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阶级斗争”是个主谓结构的合成名词。阶级是主语性限定词,斗争是谓语性的中心词。在“阶级斗争”一词中,阶级是人为划分的结果。人们主观地把社会分工给人们带来的不同角色,按照人为设定的标准,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按阶级斗争的观点,人类主要存在着剥削阶级与被剥削的两大阶级。这两大阶级是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地斗争着。其他一些阶级最终必然要卷入这两大阶级斗争中。这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理论的根本的问题是,将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社会的阶级结构简单地抽象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对立性的结构,是对人类历史状况的严重歪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至今的社会确实是一个社会成员分为不同等级或阶层的社会,如果把社会成员的等级或层级都称为阶级的话,那么人类至今的文明社会确实都可以称为阶级社会,当然这并不是唯物史观意义上的阶级社会,而是将阶级概念泛化了的阶级社会。但是,人类文明社会的等级或阶层是多层次的,并不是简单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这种二元对立性的结构。
我们不妨先看看外国。近代以前的文明社会都是一种不平等的身份等级社会,社会成员并不是被简单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个阶级,而是被划分为政治经济权利不同的等级,有的国家甚至将国民分为10多个等级。在古希腊奴隶制城邦中,大概最符合二元阶级结构的是斯巴达,斯巴达人都是统治者,过着严格中的集体军事生活,斯巴达城邦中其他的被征服的外族人都是被统治者、奴隶,但在这些被征服的外族人中,仍然分为奴隶(希洛人)和半自由民(庇里阿西人)两个阶层。而在著名的雅典城邦中,居民至少分为奴隶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阶级,梭伦改革时还根据收入多少将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各个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在古罗马奴隶制社会里,居民主要分为贵族、自由民(平民)和奴隶三大阶级,贵族阶级处于罗马社会的最高层,自由民是罗马公民权的基本享有者,奴隶被压在社会的底层,其中的每个阶级又可以明确地分为不同的阶层。平民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始终是罗马社会政治斗争的主线,而阶级斗争学说想当然地认为,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是奴隶制社会阶级斗争的主线。当然,随着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政治体制的变迁,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着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从来就没出现过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这样的二元对立的阶级结构的状况。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主要由教士阶级、封建主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市民阶级这四大阶级组成,社会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主角也不是阶级斗争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而是教士阶级与封建主阶级,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欧洲封建社会政治冲突的主线。
再看中国。中国古代社会也和西方社会一样是一种等级社会,统治者总是根据不同的标准把国民分为不同的等级。在西周时期,社会可以分为统治阶级、平民阶级和奴隶阶级这三大阶级,另外还有住在城郊的臣服于周朝的“野人”。其中每个阶级中又分为不同的等级,如统治阶级中又分为王、诸侯、卿大夫等层级,而平民中又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而在春秋时代,周朝统治者又把国民分为10个等级。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后,社会阶层主要分为王公贵族、官僚、地主和平民这四大阶级,另外还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级,而在平民阶级中仍然有士、农、工、商之分。此后,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主要阶级结构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当然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除外。如元朝统治者奉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国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大等级,歧视和压迫汉人。
如果说在近代以前,阶级斗争学说虽然极端,但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进入近代以后,这种学说的荒谬性就更暴露无遗了。
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制度上废除了身份等级制度,建立了在社会、政治上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制度,但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的分层,不过各阶级的人员是自由流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并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的简单的二元结构,同样是一个多阶级并存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除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之外,还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后来,地主阶级逐渐消亡了,但农民阶级始终存在,虽然人数在不断减少。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蓝领工人(即原来的工人阶级)已经变得很少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如现在美国的蓝领工人已经不到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0%,而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已经占社会劳动力人口的多数,成为第一大阶级。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主要由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四大阶级组成。现在人们通常根据收入情况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层分为富有阶级、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三大阶级,其中中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富有阶级和贫困阶级都各占总人口的10%左右,所以不少学者把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视为中产阶级国家。
既然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阶级社会都不是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阶级组成的简单的二元阶级结构,而总是由两个以上的阶级组成的多元阶级结构,那么,社会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可能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多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博弈。(www.xing528.com)
在中共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阶级斗争”的学说一直是毛泽东的“圣经”。毛泽东讲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都是阶级斗争,前者是打垮蒋介界石,后者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施舍会发展进步的动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成了毛泽东手中的“千钧棒”。他挥舞着阶级斗争这个千钧棒,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垮蒋介石,开创了“文化大革命”,真是所向披靡,其乐无穷!
但是,阶级斗争这个“千钧棒”并不是善待人类的工具,而是虐待人类的工具。首先,它是杀人的工具。在世界上,据有关资料显示,阶级斗争“夺走了估计高达1亿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在仅有七百多万人口的柬埔寨,波布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残害屠杀大约两百万人口。在前苏联,斯大林挥舞起“阶级斗”的“千钧棒”,便有377万余人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其中64万余人被杀害。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5人被杀。在军队的“大清洗”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据说这也是西特勒敢于侵犯前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它是破坏经济建设的工具。在中国,我们先不说毛泽东“消灭蒋介石800万大军”是否正确,就单表毛泽东开创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危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元人民币; 李先念在(1978年月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文化大革命”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中国不能再“斗争”了,中国玩不起“阶级斗争”这个破洋玩意儿。中国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要和平,要和平就必须放弃阶级斗争。只有坚持“二合的方针”,只有放弃阶级斗争这个虐待人类的工具,中国才能和平崛起!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
邓小平的“猫论”就是针锋相对抵制“阶级斗争”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是要“闷声发大财”放弃“阶级斗争”的;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彻底否定“阶级斗争”的。胡锦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胡锦涛还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放弃“阶级斗争”中国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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