有影响的报刊都大量刊载这方面题材的作品，例如，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仅1920年就发表表现劳工题材的作品多达140多篇。出现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刘大白的《卖布谣》、《五一运动歌》、《成虎不死》、《红色的新年》与《每饭不忘》，康白情的《女工之歌》，舍我的《车夫》，刘半农的《车毯》与《铁匠》，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郭沫若同时期的部分诗歌，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等（胡适与沈尹默著名的《人力车夫》则发表于1918年1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各种思潮与主义，其中“劳工神圣”社会思潮是当时影响最广泛深刻的一种。例如1920年6月17日的《民国日报》说：“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这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足见这个口号对进步青年的影响。”“劳工神圣”思潮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力量的象征，具有普遍的正面社会价值认同趋向。鲁迅作为一个积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弄潮儿，无论他心底对“劳工神圣”思潮持怎样的态度（事实上，后文论到，鲁迅毕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本质上与“劳工神圣”的价值观是内在矛盾的），他为了顺应整个进步社会思潮的“大流”，要和当时普遍的社会价值趋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对他来说，这是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当时，其他包括胡适、陈独秀、郭沫若、刘半农等那么多作家都纷纷写此类题材，就连其弟周作人也写，原先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鲁迅怎能甘于落后？怎能有理由落后？另外，既然当时“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劳工神圣’”，鲁迅也可以赶赶这个时髦、凑个热闹呀！因此，《一件小事》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责任心与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对当时气势浩大的全国性“劳工神圣”社会思潮的支持性应和与参与？是在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政治表态”？鲁迅对人力车夫的“仰视”是否就是对当时“劳工神圣”价值观的赞同与附和呢？从而并不一定真正出于本心？《一件小事》也自然就是鲁迅的“应时”之作、“偶然”之作呢？

其二，按鲁迅的意思，倘要论文，也要“顾及全人”。应该将《一件小事》的创作置于鲁迅整个思想发展与创作历程中进行考察。“改造国民性”是鲁迅毕生不渝的创作宗旨与贯穿一生的思想精髓。纵观鲁迅一生的创作，其所表现的“国民劣根性”有：奴性、自私、退守、瞒和骗、不撄、做戏、惰性、卑怯、自欺欺人、虚伪、巧滑、无特操、虚无党、愚昧、麻木、健忘等。这在鲁迅的全部杂文与小说中有广泛的表现。对于国民主体的底层民众（当然包括人力车夫层次在内），鲁迅批判的锋芒毫不示弱。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集大成者，鲁迅所要揭示的几乎所有的国民劣根性也体现在其中。对底层民众的“看客”心态的揭示与批判是鲁迅化力甚重的一个主题。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文章中我们都可看到形形色色的“看客”形象。在日本发生的幻灯片事件使鲁迅深深地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223这是鲁迅毅然弃医从文的原因。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在精神上异常冷漠、麻木、残忍，完全失去了“血性”，间接杀死“被看者”，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鲁迅称之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如《祝福》中的柳妈以及听祥林嫂故事的“鲁镇的人们”、《阿Q正传》、《示众》、《复仇》中的“看客”。《铲共大观》中这样描绘过民众“看”三位女“共党”的尸体和一位“共魁”首级的“盛况”：“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224鲁迅对于底层民众身上即使部分美好的品质也并非完全相信，他总是怀着逆向的怀疑思维挖掘这美好品质背后的“可怕”：“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225阿Q一旦“革命”成功，第一便是消灭小D和王胡。依照鲁迅的逆向思维，他完全可以想到，如果《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升为车厂老板，他也有可能就像《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那样剥削祥子。鲁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床极易摧毁底层民众身上仅有的一点美好品质，残酷地追问了“奴才做了主人”之后的可怕真相，从而批判了以等级制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以奴性为核心的国民劣根性的“反现代性”。批判国民性思想决定了鲁迅的启蒙主义创作观念——“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的“病苦”侧重于精神上的病苦。应该明白，鲁迅表现“国民劣根性”的目的是怀着“疗救”与“改造”的良苦用心，而并非仅仅只是停留于表面。

显然，鲁迅所言的“国民性”侧重于“国民劣根性”或“国民弱点”，这是鲁迅观察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基本视角。我们虽然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若干不同的例证，例如他在后期也称赞过“中国的脊梁”，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226。同时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污蔑”227，并相信“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228。但是，那种认识是出现在他的人生后期，此时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特别失望，在接触到共产党之后，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产生了新的看法。而鲁迅在写作《一件小事》时期，他的批判国民性思想表现最为集中猛烈，写于同时期的杂文集《热风》、《坟》，小说集《呐喊》、《彷徨》等，都典型地表达了这一主题，此时期几乎没有出现从正面歌颂国民性主题的文章，《一件小事》是个唯一的例外。而且，鲁迅创作后期虽然出现若干零星歌颂国民性主题的文章，但也只是极零星的局部现象而已，鲁迅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的主要视角依然是“劣根性”视角，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共识。也就是说，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在其一生中是一以贯之的，虽然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却没有本质的变化。

在这种国民性批判中，有一个启蒙/被启蒙的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作为知识分子的“我”（鲁迅）是处于启蒙者的地位，而启蒙的对象——被启蒙者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民众，其中像阿Q、小D、王胡、爱姑以及其作品中“看客”等形象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启蒙者，鲁迅对其笔下的被启蒙者的总体态度可以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概括。鲁迅对于统治阶级、下层民众中的愚昧者如“看客”等更多的持“怒其不争”的批判态度；对于闰土、祥林嫂等一类人物，鲁迅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持的是“哀其不幸”的人道主义同情态度；而对于阿Q、爱姑则同时具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态度。无论是“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在精神上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启蒙者的内涵是以科学、民主、人道、平等、自由与个性主义等西方现代精神为主要内涵，而被启蒙者则一例带有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虽然像阿Q、祥林嫂、闰土等身上有正面的美好品质）。如果说“哀其不幸”的人道主义同情还能稍稍表现一些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主体情感的平等态度，那么在“怒其不争”的关系中，启蒙者是高高在上于被启蒙者的，他们彼此的精神境界之间隔着一道天堑般的鸿沟几乎无法逾越，启蒙者是带着悲悯、焦灼、无奈的眼光来俯视挣扎在国民劣根性泥沼中的芸芸民众。在这样的二元关系中，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如何能对一个被启蒙者——人力车夫产生精神上的“仰视”？如果按照传统的解释，鲁迅对人力车夫产生精神上的“仰视”，从而“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从而表现了赞颂劳动人民、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传统的主题，那么，这里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位置就发生了颠倒，传统的启蒙者知识分子“我”（鲁迅）变为被启蒙者，而传统的被启蒙者人力车夫则变为启蒙者。这种颠倒的关系如果放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40年代和解放后的“17年文学”时代，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借助于外在的政治权威来完成的，有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心甘情愿？因此，像鲁迅这样一个在精神上占有绝对优越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启蒙者，是不会对其启蒙的对象人力车夫产生“仰视”的情感的。当然，他可以对人力车夫的不幸命运产生人道主义的同情，鲁迅确实对车夫是充满同情的，以鲁迅日记的真实记载和俞芳的回忆录等内容为例，可以证实此点。但是很显然，同情和仰视不是一回事。同情下层民众并不意味着精神上认同下层民众，同情下层民众并不代表歌颂一个精神上需要启蒙的下层民众。在同情的关系中，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虽然显示某些精神上的优越性，但仍然能找出些许平等的迹象。而仰视则发生一百八十度的颠倒，人力车夫作为被启蒙者处于精神上的优越位置，而知识分子“我”则成为在下的启蒙对象。实际上，知识分子鲁迅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人力车夫的启蒙对象的。(www.xing528.com)

因此，当鲁迅尝试在《一件小事》中正面描写一个底层民众人力车夫时，必然要与他一贯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以及小说创作观念发生内在冲突。从创作心理角度上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视角和启蒙主义小说创作观念，使他创作表现“国民劣根性”的题材和文学形象时得心应手，屡出佳作。而当他要背离自己的创作宗旨来正面描写人力车夫时，由于他与被描写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内心中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以及启蒙主义创作观念作为一种强烈的离心力，使他不习惯或妨碍他自然亲切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习惯或妨碍他更从容地以对话、心理描写、形象描写等小说艺术所必须的细节内容与艺术手段来表现丰富人物的内涵，并且他要进入和表现的人物内心世界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他真正相信的，而是他怀疑的，他又怎么能违心而两难地进入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呢？但他又不能不表达他想要表达的“劳工神圣”的宏大主题。于是，小说中的“裂缝”与“漏洞”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小说中的“我”认为老女人没有受伤，是“装腔作势罢了”，认为车夫不必负责任，是“自讨苦吃”，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我”对车夫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是，鲁迅为了急切地表现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不顾人物性格发展的自然逻辑，马上来了个意义的升华，当车夫扶着老女人向大门巡警驻所走去的时候，“我这时突然感到一阵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字来”，对于这一段，靖辉的分析很有道理：“这种情感的变化因缺乏必然性及时间的急促而实在有些不自然和突兀，读者的阅读心理很难跟上并合拍于这种变奏，更何况我与车夫之间的比较缺乏严格意义的可比性与合理性。”229因此，这里对于“我”和“车夫”的描写是不很成功的。倒是在《一件小事》中那个并不重要的“老女人”形象写得较好。“老女人”没有受伤，但却装着受伤了，这有点类似耍无赖。周作人在介绍《一件小事》的车祸事件时说：“在当时这类事件的确常有，特别是老太婆，这样来寻事讹钱。”230鲁迅在勉力歌颂人力车夫的同时，不自觉地又流露出他一贯的“国民性”批判立场，也许是他并没有清醒意识到，这只是潜意识的一种惯性使然。他描写老女人的细节是自然真实的：“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鲁迅不自觉地批判了老女人的耍无赖“国民劣根性”。所以有学者认为：“《一件小事》其实是一篇内在地矛盾的作品，它是民粹主义的，又是反民粹主义的，但我想，鲁迅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没有想到很不经意的写出这个‘老女人’，其实足以把他欲表达的主旨‘解构’掉。但唯其没有意识到，才说明鲁迅思想深处的反民粹主义倾向有多么强烈。”231而这种强烈的“反民粹主义”倾向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写作《一件小事》时期，鲁迅同时受到尼采的深刻影响。他早期从尼采那里择取了“非物质，重个人”的“超人”哲学思想，呼唤“不和众嚣，独具我见”、执著于“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写于同时期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便是一个“超人”形象。中期则侧重于吸收尼采反对偶像崇拜、“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无论是早期与中期，尼采哲学的个性主义精神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而一个相信尼采个性主义哲学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是不会对一个不具“个性”内涵的人力车夫产生敬仰的。总之，鲁迅在写作《一件小事》时期，同时受到尼采和“劳工神圣”思想的影响，但是前者的影响是深刻内在而主动的，后者的影响是表象外在而被动的，前者的影响基本是贯穿一生的，后者的影响只限于五四后特定的短暂时期。

靖辉谈到鲁迅的精神内核中始终萦绕着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浅尝辄止，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与探求。人道主义一定要以贬低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来对民众进行礼赞吗？人道主义一定要知识分子对人力车夫进行精神的“仰视”吗？鲁迅的“哀其不幸”不是人道主义吗？鲁迅的“幼者弱者本位主义”不是人道主义吗？靖辉忽略了《一件小事》是“劳工神圣”社会思潮与鲁迅“改造国民性”宗旨的内在矛盾与调和之间的产物，特别是忽略了“劳工神圣”社会思潮对《一件小事》创作的重大影响。

《一件小事》自诞生以来，普遍认为它是鲁迅所有小说中艺术质量较差的一篇，认为它写得急促、空洞、粗糙、概念化等，但很少有人追究这背后的内在原因。现在我们可以分析其中一个内在原因了，简言之，表现“国民性批判”主题是鲁迅所长，歌颂民众主题是鲁迅所短。鲁迅写作《一件小事》，是离开自己擅长的表现领域，以自己所短去勉力表现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领域，并且有一定的“主题先行”的毛病，当然是写不好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写优美人性主题的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转行历史研究，为什么曹禺一生最好的剧本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什么“何其芳现象”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

总之，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对于人力车夫的“仰视”与歌颂，并非表示鲁迅真的对人力车夫产生“仰视”情感，其实是鲁迅对当时气势浩大的全国性“劳工神圣”社会思潮的支持性应和与参与，是鲁迅要和当时进步社会价值趋向保持一致步伐，是一个具有责任心与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积极的“政治表态”。“仰视”主题是小说的显在主题，它掩盖遮蔽了鲁迅思想中一以贯之、根深蒂固的“改造国民性”主题。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终生以“改造国民劣根性”、启蒙民众为己任，同时受到尼采个性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实际上是不可能对一个被启蒙者“人力车夫”产生精神上的“仰视”的。因此，《一件小事》实际上是鲁迅的“应时”之作、“偶然”之作。在创作《一件小事》时，鲁迅一贯的启蒙主义性质的“国民性批判”视角暂时隐退，“国民性批判”潜在创作主题与“民粹主义”性质的“劳工神圣”显在创作主题产生矛盾与悖逆，造成后者对前者的遮蔽。《一件小事》在艺术上的粗疏和不足也能在这其中找到部分内在的原因。笔者提出这个观点绝非认为鲁迅是多么看不起下层民众、贱视民众，实际上，鲁迅对下层民众怀着博大的人道主义爱心，但是，“爱”他绝非等同于崇拜他、“仰视”他，因此，不要混淆两者的界限，尤其不要因此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这正是笔者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