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与贵州结缘，成就芳野美谈

王远长

芳野，浙江省著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泉市民休闲度假百去不厌的美丽村庄，坐落城东南一隅，距市中心近十里，与老城区隔江相望，曾视为远郊，进城多绕道，如今江上架桥多座，往来便利。芳野原名坊下，座南朝北，村前几座小山，一片田畴，背靠佛山，遍地树林，村舍寥寥，因有叶姓孝节牌坊得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怎么突然间村名显得如此诗情画意且闻名周边？这要从抗战期间坊下与浙江大学结下的烽火情缘说起，这一段情缘也成了龙泉人至今难忘的美好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华北战事吃紧；8.13淞沪会战，战火蔓延，杭城危如累卵，民不聊生。11月初，在战火中坚持了3个月的浙江大学为拯救危亡坚持办学，决定内迁。最初迁到浙江西天目、建德，由于情势恶化，再迁江西吉安、泰和，之后又迁广西宜山，最后总校迁至贵州遵义。杭州到贵州，路途遥远，战事阻隔，浙闽沪皖一带贫困学生无法及时到远在西南的浙大升学。1939年2月，校长竺可桢决定创建浙东分校，派教务长郑晓沧、史地系教授陈训慈赶赴尚未沦陷的浙西南筹办。

筹办人员经过反复研究考察，校址选定龙泉坊下村。校方除了看中当地的清幽环境，更看中曾家大屋的宽敞，为教学提供便利。大屋为坊下村乡绅曾水清于1932年所建私宅，中西合壁，立面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内厅土木结构，两进两天井，一进为二层，二进为三层，天井两侧有厢房，共有房间72间，还有后花园。曾水清多数时间在外经商，宅院大多空置，得知浙大于战乱纷繁之时在自己村庄办分校，愿意将大屋出租。8月，浙东分校在坊下村创立，招录新生150名。一个学期后，浙东分校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曾家大屋在分校初创之时几乎承担了所有的教学、办公和生活功能，坊下村民与分校师生也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

第二年，学生老师有所增加，曾家大屋难以容纳，分校在村民帮助下，于村北面1里外的石坑垅建造八幢新校舍，作为教室及学生和一些单身教职员工的宿舍。校舍用木头、毛竹搭建，以茅草和杉树皮盖顶，极为简陋。风雨交加的夜晚，草屋摇晃吱吱嘎嘎，房外松涛狂啸不止，师生们乐观地将这些新校舍命名为"风雨龙吟楼"，称为分校二部，曾家大屋为一部。分校还在坊下曾氏宗祠兴办小学，供教职工子弟和当地村民孩子上学。

抗战时期，生活十分艰苦，师生们却不因条件之差受影响，依然保持着优良的"求是"学风。他们简朴、勤奋，无论是听课还是自修，都极其认真。夜晚，点上一盏桐油灯，盏内放一两根灯芯草，借着如豆灯光看书，时不时用小棒挑起灯芯，免得熄灭；也有的点上松明子或火篾，凑着微弱的火光夜读，半夜下来，一鼻子黑烟。(www.xing528.com)

郑晓沧是浙江海宁人，他接替陈训慈当任分校主任后，有感于坊下村的田园牧歌、诗意环境，以家乡方言语音将坊下改名芳野。无巧不成书的是，龙泉方言坊下正好也与芳野谐音，他的提议即刻为大家接受，很快流行开来。至此，坊下正式易名芳野，成为美谈。

芳野的出现，远在贵州的浙江大学不仅解决了东南各省优秀青年的升学问题，更显示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与力量。老师认真教学，学生刻苦求知，课余成立各种组织，办刊物，演戏曲，搞体育，走向龙泉街头与民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得到社会各界支持，影响着后方为救亡奔波的国民，鼓励着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敌机袭扰与轰炸龙泉时，师生们分散隐蔽到树林中，村民帮助分校将重要的书籍资料挑上，撤往佛山，待警报解除，再又送回。

1942年初夏，龙泉周边的缙云、丽水、松阳等地相继被日军侵占，龙泉危在旦夕，为了不使分校沦入敌手，学校开始往200里外的福建松溪大布村迁移。几个月后，在军民一致的积极抵抗下，日寇难以南图，时局趋于缓和，分校又返回芳野，直至抗战胜利重归杭州。

浙大在芳野创办分校前后7年，招收学生1000余名，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量人才。芳野一名是浙大留给龙泉美丽家园的诗意符号，是烽火情缘的历史见证，更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时代象征。时任中文教授胡清伦先生撰写的楹联"以弦以歌，往哲遗规追鹿洞；学书学剑，几生清福到龙泉。"是对龙泉分校最好的赞美，当年张贴在曾家大屋正厅前的柱子上，引分校师生深情吟诵，如今在芳野依然余音缭绕，激励莘莘学子为振兴中华刻苦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