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制主义：政治秩序的起源

前述案例的互相比较；通向代议政府的英国路径不是唯一；达到丹麦；历史讨论与今日的民主斗争息息相关

我们现已介绍了五个欧洲案例，在负责制和代议制度方面，引出四个不同结果。法国和西班牙创造了弱的专制主义，但没有建立议会负责制的原则。两个国家分割出卖自己的功能给众多精英，精英以特权和免税保护自己——但不包括其余社会群体——避开国家的任意权力。俄罗斯建立了更为彻底的中国式专制主义，其君主政体将精英征入国家服务，予以掌控。在匈牙利，强大凝聚的精英在君主权力上实施宪政制衡，从而建立起负责制的原则。但这制衡太过强大，以致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作。最后，只有在英国，强大的议会将负责制原则强加于国王，但并没有破坏强大和统一的主权政府。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结果？

可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来解释这些差异，其与我们所介绍的农业社会中四大政治参与者的均势有关。它们是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本身、高级贵族、士绅以及我所谓的第三等级。这种四分法过于简略，但对结果的理解大有裨益。

欧洲有些贵族家族先发制人，取得优势，而变得强盛起来——法国的卡佩家族、匈牙利的阿尔帕德王朝、俄罗斯的留里克王朝、征服后的诺曼王朝——从而出现国家。它们的兴起归功于有利地理、卓越领导、组织能力和掌控合法性的能力。合法性可能是统治者最初优势的来源，如率领马扎尔人（Magyars）皈依基督教的伊斯特万。有人以赫赫武功征服军阀对手，给社会带来和平和安全，合法性也可能接踵而至。

高级贵族可说是遗留下来的军阀，拥有自己领土、大批侍从和资源。这个群体有效治理自己的领土，可传给后裔，也可交换成其他资产。

士绅是低级精英，虽有社会地位，但不一定拥有重要的土地或资源。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贵族，明显从属于贵族。

第三等级包含工匠、商人、解放了的农奴，以及不受庄园经济和封建法律管辖的城镇居民。

除了这四个群体，还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然而，农民还不是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到18世纪，他们才在北欧某些地区参与政治。四下分散、贫困和缺乏教育的农民，很难完成重大的集体行动。中国、土耳其和法国的农业社会，农民起义同期性爆发，最终都被镇压，经常伴随可怕的野蛮和残忍。那些反抗影响了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和计算，例如，国家在考虑增加农业税时会特别小心。在其他时刻，农民起义可帮助推翻中国皇朝。但农民很难采取集团行动，以迫使整个制度实施关心农民利益的长期改革。

这五个群体的交叉关系在图1中得到说明（参看第22章）。除农民外，这些社会群体都组织起来（只在程度上有深有浅），可以成为政治参与者，为夺得权力而斗争。国家尝试扩充自己的统治。国家之外的群体试图保护和扩充现有特权，或反对国家，或互相争斗。这些斗争的结果多半取决于主要参与者的集体行动，甚至国家本身也需要精诚团结。王朝的内部分裂、组织故障、侍从不再相信王室的合法性、国王没能孕育继位者，都有可能造成国家的软弱。此外，这些不同群体可以组成各式同盟——国王和士绅之间、国王和第三等级之间、高级贵族和士绅之间、士绅和第三等级之间，等等。

图6. 集体行动的故障

出现专制主义的案例中，无论是强大的还是软弱的，抵抗国家的群体不可避免地遇上了集体行动的故障（参看图6）。哪里有负责制，哪里的国家相对弱于其他政治群体。议会政府出现的地方，凝聚的国家和组织良好、善于自卫的社会之间产生了相对均势。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早先章节所描述的各种结果。

相对软弱的国家遇上组织良好的社会，但前者仍得以掌控后者，这就是法国和西班牙，遂出现弱的专制主义。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的权力基础依靠有限的领土，包含皇家领地和国家直接征税地区——对法国君主政体来说，即巴黎周围的财政区省（编按：原文误为三级会议省[pays d’états]，据前文第23章改正）；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来说，即卡斯提尔区域。它们都想通过拉拢收买、王朝阴谋和直接征服来取得更多领土，但西欧的地理，以及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军事技术，尚不允许快速的武力扩张——应该还记得，星状要塞使围攻战争变得既昂贵又必不可少——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很快发现，自己因军事开支和帝国扩张而深陷财政危机。

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之外还有强大的地方参与者，竭力抵制中央集权。他们包括拥有土地和资源的古老血缘贵族、广大的士绅阶层、城市资产阶级，已经组成正式的等级——法国的高等法院和西班牙的议会。法国和西班牙国家一步步收买这些群体，开始时好像不是国家建设的战略计划，只是防止破产的绝望革新。最初，法国在财政区省以免税和特权来购买地方精英的忠诚。它在1557年对“大借款”赖债不还，引发破产。这之后，它开始向富有个人出售公职，到17世纪早期又摇身变为世袭财产。公职的出售和再出售，一直持续到世纪末的路易十四年代。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持久王朝战争，使西班牙国家早早陷入破产。来自新世界的收入使之维持到16世纪末。到17世纪，它也只好诉诸拍卖国家的部分职能。

法国和西班牙君主的集权能力，受到两国既存法治的严格限制，他们觉得必须尊重封建权利和臣民的特权。但他们试图抓住每一次机会，以扩充征税和征兵的权力，一有可能就想方设法扭曲、违反或规避有关法律。他们鼓励知识分子传播专制和主权的教条，以支持自己是法律最终来源的宣称，但没有设法废除或忽略法律。到最后，他们仍受规范化的遏制，无法从事中国皇帝式的随心所欲，像血腥清洗贵族对手的武则天，或像任意没收豪族土地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对精英的一步步收买，意味着一再扩展寻租联合体，先是传统的贵族精英，再是新动员起来的社会参与者，如城市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与其联合起来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这些精英宁愿以政治权力来交换社会地位和部分国家职能——不是议会的代表权，而是国家征税权的分享。用托克维尔的话说，自由被理解为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自治。这导致弱的专制主义，一方面，国家权力不受正式宪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它又将自己前途抵押给了自己很难掌控的大批强势个人。

对法国和西班牙来说，国家的软弱最终证明是致命的。因为国家建设以精英免税为基础，税收负担都落到农民和普通商贩的头上。两个国家都无法征集足够收入，以满足统治者的帝国野心。法国竞争不过更小的英国，后者的税收基础因议会负责制的原则而获得保证。西班牙进入持续一世纪的军事和经济的衰退。它们的国家都丧失了合法性，因为其组成方式本身就是腐败的，法国改革的失败为大革命铺平道路。

俄罗斯建立了更接近中国的强大专制主义国家。只要将它的发展与法国或西班牙作一对比，个中原因显而易见，其间重大差异至少有五项。

第一，俄罗斯的地理——广阔大草原，只有很少自然障碍来应对基于骑兵的军队——使之易受来自西南、东南和西北的入侵，且经常是同时发生的。军事动员因此而变得非常重要。这还意味着，与对手相比，先发制人的军阀享有规模上的极大优势。莫斯科国家的权力基于对服役贵族——相当于士绅——的军事招聘。它能这样做，因为它仍是边界不定的边境国家。跟奥斯曼帝国西帕希骑士的情形一样，该阶层成员所获的奖励就是新土地，这些骑兵变成了国王的直接受养人。（最相似的西欧做法就是西班牙国王，将新大陆的托管权作为服务的报酬赠与征服者，导致了同样的政治等级制度。）莫斯科公国凭借对鞑靼的早期军事成功而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因此享有比其他封地领主更多的合法性。

第二，从卸下鞑靼轭到莫斯科投入国家建设，其间只有很短时期。封建主义在西欧扎根八百年，孕育了骄傲的血缘贵族，坚守在散布四野的险固城堡。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封地时期仅持续两个世纪，贵族成员组织松弛，根本无法抵制中央君主的权力，也没有城堡可住。与西欧相比，他们以及像诺夫哥罗德那样的独立城市，较少受到地理上的保护。

第三，俄罗斯没有可与西欧媲美的法治传统。指派俄罗斯牧首的拜占庭东正教，本身没有经历类似叙任权斗争的冲突，始终是政教合一，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失陷。拜占庭帝国的法律也没变成综合法典，受西方那样法律专业自治团体的保护。俄罗斯东正教是拜占庭教会的精神继承人，虽然时有偏离莫斯科统治者的政治独立，但也从国家赞助那里收获重大好处。天主教会可在分裂的西欧政治舞台中合纵连横，俄罗斯教会没有选择，只好去莫斯科，通常成为国家的顺从拥护者。没有独立的教会权威来监看一套教会法规，这意味着，接受训练的法律专家没有属于自己的机构来培养集团身份。教会官僚担任早期西欧国家的行政官员，在俄罗斯，管理国家机构的是军官和家族人选（经常是同一人）。最后，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统治者的榜样不是依法执政的君主，而是纯粹掠夺的蒙古征服者。

第四，地理环境使农奴所有者结成卡特尔成为必需，将贵族和士绅的利益与君主政体的利益紧紧绑在一起。因为没有地理界限，要维持像农奴制那样的制度，全靠农奴主在处罚和归还逃奴上的严格自律。沙皇只要支持对农奴实施越来越紧的限制，就可把精英拴在国家这一边。相比之下，西欧的自由城市是庇护所，逃离领主和庄园经济的农奴，为追求自由而来投奔城市。在俄罗斯，城市充任功能上的边境——最终都被封闭。明显不同于俄罗斯君主和其他东欧统治者，西欧的国王发现，自由城市在反对强势领主的斗争中于己有利，因此予以保护。

最后，有些思想在俄罗斯的渗透，达不到在西方国家那样的程度。首先是法治，再延伸到源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整套思想。丹麦王太后索菲亚·玛德莲娜（Sophie Magdalene）在皇家领地上释放农奴时，曾是伏尔泰朋友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却在对俄罗斯农奴的行动自由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当然，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被推行现代化的俄罗斯君主所采用，像彼得大帝。三代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方才解放农奴。与欧洲其他部分相比，现代思想对俄罗斯的影响更为缓慢、更为虚弱。

以这些未能抵抗专制的国家为背景，英国的成果便显得愈加惊人。英国主要社会群体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反对国王，所显示出的团结胜过任何其他地方。英国议会包括从大贵族到自耕农的全部有产阶级的代表。其中两个群体特别重要，那就是士绅和第三等级。前者的阶层没有被招募进入国家服务，像俄罗斯那样；后者基本上不愿以政治权利来交换爵位和个人特权，如法国那样。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的君主政体，向精英中的个人兜售官爵，从而破坏精英之间的团结。俄罗斯的门第选官法，其目的很像法国和西班牙的卖官鬻爵。英国君主也尝试像出售公职那样的手段，但议会仍是凝聚的机构，其原因早已提到——即对地方政府、普通法和宗教的普遍认可。

这还不足以解释英国议会为何如此强大，以致君主政体被迫接受宪法。匈牙利议会中的贵族也很强大，也组织良好。像在兰尼米德的英国男爵，较低层次的匈牙利贵族在13世纪强迫君主接受宪法妥协，即金玺诏书，在后续年份中又死死看住国家。^[1]在马蒂亚斯·匈雅提于1490年去世后，贵族阶层扭转君主政体在前一代作出的中央集权改革，夺回权力。

但匈牙利贵族阶层没有运用权力来加强整体国家能力。更确切地说，他们以国防能力为代价给自己减税，保护自己的狭隘特权。相比之下，源自1688—1689年光荣革命的宪政和解，大大加强了英国的国家能力，以至它在未来一世纪中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那么，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英国议会已经强大到能够遏制掠夺性的君主，但议会本身为何没有发展成寻租联合体，没有像匈牙利议会一样作茧自缚。

英国负责制政府没有退化成贪婪的寡头政治，至少有两条原因。首先，英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于匈牙利。英国议会中的团体是寡头政治，但与匈牙利相比，他们底下的社会更为流动，向非精英开放的程度更高。在匈牙利，士绅被吸收到狭窄的贵族阶层；在英国，他们代表一个庞大且凝聚的社会群体，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贵族还要强大。不像匈牙利，英国拥有基层政治参与的传统，体现在百户法庭、县法庭和其他地方治理机构。英国领主习惯于出席会议，与自己的属臣和佃户平等相处，讨论决定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此外，匈牙利没有英国那样的自耕农。自耕农是相对富裕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参与地方上的政治生活。匈牙利城市受到贵族阶层的严格控制，不能像英国那样衍生出富庶和强大的资产阶级。

其次，尽管英国有个人自由的传统，但它的中央国家既强大，又在社会上获得大致的好评。它是发展出统一司法制度的首批国家之一，保护产权，为应付欧洲大陆的各式敌人而建起实质性的海军。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之后，英国又试验了共和政府和克伦威尔的护国公体制，结果都不如人意。甚至在议会拥护者的眼中，弑君本身似乎都是不正义的非法行为。英国内战见证了同样的愈趋激进，像法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后来所经历的一样。更为激进的反皇派，像平均派（leveller）和掘地派（digger），所追求的似乎不只是政治负责制，而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革命，从而吓坏了议会所代表的有产阶级。所以，随着查理二世的登基，君主政体在1660年得以复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2]复辟之后，政治负责制的问题在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的治下重新泛起，其阴谋诡计招致议会的怀疑和反对，最终引致光荣革命。但这一次，没人再想废除君主政体或国家，只想要一位对自己负责的国王，那就是奥兰治的威廉。

这再次证明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到17世纪晚期，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的思想家，摆脱了基于阶级和等级的封建秩序的概念，转而赞成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就激情和彼此施暴的能耐而言，人与人在根本上都是平等的；此外，他们还享有天赋权利。洛克接受这些前提，并抨击不经被统治者同意也可有合法统治的主张。只要依照同意原则，就可以推翻国王。这些早期自由主义者认为，权利是抽象和普遍的，任何强人不得合法剥夺。但在这些思想传到匈牙利之前，匈牙利早已向土耳其和奥地利屈服称臣了。(www.xing528.com)

从上述比较中可得出一个简单的教训。政治自由——即社会自我统治的能力——不但要看社会能否动员起来，以对抗中央集权，并将宪法约束强加于国家；还要看国家是否足够强大，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负责制不是只从国家流向社会的单行道。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团结行动，没有广泛接受的共同目标，就无法奠定政治自由的真正基石。明显不同于马蒂亚斯·匈雅提死后的匈牙利，1689年之后的英国仍然强大而团结。议会愿意向自身征税，为18世纪的海外持久争斗作出牺牲。与没有制衡的政治制度相比，高度制衡的不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因为政府需要定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所以，负责制政治制度的稳定，全靠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广泛均势。

辉格史观的问题之一在于，它将英国的经历当作宪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兴起的范例。然而，欧洲其他国家走上不同路径，最后抵达与英国相同的目的地。我们开始解说冗长的政治发展史时，曾提出丹麦如何变成今日丹麦的问题——守法、民主、繁荣、执政清廉的政体，其政治腐败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时间来解释这个结果。

在1500年，还看不出丹麦（或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将会不同于中世纪晚期的其他欧洲社会。有些评论家尝试将今日的丹麦一直追溯到当初定居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3]除了他们不骑马，驾长艇远行，很难想象这一掠夺部落，如何将自己从来自罗马帝国之后定居欧洲的日耳曼野蛮人中彻底区分出来。

丹麦的君主政体具有很古老的血统，从13世纪起变得相对软弱。国王被迫签署宪章，允诺向贵族议会征求咨询，向教会提供特权。^[4]像欧洲的其他国家，丹麦的经济仍以庄园为基础。丹麦地处波罗的海的进口，邻近汉萨同盟的港口城市，使国际贸易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5]卡尔马联盟（Kalmar Union）在15世纪中期曾短暂地统一大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联盟解散后，丹麦仍是相当重要的多民族政权，控制着挪威、冰岛、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Schleswig ＆ Holstein），以及现是海湾对面的瑞典西部省份。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促使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走上独特发展道路，那就是宗教改革。跟在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思想证明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催化了大众对天主教会的长期不满。在丹麦，短暂内战导致新教徒的胜利，以及1536年路德派丹麦国教的建立。^[6]促成这个结果的，既有道德因素，也有物质因素，丹麦国王视之为攫取教会资产的良机。当时，教会拥有相当多的财富，大约占有丹麦土地的30%。^[7]

宗教改革在丹麦的持久政治影响是鼓励农民脱盲。路德教会坚信，普通老百姓要与上帝沟通，需要阅读圣经，或至少要读路德教的简易问答集（Lesser Catechism）。始于16世纪，路德教会在丹麦每一座村庄设立学校，让教士向农民传授基本的读写技能。结果在18世纪，丹麦农民（还有斯堪的纳维亚的其他地区）已成为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日益组织起来的社会阶层。^[8]

当代社会的社会动员通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也是中世纪英国所走的道路。普通法的产权扩展，促使英国农民的最高层进化成政治上活跃的自耕农。相比之下，在前现代16世纪的丹麦，促进社会动员的是宗教。脱盲允许农民改善经济条件，还帮助他们互相交流，并作为政治行动者组织起来。到19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的乡村，彼此之间的悬殊是无法想象的，尽管两者的地理相近，气候相似。

跟英国的情形不同，这里的代议民主制并不来自组织良好、足以抵抗中央国家的封建残余机构（议会）。丹麦在1660年败于瑞典，遂建立了专制国家，其官僚机构变得愈益精明。^[9]丹麦议会已被废除，没有基于社会等级的政治结构，可供君主前去要求增税。

从1760年到1792年，丹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革命。开明君主开始逐渐废除农奴制（Stavnsbånd），先在皇家领地，再扩展到所有地主，并限制地主处罚下人的权利，譬如不能再将农民放在木马上鞭打。^[10]农民仍然没有选举权，但可以拥有土地，并能在同等的基础上从商。^[11]

丹麦君主将农民自由视作遏制贵族地主的良机，遂遭到了地主的顽强抵抗。他又可将获得自由的农民，直接征募进国家军队。思想也很重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他认为，自耕农的生产效率将远远超过农奴。同样重要的是农民本身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动员，充分利用自由经济的机会，投入到盈利较多的增值生意，例如食物加工。

使丹麦现代民主成为可能的第二个重大事件来自外国。到18世纪末，丹麦仍是欧洲中等的多民族政权。在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失去挪威。19世纪前几十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传播促成复杂的政治后果。它刺激了基于阶级的两项需求，一项来自资产阶级和农民，跟政治参与有关；另一项来自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与国家认可有关。

普鲁士解决了第二项需求，通过一场短暂但决定性的战争，在1864年兼并了主要说德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只过一个晚上，丹麦就变成基本上讲丹麦语的整齐划一的小国。它知道自己别无他法，只好接受小国寡民的处境。

丹麦的民主出现于19世纪后期，社会民主主义出现于20世纪早期，这就是它们的来龙去脉。教士兼教育家的葛隆维（N. F. S. Grundtvig）所激发的农民政治运动，最初只装扮成宗教复兴运动。它摆脱官方的路德教会，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12]等到立宪君主政体在1848年当政，农民运动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开始要求直接的政治参与，并在翌年获得选举权。丹麦在20世纪成为福利国家，这已超越本卷的范围。当它最终来到时，并不完全依靠新兴的工人阶级，还需要农民阶级的帮助。在关键时刻，促使农民动员起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宗教。

民主和现代市场经济在丹麦的发展，比在英国经历了少得多的冲突和狂暴，更不用提相比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了。为了到达现代丹麦，丹麦人确实与邻国打了好几仗，包括瑞典和普鲁士，也在17世纪和19世纪发生了激烈的国内冲突。但没有持久的内战，没有圈地运动，没有专制暴政，没有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赤贫，所留下的阶级斗争遗产非常薄弱。就丹麦的故事而言，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指路德教会和葛隆维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有18世纪和19世纪一系列丹麦君主所接受的关于权利和宪政的启蒙思想。

丹麦的民主兴起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不能在别处复制。丹麦抵达现代自由民主制的途径完全不同于英国，但最终都抵达非常相似的目的地。它们都发展了强大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这似乎显示，“达到丹麦”可有多种途径。

[1] 广泛政治参与所激起的国家整体感，反映在大宪章和金玺诏书的对照之中。促成金玺诏书的，不是男爵，而是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他们想要国王来保护自己免遭男爵的掌控。英国男爵宣称代表国家整体，包括教会和普通百姓，索求保护他们权利的宪法保障。相比之下，促成金玺诏书的匈牙利贵族，主要是想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像法国和俄国的贵族，他们懂得自由只是特权，而不是公民的普遍权利。他们把自己照顾好，在保护他人权利方面便兴趣索然。David Harris Sacks，《征税的悖论》，15页。

[2] 有关这段时期，参见Ronald Hutton，《复辟：英格兰、威尔士的政治与宗教史，1658—1667年》（The Restoration: A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658-1667）（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3] 参见 Gert和Gunnar Svendsen，《社会资本和福利国家》（Social Capital and the Welfare State），载Michael Boss编，《转变中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 in Transformation）（丹麦奥胡斯[Aarhus]：奥胡斯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Kenneth E. Miller，《丹麦的政府与政治》（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Denmark）（波士顿： Houghton Muffin出版社，1968年），23页。

[5] 有关邻国瑞典的中世纪农民经济，参见Eli F. Heckscher，《瑞典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Swede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25—29页。

[6] Thomas K. Derry，《斯堪的纳维亚史：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A History of Scandinavia: Norway, Sweden, Denmark, Finland and Iceland）（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9年），90—91页。

[7] 参见Richard Bonney，《收入》，452页。

[8] Ove Korsgaard，《为人民的斗争：丹麦五百年简史》（The Struggle for the People: Five Hundred Years of Danish History in Short）（哥本哈根：丹麦教育学院出版社（Danish School of Education Press），2008年），21—26页。

[9] Kenneth E. Miller，《丹麦的政府与政治》，26页；Nils Andren，《北欧国家的政府与政治》（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斯德哥尔摩：Almqvist and Wiksell出版社，1964年），29页。

[10] Uffe Østergård，《强大的小国丹麦：丹麦现代性的农民之根》（Denmark: A Big Small State： The Peasant Roots of Danish Modernity），载John Campbell，John A. Hall和Ove K. Pedersen编，《国民身份与资本主义变种：丹麦经验》（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Danish Experience）（安大略省金斯顿：麦吉尔大学与皇后大学联合出版社，2006年）。

[11] Harald Westergaard，《丹麦的经济发展：世界大战之前和之间》（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nmark: Before and During the World War）（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22年），5—6页。

[12] Uffe Østergård，《强大的小国丹麦：丹麦现代性的农民之根》，76—81页；Ove Korsgaard，《为人民的斗争：丹麦五百年简史》，6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