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王朝何以成为印度第一个且最成功的本土统治者;孔雀王朝治下的国家性质;阿育王的性格;式微、分裂、笈多王朝的复兴;印度为何被外国所征服
一开始,印度的社会发展就压倒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次大陆获得一种以宗教信仰和社会实践为特征的共同文化,在尝试取得政治统一之前,就被标为与众不同的文明。统一过程中,社会力量足以抵制政治权力,阻止后者对社会的改造。中国发展了强大国家,其社会因此而处于孱弱地位,并自我延续。印度有个强大社会,先发制人,反而阻止了强大国家的兴起。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初的印度次大陆,成千上万的小国和酋邦,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其中三个王国——迦尸(Kashi)、拘萨罗(Kosala)、摩揭陀——和酋邦(或伽那—僧伽)的弗栗恃(Vrijji),成为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逐鹿者。摩揭陀(其核心地区在现代的比哈尔邦[Bihar])注定要扮演秦国角色,统一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公元前6世纪的下半世纪,频毗娑罗王(Bimbisara)登基,凭借一系列战略性的婚姻和征服,使摩揭陀成为印度东部的主要国家。摩揭陀开始征收土地税和收成税,以代替国家形成之前低级血统的自愿进贡,由此而招聘征税人员。税率据说是农业产品的六分之一,如果属实,这在早期农业社会是相当高的。[1]国王并不拥有国内所有土地,只享有荒地,其时人口稀少,应该是相当广袤的。
儿子阿阇世王(Ajatashatru)谋杀频毗娑罗,兼并西部的拘萨罗和迦尸,并与弗栗恃展开持久斗争。后来,他在伽那—僧伽领袖中挑拨离间,终获大胜。他死于公元前461年,其时,摩揭陀已迁都至华氏城(Pataliputra),控制了恒河三角洲和恒河下游的大部。统治权传给一系列国王,包括出身首陀罗的短命的难陀王朝(Nanda)。亚历山大大帝曾遭遇难陀军队,由于军队哗变,而不得不转向旁遮普。希腊的资料称,难陀军队有两万骑兵、二十万步兵、一千辆战车、三千头大象。这些数字肯定是夸大的,以证明希腊人的退却是正确战略。[2]
继承难陀王朝的是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又称月护王)。他极力扩充领土,在公元前321年建立了印度次大陆第一个本土政治体——孔雀帝国。他是婆罗门学者兼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的门生,后者的《政事论》(Arthasastra)被视作是印度经世王道的经典论文。月护王率军攻击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征服西北部,并将旁遮普、阿富汗东部、俾路支地区并入孔雀王朝的版图。至此,他的帝国西到波斯,东到阿萨姆邦。
对印度南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则留给了月护王的儿子宾头娑罗(Bindusara)和孙子阿育王(Ashoka)。宾头娑罗将帝国扩展到南方德干高原的卡纳塔克(Karnataka)。经过一场众所周知的持久的血腥征战,阿育王在公元前260年占领东南部的羯陵伽(Kalinga)(包含现代奥里萨邦[Orissa]和部分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其时,印度缺乏文学文化,阿育王的功绩从未见于史书,像中国的《尚书》和《春秋》。后代印度人一直要等到1915年,方才把他视作伟大的国王;其时,大批法令岩石的古文字获得译解,考古学家终于拼搭出他治下的帝国疆域。[3]
孔雀王朝历经三代而建起的帝国,占据了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整个印度北方,西至波斯,东至阿萨姆,南至卡纳塔克。印度次大陆上,唯一没被统一的是南方边缘地带,分别是现代的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斯里兰卡。没有单独的印度本土政权再一次统治这么辽阔的领土。[4]莫卧儿帝国所征服的德里苏丹国要小得多,英国人在次大陆的帝国更大,但不得不问:说阿育王、阿克巴(Akhbar)、英国总督统治印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历史学家在古印度国家的性质上争论不休。[5]如果从比较眼光看,特别是对照阿育王的印度和秦始皇的中国,我们也许能看得更加清楚。这两个帝国几乎在同时形成(公元前3世纪的中到晚期),但它们政体的性质可说相差十万八千里。
两个帝国都环绕一个核心而组成,分别为摩揭陀国和秦国。秦国是个真正的国家,具有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现代国家政府的许多特征。管理国家的世族精英,大多已在数世纪的战争中战死,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凭借非人格化基础而获选的新人。秦国废除井田制,推翻传统的产权,以统一的郡县制取代世族封地。它最终打败对手,建立大一统帝国,便将这中央集权政府推向全中国。推广至被征服国家的,还有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我们已在第8章看到,秦朝君主的社会工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家族统治在西汉卷土重来。但汉朝统治者坚持中央集权,逐渐取消剩余的封地。它所建立的不算帝国,而是统一的中央国家。
阿育王的帝国
此类事项在孔雀帝国发生得很少,核心国的摩揭陀好像没有任何现代特征。与秦国相比,我们对其行政管理的性质了解得实在太少。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讲明,高级官位的主要资格应是高尚出身,其“父亲和爷爷”必须是大臣(amatya)或更高,他们几乎全是婆罗门。官僚的薪俸非常悬殊,最低与最高之间的比率是1∶4 800。[6]没有证据显示,官府用人是选贤与能的,或前三级瓦尔纳之外的人也可申请公职。这些事实曾得到希腊旅行家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的确认。[7]将摩揭陀推上战胜国地位的战争没有那么持久和残忍,不像秦国所经历的那样。旧精英得以留存,摩揭陀的处境从没恶化到非要动员男子总人口的地步。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事实上,迟至公元16世纪,印度国家仍在努力推行统一标准,其最终实行是在英国治下,距孔雀王朝已将近整整两千年。[8]
通过联姻和征服获得的地区,其与摩揭陀的关系也大大不同于中国。秦国灭绝他国,往往是消灭或放逐整个统治宗族,并鲸吞其领土。东周时期,中国精英宗族的数量大幅下降。孔雀帝国的建立则较为温和,涉及大量伤亡和焦土战术的唯一战役是对羯陵伽的攻占,给战胜者阿育王带来很大震撼。其他情形中,现有统治者吃了败仗后,便接受孔雀帝国在名义上的主权。《政事论》建议,孱弱的国王最好屈服,自愿向强大邻国进贡。没有出现中国或欧洲式的“封建主义”,即剥夺现有统治者,把领土赏赐给王室成员或侍从。印度历史学家有时谈到属臣国(vassal),但它没有欧洲属臣的契约意义。[9]说孔雀王朝重新分配权力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中央集权。孔雀王朝也没有设法将其国家制度,自核心国推向帝国其他地方。地方政府完全是家族的,没有试图建立永久且专业的行政制度。这意味着,每位新国王带来新的忠诚侍从,替换现有的行政官员。[10]
孔雀帝国在它管辖区域内,仅行使松弛的统治;它称霸的整段时期,部落联盟或酋邦(伽那—僧伽)始终存活,就是明证。与等级分明的王国相比,伽那—僧伽的政治决策涉及较多的参与和共识,但它仍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幸存的部落政体。印度历史学家有时称之为“共和国”,这只是在为它涂上现代光彩。[11]
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详尽讨论了财政政策和征税,只是不清楚他的建议究竟有多少被付诸实践。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信徒相悖,国王并不“拥有”全部土地。他有自己地盘,另外宣称掌控荒地、森林等,但通常不向现存产权提出挑战。不过,国家坚持向各式地主征税的权利,缴税可依据个人、土地、收成、村庄、边界的小统治者,基本上以实物或劳役的形式。[12]似乎没有一名印度统治者尝试大型变革,像商鞅的废除井田制,或王莽雄心勃勃但一败涂地的土地改革。
阿育王死于公元前232年,他的帝国旋即衰落。西北部落到了大夏国(Bactrian Greek)手中,部落的伽那—僧伽在西部的旁遮普和拉贾斯坦(Rajasthan)重又兴起,南方的羯陵伽、卡纳塔克和其他领土纷纷脱离,返回独立王国的地位。孔雀王朝重又回到中央恒河平原的摩揭陀王国,其末代国王波罗诃德罗陀(Brihadratha)于公元前185年遇害。还要等五百多年,笈多王朝(Gupta)方才崛起,再次统一印度,其规模可与孔雀帝国媲美。次大陆的孔雀帝国仅维持一代,它的王朝持续一百三十五年。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于国家之前的层次。
孔雀帝国的统治如此短暂,至少从外表上看,它对下辖区域从没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事实上,这不是牵强附会。孔雀王朝从没建立强大的国家制度,也从没自家族政府过渡到非人格化政府。它在整个帝国维持广泛的间谍网,但没有证据显示,它像中国一样建造道路或运河,以促进交通。很不寻常,除了首都华氏城,孔雀王朝没在任何地方留下有关它强盛国力的纪念物。后代没把阿育王当作帝国创建者,这也许是原因之一。[13]
孔雀王朝的统治者从没想到国家建设,也就是说,没有尝试以一套新颖的共同规范和价值穿透整个社会。孔雀王朝没有真正的主权概念,即在全国范围实施非人格化统治的权利。次大陆没有统一的印度刑法,直到英国统治下诗人兼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cCaulay)第一次引入。[14]国王没有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反而保护现存的各式社会秩序。
印度从没开发出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思想,即政治目标就是赤裸裸地集权。《政事论》之类的论述,可向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君主提供建议,但只针对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与政治无关。此外,婆罗门教的精神孵育了非军事思想。非暴力主义(ahimsa)可在“吠陀本集”中找到根源,认为杀生对业力造成负面影响。它的有些文本批评吃肉和动物祭品,但另一些却予以批准。如我们所知,像佛教和耆那教的抗议宗教,非暴力更是中心思想。
孔雀王朝第一位国王旃陀罗笈多最后皈依耆那教,为了遂愿当一名苦行者,而自动让位给儿子宾头娑罗。他与一批僧侣搬到印度南方,据说,最后以耆那教的方式慢慢饿死。[15]他的孙子阿育王起初是正统的印度教徒,在生命后期皈依佛教。羯陵伽征战中的伤亡激起阿育王深深的悔恨,据传十五万羯陵伽人被杀或受逐。根据他的岩石赦令(Rock Edicts),“羯陵伽已被兼并,此后,陛下便开始了对宗教法律的热诚追求”。他还宣布,“曾遭杀戮和俘虏的羯陵伽人,其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如在今天遭受同样厄运,也会是陛下的遗憾。此外,如果有人冒犯他,只要还可以忍受,陛下也必须忍耐”。阿育王继续敦促仍在帝国边境的外人,“不用怕他,应信任他,应从他那里获得幸福,而不是悲伤”。他还呼吁他的儿子和孙子避免进一步征战。[16]帝国扩展由此戛然而止。不管阿育王后裔究竟是遵从他的意愿,还是本身就不中用,反正他们治下的帝国冰消瓦解。有人会问,如果印度开发了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权力原则,而不是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阿育王的帝国会变成怎样——如果真是这样,它就不是印度了。
孔雀帝国崩溃后,印度经历了政治衰败,尤其是在北方,部落政体在西部的拉贾斯坦和旁遮普再次出现。该地区又受到来自中亚部落的侵略者的骚扰,部分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政治发展太具优势。秦朝开始建设长城以御外人,迫使游牧的匈奴返回中亚,取代当地一系列部落。这一连锁反应又导致斯基台人(Scythians,即塞克人[Shakas])对印度北部的侵犯,紧跟在后的是月氏,它在现为阿富汗的地方建起贵霜帝国(Kushana)。印度北方的王国中,没有一个组织良好,可以考虑像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所以,部分印度北方平原为这些部落所占。[17]
在遥远的南方,地方上的酋邦发展成王国,例如公元前1世纪统治西部的等乘王朝(Satavahana)。但这个政治体持续不长,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中央机构,尚比不上孔雀王朝。为了控制德干北部,它与其他小王国发生冲突。此外,小王国之间也在争斗,如注辇国(Cholas)、潘地亚国(Pandyas)、萨提亚普特拉国(Satiyaputras)。这段历史相当复杂,难以融入政治发展的大叙述,也就缺乏启发功能,从中呈现出来的只是普遍的政治衰败。南方国家经常无法发挥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例如征税,因为其治下的社区既强大,又组织严密。[18]没有一国得以在永久基础上扩展疆域,实现霸权,也没开发更为复杂的行政机构,以实施更为有效的统治。这个地区的政治分裂状态还要持续一千多年。[19]
在印度第二次成功创建大型帝国的是笈多王朝(Guptas),始于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 Gupta I)。公元320年,他在摩揭陀国当政,其权力基础与孔雀王朝相同。他和儿子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 Gupta),再次统一印度北方的大部。沙摩陀罗笈多在拉贾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其他地区,兼并了众多伽那—僧伽,这种政治机构因此而寿终正寝。他还征服克什米尔,逼迫贵霜帝国和塞克国进贡。在他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的治下,文化生活变得繁荣,建了不少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庙宇。笈多王朝再持续两代,直到塞建陀笈多国王(Skanda Gupta)死于5世纪的下半叶。其时,西北部的酋邦变得衰弱,中亚新兴的游牧部落匈人(Huns或Huna)趁虚而入。笈多帝国在这场战争中耗尽自身,在515年将克什米尔、旁遮普、恒河平原的大部都输给匈人。[20]
姑且不论它的文化成就,笈多王朝没在国家制度方面作出任何革新,也没有试图把征服的政治体整合成统一的行政机构。被打败的统治者,以典型的印度方式留下来继续执政,只是以后需要上缴贡品。笈多王朝的官僚,甚至比孔雀王朝的前任更为分散,能力更差。它征收农业收成税,拥有关键的生产资料,像盐场和矿山,但没有干预现存的社会安排。笈多帝国的疆土更小,因为没能统一印度南方。它持续了将近两百年,最后分裂为相互竞争的众多小国,从而进入政治衰败的新时期。
10世纪后,印度的政治历史不再是本土发展史,而是一连串外国入侵史,先是穆斯林,后是英国人。从今以后,政治发展成为外国人如何将自己制度移植到印度土壤。他们仅取得部分成功。每个外国入侵者必须对付这同一的“小王国”社会,四分五裂,却又组织紧密;它们不团结,所以很容易征服;它们屈服后,又很难统治。外国入侵者留下了一层层新制度和新价值,在某些方面是移风易俗的,但在另外很多方面,又没触碰内在社会秩序的一根毫毛。
10世纪末之后,一系列突厥—阿富汗的穆斯林侵入印度北方。伊斯兰教在7世纪涌现后,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先后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在很多方面开发了比印度本土政体更为精细的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军事奴隶制和外国人充任行政官的制度(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允许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超越亲戚关系,实施选贤与能的用人制度。一批批穆斯林入侵者来自阿富汗,最为著名的是拉杰普特人部队(Rajputs)。印度国家的军队竭力抵抗,但实在太薄弱、太分散。13世纪早期,马穆鲁克(Mamluk)朝代的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Qutb-ud-din Aybak)得以建立德里苏丹国。
德里苏丹国维持三百二十年,长过任何一个本土印度帝国。虽然穆斯林建立持久的政治秩序,但其国家权力有限,仍不能改造印度社会。跟笈多王朝一样,它也没能向印度南方推进太多。用苏迪普塔·卡维拉吉(Sudipta Kaviraj)的话说,“伊斯兰政治统治者,在社会习俗方面,含蓄地接受了对自己权力的限制,这与印度本土统治者非常相像……伊斯兰国家知道自己像其他印度国家,既有局限,又游离于社会之外”。[21]今天,穆斯林统治的遗产体现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还有印度一亿五千多万的穆斯林公民。就幸存的制度而言,穆斯林的政治遗产不是很大,除了像查明达利(zamindari)土地所有制之类的实践。
英国统治则不同,其影响既持久又深远。在很多方面,现代印度是外国人建国计划的产物。卡维拉吉认为,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叙述相悖,“英国人没有征服一个既存的印度。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征服了一系列独立王国。在他们的统治时期,这些独立王国又聚合成政治层次的印度,也算是对英国统治的答复”。[22]这呼应了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的见解,与社会层次相对,政治层次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是不存在的。[23]将印度凝成政治体的重要制度,如行政机构、军队、共同的行政语言(英语)、实施统一和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民主本身,既是印度人与英国殖民政府互动之后的成果,又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融入印度历史经验之后的产物。
另一方面,就社会层次的印度而言,英国的影响又很有限。英国人修改了他们发现的可恶社会习俗,例如自焚殉夫(Sati),引进了人人平等的西方观念,促使印度人反思种姓制度的哲学前提,鼓励对社会平等的追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印度精英,在20世纪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种姓制度本身、自给自足的村庄社区、高度地方化的社会秩序,基本上完整无缺,远离殖民政府的权力。
21世纪初,中国和印度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前景引起极大的讨论。[24]讨论的大部分围绕它们各自政治制度的性质。作为威权国家,中国在推动大型基建工程方面比印度更为成功,像高速公路、机场、发电厂、大型水电项目。它的三峡大坝需要在漫水区迁走百万以上的居民。中国的人均储水量是印度的五倍,主要依靠大坝和灌溉工程。[25]中国政府一旦决定拆除街区,以建设工厂或公寓大厦,可以直接要求居民搬走。后者几乎没有途径保护自身权利或表述愿望。另一方面,印度是个多元的民主政体,各式社会团体都能组织起来,利用政治制度来达到自身的目标。印度的市或邦政府想建造新发电厂或新机场,很可能遭到反对,从环保非政府组织到传统的种姓协会。很多人认为,这会使决策程序瘫痪,经济增长的远景因此而变得暗淡。
这类比较都有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各自的政治制度均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例如,很多人相信当代印度民主只是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而这历史发展又是相对近代的,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有些民主理论认为,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维持成功的民主,这使很多人感到惊奇。印度丝毫不符合稳定民主“结构上”的前提:它过去非常贫困,从某种角度看,现在依然如此;在宗教、种族、语言、阶级等方面,它又是高度分裂的;它在公众暴力的狂乱中诞生,随着不同小团体的相互争斗,公众暴力又会定期重现。根据这个见解,在印度高度不平等的文化中,民主只是文化舶来品,由殖民政权输入,并不深植于国家传统。
这是对当代印度政治相当肤浅的见解。这倒不是说,现代制度所表现出的民主深深植根于古代印度实践,如阿马蒂亚·森等评论家所提示的。[26]而是说,印度政治发展的历程显示,它从来没有为暴政国家的发展提供社会基础,以便其有效集中权力来渗透社会和改造基本社会制度。在中国或俄罗斯出现的专制政府,即剥夺全社会(包括精英阶层)财产和私人权利的制度,从没存在于印度大地——不管是印度本土政府,还是蒙古人和英国人的外来政府。[27]因此而引发了如下的吊诡事态:印度有很多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但不像欧洲和中国,大体上从不针对印度的执政当局。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是针对婆罗门所控制的社会秩序,经常表现为异端的宗教运动,像耆那教或佛教,以否定现世秩序的形而上学基础。政治当局被认为离日常生活太遥远,也就太不相干了。
中国情形则不同。那里,拥有现代制度的强大国家早已产生,可刻意追求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广泛干预,并在塑造国家的文化和身份上取得成功。当新的社会组合出现并提出挑战时,国家的早期独尊给自己带来优势。今天,由于经济发展和融入世界全球化,有迹象显示,中国公民社会正在渐渐成形,但中国的社会参与者始终比印度的更为薄弱,更加不能抵抗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和阿育王正在建造各自的帝国,这一比照在当时很明显,在今天依然真实。(www.xing528.com)
中国早熟出世的强大国家,始终能够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务,从建造阻挡游牧入侵者的长城,到兴建21世纪的大型水电工程。从长远看,中国人是否因此而得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中国强大的国家从来不受法治的约束,也就无法遏制其统治者的异想天开。它可睹的成绩,都以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作为代价,而老百姓基本上无力(过去和现在)来抵制国家的征召。
印度人也身历专横,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专横,而是我前文提出的“表亲的专横”。在印度,个人自由受到诸多限制,如亲戚关系、种姓制度、宗教义务、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印度的表亲专横允许他们对抗暴君的专横,社会层次的强大组织平衡和抑制了国家层次的强大机构。
中国和印度的经验表明,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同时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互相平衡,互相抵消,这样才会有较好形式的自由。这个主题,我以后还会回顾。但此时,我将考察浮现于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及其独特制度,它们允许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政体走出部落制。
[1]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52页。
[2]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56页;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31页。
[3]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78—179页。
[4] 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55—69页。印度共和国今日所包括的最南端和像阿萨姆(Assam)一样的东方属邦,并不在孔雀王朝的版图上;今日所不包括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其大部却出现在孔雀王朝的版图上。
[5] 相关概述,参见Hermann Kulke,《导论:前现代印度的国家研究》(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the State in Pre-modern India),载Hermann Kulke编,《从1000年到1700年的印度国家》(The State in India 1000-1700)(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86—287页。Sharma 认为,孔雀王朝的国家“从现代意义看,可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它不算家族制,因为它并不属于皇室家庭”。但这种讲法只在最狭义的家族制定义下才讲得通。另请参阅罗米拉·塔帕的《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他计算出的比率是1∶96(195页)。
[7]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165—166页。
[8] Frank Perlin,《国家形成再思考》第2部分。
[9]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93—94页。
[10]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206页。
[11] 有些部落团体,如弗栗恃,打败后并入摩揭陀;而西方很多部落继续存活下来,后来遇上亚历山大大帝。在帝国边缘的西北山区—现在的阿富汗东部—这些部落在21世纪初仍然存在,并与北约军队交上火。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96—97页;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04页。
[12]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5—187页;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88—289页。
[13]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9页。
[14] Martin Doornbos和Sudipta Kaviraj,《国家形成的动力学:印度与欧洲的比较》,93页。
[15]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78页。
[16] 引自 Hemchandra Raychaudhuri,《古代印度政治史:从环住王即位到笈多王朝覆灭》(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From the Accession of Parikshit to the Extinction of the Gupta Dynasty)(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288—290页。另请参阅罗米拉·塔帕的《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1页。
[17] 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219页。
[18] Burton Stein,《国家形成与经济再思考》(State Formations and Economy Reconsidered),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9卷,第3期(1985年):387—413页。
[19] 注辇国的集权如此软弱,以致历史学家称之为“分支式”的。它有一个中央管理的小核心,仅在名义上统治众多外围的自治聚落。参见伯顿·斯坦因(Burton Stein),《南印度农业系统的汇合》(Integration of the Agrarian System of South India),载Robert E. Frykenberg编,《印度历史上的土地控制和社会结构》(Land Contro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ndian History)(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9年)。斯坦因将南方印度国家比作非洲阿鲁尔(Alur)前国家状态的分支式部落社会。
[20] 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88—94页。
[21]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70页。
[22]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73页。
[23] Sunil Khilnani,《印度思想》(The Idea of India)(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1998年)。
[24] 例如Bill Emmott,《竞争对手:中国、印度及日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怎样塑造我们的下一个十年》(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纽约:Harcourt出版社,2008年);Edward Friedman和Bruce Gilley编,《亚洲巨人:比较中国和印度》(Asia’s Gian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5年);Tarun Khanna,《亿万企业家:中国和印度正在怎样重塑他们和你们的前途》(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and Yours)(波士顿: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8年)。
[25] Somini Sengupta,《常被烤干的印度尽量利用季风雨》(Often Parched, India Struggles to Tap the Monsoon),《纽约时报》,2006年10月1日。
[26] 阿马蒂亚·森(Amartya K. Sen),《作为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234—240页。
[27] 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30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