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多维视阈中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新青年》杂志集中展开了对孔子思想和孔教的批判。包括陈独秀、钱玄同、易白沙、李大钊、吴虞、鲁迅等在内的五四先驱，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纷纷著文重评孔子，抨击以孔孟学说为中心的封建专制文化，对传统文化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攻击的焦点又集中于封建纲常伦理。五四先驱这一反传统的举动，被称为是一场对“儒学的歼灭战”145。与此同时，五四先驱也在其他新文化刊物上发表反孔言论，由此形成一个反孔的文化批判思潮。众所周知，这些五四先驱在反传统的时候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一种“偏激”的姿态，例如，鲁迅就提出了著名的“不读或少读中国书”的主张和“吃人”的命题。吴虞因为激烈反礼教而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而在这其中，又以钱玄同的姿态最为激进，他的反传统在许多方面比其他先驱走得更远。他激烈抨击传统文化，例如他在《保护眼珠和换回人眼》中把一系列的国粹清单比喻成“粪谱”，在《随感录·十八》中主张彻底抛弃旧戏，而代之以西洋新戏，《随感录·五一》、《随感录·五二》则表达了对中医的犀利批判，《随感录·八》批判了道教的“生殖器崇拜”的陋习……但这其中最“离经叛道”的是他提出了“废汉文”或“废除汉字”的主张。1918年3月4日，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函中具体阐释了他的思想：“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犹不可不先废汉文。”146为了彻底不读中国书，钱玄同干脆提出了“废汉文”和“废除汉字”的主张，鲁迅也赞同“不读或少读中国书”，但鲁迅并没有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钱玄同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此点，他主张将汉字连根拔掉，用其他文字来替换汉字，彻底颠覆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根基，其主张比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改良）论更具有“火药味”，自然会引起更大的“地震”，反对者更多，反对的程度也更激烈。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方面，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历数中国文学的八大罪状；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指出中国传统文学具有“非人的文学”的特征。钱玄同则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语概括旧文学，他的《〈尝试集〉序》一文则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文章认为，导致言文分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被那些独夫民贼弄坏的；二是被两种文妖弄坏的，选学为弄坏白话文学的第一种文妖，桐城派是弄坏白话文学的第二种文妖。“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做了白话文章，则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做文章，那么会做文章的人必定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些会做文章的名贵身份，这是他最不愿意的。”他主张：“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147钱玄同反对五四同人将“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似乎有和西洋现代文学看的平等的意思”，认为“现在的文学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文学，才是正当办法”，“至于‘青年良好读物’，实在可以说，中国的小说，没有一部是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148。显然，在文学革命方面，较之《新青年》同人，钱玄同表现得更为激进无畏，因此在当时就被称为“最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者”。

怎样理解包括钱玄同和鲁迅等在内的五四先驱的“偏激”言说？一方面，这确实表明了五四先驱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一种在斗争中的表达策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特定历史情境中来辩证理解，切忌脱离特定五四语境而作孤立静止的评价。打一个比方，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多人参与的群体辩论赛，新旧双方各置于辩论的正反方，这场辩论赛关系到双方的生死存亡。假如说，钱玄同、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属于辩论的正方，而林纾、严复以及众多的桐城派旧文人自然就属于辩论的反方。既为辩论，而且是多人参与的集体辩论，就应该有辩论所需要的说话方式，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为了使辩论更为精彩，为了使斗争更加激烈，为了使矛盾更加尖锐，为了使气氛更加热烈，为了诱使对方回应然后进行反击，为了使论争一针见血，为了使大辩论达到最佳现场效果，话就不妨说得偏激一点、绝对一点、张扬一点、煽情一点、狠一点、过一点、辣一点、蛮一点，而不能四平八稳、中规中矩、不偏不倚、“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鞠，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149。因此，“偏激”的言说方式是一种表达的需要，是一种特定语境中的修辞手法——即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在新旧阵营进行生死存亡的大辩论、大斗争的过程中，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所采取的一种具有修辞性质的最佳表达方式。

钱玄同无疑是正方辩手中最为“偏激”的一个，鲁迅说：“十分话只须说到八分，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150钱玄同说他曾与周氏兄弟谈过许多“偏激话”，这些“偏激话”得到周氏兄弟的赞同。而在现实生活中，钱玄同处世却往往表现出通达平和的特征，正如周作人所说：“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151出于斗争的需要，钱玄同往往故意把话说到了十二分，他似乎很明白矫枉过正的作用。“矫枉过正”有时候确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鲁迅说：“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够打倒敌人。”152这种策略同样也为其他五四先驱所采取，如李大钊就曾说：“吾今持论，稍嫌过激。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153

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辩论、大斗争中，五四先驱们当然知道，传统文化也有正面优秀的东西，但是当传统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与发展时，要冲破传统的束缚和禁锢，就必须采取断然决绝的态度，进行无情的彻底反对，从而置死地而后生，唤醒国人从传统文化的严重禁锢中解放出来，接受民主与科学的“新声”。正如陈独秀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与旧文学。”154在钱玄同、鲁迅所处的那种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他们只能把话说得如此绝对一些、偏激一些，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五四先驱们认为，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是“重疾在身”，没有脱胎换骨的大“手术”是无法获得新生的。他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弊病有着深刻清醒的洞察：“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中国，“一切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是自己不肯动弹的。”155“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绝不妥协的。”156试想，在新旧对立的大辩论、大斗争中，反方的封建传统势力如此顽固，而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国民众又是如此保守麻木，如果一开始不采用全盘否定式的彻底决绝的“偏激”态度，而是折中妥协，那最后往往会被反对势力所压倒，或被中间势力或社会调和势力所同化，斗争就不免会走向失败。因此，在那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强国保种、民族自救的迫切使命，就必须毫不妥协地对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进行决绝地批判，反对复古，进行社会变革和文化重建。否则，就无法实现改革，中国就会面临“落后就要挨打”甚至亡国的危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玄同才发出如此“偏激”之语：“欲使中国之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57因此，“偏激”确是一种策略的需要，是这场大辩论、大斗争中一种特定的表达修辞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更机智地与对方作战，从而取得辩论或斗争的胜利，我们要理解五四先驱的这种良苦用心。

从实际成效来看，“偏激”的“废除汉字”主张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也起到一种很好的策略作用。关于此点，鲁迅的一个论述真是一语中的：“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代替。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158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钱玄同的“废除汉字”主张在新旧双方的大辩论中打头阵，吸引了反方辩手的注意力，牵制了反方辩手的重头力量，“文学革命”论所面对的来自反方的攻击力量大大减少，由此乘虚而击，大获全胜。(www.xing528.com)

如果孤立地评价钱玄同的“废除汉字”主张，显然过于“偏激”，也不可行。但如果我们站在同情式的立场，将他的言论放到五四特定语境中来理解，我们就不难明白钱玄同的苦心。陈独秀曾为钱玄同“废除汉字”的动机进行解释，认为作为中国文字音韵学专家的钱玄同，当明白语言文字乃自然进化的道理，之所以提出这个主张，是因为他认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159钱玄同对汉字深恶痛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汉字所承载的内容及其价值观的不满，尤其是对其中的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不满。钱玄同认为，汉字在中国古代作为学术之用，但两千年来所谓学问、道德、政治，无非只是孔子一家之说，“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是发昏做梦的话。”160所谓“四库全书”者，十之八九是教忠教孝之书和荒谬绝伦的“鬼话”，这种“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所以他主张“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钱玄同的态度明显具有“恨屋及乌”的色彩。也就是说，儒学与古汉字的关系犹如皮和毛的关系，古汉字的这张皮如果不存，儒学之毛也就无所依附了。因此，他的这一“偏激”主张很大部分是出于思想革命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钱玄同反汉字，不如说他反汉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另外，在钱玄同看来，汉字难记难辨难学难写，表义含糊笼统，文法极不精密，有关“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概无所有”161，汉字的繁难阻碍着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汉字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障碍，故认为“欲使中国人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162。如不废除它，中国文化就很难传播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前途亦会受到影响：“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163钱玄同这里是将汉字革命的意义与文化普及、民族发展联系起来的。

在策略的层面上，钱玄同和鲁迅等五四先驱的反传统是非常“偏激”的，但在具体微观操作的层面上，他们对传统是有辩证取舍眼光的。传统是一个丰富复杂、多层面的思想体系，虽然五四先驱认为传统在总体上是落后的，但他们并不讳言传统的内部也有部分优秀或可资借鉴的成分，他们对传统的微观内容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钱玄同等五四先驱反儒的侧重点在于封建等级制度、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等，这些在儒家文化体系中虽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显然并不能代表整个儒学。“五四”的“打倒孔家店”，钱玄同等的“反儒”，针对的并非孔子本人，而是假借孔子之名实行的封建伦理道德，像“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之类的“吃人”的封建道德信条，这是经过后世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改造而由历代封建统治者宣扬的道德信条，是孔子原始儒学中所没有的。五四先驱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但是对孔子本人及其创立的原始儒学却有辩证的评价。钱玄同肯定了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中承前启后的地位。他说：“孔子确是伟人，因为他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164“一部《论语》确是古来底大学者的言论。”165除此以外，他还肯定了《大学》的“以我为主”、陆王心学强调个人价值、宋儒的疑古精神，肯定了颜元、黄宗羲、唐甄、戴震等人之文，以及《抱朴子·诘鲍篇》和黄梨州的《唐君》、《原臣》等文166。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则较为客观中肯地评价了孔子的儒家学说，既肯定了孔子学说的贡献，也指出了孔子思想被历代君王所利用的事实并分析其原因。而鲁迅也肯定过孔子，“（孔夫子）除二三可疑之点，大体还可以。”167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168在此文中，鲁迅是把孔子放在“轨道的破坏者”的行列中谈论的，指出托尔斯泰、尼采、易卜生、卢梭、斯蒂纳等都是“轨道的破坏者”，然后就论及孔子，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孔子的肯定。李大钊则说：“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作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69陈独秀、吴虞也有类似看法。不仅如此，五四先驱对孔子还充满尊敬之情，李大钊曾说：“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厥为孔子，以孔子为吾国过去之一伟人而敬之。”170“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社会其时代之道德。”171

钱玄同虽然提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但在具体实践上也进行了热情的探索。他在五四时期曾主张用世界语来代替汉字，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一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于是他转向推行“国语罗马字”和制定“简体字”的努力，关于前者，周恩来在1958年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篇报告中曾经肯定“国语罗马字”的贡献，“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172关于后者，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正是建立在钱玄同努力的基础之上。钱玄同的学生徐世荣曾经对他有一句评价：“试看现在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哪一项不是钱师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早着‘先鞭’了。说他是‘滥觞’也好，说他是‘草创’也好，说他是‘前驱’也好，反正现在如果上溯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的历史渊源，总不能遗忘这位树起‘汉语规范化’和‘汉字拼音化’的里程丰碑的闯将！”173这个评价无疑是公允而符合客观实际的。

钱玄同虽然倡导“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但实际上，他对中国文学和历史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辩证吸取其中的精华。钱玄同在自己的日记中肯定了《史记》：“太史公书好处全在其作意，最大者如‘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之善写人情，实不亚于曹雪芹，二书价值信足相并。”174他认为《史记》中“纪年始于共和，项羽为本记，陈涉在列传，则学革命诛暴之事也，游侠、刺客有传则愤社会不平等也，货殖有传，明生计之切要也，本记始陶唐，世家始泰伯，列传始伯夷，贵让国之高义也”。这些都体现了可贵的“太史公特识”175。他还赞美《诗经》“很美很美”176，赞美诗歌《箜篌引》和焦仲卿诗的白描手法和自然情感177，对于《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等古代小说他也表示过肯定178。而鲁迅一生中有大量时间都在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他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唐宋传奇集》，收集过汉代石刻、汉唐碑帖等文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在宣告对传统文学进行整体革命的同时，也赞美了其中大量的优秀部分：“国风多里巷狠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杂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集然可观者。”179……胡适在五四时期则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撰写《白话文学史》，进行《红楼梦》考证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与明代公安派、竟陵派文学之间内在的渊源关系。当然，钱玄同等五四先驱是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对传统文化主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其中的正面因素肯定的还不是很多。这一方面或许也有策略因素的考虑，因为他们深知，在新旧辩论对抗的历史情境中，当传统势力还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对传统的旧思想文化的肯定很可能会起到一种“为虎作伥”的作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形成对旧传统的无形保护，从而阻碍了改革的发展，影响了新文化运动成功的进程。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重评五四”、“反思五四”的思想潮流，一些学者对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作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的焦点集中于其“反传统”的“偏激”，如林毓生那本著名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就认为五四的激进反传统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但却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形成了中国意识的危机。如何科学评价五四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无力于此。但就如何评价五四先驱“反传统”的“偏激”来说，如果我们能不仅仅把它视为五四先驱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能理解五四先驱对传统的微观内容其实是持辩证取舍的态度，如果我们同时还能还原到特定历史现场和言说语境，把“偏激”视为五四先驱在生死存亡的大斗争、大辩论中的一种具有修辞性质的表达策略，那么我们对五四先驱激烈“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评价也许就会更加公正客观，更符合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