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的中国人劣根性商榷

摩罗先生是我喜爱的作家，但本文却是从反面对他的一篇文章提出一点商榷意见。不久前，摩罗在柏杨逝世之际发表《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一文，对鲁迅和柏杨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提出质疑和批评。摩罗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由西方传教士、鸦片贩子和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国民性话语表现为一种西方/东方、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的凌辱、掠夺和屠杀之中，深刻体会到文化的溃败和自尊的伤害，他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国民劣根性”，以至长期以来沉溺于批判“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之中，不能自拔。因此，摩罗主张“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像当年的日本人那样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39。摩罗最后呼吁“但愿鲁迅和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在摩罗看来，我们的民族太过于“自虐”，残酷地“自揭伤疤”，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自伤”，成为一个“伤痕累累”的民族。我完全可以理解摩罗是善良的，他始终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和人民怀着一颗深深的怜悯和挚爱之心。我同意他的部分观点，如他对国民性话语的来源和性质的观点、对制度建设的呼吁等，但是，对他的基本观点却不能同意。

摩罗在文中将国民性等同于人性，事实上，国民性和人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民性”一词并非中国原创，而是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从日本引进的来源于西方的外来词，与此相关的词还有“民族性”、“民族精神”、“国民精神”等，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日语中“国民性”等有关词汇大量出现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涌入日本的西方文明，日本知识分子自然对两种文明以至两个人种进行比较。国民性理论最初有一个倾向，即是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确立欧洲的种族和文化优势，表现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在这点上摩罗的认识是准确的。但是，从词源学上来剥离国民性话语的不平等的西方立场，并非意味着国民性的不存在。事实上，国民性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一个民族由于生活在同一地域，共同受到一种或多种文化的浸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典型特征，表现为共同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审美观念、道德规范与价值尺度等。而人性，顾名思义，指人的本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性就是那些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制约着人类行为的固定不变的人类天性，虽然人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打上阶级性的烙印或者有民族性的差异，但是总有普遍共通的人性存在。国民性和人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国民性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色，而人性却体现为人类性的特征，国民性可以体现为人性，但并非所有的国民性都是人性，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国民性才能体现为人性。阿Q无疑是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但阿Q性格内涵中的“精神胜利法”具有人性的特征，因为不同民族的国民都摆脱不了“精神胜利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具有超越民族的人类学内涵的意义。但是，像阿Q性格系统中存留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严守男女之大防”等“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观念，无疑不具备人性内涵，仅仅表现为国民劣根性。就鲁迅所批判的全部国民性来说，像自私、虚伪、巧滑、惰性、冷漠、麻木、健忘等或许不同程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内涵特征，但像面子观念、奴性、保守、狭隘、瞒和骗、做戏、卑怯、马虎作风、谄和骄、无特操、虚无党等无疑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尤为突出。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中揭露的“酱缸文化”“明哲保身”“自卑和自傲”“表里不一”“窝里斗”“不团结”“缺乏创造性”“一盘散沙”“对事不对人”“只我例外”“死要面子”“今天天气哈哈哈”“缺少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向钱看向权看”“器小易盈”等劣根性，哪一点没有击中中国国民性的要害之处？国民性中当然有一部分表现为人性，因为国民性的主体都是具有人性内涵的“人”，每个民族的国民性总有一小部分内涵交叉重叠，那就是体现为人性的“共性”，但是，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必然带上本民族的独特文化“胎记”，这通常表现为“个性”，国民性就体现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但是国民性之为国民性，是在于它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的“个性”。事实上，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具有“个性”标志的国民性。大体而言，日本人具有敬业精神与群体意识，德国人擅长理性思辨，俄国人骁勇顽强，英国人绅士风度，美国人富有梦想，法国人倾向浪漫……因此，我们不难明白，德国为什么会产生包括黑格尔、康德等在内的群星灿烂的思想家，遭受战争重创的日本为什么在战后能取得那样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国土狭小、资源奇缺的日本为什么能众心一致地发动世界大战？鲁迅也曾经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国民性：“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是非学习不可。”“日本人的长处，是不拘何事，对付一件事，真是照字面直解的‘拼命’来干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40这种认真的精神就是日本人所特有的敬业精神，而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乏的。柏杨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比较了中国人的“窝里斗”特征和日本人的团队精神41。

摩罗曾经撰文探讨过俄罗斯诞生灿烂文化“群星”、“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的内在原因。在摩罗看来，这源于“巨人”诞生的“土壤”与环境：全体俄罗斯人，不要说追随“巨人”丈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妇女们和许多爱戴“巨人”的民众，即使是官方的统治者，包括艺术院秘书、禁卫军军官、要塞司令、岛区长官、典狱长、总检查官，“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尊严意识与人道主义倾向，他们即使身居要职也改变不了沙皇政权的专制体制与非人性质。但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民族利益、革命思想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正是这弹性使得新思想新力量不但未遭毁灭，反而勃然发展。这些官员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反对他们的那些思想家革命家的精神资源和社会基础。”42赫尔岑等正是这样的幸运者，而在中国的优秀人物却无法得到赫尔岑式的幸运，无论是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顾准、张志新、遇罗克，他们都在四面为敌的孤境中绝望死去。历次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诬陷、卖友甚至卖亲求荣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个人一旦受到权力的迫害，往往很快就从社会和伦理关系中被剪除出去。因此，摩罗认为，一个优秀人物的成就“还同时需要周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的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他需要从这样的心灵交流中得到勇气和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再伟大的人也会枯竭夭亡而无从成其伟大。在这样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是凭着他的族群并代表他的族群成为伟人的。所以，那些产生了巨人的民族必是像巨人一样可敬可仰的民族”43。试问，这种俄罗斯“巨人”诞生的土壤——全体俄罗斯人所体现的“尊严意识与人道主义倾向”、“良好的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给予“巨人”“理解、支持、温暖、尊敬、鼓励”的族群，难道不体现为一种俄罗斯的国民性？这种国民性难道中国也有？

摩罗主张中国应该从国民性批判的“自虐”深渊中走出来，进行坚实的制度建设。摩罗此点建议是基于以下事实：因为无论是鲁迅还是柏杨，他们的改造国民性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制度建设。主张制度建设本没有错，这是必要的，但是，是否一定要以结束“柏杨的时代”为代价？是否必须以放弃国民性批判为代价？我看大可不必。其一，鲁迅、柏杨所批判的劣根性在当下社会并没有消失，反而一丝不差甚至数倍规模地演绎着，这是一种顽固的“疾病”，只要“疾病”还在，就有疗治的必要，讳疾忌医只会使“病情”加重。中国需要更多的像鲁迅、柏杨这样的“医生”。柏杨走了，而中国人依然丑陋，笔者担心有没有下一个“柏杨”出现？其二，制度建设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认为，中国的腐败现象的产生和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腐败还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和文化土壤。腐败当然不是中国所独有，外国也有，但是，中国的腐败与外国相比，尤为猖獗不衰，这不仅仅是制度的原因，更是文化的原因，即中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文化心理是腐败滋生膨胀的土壤。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和“贪渎”文化，不可能使民众对腐败有一种真正道义上的痛恨，不可能使民众发自内心的以腐败为耻，而是相反。因此，孤立的制度建设有时也不是万能的，“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是属于国民文化心理的范畴，这其实又回归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老主题上来了。因此，我们在强调制度建设的时候，国民性改造同样不可以忽视。摩罗说：“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甚至“以所谓‘国民劣根性’、‘中国国情’等莫须有的理由拒绝这种建设”44。其实，在鲁迅、柏杨的国民性批判之外，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关注制度建设，譬如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孜孜以求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中国“开花结果”。鲁迅关注国民性改造，胡适关注制度建设，侧重点有异，这是分工的不同，可以并行不悖，不能强调鲁迅而忽略胡适，也不能钟情胡适而菲薄鲁迅，“鲁迅是药，胡适是饭”，两者缺一不可。我们要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我们也要胡适式的制度建设，这才是一个既分工又协作的和谐社会。当然，中国的制度建设起步晚，措施不力，效果不佳，比不上日本，但是其原因是复杂而多重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罪责统统摊在“国民性批判”头上。这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是源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治统治的流弊与儒家文化的内在桎梏沉重地羁绊了制度建设的“后腿”，令其举步维艰。中国国民民主意识淡薄，缺乏良好的民主传统。其三，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中华民族“自虐”？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诞生前后，就有日本人写过《丑陋的日本人》、美国人写过《丑陋的美国人》、英国人写过《丑陋的英国人》、法国人写过《丑陋的法国人》、韩国人写过《丑陋的韩国人》、德国人写过《丑陋的德国人》等。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就十分流行，1891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批判日本国民劣根性。因此，与柏杨进行对话的日本作家黄文雄说：“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形’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百多年，并未见日本人亡国灭种。”45自虐的日本却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自虐也没有妨碍日本人进行先进的制度建设。而“自虐”在中国却成为制度建设不力的“替罪羊”，岂非咄咄怪事？难道此“自虐”非彼“自虐”也？(www.xing528.com)

摩罗说：“这种国民劣根性乍一看当然是指整个民族”，“但在实际的言说中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46其实鲁迅国民性批判一个更重要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核心是反奴性，鲁迅反奴性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知识分子。而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中，也看不出专门指向底层人物的倾向。

摩罗撰此文不久正好发生5·12汶川大地震，中国人在国难面前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性光辉让他感动不已，摩罗说：“看来中国社会具有足够多的光明与善良，社会文明的程度和成熟的程度可能超过那些目光冷峻的人士之预料。如果不受到人为破坏，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已经越来越成熟。中国根本不是、而且很可能从来不是所谓一盘散沙。此后再也不应该老揪着中国人的所谓‘国民性’问题不放。以批评国民劣根性为能事的人应该调整自己的眼光和视角。这种批评只会对极少数人有利。”47但是我同时注意到钱理群先生对此次地震灾难的思考，他也深深感动于中国人突然呈现出来的“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和“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但我更在意他接着表达的“忧虑”和“恐惧”：“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是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