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关键词：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

　　上海第一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的6月初，一个不受党团和学生会控制的青少年组织在北京横空出世。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喊出后来风行了整整十年的文革口号——“造反”。他们和压制自己组织的学校党支部或工作队辩论，7月28日，江青将他们的大字报送毛泽东。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8届11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给他们的回信，信中说：“我支持你们”。这个组织就是不久将震惊中国和全世界的红卫兵。

　　北京的消息很快传到上海，上海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摩拳擦掌，准备成立红卫兵组织。几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又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体制外青少年组织的支持。红卫兵运动迅即在北京兴起。

　　上海各校学生马上也要求成立红卫兵组织。此时上海的学生，还是希望在各级党委的许可下成立组织。但上海市委很谨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上海是否开会庆祝。曹荻秋“竭力反对，后被迫同意开，又说，不讲话，队伍走过就算了”。最后还是陈丕显决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都要到会讲话。[1]第二天，上海组织庆祝游行。会上，复旦大学“红卫兵战斗小组”的代表报告8月18日在北京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上海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向大会提出在全市建立“红卫兵纵队”倡议。

　　对于这个体制外组织，曹荻秋小心地表示：“组织红卫兵的问题还要考虑，8届11中全会上没有讲”。学生要在报上刊登建立上海红卫兵组织的倡议，曹荻秋没答应。8月22日晚，市委在江湾体育场及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高等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又有学生要求建立红卫兵，曹荻秋明确表示“我不主张建立红卫兵”。[2]但是，曹荻秋的反对根本不起作用，有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组织迅速在上海各大、中学校，甚至工厂、机关中蓬勃兴起。[3]

　　上海最早以“红卫兵”命名的组织，是成立于8月11日的复旦大学外语系“红卫兵战斗小组”，负责人劳元一，他不久成为全市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之一。8月22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成立；8月27日，南洋模范中学红卫兵组织成立。几天之内，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都成立了红卫兵。

　　最初的上海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北京红卫兵的翻版：讲成分，唯出身，非“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不能参加，甚至教师、医生以及普通职员的子女，都没有参加资格。而且与北京一样，上海各校红卫兵成立初期，核心人物大多是干部子女。

　　为将红卫兵运动纳入惯常轨道，上海市委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站，站长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不久，不但学校红卫兵组织，而且工人、农民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成立，也由张文豹负责联系。8月底至9月，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并冲击上海市委，社会秩序越来越乱。陈丕显和曹荻秋提出，对红卫兵组织要加以引导。

　　上海市委对红卫兵的态度，从不支持到希望组织引导，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及中央决策机构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一贯思路：对所有的群众组织必须加强领导和控制。上海市委希望“切实掌握”几个红卫兵组织“在自己手里”，“有事情可以用来起纠察作用”，[4]据后来批斗曹荻秋大会的批判材料说，1966年9月，曹荻秋在部分区委书记会议上说：“根据运动的发展，每个区要切实能掌握二、三个大型学校的红卫兵在自己手里，这样事情就好办了”。[5]显然曹荻秋是希望能以此对越来越失序的现状有所控制。

　　上海第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设想下由市委联络筹备成立的。9月初上旬，曹荻秋和市委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各自召见了一些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以及上海警备区等领导干部的子女，希望他们尽快成立全市性红卫兵组织，维持社会秩序。[6]而另一个当事者也回忆说，上海第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和大学生红卫兵组织的成立，确实是上海市委组织的：

　　1966年8月……我接到魏晓台（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打来的电话，让我去警备区政委李彬山家开会。……

　　到了李彬山家的院子里，记得那时大概有三、四十个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有）。有一位市委干部苏超（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说：北京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现在上海也要成立，你们这些人是市委经过选拔的。大家一起开了个会，会后又分开在两个房间组织讨论（中学生一个房间，大学生一个房间）。后来分别成立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7]

　　在筹备过程中，上海警备区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4辆摩托车，还派出不穿军服的军人，为红卫兵们开车，使筹备者得以在十来天时间内，联络了全市10个区的500多所中学，再加上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科学校以及郊县的中学。

　　参加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是有条件的。当时，正值第一批北京红卫兵来上海串联，他们对中共上海市委提出质疑；由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分化出上海最初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后来被改称为“保守派”，又叫“老保”），许多学校都同时存在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于是，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就成为参加条件。而据不久后对市委的揭发材料，更是说参加者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1)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2)必须是红五类出身；

　　(3)要文斗不要武斗。[8]

　　9月12日下午3时，“上海红卫兵总部”（简称“上红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这是上海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上海的党政领导和驻沪三军领导曹荻秋、梁国斌、王少庸、李干成、宋日昌、杨恺、陶勇、廖政国等，都出席大会；曹荻秋、陶勇、廖政国并讲话。参加大会的还有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贫下中农协会的领导，以及上海的学毛主席著作标兵杨富珍、杨怀远和蔡祖泉。大会宣布，“上红总部”决定聘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廖政国为总辅导员，聘警备区副司令员张宜爱和副政委李彬山为辅导员。[9]

　　“上红总部”的总指挥、南洋模范中学高三学生李爱民，是文革前中学生中少有的共产党员。据说当时中央有个精神：高干子弟不要担任红卫兵组织负责人。李的父亲是部队中层干部。不过，李的性格不属于能干张扬类型，几乎是名义上的司令，实际决策人是廖年和韩烽火，也都是南模高三的学生。前者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任“上红总部”的参谋长；后者是是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的儿子，也是共产党员，李爱民的同班同学，任政委。此外，“上红总部”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干部子女：联络部部长是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晓台，后勤部长是市民政局副局长杨洪才的儿子杨海光，作战部长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张小勇，办公室主任是上海工学院党委书记张敬人的儿子张小坊，等等；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也曾在“上红总部”编过报纸。他们大都是高中学生。

　　“上红总部”号称统领全市红卫兵40万。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上海全市中学生的数字估算的。上海各区也都设“区总部”，每区一个总指挥，兼“上红总部”副政委。

　　“上红总部”机关报为《红卫兵》报，铅印4开，创刊于1966年9月16日，重要文章都送市委审查。张春桥女儿张维维曾经是编辑之一。

　　“上红总部”在筹备阶段时，办公处最初设在原永安公司老板郭琳爽淮海中路1375号近复兴路口的家中。那时抄家之风已经兴起，郭的家被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占据，“上红总部”便暂时在那里办了几天公；成立前夕，搬往人民广场刚完建的一幢大楼内。这幢1964年开始建造的五层大楼，原准备作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市人委）办公大楼，文革骤起，没来得及使用，市委就将其分配给“上红总部”办公用，一、二、三楼办公；四、五楼作宿舍，红卫兵们在那里打地铺过夜睡觉。

　　9月29日，上海第一个全市性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西南地区指挥部”成立，要求市委也提供办公处。为了不被指责对老保和造反派厚此薄彼，也为了避免以后更多的群众组织来申请办公用房，市委只能要求“上红总部”搬出人民广场大楼。据说当时市委希望“上红总部”能迁往南洋模范中学，因为那里离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比较近。但“上红总部”有些人不愿意搬去南模；10月4日，“上红总部”搬往徐家汇天主教堂。[10]

　　“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上红大专总部”），继中学生的“上红总部”成立后，于9月26日成立。是最早的全市性大学生红卫兵组织，也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文革。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大队部”（简称“复旦大队部”）是主要发起者；成员主要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总部设在陕西北路500号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团校内；主要负责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李本荣，文革前是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上红大专总部”机关报也是《红卫兵》，与中学“上红总部”联合编辑。

　　但是，“上红总部”与“上红大专总部”，除了报纸是联合办的，实际没有什么横向联系，甚至没有在一起开过会，[1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红卫兵初期活动，都在校园内而不在市里。

　　市委希望这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能够对越来越乱的社会秩序起到“救火”作用。韩烽火后来对此回忆说：“他们主要的指示，就是让我们维持好秩序”。[12]但是，以干部子女为领导核心的“上红总部”，很快暴露出先天不足：政治优越感严重，和北京红卫兵一样，只有“纯红五类”子女有资格加入，将许多其他家庭出身学生排斥在外，不但凸现执政党17年以来的阶级等级身份制，而且更加强化。那些“出生不好”的学生，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另为他们组织了“红外围”、“红战友”之类的组织，以既显示区别。而且干部子女与干部阶层的先天联系，使他们无法将斗争目标集中到毛泽东所要打击的当权派身上，他们是天然“老保”。“上红总部”曾发过一篇传单《革命的保爹保妈派万岁！》，光是这个标题就很能说明他们的倾向。文章曾送《解放日报》社总编马达审稿。[13]

　　不过，市委没有提出过让“上红总部”出面保自己的要求；而且不久因为局势的变化，“上红总部”更是没有也无法组织什么有影响的活动，随着造反派红卫兵兴起，这些被称为老保的红卫兵很快失去文革主流位置。1966年的12月20日深夜，“上红大专总部”被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查封，[14]从此不复存在。中学生的“上红总部”，由于骨干成员高干子女多，在1966年11月以后，为避嫌避砸抄，或离开总部，或外出串联，总部实际瘫痪，到1967年1月初上海的保守派全面瓦解后，也不复存在。

　　上海的“破四旧”

　　8月20日起，北京红卫兵作出更惊世骇俗的行动——上街“破四旧”。所谓“四旧”是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来的，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个行动通过新华社报道传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日报》还特地为此配发社论《好得很》，为红卫兵的狂热推波助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8月23日刚发布北京红卫兵的这则新闻，当天，全上海大、中学校红卫兵便涌往街头，尤其涌往商业闹市区，首要目标就是“四旧”店名、街名。

　　上海文革中第一个被改名的，不是商店，也不是马路，而是有着27年历史的《新民晚报》。就在“破四旧”消息见报当天，8月23日，《新民晚报》宣布改名为《上海晚报》。这家创刊于1929年的报纸，以贴近生活的报风深受上海市民喜爱，始终居上海地区市民自费订报之最。此次更名，倒不是红卫兵强迫，而是报社“文化革命小组”和临时党支部决定。改成这个毫无个性的名字，显然是想减淡该报的民间色彩。这个决定8月12日作出，8月23日公布，恰好为上海改名狂潮做出了第一个榜样。

　　聚集人潮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商业最集中的南京路和淮海路，红卫兵加上成千上万看热闹的路人，将马路围得水泄不通。各商店橱窗贴满大字报，都是五花八门的改名意见：国际饭店被倡议改为“亚非拉饭店”、“工农兵招待所”；和平饭店被倡议改为“人民战争饭店”、“革命饭店”；永安公司被建议改名“永红”、“永斗”百货商店，淮海路旧货商店被改名为“人民委托商店”。老字号的王开照相馆、冠龙照相器材店、邵万生南货店，招牌都被取下扔进火里。

　　各大服装、皮鞋、理发店前，贴满大标语和“最后通牒”：“不准缝制奇装异服”、“不准出售尖头皮鞋”，“不准剪流氓阿飞头”；著名的蓝棠皮鞋店被上海交通大学红卫兵斥为“尖头皮鞋司令部”，店里一双双待售皮鞋，被红卫兵们用剪刀剪碎。

　　南京路附近的西藏路上，著名商业娱乐场所“大世界”的巨大牌子，被用绳子拉下砸烂；新的待命名字一大堆：“东方红文化宫”、“工农兵友谊剧场”、“革命俱乐部”、“人民游乐场”、“东风世界”，不一而足。淮海路上，永隆食品商店改名“永红食品店”，哈尔滨食品厂改名“工农兵食品厂”，襄阳公园改名“向阳公园”。“静安区”改为“延安区”、“红卫区”；徐汇区改为“群英区”、“前卫区”；长宁区改为“战斗区”、“长征区”、“遵义区”；“普陀区”改为“普红区”、“工人区”；卢湾区改为“红卫区”，等等。南京路改为“反帝大街”、“五卅大街”；淮海路改为“反修大街”；肇嘉浜路改为“忆苦思甜路”；复旦大学被建议改名为“东方红大学”。[15]

　　上海的宗教场所和宗教建筑大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因为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共产党更是无神论。百年名刹玉佛寺首当其冲。玉佛寺所在的普陀区委领导得悉后，抢先派干部前往玉佛寺进行保护性“查封”。在“红卫兵”到来时，进行说服工作。整座古寺和寺内佛像以及珍藏的经书大部分方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破四旧”浪潮中上海侥幸保存得最完整的寺宇之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龙华古塔也险遭劫难，8月25日，一伙红卫兵想用绳索拉倒龙华塔，幸亏庙中人员及周围百姓通宵守护，并悬挂巨幅政治标语于塔身，古塔方幸免于难。上海其他教堂庙宇和人文遗址则基本被砸：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静安寺、龙华寺、上海城隍庙，近代优秀建筑徐家汇天主教堂、佘山天主教堂。等等，几乎无一幸免。静安古寺前的千年沸井被填没，庙里十八罗汉塑像统统被戴上高帽子；曹家渡三官堂的菩萨被扔进苏州河；佘山天主教大教堂的精美雕刻全被砸烂；徐家汇天主教堂哥特式尖顶和顶上的十字架被拉倒；教堂庙宇内的神像、经书、法衣全被焚烧。

　　宗教人员遭受侮辱批斗甚至殴打。上海教区主教张家树、上海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陆薇读等73位神职人员和上层教徒，被强迫跪在徐家汇大教堂中，张家树等8人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被打死；杨浦傅家宅天主堂内修女被赶走。红卫兵还声称要“接管”庙堂或教堂。南市区的大同中学红卫兵接管清心堂基督教堂；卢湾区五爱中学红卫兵接管惠中堂基督教堂。

　　其他稍有文化内涵的建筑也遭到扫荡。黄浦江畔上海海关大楼顶端报时钟，报时音乐被改为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旋律。城隍庙豫园内上百年雕花门窗全被捣毁，豫园围墙上瓦片砌成的九条龙被限令一周内拆除；岳阳路上俄国诗人普希金纪念碑，建于1937年，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拆除，1947年又重建，此次“破四旧”浪潮中第二次被砸毁；外滩市人委门前原汇丰银行留下的两座大铜狮子被移走；中苏友好大厦门前一对显示中苏友好的中苏人像，其中的苏联人像，脑袋被布包裹，身体贴上白纸，上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名人荟萃的万国公墓，所有名人墓碑全被砸毁，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父母墓园也不能幸免，骸骨被从墓中挖出暴尸。其他公墓包括地处郊县的公墓也无一幸免，农民们用锄头铁搭刨坟墓，撬棺材，将尸首抛弃于田野；掘坟掘到的金银陪葬物，换成人民币，算作生产队收入。[16]

　　安闲舒适的西化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咖啡馆、西点馆门口被贴上“中国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国货”等口号，因为吃西餐是外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方式”；著名西餐馆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掼奶油”等停售，店家收起威士忌、白兰地，买来筷子代替刀叉。中餐馆也逃不了被批判：沧浪亭的虾仁面被指“为资产阶级遗老遗少服务”而停售；一些餐馆取消营业员端菜上桌的服务，要顾客自己排队领取所点菜肴。百货行业经售的指甲油、玻璃丝袜、美容剂，与“资产阶级臭美”有关，也都不被允许出售。一个顾客于“破四旧”前在一家旧货店，预付款定了张雕有龙凤夺珠图案大床，届时商店不让提货，说必须先将龙凤敲掉。在一些收入较高的文化人或工商业者聚居的高档住宅区，公寓或弄堂口贴着大字报，限令雇主24小时辞退保姆。

　　银行门口被贴上“取消利息”、“没收千元以上存款”大字报，前往银行提款的客户统统被要求“报成分”，若是“资本家”或“小业主”，当场便被批斗。红卫兵认为“资本家拿定息和高薪是剥削”。定息是固定息率的股息，是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国家根据赎买政策给私营资本家和业主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支付给原企业主的；一些胆小的企业主见红卫兵来势汹汹，便很长时间不敢再去银行领取，变相放弃。南京路上“老介福”、“协大祥”、“丽华百货”的资方人员被同济大学、复旦附中红卫兵揪出批斗，前胸、后背贴上“剥削无耻”、“取消定息”的大字报，还被逼着当场签名同意“自愿放弃”定息。

　　私营企业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红卫兵说“公私岂能合营”？全市所有公私合营商店、企业，一夜之间全被摘下招牌。私人业主被强迫歇业。北京西路上有家私人开业的私营妇科诊所，玻璃窗、红木桌椅、处方本，被砸得一片狼藉。画家哈定开设在余庆路上教授绘画的私营画室，玻璃窗、石膏像、画架，全被毁灭性砸烂。

　　这股风很快刮到郊区，从8月24日到29日，不到几天，郊区的教堂、庙宇、道观、庵堂、公墓，稍有文化沉积的古物、古建筑，几乎全被砸光，社员家中的神仙祖宗牌位一扫而光。大部分农村人民公社改了名，换上时髦的东方红、红卫、红星之类新名字。[17]

　　许多学校的学生还焚烧书籍，将自己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毁之一炬。

　　这场“破四旧”之狂潮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比历史上任何一场天灾人祸或战乱都要彻底和无微不至。光是数不清的各类几百年牌楼、牌坊、石碑、木匾，就被砸得连一个都不剩，而文革前它们遍布上海周边城镇和乡村。上海郊县的松江、嘉定等古县城，都有千年以上历史，多少文物古迹，躲得了千年战乱，却躲不过“破四旧”，永远消失。

　　面对海啸般的改名风潮，市人委办公厅于10月5日，召开各区区长及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讨论群众提出的对区名、县名和主要路名的更改建议，多数人反对，说再看看，议而不决，最后不了了之。上海的路名就这样没有遭受大的反复。[18]

　　“红色恐怖”蔓延

　　北京“破四旧”中，对人身的最初侵犯是革“奇装异服”的命。上海也完全照搬：鞋子头不能尖，否则立即责令脱下，用剪刀剪去尖头，让鞋主光脚回家；裤腿不能小于7市寸，否则剪破整条裤腿；头发女不能披肩，男不能包头，否则剪去一络头发或干脆剃成光头。

　　北京破四旧很快转入对“牛鬼蛇神”的人身迫害。6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毛泽东“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7月28日江青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讲话中，又一次转达毛泽东6月下旬左右说的这段话。[19]8月初，北大附中批判北大工作队长张承先，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彭小蒙上台发言后，下台走过站在那里挨批判的张承先前，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腰带，抽打了张承先一下。这个动作，却没有受到在场的江青等人的阻止。红卫兵第一次打人行为，就这样在公开场合下，被中央文革小组默许和纵容。

　　但是各级党委还是有所顾忌，不敢放任学生随意打死人，各地政府都有干预学生的动作。于是，在红卫兵暴力高潮开始的8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紧接着，又是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20]这种釜底抽薪、冻结社会治安系统的做法，使1966年红色暴行有恃无恐，愈演愈烈。而此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还没有失去权力和权威，完全可以制止日益蔓延的“红色恐怖”。但干部们不敢违背毛泽东意志，听任形势恶化。这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干部多年形成的行事方式：宁可对不起老百姓，也不能违背上级意图，更不用说违背毛泽东。文革前，不要说打死人，就是斗殴伤人，公安部门也会出面干涉，严重者会被拘留。但在1966年的“破四旧”中，本应维持社会治安的公安局或派出所却不见行动，默许了红色暴力的蔓延。

　　8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新闻的当天，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的家被十几个红卫兵敲开。“是上海市第51中学和市二女中的十几个红卫兵，都是初中生，干部子女，而且大多是女孩子，但她们打人毫不手软”。[21]几个女红卫兵强行将周信芳9岁的孙女剪“阴阳头”，还当着孩子们的面，抡起带着铜扣的军用腰带，将周信芳的妻子和儿媳妇打得昏过去，将周信芳家的狗打死。9岁的女孩子被吓得精神分裂，从此再也没能痊愈。[22]

　　8月初的上海，“斗鬼风”主要还是侮辱人格，虽有打人现象，但大多还不是往死里打。而在上海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几乎同时，一些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串连，将北京打人风带到上海。这些北京红卫兵甚至还没到上海，就在火车上寻找供他们殴打的对象：勒令“地富反坏站出来”，若真有胆小者站出来，他们就对这些1949年后的贱民一顿暴打。8月下旬后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到上海站时，经常能看到从车上抬下的挨打者。[23]一些到上海的北京红卫兵们一再指责“上海太手软，让我们打几个牛鬼蛇神给你们上海人看看！”言传身教地向上海红卫兵示范如何将人往死里打。而上海学生中，打人最厉害者是中学红卫兵。他们到街道和派出所索要名单，按图索骥将人抓到私设的公堂殴打。

　　从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上海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者，是上海县梅陇公社朱行大队的一个“地主婆”。8月27日，3个北京红卫兵到那里，“把6个地主，一个投机倒把分子，3个地主子女捆绑起来，双膝跪在砖头上，头低下用长板凳压住”，“由北京两个学生带头用鞭子打”。结果打死1个妇女，打伤2人。[24]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向上海的红卫兵展示他们的残暴。以后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杨东平，那时是上海中学学生，亲眼目睹了这场惨无人道的拷打，而且打人者还都是女学生，是北京第28中学的3个女红卫兵：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北京女红卫兵是在附近农村的一户“地主”家，她们让“地主婆”跪在一块砖上，用北京话骂，用皮带抽。人要是反倒了，让她再跪上去，继续打，就听惨叫声，还看见血淋淋，我们谁也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25]

　　9月6日，地处徐汇区的上海第51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医院一个副院长家批斗他80多岁的母亲，说她是“地主婆”，将其殴打成重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9月10日，东南中学红卫兵往黄埔区沈家弄的一户居民家贴大字报，说她过去有“投机倒把”行为，她不服气，发生争执，红卫兵就将她吊起殴打，次日又拖到沈家弄小学绑在旗杆上继续殴打，当日晚上10时，人被活活打死。9月17日，“上红总部”几名红卫兵通过黄埔区龙门路派出所，找到3个“坏分子”，押到“上红总部”殴打，其中一人被打了一整个晚上，直至打死。9月17日，地处徐汇区的上海市第54中学，6个红卫兵用带钉木棍、鞭子和扁担，毒打一名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妇女，说她不老实交待在单位里偷看内部报纸《参考消息》之事，将她硬灌大量凉水后踩肚子，当场折磨死，又将其母亲也打至重伤。[26]第51中学和54中学，都是上海干部子女较多的学校，这些打人者中带头的，许多是自恃出身优越的干部子女，也有工人子女。

　　据统计，从1966年从9月1日起，至9月25日，上海市区489所中学中，有361所学校红卫兵发生打人行为，被打者达1万余人，其中打死11人，打伤961人。[27]而同时期的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被红卫兵驱赶出北京市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达8.5万多人，全市被打死1772人，高于上海160多倍。[28]据一些当事人回忆，上海的许多打死人事件，都有北京红卫兵参加，而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打人事件还要多。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原国民政府驻法国肖姓参事等，都是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的。

　　“破四旧”是上海继“斗鬼风”之后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于这两个高潮几乎相连，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高潮。“斗鬼风”中的被斗者主要是“学术权威”，“破四旧”中的被斗者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对象。据文革后的学者根据1966年10月上海市委编印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统计：

　　上海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体罚情况统计表（6月1日至9月30日）[29]

　　（表略）

　　说明：(www.xing528.com)

　　1、“其它”一栏的人员分类情况为“里弄干部、居民、小业主”等。

　　2、“其它－死亡数”一栏中的“5人”，具体为“旧官吏1人，反革命子女1人，道士1人，职工家属1人，里弄生产组成员1人”。此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

　　3、“受伤数”一栏总人数为十个区的统计。分类情况缺少闸北区的数据。

　　4、“被剃头数”一栏总人数为十个区的统计。分类情况为杨浦、徐汇、卢湾、南市等四个区的数据。

　　由表可知，在整个遭受体罚的人群中，除了运动初期就被各单位定为“重点对象”的，“四类分子”（占受体罚总人数的22.8%，下同）、“资本家”（15.6%）和“社会其它人员”（18.4%）均为重点打击对象，且死亡数、受伤数、被剃头数圴为佐证，例如“四类分子”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总人数的45.5%；受伤数为24.8%；被剃头数为26.3%，在各人员分类中均列高位。

　　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得到来自中央决策层的支持。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1966年8月下旬一系列讲话，更是为红色恐怖推波助澜。谢富治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8月下旬他在甘肃、陕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甚至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30]谢富治这些讲话，撤去了本应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后屏障。

　　有组织的全市性大抄家

　　“上红总部”还在筹备阶段，北京的抄家风已经兴起。但上海市委对整个“破四旧”，始终持保留态度。8月23日，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消息刚经《人民日报》刊登，8月24日市委书记处便连夜开会，作出规范意见，第一个内容便是“不要抄家”，此外还有不要破坏公物，不要破坏文物，不要去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强迫脱鞋子、脱裤子，不要拦轿车，允许市民乘坐三轮车，不要破坏建筑物，不要烧图书，不要烧档案，保护图书，等等，共有10条，口头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党委宣传贯彻。[31]

　　但没几天，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高度赞扬抄家，抄家成为时代最强音。市委只得再加上“随便”两字：“不要随便抄家”。不过前一天，8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另一篇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于是，上海的广播电台对前一篇社论只广播了7次，而后一篇社论，却播送了33次。[32]曹荻秋还要求干部们尽可能地维持秩序，“在一天内制止下来”。上海市委这个“10条”以后被来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一再指责，说是阻碍运动的“臭10条”。张春桥在在北京听说曹荻秋制定10条，也打电话来批评市委，说“不要作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33]

　　8月29日至9月3日，上海第一次大规模抄家，其中有组织连续抄家达3天。当时“上红总部”还没有成立，一个市一级类似领导小组的机构，领导了这3天的全市性抄家，领导者都是些中学红卫兵，其中不少人不久成为“上红总部”成员。抄家行动时，他们分管各区；下面如抄出重要物质，或与被抄家者发生冲突，随时与他们联系，警备区向他们提供了汽车，他们可以迅速前往处理。[34]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默许下进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后实际组织者。市委从原先的不赞成抄家，到组织和引导抄家行动，显然是想将红卫兵的抄家行动尽力规范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

　　抄家名单大多由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党组织提供。在此之前不久，公安部长谢富治，在8月下旬的一次北京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35]直到9月2日，由于打死人太多，中共北京市委才发布《关于制止一切打死人现象的紧急通知》：“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分子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也不要向群众提供”。[36]

　　上海这次大抄家，市区10个区的抄家名单，全部汇总到那个市一级的抄家领导机构，当时的一个参与者回忆，这些抄家名单都是各派出所提供的：

　　这些抄家名单，每个人都有一份材料，全是群众的检举揭发，主要是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的，还有什么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人、被释放的旧军警和国民党将校以上的高层人员，还有解放后群众举报的私藏武器和电台的特务，等等。“地富反坏右”倒很少，没有著名人士。有资本家，但大都是被认为和敌特势力有联系的资本家。所有这些材料，全是解放后到文革前夕这许多年的举报，由派出所整理的。

　　为什么我当时会觉得是派出所整理的，因为这些资料全部都是打字机打出来再油印的，没有一张是手写的，而且纸张很白很新，看上去都像刚打印出来的。那个年代，老百姓家根本不会有打字机。所以，给我当时的感觉，这是上海市公安局为配合红卫兵的抄家行动，统一部署各派出所，加急整理出来的。每份名单下面都敲有派出所的图章。

　　我印象中，那三天绝对没有大量抄资本家的家。至于有没有抄知名人士的家，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敌特嫌疑上。而且给我的印象，市委也是将重点放在敌特嫌疑上。当然，之后的抄家，就开始抄资本家的家。不过，那些抄家就不是我们统一指挥的了。[37]

　　另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几十年后也回忆说，抄家名单是政府给的：

　　我们抄家的名单，大都是街道里委和公安局提供的。徐汇区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来找，让我们帮助破案。他们布置我们去抄嫌疑人的家，公安穿便衣夹在里面，关键时出面审问嫌疑人。我记得用这个办法查了两起案子。一起大概属于“特嫌案”。[38]

　　抄家的对象“主要是解放后由群众揭发、举报的敌特嫌疑对象，还有被捕判刑后释放出来的国民党中高层军人、将领”。[39]这一类人的名单都由公安局提供：

　　抄家名单都是公安局给我们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红五类”，公安局就是给我们一个名单，怀疑哪个地方有敌特的嫌疑，或者有海外关系的资本家，我们就去抄他们的家。公安人员穿着便衣等在下面，我们抄到的东西也都交给公安局，而且是要登记的。[40]

　　各区名单集中后，再按区分下去；同时分下去的还有地图，由警备区提供，是五万分之一的军用上海地图，很详细，哪个弄堂是死路还是活路，都标得很清楚。[41]这些抄家名单是上海市委要求公安局系统提供，还是公安局系统自己根据谢富治讲话执行？目前还不得而知。而负责上海公安工作的市委书记梁国斌，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串联时，曾经说过“可以向红卫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让他们去抄家”，[42]也可间接证明上海抄家名单至少是在市委默许下提供的。

　　一个当事者还回忆，“上面”对此次抄家作了规定，如必须留出与周边群众同等生活水平的家用物品，如热水瓶、被子、锅碗瓢盆等，以及现钞、存款、粮票等，都有很详细的数目规定；如果遇到反抗马上汇报，不许武斗，等等。[43]

　　大抄家的第一天晚上，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和红卫兵一起坐着吉普车巡逻，时刻准备哪里出事便马上赶去处理。[44]

　　趁红卫兵抄家的机会，有关部门还让红卫兵出面干他们不便出面干的事。据说监测部门过去在一些地段，长期发现可疑电波点，有的可疑点在多户居民混杂的房子里，碍于法制不能挨家上门查抄。这次抄家，有关部门便要求红卫兵对可疑点的一幢或几幢房子进行抄家，甚至安排人亲自查抄。据一个当事者回忆，他当年听参加过这类抄家的“上红总部”纠察队负责人说，曾看到一些成年人直接参与抄家，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带着袖章，看上去像红卫兵，但有的人年龄明显大了些，便戴着口罩。他们抄家挖地三尺，破墙凿洞，内行得很。[45]上海虹口区北虹中学的一个学生文革后也回忆说，他们学校当时曾几次被要求“抽调一批可靠红卫兵”，以抄家为名，对公安局内部掌握的敌特嫌疑对象进行搜查……规定了纪律，如不准透露是公安局带领抄家的，只能叫公安局带队的人老师，还不准对外人提起被抄的对象，查抄中不准打人、砸东西、所有查抄物品都要登记造册，由被抄人本人签字和居委干部签字才能带回来等等。而且，所有的抄家都是在夜间进行，公安局还为我们的行动配备了卡车。其中一家被抄对象在和平公园附近，公安局怀疑那家有秘密电台，结果什么也没有抄出；另一家是49年前开首饰店的老板，怀疑他家隐藏黄金等大量贵重物品，结果果然抄出大量金条金砖甚至夜明珠。[46]

　　此类有关部门让红卫兵出面干他们不便出面干的事还有许多。例如上海市第51中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那些日子接待过几个成年人，自称是公安局的，给了他们一份十几人的名单，都是住在徐汇区的；来人说这些人在中国人民银行租有保险箱，存放的可能是敌产，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甚至可能是武器，希望红卫兵小将去“破四旧”。但这些保险箱必须同时使用两把钥匙才能开锁，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在箱主手里，“我们不好出面开锁，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红卫兵根据提供的名单去到这些人家，要求交出钥匙，所有人都以种种原因推说钥匙不在或找不到。于是红卫兵将他们带往银行，要求银行强行开锁，并由箱主支付10元开锁钱。结果，开出来的全部都是外币或黄金，没有武器电台之类。这些资产都当场在银行“就地上交”，物主不敢表示任何异议。[47]

　　全市性大抄家还真抄出了十几部发报机，有个发报机是从棚户区里抄出的。那些原先测出可疑电波的点，有些挖地三尺也没有抄出发报机，但有些可疑点确实抄出发报机。而且自从这次抄家之后，全市可疑电波全部消失，整个上海的上空安静了好多年。[48]

　　高安路19号是不公开挂牌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小院隔壁是情报研究所，也没挂牌。19号对面的一幢小院，房主出国，房子长期空关着，可屋子的阁楼上居然架着一门炮，对着19号宣传部，下面箱子里还有两枚炮弹。[49]

　　还抄出不少武器：长短枪、机关枪甚至六零炮。全市共抄出3万多支轻重武器，从迫击炮到手枪，到好几箱黄油都没擦干净的步枪。[50]现在看来，那些抄出的武器，有些可能只是共产党执政后收缴民间武器时没有上交的私人武器；那些发报机，有些可能只是早就废弃的商业电台。但是，抄家后可疑电波消失，说明还真是曾经有过正在使用的政府控制外电台。

　　“上红总部”成立后，曾打算将抄家花絮登在《红卫兵》报上，市里没同意，说许多事是保密的。“上红总部”就在自己办公楼下办了个“红卫兵抄家成果展览会”，展出抄出的枪支弹药和电台，以及黄金等物。[51]

　　曹荻秋9月4日一个讲话说，“上海的红卫兵抄了五千家”，[52]这显示，9月4日之前，上海被抄家5，000户。1966年9月18日曹荻秋在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在汇报“文革战果”时，曹荻秋说上海搜出黄金48万两，“是北京的10倍”，“北京好像动得比上海厉害，但上海成绩比北京大”。[53]10月，曹荻秋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将红卫兵抄家作为上海文革战果汇报。后来造反派说，上海市委这是将文革的“破四旧”成果“据为己有”。[54]

　　抄家风潮愈演愈烈

　　三天大抄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回忆说，最初公安局、派出所提供的抄家名单中，没有社会知名人士或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基本都是资本家、小业主，还有长期被有关部门怀疑是“特务”者。市委通过公安系统影响红卫兵的抄家行动，固然有趁机将他们一直怀疑的对象抄家，但更多的应该是希望尽量将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控制在各级党委手里。

　　但事实上，全市性大抄家起了示范效应，以后的抄家根本不可能被控制约束，紧接着全市抄家不断，而且即使在那三天大抄家中，绝大多数知名人士也还是被本单位职工或本地区红卫兵、居民抄家，市委根本无法阻止。参加这场全市性大抄家的，不但有各中学、大学的学生红卫兵，而且更有成年人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最初期，在职职工也学着学校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以后不久，因中央不贊成，红卫兵成爲纯学生组织。

　　这些成年人的红卫兵组织，在单位党组织的策划或默许下，对本单位“牛鬼蛇神”抄家。文革结束后，许多工厂、工业局编印的“文革大事记”或“党史大事记”中，对此都有记载。8月30日晚上，光是冶金系统各单位就出动五六千名职工红卫兵，冶金局直属单位共有900多人被抄家，其中局机关53人。[55]工厂的职工红卫兵组织也对自己厂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组织抄家行动。例如国棉17厂，8月31日至9月1日两天，全厂出动400多名由干部和工人组成的“红卫兵”，对34名“重点对象”进行抄家。[56]没有工作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也难逃抄家之劫，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就是被自己所住地区的房管所职工红卫兵抄家，接着又被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不甘凌辱，于9月3日凌晨双双自尽。

　　上海第一批被抄家的对象中，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也在其列。当时上海对各级干部的批判还在市委的控制之下，批判干部尤其局以上干部要得到上级党委批准。黄赤波是文革初期最早被市委抛出的局级干部之一，8月23日晚，市公安局文保处的干部王维章，带人去抄了黄赤波的家。王以后成为公安局系统的造反派负责人。[57]以维持社会秩序为责任的市公安局的局长尙且自身难保，普通市民更难逃劫数。不久市委进一步失去对全局的控制能力，抄家之风更加蔓延。抄家对象，开始是“牛鬼蛇神”中的一部分：“黑六类”，即地、富、反、坏、右，再加上资本家（实际上还有小业主），以后很快波及党政领导、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作家演员等著名文化人士、学校教师，等等；几乎波及所有的“牛鬼蛇神”；有的单位凡带“长”的全部都被抄家。

　　市人民银行不论共产党执政前后，凡曾担任过银行正副经理、襄理者，都在被抄之列。商业一局更提出：“抄错是方法问题，不抄是立场问题。”静安区抄家1.78万余户，占全区总户数的14％，其中被抄家最多的是威海、延中两个街道，各占总户数17％多。海运局到1966年10月底，共抄144户，其中机关干部18人，船长20人，轮机长7人，大副21人，二副7人，大管轮3人，二管轮3人，三副和三管轮以下工人65人。全市文化宣传系统1.1万名干部中，被抄者2，421人，占22％。[58]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被抄家对象也最多，知名人士如刘念智、郭琳琪、荣漱仁（荣毅仁之姐）家被抄。全市6万多工商业者统统被抄家，无一幸免。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更是红卫兵抄家集中目标，作家巴金、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以及演员赵丹、白杨、京剧演员童芷苓等等，上门抄家者络绎不绝，这帮去了那帮来，甚至时常发生两群抄家者在同一时间上门的情况。抄家株连名人子孙后代。黎元洪儿子、段祺瑞侄子、袁世凯孙媳妇等悉数被抄。上门抄家的不仅红卫兵，还有单位造反队。抄家者挖墙洞、砸橱柜，上到房顶，下至地板，角角落落都抄彻底。更有“毁灭性抄家”，不仅拿走东西，还将未拿走的东西肆意破坏。有的家庭，被抄家后接着又被强占房子，“扫地出门”，失去栖身之地。[59]

　　在抄家风扫荡下，许多人被迫自行破坏珍藏的文物书画等。如名画家吴昌硕后人，将许多字画撕毁，当废纸就卖掉一百多斤。著名画家林风眠，将自己留存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将毕生积累的一大批明清大书法家真迹，以及自己的作品，撕成碎片在夜深人静时倒进苏州河。[60]

　　文革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写的《建国以来的上海银行工作》一书中，公布上海在文革中被查抄的户数和财产的统计数字，从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止，

　　全市共抄家15.77万余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万余户，占市区139万户的8.2％。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余件，钻戒、钻石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27万余件，美钞334万余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银元239万余元，现金、存款、公债券3.76亿元。[61]

　　还据一份材料显示，上海文革初期抄家收缴597架钢琴，后来都没归还原主，而由市革委会有关部门批准，转送给了中小学。[62]抄家物资中，金银、存单、现金、外币及贵重物品，当时就交由银行收兑和保管；1970年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各单位寄存在银行的金银，由银行按当时收兑牌价折价处理。那时金银兑换价非常低，而且只有政府一家垄断价格，但原物主不敢有任何怨言。还有许多文物古董、名家字画、外币等，被无知狂热的抄家者作为“四旧”或“崇洋”，当场烧毁砸烂，损失难以估量。抄家物资集中堆放，没有任何交接手续和账册，情况混乱，于是又被一些人趁机顺手牵羊、中饱私囊，日后也无法查清。

　　伴随着“抄家风”的，还有驱赶“黑六类”风。这股风由北京刮来，上海红卫兵向北京红卫兵学习，去街道、里弄驱赶“黑六类”，勒令他们必须在限定的日子迁离上海回原籍；甚至有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配合红卫兵的“勒令”，驱赶本单位的职工。市商业二局系统从1966年9月上旬至10月19日，开出“黑六类”名单1630余人，其中511人被“扫地出门，赶回原籍或农村、小城镇。市财政局系统的一些单位，以“反革命”、“漏划地主”、“漏划富农”、“坏分子”等为名，将局机关以及所属分局、建行等机关的21人赶出机关，其中18人被遣送回原籍“改造”，致使一人因此跳楼自杀身亡。市水产供销公司第二批发部共有职工638人，被大字报点名要驱逐出上海的有133人，占职工总数20.8％。而据当时的统计，到1966年10月10日为止，上海全市有9，260余人被遣送回乡。[63]

　　1066年整个“红八月”包括与之相连的9月期间，上海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幅度上升：

　　社会上不断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据市委办公厅《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41期记载，9月份不完全统计，发生自杀事件704起，死亡354人。其中：被抄家后自杀的446人；被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等不堪凌辱自杀的169人；大字报多、思想紧张自杀的18人；其他原因29人；原因不详的42人。[64]

　　在整个“破四旧”风潮中，据说毛泽东始终没有赞美支持之言。虽然，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女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被红卫兵作为他们暴力行为的依据。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文革后认为，毛泽东对“破四旧”不欣赏，觉得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派，毛以后还指斥这一时期运动是“转移斗争大方向”。[65]但当时也没有传出毛制止这些行为的言论，甚至当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向他汇报，希望制止红卫兵行为时，毛回答：“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66]毛泽东以后一再对人说他反对武斗。但他显然并不反对用越轨行为冲决他所认为的障碍。

　　在这方面推波助澜的是当时的新闻媒体。两个月后，当“破四旧”已将民众情绪充分煽动起来，毛泽东将再一次扭转运动方向，把民众的狂热纳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轨道。

　　小结

　　从红卫兵运动开始，一场体制外力量对决体制内势力的较量开始了。

　　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建立的一个处于中央权力体系之外的力量，一个他自己能够直接领导和支配的中央决策班子，用以对付和对抗他所要打击的中央决策层干部对文革的控制；那么，红卫兵则是毛泽东支持的不受各级党团或学生会等官方组织控制的体制外青少年群众组织，用以冲决地方执行层干部对文革的抵制。而在此之前，甚至朋友之间如果交往稍微密切，也有可能被指责为“小集团”、“反革命小集团”，轻则遭受批判，重则被判刑。执政党不允许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间团体存在。所以，红卫兵组织兴起的最大意义在于其体制外组织形态，为不久全社会的自由自愿结社开了大门。于是底层群众的意愿，得以用群众组织的形式表达并介入党内斗争，毛泽东的意愿得以上下呼应。这种结果虽不是毛泽东在给红卫兵写支持信时所完全能预料到，但却是毛所需要的。

　　以党内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文革最初的发动上起了巨大的榜样作用。他们藐视权威与秩序的反叛精神，带动了全国的青少年以及对现状不满者。但是，他们的政治要求，也只到能够成立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结社自由。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独享“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名分，将来独享政治资源；他们企图以“血统论”，清除那些学习成绩出色的非“红五类”子女的竞争威胁。在斗争方向和斗争对象上，他们和当政者的目标完全一致，区别只在“文斗”还是“武斗”。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暴戾，是执政党长期以来阶级斗争学说的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导的必然结果。而且由于北京红卫兵最初的暴戾，不但没有受到当局及时的阻止和惩罚，反而得到默许甚至鼓励，这就不但使1966年的“红八月”充满了血腥，而且为稍后兴起的造反派树立了榜样。整个文革十年中的武斗和打人行为，都可以溯源到“红八月”，溯源到最初的干部子女红卫兵。当然，更远可以溯源到《湖南农民考察报告》。

　　“破四旧”是上海继“斗鬼风”后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于这两个高潮几乎相连，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高潮。这两个高潮一脉相承，对象全部都是被阶级斗争理念政治分层出来的“阶级敌人”或“牛鬼蛇神”。只不过“斗鬼风”是在中央号召下的按照“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标准的又一次政治分层，“破四旧”则是红卫兵们对共产党执政以来所有的革命对象和不信任对象的一网打尽。

　　与“斗鬼风”一样，上海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几乎就是北京的翻版：抄家、破四旧。但是，总体来说，上海打人事件以及打死人的数目要比北京低许多。这与上海市民一向不崇武而崇说理的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也由于上海开埠较早，市民对法律和生命相对敬畏和尊重。

　　上海死亡人数相对较少，还与上海市委极力控制有关。北京红卫兵自筹备成立始，就完全是体制外产物，不受各级党委控制。而因为运动初期上海与北京的时间差，使得上海市委能够尽量设法影响运动。因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上海市委从红卫兵筹备成立开始，到最初的抄家行动，都尽力“加强党的领导”，使之处于自己影响之下，尽量减少其破坏作用。许多时候，当听说哪里发生严重打人事件，干部们都会立即去现场劝阻和处理。这是上海红卫兵最初的破坏力不及北京大的原因之一。

　　“斗鬼风”和“红八月”两个暴力高潮席卷上海时，上海的文革运动还没有分化出保守派和造反派，斗争的对象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对象的延续，因此打人抄家侮辱人格施行迫害者都是最初的红卫兵，包括成人职工红卫兵。

　　“红八月”催生了上海最初的红卫兵，与北京最初的红卫兵一样，他们的批判指向，与执政党十七年的批判指向完全一致；与北京最初的红卫兵区别的是，他们有着明确的保卫对象－中共上海市委，加入他们必须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或必须接受上海市委的领导，这使他们被视为保守派组织。而随着中央决策层对文革对象态度的明朗和对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上海的红卫兵运动将很快分化，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崛起。到最后，上海红卫兵中最顽固的保守派，基本只剩干部子女，还有一些对文革打倒一切思维方式有看法的学生。他们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始终与文革格格不入。尤其在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除了与造反派的摩擦外，很少参与运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被文革边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文革热情的消褪。

　　1966年11月之前的上海文革运动，始终只是对北京运动的追随和模仿，没有自己的原创，也没有上海这样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和消费城市所应表现出的特点。上海的特点，一直要到工人造反派兴起之后，才会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