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从古代到大革命

莫斯科国家的涌现和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特征；君主政体依赖贵族，造成俄罗斯农民逐渐沦为农奴；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专制主义在俄罗斯取得更为彻底的胜利

尤其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兴起的21世纪初，俄罗斯联邦成为政治学家所谓的“选举式威权”政权。^[1]政府基本上是威权的，受控于政治家、官员和商业利益所组成的灰色网络，但仍然举行民主选举，使继续执政获得合法性。俄罗斯民主的质量很低。政权控制几乎所有的主要媒体，不允许对政府的批评，威胁反对派候选人，或使之丧失参选资格，还向自己的候选人和拥护者提供优惠。

它在法治上的表现，比民主质量问题更为糟糕。揭露官方腐败或批评政府的新闻记者突然死去，没有看到找出杀手的真正努力。私人企业遇上政权内线人士的敌对接管，便会遭到政府部门的诬陷指控，从而被迫放弃资产。不夸张地说，重要官员即使参与谋杀，也可逍遥法外，无须负责。专门调查世界上腐败水平的非政府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俄罗斯排在180个国家中的第147名，劣于孟加拉、利比里亚、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稍稍优于叙利亚、中非共和国。^[2]

很多人看到21世纪的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连贯性，又因俄罗斯人经常表达对斯大林和苏联岁月的怀旧，而得到放大。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七十年，共产主义扎根于俄罗斯，当然塑造了当代俄罗斯人的态度。

但在共产主义的下面藏有很多龟。如果仅把当代威权主义归罪于20世纪的政治，首先就要解说，共产主义为何在俄罗斯和中国获得彻底的成功。当然，发挥作用的还有更古老的专制传统。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已发展了强大的中央国家，其行政权力只受法治或负责制立法的软弱约束。布尔什维克之前的俄罗斯，其取得的专制主义的性质，不同于法国或西班牙的旧政权，更接近于前现代中国或奥斯曼。个中的原因与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对它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

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俄罗斯国家起源于乌克兰的基辅地区，基辅曾是主要的贸易站，连接北欧和拜占庭帝国等。它的持续存在中断于13世纪30年代末，其时，拔都可汗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队侵占俄罗斯，基辅遭到彻底摧毁。身为教皇使节的大主教迦儿宾（Carpini）写道，经过基辅时，“我们看到现场有无数死人的头颅和骸骨，该城曾经很大，人口众多，现在却一片荒芜，只有两百栋房子还立在那里，俘虏在从事着最为恶劣的苦役”。^[3]蒙古占领持续了将近二百五十年。很多当代俄罗斯人，被问到为何他们的国家和政治文化迥然不同于西欧时，立即把责任推到蒙古人身上。西方也有观察俄罗斯的悠久历史，如侯爵德·屈斯蒂那（de Custine）。他坚持俄罗斯应被视作“亚洲”强国，它与蒙古人、奥斯曼人、库曼人和其他亚洲人的互动，对它的成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4]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出现，见解已经转变。新一轮修正主义的历史评论，以更为肯定的语气解说蒙古人的作用。^[5]

不管怎样，蒙古入侵对俄罗斯后续的政治发展施加了重大影响，且多半是消极的。^[6]首先，它切断了俄罗斯与拜占庭和中东的贸易和思想交流，后者曾是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的来源。也阻碍了它与欧洲的联系，这意味俄罗斯没像西欧那样，深入参与相关的历史进程，比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其次，蒙古占领大大延误了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基辅遭到彻底摧毁后，基本上需要重头开始，当代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曾是俄罗斯老祖宗的定居点。蒙古人抵达之前，俄罗斯国家已经开始分裂。政治权力向无数自称为王的小封地流散，又因蒙古占领而获得确认。俄罗斯的重心从黑海北部的欧洲本都地区（pontic）转向东北部，当地的莫斯科大公国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不像持续八百年的欧洲封建主义，俄罗斯的封地仅生存两个多世纪——从1240年开始套上鞑靼轭（Tatar yoke）到伊凡三世当政的16世纪中期——很快，小封地的领主必须面对日益强盛的中央君主政体。

最后，蒙古人破坏了继承于拜占庭的法律传统，使政治生活变得更为恶劣、更为残忍。与欧洲的基督徒君主相比，蒙古统治者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掠夺者，其目的就是从所控制的居民身上榨取资源。他们仍处在部落层次，从未发展出政治制度或正义理论，可以带给所征服的居民。他们不像传统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并不矫饰自己是为被统治者而存在的。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表，愿意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大规模榨取资源。他们严惩任何抵抗力量，为了杀鸡儆猴，甚至愿意处死整座城镇的居民。他们招募俄罗斯的领主成为自己的征税官，包括将来创建俄罗斯国家的莫斯科大公。他们以自己的掠夺策略，训练数代的俄罗斯领袖。事实上，他们通过联姻而融入俄罗斯人口的基因。

俄罗斯的兴起

像我们所讨论的几乎所有政治体，发动战争的需要促动了俄罗斯的国家建设。像基于法兰西岛的卡佩家族，莫斯科的留里克王朝（Rurik）从自己的中心位置向外扩展，征服和吸收其他封地公国、蒙古和立陶宛等的外国军队。伊凡三世（1440—1505）治下的国家成为重要力量，兼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Tver）。他给自己冠上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莫斯科公国从伊凡一世（1288—1340）的六百平方英里，到瓦西里二世（1415—1462）的一万两千平方英里，再到他自己统治结束时的五万五千平方英里。^[7]

封地期间的俄罗斯国家，其形成非常类似于中国和奥斯曼的国家形成过程。像中国西周的创始朝代，基辅贵族家庭的后裔分布于俄罗斯各地，尤其是在蒙古入侵之后。他们组建一系列小公国，相当于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每位领主控制自己的领地、经济资源和军队，并与自由贵族（boyar）签订契约以获服务。

莫斯科国家的权力基于服役贵族（middle service class），由骑兵组成，报酬不是现金而是封地（pomest’ia），每块封地上约有五或六户农家。由于地多人少，控制人口比控制土地更为重要。骑兵不是常备军，受领主召集而提供服务，军事季节结束后，再回到自己封地。俄罗斯和奥斯曼的封地非常相像，这可能不是意外。其时，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接触愈益增多。像奥斯曼的骑士，俄罗斯部队的核心成员，如果身处欧洲其他地区，便被称作低层士绅，其土地和资源全部来自国家。俄罗斯骑兵配置相对轻便的装备，主要倚靠迂回战术。这很像奥斯曼骑兵，而迥然不同于西欧的重甲骑士。莫斯科政权组建此种部队的动机，也与奥斯曼相似。这个军事组织的地位全靠国家，不会要求现金军饷。它可被用来抵消领主和贵族的势力，后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资源。^[8]

这是俄罗斯和匈牙利的重大差异。在俄罗斯，服役贵族接受招募，直接为莫斯科国家服务。在匈牙利，它变成贵族阶层的一部分。这不同选择也许足以决定后来的分道扬镳，一个社会走上中央集权，另一个趋于权力下放。与西欧社会相比，俄罗斯社会对莫斯科的国家建设设置了较少障碍，原因之一就是：服役贵族直接从属于国家，没有接受领土贵族的再次分封。

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历史太短，尚没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是俄罗斯贵族无法限制中央国家权力的另一原因。俄罗斯是否经历过封建主义？俄国史学界对此有长期争论，因为俄罗斯的封地从没获得西欧对应物所享受的自治权。^[9]俄罗斯的领主和较低层次的贵族没有时间建造城堡，俄罗斯的平原和大草原，将优势赋予快速移动的进攻军队，而不是防御军队。

莫斯科国家颁布门第选官制（mestnichestvo，编按[下同]：俄语为Местничество），故意在贵族中播种不和。它将贵族家庭以及家庭内的个人划出等级。像法国和西班牙的爵位和特权的出售，门第选官制也让贵族互相竞争，从而破坏了贵族内部的凝聚力。^[10]所以，俄罗斯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其内部团结很差，几乎没有发展出联合抵抗中央国家的机构。他们以内部的小争执而著称，经常自我损耗。

在俄罗斯，法治一开始就比西欧薄弱。天主教会在领土主权国家之外建立教会法规，但俄罗斯东正教从没扮演过类似角色。被俄罗斯当作模型的拜占庭帝国，其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政教合一。东罗马皇帝委任君士坦丁堡的牧首（Patriarch，最高主教），裁决教会中的教条争议。格里高利改革和叙任权斗争的相似情形，从没在拜占庭的世界发生。东正教没有发展出可颁布法律的国家般的中央机构，也没像天主教会一样，将牧首法令编纂成统一的教会法规。当蒙古入侵切断了俄罗斯教会与拜占庭的交往时，它在莫斯科国家身上找到新监护人。教会和国家的利益相互吻合，后者提供赞助和权力，前者鼓吹后者作为“第三罗马”的合法性。大牧首尼康（Nikon）在1666年遭到开除，之后的俄罗斯教会彻底变成政教合一。到1721年，彼得大帝颁布《宗教事务管理章程》，干脆取消牧首职位，取而代之的是沙皇指定的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11]

如果怀疑法治保护西欧精英的重要性，我们只要想想所谓的沙皇特辖制（oprichnina，俄语опричнина）。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时值伊凡四世（1530—1584）统治的后半期，在西欧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他被后人称作伊凡雷帝（Ivan Grozny，俄语Иван Грозный），既可译作恐怖伊凡，也可译作伊凡大帝。他心爱的年轻妻子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俄语Анастасия）死于1560年，使他对周遭的宫廷官员疑鬼疑神。他突然离开莫斯科，至1565年方才返回，要求贵族让他建立所谓的非常行政区，并让他享有处理恶人和叛徒的唯一大权。一旦获得同意，他就发起恐怖统治，反过来攻击贵族。愈来愈多的贵族与家人一起遭到逮捕、折磨、处决。伊凡创建了所谓的特辖军（oprichniki，俄语опричники），身穿黑衣，骑黑马，成为他法外统治的特殊工具。特辖区内的私人财产遭到国家没收。之后，它又得到扩张，最后面积相当于全国的一半。估计有四千至一万的贵族被杀，古老领主家庭中存活的仅得九家，大部分土地都被充公。^[12]伊凡四世好像完全失去情绪平衡，一度致命地伤害了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他死后，俄罗斯只能说仍然心有余悸。^[13]很难说，它不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实施党内清洗的先例。其时，苏共总书记怀疑身边处处有阴谋诡计，杀光了当年与其携手闹革命的老共产党员。^[14]它也使人不得不忆起清洗贵族精英的中国统治者，像武则天。

从俄罗斯政治发展来看，使人迷惑的是贵族为何授予伊凡这些特权，祸及自身。有人认为，他们不敢想象自己可以独自当政，也害怕君主不掌大权的后果。在伊凡四世奇怪消失于莫斯科的时候，有人提出如此可能。俄罗斯人对软弱国家会造成的混乱和崩溃心怀恐惧，这并不荒谬。他儿子费奥多（Feodor，俄语Фёдор）去世于1598年，没有留下子女，留里克王朝因此而告终，开始了所谓的混乱时期。莫斯科国家饱受饥荒和外国侵略的困扰，因一系列“伪德米特里”（false Dmitri，俄语Лжедмитрий）竞争君位而分崩离析。莫斯科君主创造的国家机器不够强大，承受不了漫长的继承权斗争。即使君主权力崩溃，也不能回归到分权的封建统治。结果只是失序的暴力和外国的霸权，直到罗曼诺夫王朝在1613年涌现。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兴起并不由俄罗斯文化内在逻辑所命中注定。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有西方的共和或代议制度的先例，为其他可能性提供视野。西北部的城市诺夫哥罗德从没被蒙古人征服，在早期封地时期，一直是颇具活力的商业共和国。它与波罗的海贸易紧密相连，发挥门户作用，让欧洲货物进入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的君主统领军队，但在执政时受市民大会（veche，俄语вече）的限制。市民大会从城市贵族中选出市长，所有自由公民都可投票。它还控制税赋、法律和外交，甚至可以解雇君主。城市内，社区在料理自己事务上行使很大自治权。诺夫哥罗德最终被伊凡三世征服，在1478年成为莫斯科国家的一部分。伊凡三世废除诺夫哥罗德所有的共和机构，将很多当地领袖当作叛徒处死，并将大量贵族和商人家庭驱逐出境。^[15]

第二个代议机构是缙绅会议，由贵族组成，近似于法国三级会议和西班牙议会。它的开会并无定律，但在适当时刻扮演重要角色。它批准了伊凡四世的数项倡议，例如他向利沃尼亚的开战。其他会期批准了伊凡四世儿子费奥多在1584年的继位，并在1598年向摄政王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俄语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提供皇位。它最重要的举动是在1613年核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khail Romanov，俄语Михаи́л Фё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成为沙皇，从而终止混乱时期。该议会在17世纪还继续开会，批准了多次宣战和税赋，直到彼得大帝使之边缘化。^[16]自那以后，代议机构在俄罗斯销声匿迹，直到1906年日俄战争之后召开的立法机构杜马（Duma，俄语Дума）。

抵制权力的最后潜在来源是俄罗斯教会。如上所述，评论家经常谴责俄罗斯教会是莫斯科统治者的驯服工具，不管是沙皇时期，还是今天。但在大牧首尼康被开除之前的时期，仍有可能走上不同途径。俄罗斯东正教曾拥有近乎四分之一的俄罗斯土地，由此而享受自治。自圣谢尔盖（St. Sergius）改革以来，俄罗斯就有优良的修道院传统，但经常引起世俗统治者的怀疑。至少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Florentine Union）触发危机之前，莫斯科的都主教（Metropolitan）都由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指派，俄罗斯君主无从置喙，之后才由俄罗斯主教会议选出。^[17]也有个别教会领袖不畏暴政，如莫斯科都主教菲利普（Philip），因为谴责伊凡四世，而被赶出自己的教区，最终竟被勒死。^[18]

这些案例表明，俄罗斯传统并不是暴政不断，自由选择时有发芽开花。共产主义倒台后重现创造更为自由社会的诺言，但其兑现恐怕还在将来。

17世纪末的俄罗斯国家已有中央集权，但还比不上欧洲对手。没有整齐的中央官僚机构，只有一系列所谓的衙门（prikazy，俄语Приказы），其职责既有重叠，又不一致，来自沙皇繁杂的指令（prikaz，俄语Приказ）。^[19]不同于法国的总督制度，从地方到中央的政府任命，都出自沙皇，被称为“给食”（kormienie，俄语Кормление），这名字就表明制度背后的监督和掠夺意味。早在16世纪既已存在的地方自治政府，在伊凡四世的治下遭到废除，国家倚靠军事总督制度（voevody，俄语Воевода）来实施行政命令。军队也同样原始，仍然基于骑兵，只在首都组织新型步兵，但不一定靠得住。^[20]

俄罗斯国家建设的下一轮是在彼得大帝（1672—1725）治下。他迁都圣彼得堡，又从欧洲引进一大批新制度。彼得是个巨人，不论是体形，还是领导才能，单枪匹马尽力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战争再次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对抗瑞典的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彼得在1700年纳尔瓦战役中，败于瑞典皇帝查理十二世，遂开始对当时欧洲边界的俄军进行彻底重整，并从零开始打造海军（从最初的单船只舰发展到最终能够战胜瑞典海军的八百艘）。他也推行俄罗斯中央政府的现代化，废除老式衙门，换成模拟瑞典的参政院（a system of colleges）。参政院以技术专长为基础——大多来自外国——在辩论和执行政策方面发挥了特殊功能。

15世纪和16世纪国家建设的第一期，主要是动员服役贵族，这分裂了贵族阶层，确保他们大部分直接依赖国家。彼得甚至更进一步，征召整个贵族阶层参与国家服务。贵族入伍先当小厮，其提升全凭现代的择优标准，一生必须附属于自己的团队。所以，与欧洲相比，俄罗斯贵族服务的观念更为持久，虽然实施方式大相径庭。为国家服务的贵族随身不带自己的属臣和侍从，却在中央等级机构中获得职位。这导致俄罗斯社会的总体军事化，在道德上重视责任、荣誉、等级、服从。^[21]

支撑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内部政治力量，其平衡可用图4来说明：

图4. 俄罗斯

彼得大帝在1722年以官秩表（Table of Ranks）替换古老的门第选官制。每个国民都有自己的法定等级，以及相应的特权和义务。非贵族人员一旦升到足够的等级，不管是在官僚机构还是在军队，就可自动进入世袭贵族的行列。新鲜血液进入贵族，这很有必要，因为国家需要大批公职人员。官秩表确定贵族的集团身份，并加强其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但它从不将自己视作君主政体的对手，因为其利益与国家紧密相连。^[22]

贵族提供服务，以换取免税、土地人口专有权和进一步榨取农奴的机会。农奴在君主赠与贵族的封地上首次出现，这显示农民条件的恶化和贵族服务阶层的兴起，以及两者的密切相连。这些封地倾向于在南方、东南和西方，都是国家夺之于邻国的新土地。辽阔的北方领土上没有战事，它的农民处境要好得多——基本上只是国家的农民，只有欠国家的义务，不欠私人地主的。^[23]

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农民的税赋日益上涨，而更为重要的法律限制则针对农民的行动自由。根据古老的传统，农民有权离去，但在后来受到愈来愈多的限制，最后竟被全部废除。^[24]限制农民的迁徙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俄罗斯贵族的团结，以及贵族与君主政体的同盟。

讽刺的是，此中原因与俄罗斯的地理有关。它缺乏地理界限，非常不适于奴隶制的发展。俄罗斯只有很少阻挡迁徙的自然屏障，如无法通行的大河或山脉。国家因扩张而不断拉长边境线，尤其是在南方和东南方。乌克兰南部和顿河盆地（Don Basin）的自由哥萨克社区，据说由逃走的农奴所建。像蓄奴农地与开放边境相邻的美国南方，只有农奴主之间达成牢固协议，以限制农奴行动、送回逃奴、既严罚逃奴又严罚违规地主，农奴制度方能取得成功。如有主要参与者不予合作——或是部分地主，或是自由城市，或是向逃奴提供保护的国王——整个制度就会崩溃。考虑到这段时期劳力缺乏，任何地主如果退出联盟，以较好条件将农奴吸引到自己领土，便会获取丰厚的利润。所以，必须以显著的地位特权和严守反迁徙规则的承诺，来加强地主卡特尔的团结。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基础，就是君主和上下层贵族的同盟。他们都答应遵循有关规则，牺牲品就是农民。

维持农奴卡特尔的需要，解释了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众多现象。自己没有农奴的个人，欲自由拥有土地，会受到政府愈来愈多的限制。要想得到土地，必须先变成贵族。一旦成为贵族，便能自动获得农奴，以及维持这一制度的义务。此举遏制了资产阶级在独立商业城市的成长。西方的城市在促进农民自由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俄罗斯率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是贵族，而不是独立的资产阶级。^[25]维持卡特尔的需要，也解释了俄罗斯向南方和东南方的扩张。边境旁边的自由哥萨克社区的存在，无疑是持续的诱惑，也是逃跑农民的良机，必须遭到镇压。

彼得大帝是推行现代化的伟大人物，在很多方面促使俄罗斯“欧洲化”，并使之成为欧洲政坛中的主要角色。但他从上到下的强行改革，遇上了俄罗斯社会本质上的局限。例如，他试图创立省和地区的两级制度，以及新式的市政规则，以改造省、市和地方的政府，到最后都不了了之。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字眼来说，原因在于“能力缺乏”。那是指，地方上受过训练的行政人员不够，现存的又缺乏热情。中央颁布的法令得不到实施，政权也无法铲除既有的腐败和独断专行。^[26]

彼得大帝在军队和中央官僚机构中，推行选贤与能的现代晋升制度。他死后，便难以为继。他的很多革新全靠自己的监督和精力，例如，他曾旁听政府招聘干部的考试。他去世后，宫廷内外的强大家族使行政机构重趋家族化。他的继位者软弱。想要晋升到文武官职的最高等级，全得倚靠豪门巨室的赞助，像多尔戈鲁科夫（Dolgorukov，俄语Долгоруков）、拉雷斯金（Naryshkin，俄语Нарышкин）、戈利岑（Golitsyn，俄语Голицын）、萨尔蒂科夫（Saltykov，俄语Салтыков）。日益掌控国家政策的贵族在1762年废除自己的服务义务，并获得更多针对农民的权利，如随意迁徙和驱逐农民的权利。^[27]豪门家庭及其赞助网络的相互竞争，甚至延伸到军队，战斗力因此而受损。(www.xing528.com)

贵族家庭的兴起分散了俄罗斯制度的权力，并软化伊凡四世和彼得大帝所遗留下的专制传统，再加上法国文化在俄罗斯精英中所享有的主导地位，这一切使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所描述的19世纪早期的贵族社会，看来酷像欧洲的贵族社会。如在两百年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这种权力分散与西方现代行政国家的兴起，不可混为一谈。历史学家约翰·勒多内（John LeDonne）说：“全国范围家族和依附者的网络，无不在嘲弄立法文件所建立的严格等级制度。此类立法努力，一直在寻找行政秩序和‘规范化’。它解释了为何俄罗斯政府，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是人的政府，而不是法的政府。”^[28]

有关俄罗斯的解说，以18世纪晚期稳固专制国家的出现而告结束。显而易见，之后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包括19世纪的自由派实验和20世纪极权国家的兴起。到法国大革命时，俄罗斯统治的特征已昭然若揭，它既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弱的专制主义，也不同于中国和奥斯曼的国家。

在若干方面，俄罗斯的国家比法国或西班牙更为强大。至少在与精英打交道时，后者受到约束，必须尊重法治，这在俄罗斯却是闻所未闻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政府，以债务违约和货币操纵来蚕食产权，甚至捏造指控，通过法律程序来勒索钱财。但至少，他们觉得必须运用现有的法律机构。相比之下，俄罗斯政府无需法律借口来没收私人财产，逼迫贵族为政府服务，处置敌人和叛徒时，漠视正当的法律程序。伊凡四世的特辖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意外，之后也没有相似的复制，直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府。但它的曾经发生，为后来俄罗斯统治者创立了重要的先例。他们很清楚，他们手中针对精英的极端措施是西方主权国家所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俄罗斯政府更接近帝制中国，更远离西方。俄罗斯政府发展了类似奥斯曼的专制制度，譬如作为骑兵报酬的封地。奥斯曼和马穆鲁克，即使在最兴盛时期，也比俄罗斯统治者更加尊重法治。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更为家族化，远远超过中国或奥斯曼的版本。如我们所见，中国人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和非人格化的中央统治。大体上，中国历史是国家与家族制复辟的斗争史。早在中国统一之前的公元前3世纪，非人格化和选贤与能的政府的理想就已问世。奥斯曼的军事奴役制建立任人唯才的行政制度，不受家族影响，在其全盛时期，不乏来访欧洲人的赞美。彼得大帝想在俄罗斯创建同样制度，只取得部分的成功。俄罗斯的家族力量随后轻易夺回政府，以不透明的方式在幕后制定政策。

当代俄罗斯，与彼得大帝死后的百年社会有惊人的相似。尽管有现代的正式宪法和书面法律，俄罗斯国家仍受灰色精英网络的掌控，很像曾经控制帝制俄罗斯的萨尔蒂科夫和拉雷斯金家族。这些精英行使权力的方式，不是法律或规范程序所能定义的。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得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像仍在为己着想。

俄罗斯没有陷入历史的泥潭。伊凡四世、彼得大帝、斯大林开下专制先例，但接踵而至的却是自由化。今日社会已被动员起来，其方式不同于旧政权时期，资本主义的引进允许精英的组成定期更换。今日腐败和紊乱的选举式威权主义，不再是俄罗斯人曾承受的残酷独裁。俄罗斯历史提供很多通向较多自由的其他选择，可作为将来改革的先例。

[1] 参见 Andreas Schedler，《选举式威权主义：不公平竞争的动态》（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Lynne Rienner出版社，2006年）。

[2] 这些排名来自2008年的腐败感受指数，参见：http://transparency.org/policy_research/surveys_indices/cpi。

[3]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A History of Russ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79页。

[4] 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的俄罗斯》（La Russie en 1893）（巴黎：Amyot出版社，1843年）。

[5] 在蒙古本土，成吉思汗今天仍被敬作国家英雄。甚至在俄罗斯，对自己真正根源的搜索，也给蒙古时期涂上比较鲜艳的色彩。例如Jack Weatherford，《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塑造》（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纽约：皇冠出版社，2004年）。

[6] 有关简易的裁决，参见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78—83页。

[7] 有关简易的裁决，参见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16页；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History of Russia）（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部，1964年），101—124页。

[8] 参见Richard Hellie，《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制与军事变革》，第2章；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俄国政治秩序的形成，1700—1825年》（Absolutism and Ruling Class: The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Order 1700-182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6页；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170—171页。

[9] 和往常一样，很多苏联历史学家采用广泛经济定义的封建主义，主张它的存在上至基辅时期下至19世纪晚期。如用马克·布洛赫对封建主义的定义，既有类似，又有明显差异。“俄罗斯的社会形式经常像是低层次的，与西方模式相比，至少是更为简单和更为粗糙的版本。”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27—128页。

[10]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64页。

[11]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57页。

[12] 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144—146页。

[13]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164—170页。英国旅客Giles Fletcher在伊凡四世死后访问莫斯科，该“政策和暴政（尽管现已停止）如此扰乱那个国家，使之始终充满怨怼和刻骨仇恨，以至不会自行熄灭（现在似乎如此），直到再次燃起国内的熊熊大火”。引自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动乱时期：16世纪和17世纪莫斯科公国内部危机和社会斗争的历史研究》（The Time of Troubles: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ternal Crises and Social Struggle in 16th-and 17th-Century Muscovy）（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0年），25页。

[14] 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在《伊凡雷帝》电影中作出这一联想，斯大林自己也有同一联想。感谢Donna Orwin指出这一点。

[15]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88—93页；Sergei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62—63页。

[16]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09—210页。

[17]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100—101页。

[18] Fedorovich Platonov，《俄罗斯史》，132页。

[19] 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64页。

[20]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12—213页。

[21] “1822年对若干省份的调研显示，军队的内部结构已被移植到省行政机构。元帅、法官、警长、治安官代表第一线（stroi），文官财务长和会计代表非战斗人员（nestroevoi）。”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19页。

[22] 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02—203页。

[23]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05—206页。

[24] 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47—268页。

[25] 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6页。

[26] Nicholas V. Riasanovsky，《俄罗斯史》，256—258页。

[27] Jerome Blum，《旧秩序在欧洲乡村的终止》，203页。

[28] John P. LeDonne，《专制主义和执政阶级》，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