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成为失败负责制的另一选择；西方废除的农奴制却在东欧冒头；宪政主义和贵族统治出现于匈牙利；自由如要兴盛，既要有强大中央国家，又要有对它的制约
早期现代的法国和西班牙是弱的专制主义和失败负责制的案例。形成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国家是专制的，因为它的君主政体集中权力，无须以正式方式向议会或其他代议机构负责。其他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者，如高等法院和西班牙议会，公社叛乱者和投石党人，反对国家集权，最终都被一一击败。他们失败的方式凸现了专制权力的基本弱点。国家向精英参与者提供一部分国家职能，将他们逐一收买，既削弱了他们集体行动的能力，也限制了可在他们身上行使的权威。他们的财产和特权，虽然经常受到挑战和侵蚀，但基本上完整无缺。
相比之下，匈牙利和俄罗斯提供了两条另类发展路径，它们彼此之间不同，又有别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模式。这四个案例最后都以政治负责制的缺席而告终。在匈牙利，专制努力最初是失败的，因为强大和组织良好的贵族阶层，可以向国王权力施加宪法的限制。跟英国议会一样，匈牙利议会也迫使匈牙利国王向自己负责。但他们对负责制的追求，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只代表狭隘的寡头阶层；他们只想使用这份自由，以进一步榨取自己属下的农民，又避免向中央国家缴纳重税。其结果是愈益恶劣的农奴制得到扩张，国家趋于孱弱，最终不能抵抗土耳其。换言之，一个阶层的自由导致了其余阶层的不自由，还导致国土被强大邻国宰割。
我们花时间来考虑匈牙利的例子，只想显示，对中央政府权力的宪法限制，并不一定能建成政治负责制。匈牙利贵族阶层所追求的，是更加彻底地剥削农民的“自由”，强大中央国家的缺席让他们得逞。大家都理解出自中央专政之手的中国式暴政，但暴政也可来自分散的寡头统治。真正的自由倾向于在社会精英参与者的均势中出现，匈牙利从没能做到这一点。
欧洲历史中重大谜团之一是早期现代之初，即16世纪和17世纪，主子和奴隶的关系在东西欧得到截然不同的发展。易北河以西的地区——西部日耳曼国家、低地国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中世纪期间强加于农民的农奴制逐渐取消。奴隶制从未在西班牙、瑞典和挪威出现。相比之下，易北河以东的地区——波希米亚（Bohemia）、西里西亚（Silesia）、匈牙利、普鲁士、利沃尼亚（Livonia）、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先前自由的农民却在历史同期逐渐沦为农奴。[1]
跟封建制一样，农奴制有繁多定义。历史学家杰罗姆·布鲁姆认为，“如果一个农民受领主愿望的束缚，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他低人一等，并在社会中无能为力；这种情形又被认作是领地上法律和社会结构的根本，而不是领主与他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这样农民就是不自由的”。对农民享有司法权的是领主，而不是国家。他们的关系可由详细的惯例规则所定位，但领主可以修改规则，使之更加不利于农民。农奴仅保留少许的法律权利，不同于奴隶，但实际差别并不大。[2]
从12世纪以来，西欧农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赢得自由。他们通常先升为领主土地上的佃户，土地使用权可能限于自己的一生，也可能传给孩子。有些土地受到限制（mainmortable），只能传给与自己同住的孩子，否则就要归回领主。在18世纪，废除该限制成为自由改革家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其他案例中，农民直接升为地主，享有随意买卖和赠与土地的全部权利。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法国农民已拥有土地的50%，超过贵族的两倍。[3]托克维尔指出，那时的领主早已停止参与对农民的统治。这就是残留的收费权利，或迫使农民使用领主的磨坊或酒坊，受到如此强烈憎恨的原因。[4]
在东欧发生的情形恰恰相反。中世纪时期，与西方相比，那里反而有相当充分的自由。多半因为它仍属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带，来自西欧和欧亚大陆的殖民者，可遵循自己的法律。从15世纪开始，整个东欧建立新规则，限制农民的迁徙。农民不得离开他耕耘的土地，否则就要面对大笔罚款的威胁。帮助潜逃农奴要受沉重处罚，城镇收容农民的能力大受限制，以防止他们逃避庄园上的义务。
农民损失最大自由的是俄罗斯。回溯到12世纪的基辅罗斯（Kievan Rus），其时已有奴隶和农奴。随着15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兴起，农民的义务持续上升，活动自由也在逐渐减少，直到每年仅得一次假（前提是债务已经还清），在圣乔治节（St George’s day）的前后。到了下一世纪，连这唯一年假也被取消。[5]俄罗斯领主对农奴的权利稳步加强，直到18世纪末。其时，人权原则正在整个西方传播。农奴永久绑在主人身上，没有活动权利。事实上，主人可随意调遣农奴，从一处地产迁到另一处，甚至将农奴放逐到西伯利亚，之后又任意召回。俄国统治阶层开始以手下农奴的数量来评估自己的地位。俄罗斯的贵族高层富得惊人：伯爵尼古拉·谢列梅捷沃（N. P. Sheremetov）拥有185 610名农奴；到他儿子手上，这个数字增至30多万。18世纪末，伯爵沃龙佐夫（Vorontsov）拥有54 703名农奴；到19世纪中期农奴制废除之前，他的继承者光是男奴就有37 702名。[6]
农奴制在东西欧为何有如此迥异的发展？答案在于经济、人口和政治因素的总汇，使农奴制在西方难以维持，在东方却盈利丰厚。
西欧人口密集，在1300年是东欧的三倍。随着始于11世纪的经济繁荣，众多人口变成城市居民。这些城市从意大利的北部辐射至佛兰德斯，其存在首先是政治软弱的产物，再就是国王发现，保护城市的独立可以挖对手大领主的墙脚。城市也受到古老封建权利的保护，罗马时代的城市传统并未消失。由于受到如此庇护，城市发展成为独立的社区，通过贸易增长来开拓自己的资源，独立于庄园经济。[7]自由城市的存在，又使农奴制愈加难以维持。它们好像是国内的边境线，农奴可以逃到那里来赢得自由，因此有中世纪的说法，“城市空气使你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8]相比之下，人口相对稀少的东欧城市更为小型，跟中国和中东类似，主要充任现有政治权力的行政中心。
14世纪的灾难性人口下降，更促使西欧趋向自由和东欧趋向非自由。重复发生的瘟疫和饥荒对西欧的打击，比对东欧更为严峻，爆发时间也更早。经济增长在15世纪恢复，西欧看到城镇的再生。它们提供避难所和经济机会，防止贵族进一步榨取手下的农民。事实上，为了挽留农民继续耕耘，领主必须提供更多自由，从而开启了现代的劳动市场。中央君主政体发现，保护城镇的权利可以削弱贵族对手。日益增加的需求必须依赖来自东欧和中欧的进口，包括食物和贵金属。但在易北河的东面，软弱的独立城市和国王，允许贵族依靠农民劳力来开发农产品的出口。如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所说：“从长远看，易北河对岸的地区为西方复苏作出了贡献……‘第二次农奴制’的立法凶兆，以可怕的同步出现于勃兰登堡（1494）、波兰（1496）、波希米亚（1497）、匈牙利（1492、1498）、俄罗斯（1497）。”[9]
这是对东西欧农民权利不同模式的最明显解释。在西方，愈益强大的国王支持城市，其存在可以抵消贵族权力。在法国和西班牙，国王最终在长期斗争中获胜。与领主有委屈或冲突的农民和其他参与者，从精英的竞争中获得更多机会。在东欧，城市和君主权力都很弱，让贵族阶层自由支配属下的农民。这样的模式出现于匈牙利和波兰，国王由贵族阶层选出。东欧两个地区有强大国家：15世纪之后的俄罗斯和18世纪之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都没有代表平民来反对贵族，反而联合贵族来反对农民和资产阶级，再招聘贵族服务以增加自己的权力。
后来，农民在大规模行动中获得解放，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宣言。但非精英的真正自由——不仅农民还有城市中的工匠和资产阶级——还需依赖现有精英参与者的僵局或均势。非精英团体在两种情况下都受到压榨：第一，分散寡头变得太强大，那是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形；第二，中央政府变得太强大，那是俄罗斯的情形。
今日匈牙利只是中世纪幅员辽阔王国的缩影，它曾在不同时期囊括今日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等部分。匈牙利人是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侵犯欧洲的部落民族，由七个部落组成，其主要部落马扎尔（Megyeri）的统治者创建了阿尔帕德（Árpád）王朝。阿尔帕德大公伊斯特万（István），在1000年受洗为基督徒，并获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他监督匈牙利皈依基督教，后来被追认为圣人，即匈牙利的守护神圣斯蒂芬。[10]
14世纪初的匈牙利
匈牙利的王朝斗争消耗了君主政体，使之变得愈益孱弱，结果就是持续的寡头统治。随着部落财产共有制的瓦解，匈牙利君主政体最初拥有甚多地产，再加上来自皇家矿产的收入，其资源可与法英国王媲美。到贝拉三世（Béla Ⅲ，1148—1196）统治的晚期，国王开始分赠皇家地产、属下各县的大片土地、关税、市场收入等。这些不是西欧那样换取服务的封建赠与，而是新兴男爵阶层手中的自由财产。贝拉三世的继承者们为权力斗争继续向贵族竞相分送皇家礼物。[11]
这就是1222年国王安德鲁二世签署金玺诏书的背景（参看第22章）。[12]它实际上是限制国王权力的宪法文件，只是来自颇为不同的社会参与者。在大宪章的案例中，强大的英国男爵代表整个王国发言，迫使国王约翰限制自己享有的权力。迫使国王签署金玺诏书的不是匈牙利男爵，而是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实际上，他们想要国王保护自己免受男爵的掌控。[13]匈牙利教会获得格里高利之后强大罗马教皇的支持，也是要求政策变化的重要政治参与者。教会想保护自己的土地和特权不受进一步的侵蚀，也要求把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商人驱逐出国，让基督徒商人取而代之。金玺诏书的政治运作显示，匈牙利社会已在国家之外组织成强大的竞争团体，包括男爵或上层贵族、士绅、神职人员。[14]
中央权力软弱的第一后果是蒙古人对匈牙利的掠夺。后者征服俄罗斯后，在1241年入侵匈牙利。[15]国王贝拉四世试图加强自己的力量，所以邀请大批异教库曼人（Cuman）进入匈牙利，反而激怒自己的贵族，后者因此拒绝参战。库曼人最后也没参战，匈牙利部队在蒂萨河之战（Battle of Mohi）中遭到彻底摧毁。蒙古人占领整个国家，得知大汗在蒙古过世消息之后，方才撤退。
匈牙利在军事上的薄弱促进了国家建设。[16]匈牙利不知道蒙古人何时归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东方入侵者。为未来威胁作准备，路易一世（Louis I）等的后续国王投入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以扩充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甚至抵达遥远的那不勒斯。国家还实施很多改革，以保护自己免受侵略。这包括建造大量石堡和城防，以替换顶不住蒙古进攻的木砖建筑；还以西欧模式的重甲骑士，取代匈牙利军队的轻骑兵。
军事压力导致匈牙利国王促进士绅的利益。然而，这类军人和官员没有直接进入中央国家的架构。后来的软弱国王允许他们为强大男爵服务，促使单一贵族阶层涌现。到14世纪，当初促成金玺诏书的皇家和城堡要塞的军人发现，自身的利益不在国王一边，而在男爵一边。[17]
结果是非常软弱的国家，以及寡头地主团体所控制的强大社会。包括新近获得爵位的士绅的匈牙利贵族阶层，完全拥有自己财产，不欠国王任何服务义务。阿尔帕德朝代在1301年结束之前，国王虽是当选的，却只是个装饰。他手下没有重要的军队或资源，也没有强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后继的安茹（Angevin）王朝治下，分权过程得到暂时逆转。该王朝终结于1386年，贵族迅速卷土重来。
一直到16世纪末，莫斯科公国的创始家族，持续成功地孕育男性继承人。这大大帮助了其强大国家的兴起，再一次显示人类制度的偶然性。相比之下，匈牙利却面对重复的继承权斗争，因为它的朝代短命，很多国王又有外国出身。[18]觊觎王位者为了争得权力，只好让贵族得到资源好处。在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国王治下，很多国王城堡都落到了贵族手中。[19]
事实上，匈牙利贵族以议会形式将自己的权力制度化，其权力超过法国的高等法院、西班牙议会、俄罗斯的缙绅会议。[20]远远早于约翰·洛克，贵族阶层“宣布他们有权保护王国的福祉，甚至可以反对国王，如果他试图损害共同利益”。他们还以此理由监禁一名国王。[21]召开议会的先例可追溯到金玺诏书的时代，到15世纪中，国家议会每年开会，有权选择国王。不同于英国议会，匈牙利议会受大地主贵族的控制，仅仅代表贵族阶层的利益。如历史学家派尔·恩格尔（Pal Engel）所说，“新制度的本质是决策权的分享，在理论上分给王国中所有地主，在实践中只给参与政治的贵族”。[22]早些时候，城市也可以参加议会，但随着其影响的式微，而逐渐中止。[23]（图3显示中世纪匈牙利的政治权力分配。）
图3. 匈牙利
匈牙利打造强大国家的最后机会是在15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已在东南方蠢蠢欲动。贵族地主约纳斯·匈雅提（Janos Hunyadi）在1446年被议会推选为摄政王。他通过一系列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包括1456年英勇的贝尔格莱德保卫战，而获得巨大威望。[24]约纳斯儿子马蒂亚斯（Mátyás，或写作Matthias Corvinus）在1458年因此而当选国王，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期间，完成了中央国家的现代化。这包括创建国王直接控制的强悍的黑军（Black Army），以取代纪律不佳和半私人的贵族部队，后者曾是匈牙利军队的基础；发展皇家秘书处，并配以大学培养的官员，以取代家族化的贵族官员；实施全国海关和直接税赋，中央政府征税急剧上升。[25]马蒂亚斯使用这些权力新工具，在波斯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取得了对土耳其、奥地利、波兰和西里西亚的重大军事胜利。[26]
因军事上的必需，马蒂亚斯投入其他现代化专制君主也在做的努力。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他仍需面对强大和组织良好的贵族阶层，被迫定期向选他当国王的议会征求咨询。贵族因他的军事成功而给他活动余地，但怨恨他所强加的与日俱增的税赋，以及在决策中自身影响力的销蚀。马蒂亚斯死于1490年，贵族收回中央国家在前半世纪争得的大部分权利。他们愤愤不平于自己特权的损失，渴望恢复旧状。所以，男爵们将一名软弱的外国君主推上王位，删减黑军的经费，然后将之送上土耳其的战场，结果遭到歼灭。贵族阶层还以国防能力为代价，将自己的税收负担降低70%到80%。
匈牙利返回到贵族分权的均势，很快承受后果。纪律散漫的贵族部队在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被苏莱曼一世打败，匈牙利国王被杀。相互争执的男爵只顾反对国家，不顾国家防御；如此场景曾在蒙古入侵中发生，现又重演。匈牙利失去独立地位，一分为三，分别受奥地利哈布斯堡、奥斯曼、土耳其属国特兰西瓦尼亚的控制。
我详细讨论匈牙利的例子，是为了挑明一条相对简洁的见解：强大、凝聚且武装齐全的民间社会，能抵制中央政府，但不一定能获得政治自由。即使有宪政安排，对行政权力实施严格的法律限制，也不能保障政治自由。匈牙利正好符合上述的一切，它得以削弱中央权力，以致国家都不能抵御迫在眉睫的外国敌人。波兰身处类似情境，软弱的国王受贵族会议的控制。两个世纪之后，波兰步匈牙利的后尘，也失去国家的独立地位。
国家独立的丧失不是匈牙利失去的唯一自由。毕竟，匈牙利面对的是庞大和组织良好的土耳其帝国，后者已在欧洲的东南部兼并了多数王国和公国。即使是一个更为集权的现代国家，恐怕也承受不了土耳其的冲击。匈牙利中央国家的脆弱，使匈牙利农民和城市处于从属地位。蒙古入侵带来了动乱和人口骤降。这之后，农民基本上成为自由人，尤其是住在皇家领地上的。作为皇家“客人”，他们有固定的权利和义务，既可充任士兵，又可以缴税来替代。他们最重要的自由是流动自由，并可选举自己的法官和教士。[27]
但世俗和教会的地主都想把他们绑在土地上，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皇家土地分给私人始于13世纪，结果使更多农民陷入地主的司法权和掌控。始于16世纪早期的食物涨价，促使地主增加农民所欠的领地实物税。农民被迫从事更多的劳役，从前一个世纪的每星期一天，到1520年的每星期三天。农民选择地方法官和教士的权利也很有限，需要接受领主的控制。[28]此外，地主开始阻止农民在不同领地之间自由搬迁，或阻止他们移往城镇。日益恶化的境况导致了1514年的农民大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起义领袖被架在火堆上“登基”，他的同伴被迫分吃从他身上割下来的肉。[29]这次起义发生在土耳其人入侵的前夕，为奥斯曼帝国的胜利贡献了有利条件。[30]
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愈益剧烈的农奴制回潮并不局限于匈牙利。它也发生于波希米亚、波兰、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整个地区的贵族要求增强税赋，取消自由，限制属下人口的流动。20世纪教诲我们，把暴政视作强大中央国家的行径，但它也可来自地方上的寡头。在当代中国，侵犯农民权利、违反环保和安全法律、从事肆无忌惮的贪污，其中最恶劣的案例，多是地方党员干部所为，或是受他们庇护的私人雇主所为，与北京的中央政府无关。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是以执法来抑制寡头；有时失去自由，不是因为国家太强大，而是太软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编按：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和种族隔离持续二十年，其终止还要靠联邦政府在南方各州强制执行宪法。由此看来，赢得政治自由，不是国家权力受到遏制时，而是强大国家遇上同样强大社会的制衡时。
美国创始人理解此种平衡的必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论》第17篇中，描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利分享。他说：
君主最终战胜属臣的案例中，其成功主要原因是属臣对其手下实施暴政。男爵，即贵族，既是君主的敌人，又是平民的压迫者。君主和平民对男爵又怕又恨，直到相互的危险和利益促成他们联合起来，那就会置贵族权力于死地。如果贵族以仁慈和公正保住其侍从和追随者的忠心耿耿，在与君主的竞争中，几乎永远是赢家，从而削弱或颠覆君主的权力。(www.xing528.com)
汉密尔顿继续说，联邦架构中的州政府就像封建社会的男爵，它们独立于中央政府，其独立程度则取决于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本质上是不分好坏的，其对自由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它与从属权力机构的互动。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真理，也在匈牙利和波兰的历史上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如果强大国家与强大寡头相互勾结，自由就面临尤其严峻的威胁。这就是俄罗斯所处的情境，莫斯科公国在匈牙利国家消亡的同一世纪崛起。
[1] Jerome Blum，《东欧农奴制的兴起》（The Rise of Serfdom in Eastern Europe），载《美国历史学评论》第62期（1957年）。
[2] Jerome Blum，《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农民》（The European Peasantr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华盛顿特区：历史教师服务中心，1960年），12—13页。
[3] Jerome Blum，《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农民》（The European Peasantry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华盛顿特区：历史教师服务中心，1960年），15—16页。
[4]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册，第8章，第12章。
[5] Richard Hellie，《莫斯科公国的农奴制和军事变化》（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 Muscov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年），77—92页。
[6] 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与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370页。
[7] 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77—105页。
[8] 参见马克斯·韦伯，《城市》（The City）（伊利诺伊州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8年）。
[9] Jenö Szücs，《欧洲三个历史性地区：大纲》，载John Keane编，《公民社会与国家：欧洲新视角》，310、313页。
[10] 参见László Makkai，《匈牙利人史前史和他们对匈牙利的征服及对西方的袭击，截至955年》（The Hungarians’ Prehistory, Their Conquest of Hungary and Their Raids to the West to 955）和《匈牙利基督国家的基础，950—1196年》（The Foundation of the Hungarian Christian State, 950-1196），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A History of Hungary）（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 László Makkai，《转变为西方式国家，1196—1301年》（Transformation into a Western-type State, 1196-1301），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71页。
[12] Denis Sinor，《匈牙利史》（History of Hungary）（纽约：Praeger出版社，1959年），62—63页。
[13] Janos M. Bak，《匈牙利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政治、社会与国防》（Politics, Society and Defense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ungary），载Janos M. Bak和Bela K. Kiraly编，《从匈雅提到拉科奇：匈牙利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战争与社会》（From Hunyadi to Rakoczi：War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Hungary）（纽约州布鲁克林市：布鲁克林学院社会与变革项目，1982年）。
[14] 俄国的权力以沙皇和士绅之间的牢靠同盟为基础，而反对匈牙利国王的，除了男爵和教堂，还有士绅阶层。他也不像英国国王，没有强势的法庭或新兴的皇家官僚，作为自己权力的基础。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72—273页；László Makkai，《转变为西方式国家，1196—1301年》，24—25页。
[15] Denis Sinor，《匈牙利史》，70—71页。
[16] 埃特曼（Thomas Ertman）认为，在15世纪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前，匈牙利没有面对严峻的地理政治压力。但考虑到路易斯一世（Louis I）和后续国王所投入的战争，这就不很确定了。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73—276页。
[17] Pal Enge，《安茹王朝时代，1301—1382年》（The Age of the Angevins,1301-1382），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43—44页。
[18] C. A. Macartney，《匈牙利简史》（Hungary: A Short History）（芝加哥：Aldine出版社，1962年），46—47页。
[19]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1382-1526），载 Peter F. Sugar编，《匈牙利史》，54—55页。
[20] 有关匈牙利议会的建制化，参见 György Bonis，《匈牙利联邦议会，13—18世纪》（The Hungarian Federal Diet, 13th-18th Centuries），载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第25卷（1965年）：283—296页。
[21] Martyn Rady，《匈牙利中世纪的贵族、土地与服役》（Nobility, Land and Service in Medieval Hungar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1年），159页。
[22] Pal Enge，《圣斯蒂芬的国土：匈牙利中世纪史，895—1526年》（The Realm of St. Stephen: A History of Medieval Hungary, 895-1526）（伦敦：I. B. Tauris出版社，2001年），278页。
[23]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65页。
[24] 有关匈雅提的兴起，参见Pal Enge，《圣斯蒂芬的国土》，288—305页。
[25] 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88页。
[26]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71—74页。
[27] László Makkai，《转变为西方式国家，1196—1301年》，32—33页。
[28] Jerome Blum，《东欧农奴制的兴起》。
[29] Janos Bak，《中世纪晚期，1382—1526年》，78—79页。
[30] William H. McNei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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