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多维视阈中的形象

2010年初，摩罗先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摩罗在此前创作的《耻辱者手记》等著作中，曾坚定主张继承五四传统和鲁迅精神，对“耻辱”的奴性主义中国文化极尽批判，对具有尊严感的西方文化不吝颂赞。而在《中国站起来》这本书里，摩罗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先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变脸”为对五四的全盘否定，否定了他以前极力推崇的胡适、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等五四先驱。摩罗遽然转身后发出的“声音”引来了评论界、网络、媒体一片批评之声，曾经与摩罗并驾齐驱的余杰和徐晋如公开宣布与他绝交；挚友萧瀚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摩罗；曾经对摩罗作出崇高评价的钱理群选择表示沉默；一个叫“崇拜摩罗”的博客也以一篇《精神界战士摩罗神经错乱了吗》宣告了偶像的倒塌。甚至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对摩罗的谩骂之声。笔者认为情绪化的谩骂不是科学探讨问题的方法，正确的办法是针对书中的具体观点，进行客观平和的学理性探讨。

网络、媒体上对于摩罗批判得最多的是《中国站起来》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立场。在该书还没有出版之前，萧瀚就撰文《与摩罗先生谈爱国——评〈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首先对摩罗的“爱国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徐晋如宣布与摩罗绝交的理由是《中国站起来》是“一部混合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左倾作品”49。而“崇拜摩罗”的博客则发出疑问：“一个曾经站在个体本位价值上，去追问社会正义的人，如何能转变成一个陶醉在国家、民族这样虚华的意识形态符号中的人。”50一时间，网络上和媒体上出现了“爱国贼”、“狭隘爱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之类的尖锐性批评，正如摩罗所说：“民族主义”在一些人的心中“已经接近妖魔鬼怪”51。笔者认为，对于摩罗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立场应该抱着同情式的态度，摩罗呼吁中国人“挺起精神脊梁，以饱满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的良苦用心不应受到非议，相反，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我们可以批判摩罗在学理上出现的漏洞，如萧瀚指出，“《爱国主义为什么遭到围剿》一文中，摩罗首先对于国的概念就没有厘清”52。但我们不可以被几个概念化的“名词”“牵着鼻子走”，有的读者甚至在没有认真读完他的著作的情况下，就先入为主地将“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大棒不分青红皂白地抡将过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作者展开讨论和辩论？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而非得用诸如‘民族主义’这种从西方意识形态仓库中捡来的陈年旧货……给这些著作和作者扣帽子、泼脏水呢？”53首先，爱国主义是一种发自人类本能的情感，是人类自爱天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每一个生命不可能不自爱，每一个自爱的生命不可能不爱自己的社会群体”54，国家正是人的群体认同的重要载体之一，因为国家利益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和命运。我们现在所说的国，来源于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和主权理论，人类在爱国之前爱的是什么呢？正如摩罗在书中所说，人类在爱国之前表现为“爱氏族主义”和“爱酋帮主义”，人类自从产生以来，这种爱的本能情感就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

其次，爱国主义当然也有负面效果，例如有人就用“爱国贼”一词来表达对爱国主义的痛恨，“爱国贼”指那些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假借爱国名义，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扮演“爱国秀”来捞取名利的人。摩罗也深知此理，他说，“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同胞不爱国，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值得每个国民为之自豪的共同体，而不要让它成为少数人的私货”，“每种发展到极致的人类品质都是非理性的，爱国主义也是一个没有限度的价值观，它只能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爱国主义的负面效果产生疑虑，自有其道理，但是企图否定爱国主义本身，则是十分愚蠢的”55。因此，我们对于爱国主义的正确态度不是将其一棒子打死，而是要辨析“爱国贼”和真正理性的“爱国主义”的区别，辨析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理性的民族主义的区别。那么摩罗的“爱国主义”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还是“爱国贼”呢？他提出“爱国主义”是为了获得某种“不可告人”的利益还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本能情感？网络和媒体上有一种观点，即认为摩罗的转变是一个标志，摩罗由“伸张个体尊严的民间思想者变成了鼓吹国家利益的体制文人”56，摩罗已经向体制“倒戈”，被官方“招安”，并将他的转变等同于严复和章太炎的转变，“严复，从进化论的翻译者，到袁世凯的幕僚；章太炎，从革命党人，到‘参与投壶，接受馈赠’”57。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摩罗的转变是他的内在思想自然转变所然。摩罗近年来潜心研究西方人类学史和西方殖民史，《中国站起来》一书是他阅读转向的结果，是他多年的观察和思考所得。同时摩罗可能受到当下中国情势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受到当下一些主张民族主义的学者诸如郎咸平、宋鸿兵、刘仰、向松祚、时寒冰、戴旭等的影响……《精品阅读》杂志主编老愚说，“《中国站起来》不是官方授意的，也没有受到官方压制和利益诱惑，而是经过摩罗深思熟虑与心灵震撼而完成的。”58就连批评摩罗的萧瀚也说：“以我多年来对摩罗的了解，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诚的人之一”，他主张“爱国主义”“绝对不是因为有任何奴才意图，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才写这种语无伦次的文章。”59笔者认为以上二位的观点言之有理，摩罗的“爱国主义”纯粹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本能情感的真实表达。别人有不爱国的自由，摩罗有爱国的自由，为什么不许摩罗爱国？摩罗的“爱国主义”何错之有？

摩罗夸大由西方人发明的“国民劣根性”批判在西方文明体系中的位置和重要性，整本书大部分篇幅都在不厌其烦地围绕“国民性”话语展开论述，揭露五四先驱服膺的“国民性”话语的文化殖民性质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而对西方文明体系中相对先进、优越的一面避而不谈，对于西方文明引进中国百年来取得的历史进步作用也避而不谈，从而给读者造成的阅读假象或错觉就是“国民劣根性”批判的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内涵或重要内涵。诚然，摩罗在书中也提到，“当时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引导国民对于精英掌握的社会制度、国家实体、文化体系予以认同的，这包括后来以所谓‘现代性’命名的一个观念体系，诸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一套意识形态可以称作‘社会图式’。另一类是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描述世界各国的人文状况，以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各个国家在这个结构中的不同地位、不同关系。这一套意识形态可以称其为‘世界图式’。”60在这个“世界图式”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国民性等方面处于优越或中心的位置，而东方则处于相对的劣势或边缘的位置。摩罗认为，五四先驱接受了这种“世界图式”，“就是认可了西方作为屠杀者和掠夺者而拥有的道德优势和文化优势，就是认可了中国必须接受他们的掠夺、教化、改造和奴役。认可了强者对于自己群体的奴役之合理性，这就是精神大崩溃的开始。”61

摩罗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两大分类，大体可以成立。但是，在该书中，摩罗为什么紧紧抓住西方人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描述为中心的第二类意识形态不放呢？为什么对第二类“社会图式”避而不述或轻描淡写呢？为什么不认真说说中国人在西方人那里学来的“自由、科学、平等、民主、人权”理念呢？为什么不说说“自由、科学、平等、民主、人权”这些理念对20世纪中国作出的贡献呢？在批判胡适“无能”、“无知”、“无耻”的同时，为什么不说说胡适为民主和人权而斗争，并企图在旧中国实践西方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的努力呢？胡适等人所参照的就是摩罗所定义的第一“社会图式”，难道这一“社会图式”有什么不好？难道胡适将这一“社会图式”引进中国的努力也有错吗？事实上，在摩罗所归纳的西方文明两大“图式”中，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为内涵的第一类“社会图式”更为重要，是属于先进的普适性的人类价值，给中国带来的益处很多，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另外，摩罗还认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言下之意，中国人不存在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国民劣根性”批判是一个伪命题。对于此观点，笔者并不认同，曾经发表过一篇与摩罗商榷的文章62。

摩罗认为伟大的中国脊梁被“三道精神枷锁”紧紧锁住百年，正是“三道精神枷锁”在阻碍着中国的崛起：第一重枷锁是“国民劣根性”批判，第二重枷锁是“西方文化崇拜”，第三重枷锁是“西方国家崇拜”。而在这“三道精神枷锁”中，“国民劣根性”批判被置于首位，并一再强调中国人“被‘国民劣根性’的枷锁压弯了精神脊梁”。究竟是什么压弯了中国人的“精神脊梁”？诚然“国民劣根性”批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非摩罗所谓的最主要原因。“国民劣根性”批判实践只限于狭窄的精英知识分子圈子，有多少底层老百姓受到它的深刻影响？自鲁迅以来的中国百年历史中，目不识丁的中国底层老百姓无法也无意图进入精英知识分子苦心经营的思想世界，无法理解他们包括“国民劣根性”批判在内的思想实践。试想，阿Q和阿Q的子孙们能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中进行“国民劣根性”批判的良苦用心吗？精英知识分子不过是在那里自说自话，没有来自底层民众的哪怕半点的响应。假如事实是这样，摩罗用全称判断称“中国人被‘国民劣根性’的枷锁压弯了精神脊梁”的结论有什么根据呢？所以，一百年来压弯了包括绝大多数底层民众在内的中国人“精神脊梁”的根本原因不是“国民劣根性”批判，而是人的自我尊严和基本人权的缺乏。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社会，当底层百姓过着卖儿鬻女、牛马不如的生活时；当民众面临着随时被抓进大牢的危险，连基本人身权利甚至生命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时……他们的“精神脊梁”还能挺直吗？在当下，当一个农民工辛苦一年的工资被贪心的老板拖欠不还、正当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时；当自己住的祖居老房被有关部门暴力拆迁时；当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底层城市贫民一辈子买不起房子，一家数口过着“蜗居”的生活时……他们的“精神脊梁”还能挺直吗？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尊严”二字，提出政府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会场为此掌声雷动，“尊严”论不仅在“两会”代表委员中引发热议，而且成为该时期中国舆论的焦点。尽管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尊严的理解可能有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个人都希望能过上自己心目中的挺起“精神脊梁”的“有尊严的生活”。

基本人权、个性尊严、平等、自由等是写作《耻辱者手记》时期的摩罗一再强调的理念主张，那个时期的摩罗，他像鲁迅一样“拼尽全力维护人格之尊严、人性之尊严、个性之尊严、思想之尊严”63。可是到写作《中国站起来》时，摩罗似乎不再像前期那样歌颂来源于西方文化的所谓“人权”、“个性尊严”、“自由”等主张了，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他现在甚为反感的“西方意识形态”，虽然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摩罗也提到“内修人权”，但只是一笔带过，整本书都在试图向我们证实：打破“国民劣根性”批判、“西方文化崇拜”和“西方国家崇拜”这“三道精神枷锁”就能够使中国人挺直“精神脊梁”。(www.xing528.com)

摩罗对我们一向视为民族文化英雄的胡适、鲁迅、蔡元培、陈独秀作出了全盘否定，对他们进行“国民性批判”、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的主张和策略横加笔伐，极尽嘲弄，认为他们是“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笔者认为“洋奴”这个定义并不恰当。理由如下：首先，如果西方文化确有长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虚心学习呢？近代以来，西方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代表着先进，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西方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中国却停滞于小农经济，西方打仗时船坚炮利，中国尚使用弓箭土炮，西方早已实现宪政制度，中国还在搞“张勋复辟”。另外，看看我们家里的各种基本生活设施，电脑、手机、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等，包括各种交通工具……这些东西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发明，哪一样不来源于西方近代科学？胡适在五四时期说中国“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64这难道说错了吗？自己不如人，虚心向人家学习，进而进行创造超越，这种途径难道有错吗？

其次，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变得和对手一样强大，从而拯救自己的国家、振兴自己的民族，还是为了卖身求荣，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当“西崽”，做西方的奴隶？摩罗在书中也说过，五四一代精英人物“是企图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激发国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以求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起死回生。就此而言，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五四文化领袖，就是引领中华民族死里逃生的伟大民族英雄”65。摩罗既然说五四一代精英人物是“英雄”，另一方面又说他们是“洋奴”，首先就显得有点自相矛盾。也许摩罗把他们定义为“洋奴”的最大理由就是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全盘西化”主张。可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能有几条路可以选择呢？大体有以下三种：固守传统、“全盘西化”和“中西兼容”。固守传统文化之路肯定行不通，“全盘西化”主张摩罗不赞成，很显然，摩罗赞成的就是“中西兼容”之路了。然而，我们想一想，在五四那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西兼容”之路能否行得通？五四先驱们当时是站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审视传统文化，他们当然知道传统文化也有正面优秀的东西，但是当传统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与发展时，要冲破传统的束缚和禁锢，就必须采取断然决绝的态度，进行无情的彻底反对，从而置之死地而后生，唤醒国人从传统文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接受民主与科学的“新声”。正如陈独秀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与旧文学”。66五四先驱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弊病有着深刻清醒的洞察：“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是自己不肯动弹的。”67试想，封建传统如此顽固而难以改变，中国人如此保守麻木，如果一开始不采用彻底决绝、全盘否定式的态度，而是折中妥协，走所谓“中西兼容”之路，那最后往往会被社会调和势力和反对势力所重重包围，改革就会变质或流产。因此，在那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强国保种、民族自救的迫切使命，就必须毫不妥协地对传统进行决绝地批判，反对复古，向西方学习，进行社会变革和文化重建。否则，就无法实现改革，中国就会面临“落后就要挨打”甚至亡国的危险，这是一种策略的需要。实际上，新文化同仁对于过激的“反传统”主张是多有反省或自知的，如李大钊就说过：“吾今持论，稍嫌过激。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68很显然，在五四那个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刻，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固守传统，要么“全盘西化”，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中西兼容”之路行不通。因此，为了挽救处于重重危机之中的中国，五四先驱只有“全盘西化”一条路可以选择，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摩罗也知道五四一代精英人物的“全盘西化”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法，既然能理解他们的苦衷，为什么又苛刻地把他们定义为“洋奴”呢？

再次，五四先驱对西方文化也并非完全被动地吸收，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弊端亦有反省。例如，当西方“民主”与“平等”观念被引进中国，成为时髦的口号与话题时，鲁迅却独特地表达了对“民主”（“众数”）的批判。鲁迅认为，“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69。“以众陵寡”，就是指打着“民主”的旗号，以“众数”的名义，以“个人”为对立物，镇压不同的意见，损害个人的利益，谋取私利，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假公济私，最终受损害的是“众数”（“人民”）的利益，“以独制众”是明显的独裁，但“以众虐独”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独裁”？鲁迅警惕对“民主”（“众数”）的无理性崇拜，警惕这种被利用、被异化的“民主”。

摩罗认为中国崛起的真正之途在于“跨越五四，回归康梁”，“回归康梁”真能有如此的神功，让“中国站起来”？摩罗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否过于乐观？如摩罗所说，中华文明指导中国人长达三千余年，可是在1840年西方尚未入侵中国之前，西方的英法等国已经进行了“工业革命”，率先在地球上崛起，为什么中华文明不能引领1840年之前的中国崛起呢？要知道，1840年之前，西方的“国民劣根性”学说尚没有传入中国，“西方文化崇拜”和“西方国家崇拜”的两把“枷锁”尚没有戴上中国的“脖子”？“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国，也掀起了若干次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可为什么只有新时期以来的“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开放浪潮才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国力大大增强，崛起在世界的东方？西方现代文明，当然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譬如摩罗在书中所提到的对地球环境进行掠夺和造成破坏的“西方病”，但是这些问题绝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和拒绝西方现代文明成就的理由，尤其不能成为我们护短扬己的理由。西方现代文明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分别把人从物的奴役和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促进了人类巨大的进步，这是绝对不容回避的。

摩罗为什么不提传统文化黑暗和落后的一面？写作《耻辱者手记》时期的摩罗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以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吃人”的残酷性，怎么那么快就和曾经批判过的“敌人”“握手言和”了呢？网络上的一位女大学生说，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么她或许会遭遇以下的命运：没有机会到学校读书，磕头、裹小脚、包办婚姻、姨太太命运，甚至守节、殉节、贞节牌坊……她说，“如果五四精英带来的精神崩溃是这样的，我看就应该让崩溃更彻底一些”70。

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作者用连篇累牍的文字一再论证西方对东方的抢劫、侵略和殖民统治，给我们的错觉好像是西方的先进就是依靠抢劫、侵略和殖民统治而完成的，中国人爱好和平，不会去抢劫，所以我们才落后。更大的错觉是认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些西方强盗抢劫我们的结果，而不知自我反省，从自身内部找原因。不可否认，抢劫和殖民统治在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生过程中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那只是外因，而不是内因。西方文明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韩国没有抢劫过其他国家，可为什么先进？日本一开始企图抢劫别人，可是在二战中一败涂地，经过战后几十年，期间日本没有抢过谁，却又崛起了，这又是为什么？韩、日的先进是因为虚心向他人学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结果，而不是依靠殖民侵略、依靠抢劫来完成的。

要让中国崛起，正确的做法是，既不是“跨越五四，回归康梁”，也不是“全盘西化，抛弃康梁”，而是，“既要五四，也要康梁”，中国文化不能少，西方文化也不能少，两者各有所长，也有所短，以此所长，补彼所短，吸取两者的精华，抛弃两者的糟粕，以海纳百川的气概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正确之途。

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摩罗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面对“精神界战士”桂冠被摘掉的危险，面对谩骂，不人云亦云，而提出一些他自己独特思考的观点，纵然很多观点存在疏漏之处，但也确实给我们带来莫大的震惊，并给我们重新发现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他不是不知道批判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等人，会得罪很多人，会使自己“众叛亲离”，会让曾经的“粉丝”一个个离他而去，但他还依然这样做。就此而言，摩罗敢于独特思考的精神可嘉，敢于顶住压力发表自己的思想和捍卫自己观点的精神可嘉。伏尔泰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维护你说话的权利。”我深有同感，我虽然不同意摩罗的大部分观点，但我誓死维护摩罗说话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