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启蒙主义：多维视阈中的回应

钱理群曾经发现“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1。这其中就包括“新保守主义”学派对鲁迅启蒙主义的批判。21世纪初，对鲁迅启蒙主义的质疑又起风波，笔者目前知道至少有三篇文章明确对鲁迅的启蒙主义进行批判，他们是路文彬的《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郭铁成的《阿Q的无奈——兼谈鲁迅的启蒙主义》和摩罗的《文学应该怎样面对底层精神文化？》，关于路文彬的文章，陈漱渝曾撰文《究竟是谁的局限？——〈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献疑》给予详细回应2，可以参看。本文仅对郭铁成和摩罗二文的观点进行商榷，作出回应。

一、启蒙主义：鲁迅离康德有多远？

郭铁成的《阿Q的无奈——兼谈鲁迅的启蒙主义》一文对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和鲁迅的国民性改造、启蒙主义思想等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阿Q的‘卑怯’、‘奴性’根本就不是什么‘痼疾’，也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而是长期受压、无权、又无以伸张，并且这种情况已经作为一种常态和文化逐渐累积而成的社会心理疾病，只要社会还给他以正当的人权，时时刻刻保障他的人权，这社会性疾病就会自然消除。”所以，“最重要的，不是‘改造’人，‘改造’什么‘国民性’的问题，而是‘改造’我们的生存环境”3。客观来说，作者在阿Q国民性的形成与阿Q缺乏人权保障之间寻找因果关系，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见解。但是，他拒不承认“民族劣根性”或“国民性”本身的存在，认为国民性批判是一个伪命题，这无疑走向另一个极端，关于此点，笔者曾有专文对此问题作出研究，可以参看，此处不论4。

郭文的后半部分对鲁迅的启蒙主义作出批判，文中说：“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就错了吗？是的，这是一个至今我们的知识分子们也没有走出的思想误区。”5作者转而引出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其中有一段著名的关于启蒙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6以此为坐标，郭文指出鲁迅的“启蒙主义”有以下缺陷：首先，康德的启蒙主义是“不经别人引导”，“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即表现为自我启蒙；而鲁迅的启蒙主义“由我（启蒙者）来引导”，也就无法“运用（被启蒙者）自己的理智”了，即表现为他者启蒙。其次，康德的“启蒙”是一种“祛权威”、“反权威”，而鲁迅的启蒙主义是一种“树权威”——反掉传统礼教的权威，重树“启蒙者”的“权威”。而那些被启蒙的大众对启蒙者顶礼膜拜，“于是再成为奴隶，再沦为‘奴性、卑屈、惰性、退守、健忘、自欺欺人’的‘国民劣根性’……于是再提出‘改造’的问题。从阿Q到陈奂生，我们经历的不正是这种耐人寻味的循环么？那不是什么‘立人’，说得重一点，那恰恰是一个万劫不复、周而复始的‘吃人’历程。”7再次，按照康德的看法，鲁迅式的“启蒙”就是对大众指导、教诲式的启蒙，遵照此种“启蒙”，最终就是迎合了人类的“懒惰和怯懦”的本性，阻碍了人类“走向成熟”，事实上是走向了“启蒙”的反面。

笔者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对郭铁成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首先，启蒙是否绝对排斥“经别人引导”即“他者启蒙”？细读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可以发现，在康德看来，启蒙是一个个体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过程，即是走向“成熟状态”的过程，既是一个过程，那就意味着启蒙的完成是艰难缓慢的，不可一蹴而就。除了极少数优秀的个体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而完成启蒙，大部分个体要达到自我启蒙是很艰难的。但是，个体自我启蒙的艰难性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启蒙，事实上，自我启蒙是康德启蒙思想的核心。为了有效地达到自我启蒙的目标，在启蒙过程中并不一味拒绝被启蒙的引导，康德说：“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们中间，也总会发现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8他们把这些价值和精神传播给公众，从而使公众启蒙自己，生发为社会性的启蒙运动。但是这种“他者引导”只能作为一种手段，仅仅是启蒙的开始，被启蒙者在获得一个独立意识之后，就不再需要启蒙者的引导，而能完全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完成自我启蒙。对于阿Q来说，封建礼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之于阿Q身上，造成了他的“不成熟状态”，他目不识丁、愚昧、落后、卑怯、保守、满脑子封建思想，还有一种特有的“精神胜利法”，这样的一个人，你能要求他“不经别人引导”，“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抛弃愚昧、落后、卑怯等这种“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完成“自我启蒙”，变成一个有“人的尊严”的人？这无异于痴人说梦。阿Q毕竟不是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子君、涓生、魏连殳、吕维甫，阿Q虽然能无师自通地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但他能无师自通地理解什么是“尊严”、“平等”和“民主”吗？康德所谓的“理性”、“理智”这些词语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世界，也就是说，阿Q没有实现“自我启蒙”最基本的潜质和必要基础，但阿Q的“自我启蒙”的道路是否已经堵死？没有，这需要在阿Q“自我启蒙”之前有一个短暂的“经别人引导”的“前启蒙”，这个“前启蒙”只是起到一种过渡的作用，凭借这个“前启蒙”，阿Q获得完成“自我启蒙”所必要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自觉摆脱“前启蒙”的依赖，获得“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能够达到“不需要别人的引导”就可以“确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最后完成“自我启蒙”。而鲁迅的启蒙主义就相当于这个“自我启蒙”之前的“前启蒙”，因此，它的存在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鲁迅等人的启蒙主义式的“立人”历程是否最后变成一个“吃人”历程？郭铁成认为鲁迅式的“启蒙主义”存在一个“启蒙”和“被启蒙”的不同地位问题，这点没有错。但他认为启蒙的结果最后导致“被启蒙者”“再成为（启蒙者的）奴隶”，“立人”历程变成“吃人”历程，这点就显得荒谬了。就鲁迅的“启蒙主义”而言，其目的是企图“被启蒙者”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强加于其身而造成的“不成熟状态”，改造其“精神痼疾”和“国民劣根性”，改变其落后愚昧的精神状态，从传统的病态奴性人格中解放出来，冲破一切压迫奴役，接受科学、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新声，产生“人”的意识的觉醒，追求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追求人的平等、独立、人格尊严和人的彻底解放。鲁迅启蒙主义的目的就是使阿Q意识到自己不是“虫豸”、“猪猡”、“奴隶”，而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就是使趴倒在地的阿Q真正站起来，挺起腰杆做人；就是使阿Q不再信奉“上尊下卑、长尊幼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等封建教条，而是意识到自己和鲁迅一样，都是“生而平等”的人，不再存在什么尊卑的等级分别，每个人都是一个平等独立的个体；就是使阿Q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立人”过程，岂能不顾事实地枉称为“吃人”过程？

再次，鲁迅式的“启蒙”是否迎合了人类“懒惰和怯懦”的本性，阻碍了人类“走向成熟”，走向了“启蒙”的反面？郭铁成此处忽略了“被启蒙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诚然并不讳言在“启蒙”的开始阶段，“被启蒙者”并不具有独立性，尚完全需要“启蒙者”的引导，但一旦“被启蒙者”从“启蒙者”那里获益，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主体能力和意识，获得了一部分“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那么他就会慢慢摆脱对“被启蒙者”的依赖关系，依靠自身的理智去战胜人类的“懒惰和怯懦”的本性，从而脱离个体的“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

二、文学死亡与启蒙主义

摩罗在《文学应该怎样面对底层精神文化？》一文中认为，文学死亡（指文学的边缘化，不再为民众所关注）的原因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一代以来的精英知识分子，站在启蒙主义立场，“按照自己的精英意识形态和精英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民众形象”，“对于底层民众自己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俗，他们一直进行着无情的嘲弄、残酷的批判和严厉的审判。”9但由于精英群体不可能进入底层民众的精神空间，不了解底层社会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态，所以底层民众从来不读精英的作品，精英群体改造民间的启蒙主义理想“从来没有得到过愚众和民间的认可与配合”10，现代文学从而被底层所遗弃，走向无人关注的“死亡”状态。摩罗主张现代文学要放弃启蒙立场，真实表现底层社会，全面认同民间价值，这就是现代文学避免走向死亡的拯救之路。(www.xing528.com)

笔者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对摩罗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首先，底层文化中有没有落后、陈腐的地方？知识分子是否一定无条件认同底层文化，能不能对底层文化进行启蒙？这里引用陈思和提出的“民间”概念，虽然“民间”和“底层”是两个不能完全重合的概念，但其基本内核还是呈现出大体一致的特色。因为“民间”的主体构成部分就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底层”民众，“民间”文化是“来自中国民间生活世界的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世界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11。底层文化（民间文化）的构成是十分复杂性的。不可否认，底层文化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和审美传统，其中不乏大量的优秀精华性内容，但是，底层文化更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它体现了该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2因此，摩罗所谓的底层民众所生存的由“灶神、门神、床神、村神、傩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厉鬼、猫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等组成的“鬼神世界”中13，也无法不打上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烙印，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渗透到最广大的底层民众中，沉淀在民众的潜意识里，成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代代相传。例如很多底层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中，就带有明显的统治阶级文化的印痕。笔者家乡流行一种“庐剧”的地方戏，颇受底层民众欢迎，其中内容不乏摩罗所看重的“鬼神世界”的内容，但宣扬的观念无非是因果报应、尊卑贵贱、忠孝仁义、三纲五常、从一而终的贞烈观念等封建伦理道德，所以，底层文化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权力意志”和“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着相当程度的同构性与合谋性。总体上来说，底层文化是“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14。既然底层文化中存在糟粕性内容，对之进行启蒙主义的批判，“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有什么不可以呢？像阿Q深信不疑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人是害人的东西”、“男女之大妨”等观念，难道不可以对之加以批判吗？这是阿Q受到统治阶级思想毒害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难道能像摩罗所说的是鲁迅对阿Q的“蔑视”、“歪曲”和“丑化”吗？当然，精英知识分子在描述底层文化时，由于其采取启蒙主义的整体策略和文化立场，对于底层文化“民主性的精华”缺乏正面的估计，对于底层民众精神空间的丰富性和审美趣味缺乏独特深入的体察，在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或少有辩证描述出底层文化先进优秀健康的一面，摩罗在此点上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摩罗的错误在于他走向极端化，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行为一棒子打死，这无疑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其次，摩罗认为现代文学死亡的原因是现代文学始终没有走进底层，站在底层立场，表现底层文化。现代文学到底有没有表现底层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多次关于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讨论，提倡文学要为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的底层民众服务，在艺术上也提倡采取适合底层民众口味的民间文艺形式，但总体而言，这种文学大多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是政治权力话语对于民间文化的改造和渗透。但这其中也有例外，像赵树理，他的很多小说表面上遵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迎合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实际上却潜在表现出一种民间文化立场，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不自觉的对抗。事实上，正如陈思和所说，现当代文学创作文本中隐藏着一种“民间隐形结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形态进行改造和利用的给果，仅仅在文本的显形结构中获得了胜利（即故事内容），但在隐形结构（即艺术审美精神）上依然服从了民间的意识的摆布。”15这种“隐形结构”其实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底层民众的精神空间和审美趣味。假如这种情况可以成立的话，摩罗断言现代文学没有表现底层文化，就不免显得以偏概全，失之轻率。

再次，摩罗认为现代文学如果要避免死亡，唯一的途径就是放弃启蒙立场，无条件地向民间认同。现代文学死亡是否是启蒙主义“惹的祸”？笔者和摩罗的观点正好相反，正是现代文学放弃启蒙主义，导致了现代文学精神维度、思想层面和艺术品位的大滑坡，导致了现代文学走向“死亡”。20世纪发生了几次文艺大众化运动，强调文艺适合群众需要，为群众服务，与五四启蒙主义立场背道而驰。事实证明，这一系列反启蒙的大众化运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导致了新文化精神的沦丧、人的失落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消失，以及艺术上的公式化、概念化与“假大空”现象。在当下大众文化语境中，文学远离了鲁迅“文学为人生”的原则和启蒙主义立场，充当大众的“帮忙”和“帮闲”，放弃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公共关怀精神，与大众“合谋”，文学日益趋向空洞化、平庸化、欲望化、犬儒化，金钱和功利的束缚导致作家艺术想象力的萎缩和溃败，文学在艺术表现上越来越苍白贫乏。这样的文学，当然很少有人关注，底层老百姓也不买账，濒于“死亡”。另外，随着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发生本质性改变，以电影电视和网络为代表的影像媒介文化正逐渐代替传统的印刷文学，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纸质文学的无人问津，走向“死亡”。

三、启蒙：一项未竟的事业

思想史上两位标志性人物康德和福柯分别撰专文对“什么是启蒙”给予了正面回答并论及启蒙的未来前景。18世纪下半叶的康德认为，启蒙的实现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所以康德断言，“我们目前不是在启蒙了的时代，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16而20世纪下半叶的福柯站在后现代立场，解构康德的先验理性和人的主体性，认为现代性无法完成启蒙任务；福柯同时断言后现代性也无法完成启蒙任务。他认为康德的观点在当下同样有效：“‘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17

那么，启蒙任务在中国完成了吗？当然没有。启蒙是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魂祈梦愿的文化命题。中国的启蒙主义最早源头可以追溯至16到17世纪之间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等，而后晚清的梁启超、严复等人积极传播具有启蒙性质的西方文化思想，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启蒙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意识”的觉醒。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以张申府、艾思奇、何干之等人提倡的“新启蒙运动”。20世纪80年代初，当代“新启蒙主义”产生，它认为主宰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仍然是思想专制和蒙昧主义，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仍然是启蒙。殷海光曾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8来形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其实也可以用来描述启蒙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所谓“先天不足”，是指启蒙主义并非诞生于中国的“母体”，而主要是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被“横向移植”而来的，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异质疏离，无法产生亲和性。所谓“后天失调”，指的是启蒙主义被介绍到中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战争、革命、动乱与灾难之中，启蒙不同程度地受到政治和革命的干扰，启蒙主义所需要的生存土壤屡遭挤占破坏，特别“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主调，抢占了启蒙的地盘，这样的情况下，启蒙主义虽诞生，但却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无法像西方启蒙主义那样健康茁壮地成长。另外，由于启蒙者自身的功利性、软弱性等“不成熟状态”的主观原因，启蒙很难独立持续完整地进行，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当下的21世纪，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前赴后继、苦心建设的启蒙工程是否需要继续下去呢？当下中国已经处于市场经济的社会，大众文化取得了统治地位。虽然物质文明得到极大的提高，但精神文明并没有与之颉颃齐飞，而是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普遍对金钱和物质趋之若鹜，而对道德、理想和信仰之类的东西弃之如敝屣，人文精神严重失落，民众处于被物欲所蒙蔽的“不成熟的状态”。另外，一些封建传统思想在民众中仍阴魂未散，如封建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封建迷信思想、贪渎心理、专制主义文化等尚悄悄潜伏在民众思想深处。因此，启蒙主义绝没有过时，我们还特别需要鲁迅式的启蒙。但21世纪的启蒙是艰难的，由于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的转变，拜金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影响，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启蒙不屑一顾或干脆予以拒绝，启蒙不再是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启蒙很可能成为一折知识分子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独角戏”，启蒙很可能成为一场没有观众、无人喝彩的文化表演。但启蒙的艰难并不意味着启蒙的无足轻重，而是意味着21世纪的启蒙将是一个孤独的、悲壮的、漫长的、不被理解的、慢见成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