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进军黔西，筹建根据地

红二、红六军团在江口、石阡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休整。在此期间，任弼时在石阡天主教堂主持召开了两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分析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和这次长征的意义，解释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纲领，提出了建立新根据地的任务。这次会议对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和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自此以后，部队都很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不少成效。

红二、红六军团在江口、石阡一带停留，蒋介石认为可能是在寻机返回湘鄂川黔根据地，于是命令刘建绪指挥樊崧甫、李觉、郭汝栋等纵队仍跟在后面“追剿”；陶广纵队移至保靖、永绥、秀山，构筑碉堡，堵截红军北上；郝梦龄纵队进至后坪、思南一带，沿乌江堵阻红军西进；许绍宗部除一部分构筑秀山、沿河间碉堡线外，主力集结于秀山附近；汤恩伯纵队在宝庆集结待命；邹洪、孔令恂两师向泸溪集中待命，企图趁红二、红六军团向北运动时，聚歼红军于乌江以东，松桃以西地区。⁽²⁵⁾如果上述目的达不到时，则将红军南压至广西，借桂军的力量与红军厮杀，坐收渔利。

红二、红六军团原计划在湘黔边建立新根据地，因便水战斗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而敌人又以15个师的兵力日益逼近；且石阡、江口一带人烟稀少，粮秣匮乏，红军处于狭小的地区，不利于展开运动战。因此，军分会在1月19日石阡会议上决定，放弃原定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计划，红二、红六军团继续西进，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1月20日，红二、红六军团从石阡地区出发，开始西进。为了迷惑敌人，部队先向南行，进入余庆县境。21日，在龙溪口附近突破敌李必蕃第二十三师的封锁线，然后连克瓮安、平越县城。23日，朱德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西、大达〔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²⁶⁾遵照朱德的指示，红二、红六军团以多路纵队，向贵阳东北开进。这时，敌人估计红二、红六军团可能要步中央红军后尘，北渡乌江，于是在乌江两岸赶筑工事。可是，红二、红六军团却转而南下，威逼贵阳，直插黔西北。左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他（指敌人——引者注）想我们北渡，我们偏不北渡，他不防我们南下，我们偏要南下。部队折向西南，日夜兼程，取瓮安，下牛场，直捣龙里，威逼贵阳。这一来，形势可就大变了：敌人由乐观一变而为慌乱，我们由被动一变而为主动。要知道，这时的贵阳乃是一座空城，我军倘有兴趣，闯进去逛逛，不是不可能的。对于敌人说来，贵阳是贵州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大官僚们安身立命之所，此城万万不可有失；可是，从湘北到湘中，从湘中到贵州，追来追去，就是为了凭借乌江天险来消灭我们，一旦放过，十分可惜。江防不可不守，贵阳也要保卫。一身岂能二任焉？一时间，调兵遣将，手忙脚乱，紧张万分。但是我们没去打贵阳，却从从容容地经扎佐，过修文，进抵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边……⁽²⁷⁾

扎佐，位于贵阳、息烽之间，是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也是红军西征、北上的必经之地。敌人为防止红军通过扎佐，派出保安团二个营在这里防守。1月31日夜，红六军团前卫第四十九团，发扬“夜老虎”的精神，利用夜色作掩护，将守敌的碉堡一个个炸毁，全歼敌人，打下扎佐。红军不但打开了通道，而且得到了弹药和粮食补充。2月1日，红军袭占了修文县城，旋又疾进鸭池河。

鸭池河为乌江上游河段，两岸山石壁立，河水落差大，水深浪急，十分险要，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路。由于敌人收缩守卫贵阳，这里防守空虚，只有一个营的敌人驻守。2月1日傍晚，红二、红六军团侦察大队奔袭鸭池河渡口。经过60余公里的急行军，于2日拂晓赶到鸭池河东岸。守敌还在睡大觉，便糊里糊涂做了俘虏。侦察员立即请船工帮忙，从一个伪区长家中抄来备用电线，拧成铁绳，拴在河的两边，把摆在河上的小船固定在铁绳上，用木板连接船只搭成一座浮桥，红六师先遣队率先过河，占领了北岸7．5公里外的烂泥沟。午后，红五师和第十七团也赶到渡口，大军云集于狭窄的陡岸，渡河速度缓慢。而敌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从后面全速追赶而来，气焰嚣张，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当时指挥渡河的谭友林后来回忆说：

贺炳炎师长在瓦屋塘战斗后右臂负伤，师里的担子落在我的肩上。我心里十分着急。有些会水的同志性急下河泅渡，水急浪猛，寒冷彻骨，泅渡的同志被浪头打倒后，再也没有钻出水面。河面只有百把米宽，我们拿出在湘中打土豪时弄来的布匹拧成一条柔韧的绳索，往河面一绷，大家抓着绳索下水过河，脱离了险境。⁽²⁸⁾

当日下午，红二、红六军团全部渡过鸭池河天险。黄昏时分，敌人增援的第九十九、第二十三师赶到鸭池河东岸，然而，他们只是捡到了红军扔下的烂鞋子和烟头。这样，蒋介石消灭红二、红六军团于乌江东岸的计划遂化为泡影。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鸭池河之后，马不停蹄赶往黔西城，侦察大队一个排于当夜首先到达黔西城外。2月3日凌晨，红军利用当地一个保董喊开城北门。同时，由红六师向城东门发起攻击。城内守敌是只有六七百人的保安队，一触即溃，县长林雁峰带着几个贴身随从从城西门逃窜，红军顺利占领黔西县城。至此，红二、红六军团打开了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大门，开始了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

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系云、贵、川三省要冲。毕节在西，与云南东北部毗邻，向北则可通往川南地区，是黔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黔西在东，是黔西北的东大门，境内烂泥沟设有四川省盐务局，管理八大盐号，存盐数十万斤，是川盐在黔的集散地；大定位于黔西和毕节中间。黔西北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十几岁的姑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只好在腰间围一块破布。一年以前，中央红军曾经过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当时中共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这一带的武装斗争。此外，这里还有不少农民武装和黔军残部，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工作，使这些武装成为反蒋力量。上述情况对于红二、红六军团在黔西北建立根据地是有利的。

红二、红六军团转移到黔西北后，敌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被阻在鸭池河东南岸；樊崧甫、郭汝栋两纵队远在思南一带；第九十三师和新八师被吴忠信留在贵阳守城；前线总指挥刘建绪力图保存实力，其指挥的陶广纵队追到湘黔边境后即返回湖南，李觉纵队向远离红军的织金前进；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滇军孙渡纵队各守地域，以图自保。只有乌江西岸的蒋介石嫡系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共三个师的兵力，依托遵义，经打鼓新场向黔西疾进。

1月28日，即红二、红六军团正在向黔、大、毕地区进军的途中，收到朱德、张国焘的电报，建议红二、红六军团“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或入川“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并说“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²⁹⁾。2月5日上午，军分会在黔西县城召开会议，研究以后战略方针问题。根据敌情分析及上述电报指示精神，决定红二、红六军团继续留在长江以南活动，立即在黔、大、毕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鉴于红二、红六军团已远离湘鄂川黔根据地，会议决定结束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的历史任务，成立新的政权机构。为了尽快创建新的根据地，会议决定：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夏曦、甘泗淇等率领红六军团机关及第十六、第五两个师向大定、毕节进军；贺龙、萧克、李达率第四、第六、第十七师三个师打击向黔西疾进的敌第十三师；红十八师在黔西方向担任牵制任务。

2月5日当天，红五师从黔西出发，沿黔西至大定的公路疾进，在两县交界的甘荫棠打退敌人的一个保安旅，于6日进抵大定县城。这时，敌人已弃城而逃，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中，红军浩浩荡荡地列队入城。随后，红十六师及红六军团直属队也进入大定。

2月7日，红二、红六军团根据黔西会议的决定，在大定县城孔庙召开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因贺龙要指挥部队作战，由陈希云代理主席之职。会上还颁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明确指出：“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其战斗任务是：发动、团结、组织全民族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力量，参加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以打倒中国民众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和封建地主阶级，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并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武装队伍……一律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军”。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的办公地点，设在大定县城西门福音堂。

红军占领大定后，在毕节搞兵运工作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一面派人通知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农民武装来毕节迎接红军；一面派人携带他的亲笔信到大定与红军联系，报告了毕节地区地下党掌握的武装情况，说已安排彝族反蒋武装席大明部协助红军攻取毕节。任弼时、王震、夏曦等人接信后，当即研究决定：红十六师速向毕节进军，红六军团部随后跟进。2月9日，当红十六师进至离毕节不远的头步桥时，席大明部按约定出示彝族人穿的红披毯，从占领的山包上退下来，引导红军冲向毕节城。这时，邓止戈已安排席大明的弟弟席大方，带部队占领城郊制高点虎踞山。在席大明部的配合下，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向城东南敌阵地发起猛攻，第四十六团和第四十八团则直插城西山梁。国民党毕节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见势不妙，立即溜之大吉，红军顺利占领毕节城，并俘敌300余名。至此，红二、红六军团胜利地实现了向黔、大、毕战略转移的目的。

红二、红六军团占领整个黔、大、毕地区后，立即抓紧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相继建立了各级革命政权。大定县成立了“拥护红军委员会”，代行县革命委员会职权，由开明人士彭新民任主任。在毕节，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朱志清被选为主任。除上述二个县级政权外，据不完全统计，还建立了八个区苏维埃临时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95个地方游击团队。

各级政权建立之后，领导人民群众广泛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黔西县打土豪140余家；在大定县打土豪500余家；在毕节打土豪近百家。没收的财产、粮食、盐等，多数分给了当地的群众，少部分留作红军粮饷。

对于民族工商业，苏维埃临时政权采取了保护政策，只要工商业者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就让他们大胆做生意。同时，还欢迎外地商人到苏区做买卖。由于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苏区的各个商号纷纷开门营业，市场很快繁荣、活跃起来。

红军还派出许多宣传队，开展抗日救国、扩大红军的宣传工作。在毕节，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李铨和各团副政委，分别率师、团抗日宣传队，与毕节地下党领导的“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及学校的进步师生等组成的群众宣传队一起，在街头巷尾张贴苏维埃政府布告，书写革命标语、口号，用唱歌、演戏、演讲等多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苏维埃政府的纲领等。经过红军的宣传，人民群众奔走相告，都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打蒋介石和抗日的。原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躲入深山老林的群众，都纷纷返回家园。

由于宣传工作做得好，扩红工作进展也很顺利。在短短的20多天里，红二、红六军团在黔、大、毕地区就扩大红军5000余人。

黔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红军在这里十分注意对少数民族的工作。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亲自和14位苗族群众谈话，对他们说：“我们这个队伍里有很多人都是被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才出来当红军的，我们红军是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求解放的队伍。”还说：“你们苗族有土司，我们汉族有地主，他们都是靠吸我们穷人血汗养肥的。虽然我们的民族不同，但天下的受苦人都是一家人，地主、土司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王震的话，深入浅出，说得苗族群众连连点头，说：“过去，在我们的眼里，汉人中是没有好人的。现在看来，汉人中的穷人也是和我们苗家一样苦。……真是苗山的树林根连根，苗汉穷人心连心啊！”中午，王震特地叫炊事员加了几个菜，陪他们吃了饭，还从县城请来照相的师傅，在他住的屋子外边的天井里，和那14位苗族群众合了影，这就是至今我们还能见到的那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苗族群众离开时，王震还让人送他们30支步枪和两支手枪，叮嘱他们尽快武装起来，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³⁰⁾

由于红军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的广大贫苦群众同红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革命的种子在他们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红二、红六军团不仅大力做好工农群众的工作，还积极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

大定开明绅士彭新民曾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大革命时期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外游学期间，他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逐渐产生了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红军到大定后，他出任“拥红会”主任，在省革命委员会代主席陈希云的支持下，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协助红军筹粮筹款。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对彭新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贺龙路过大定时，亲自到他家去看望，鼓励他为劳苦大众的利益继续奋斗。后来，红二、红六军团撤出黔、大、毕地区时，彭新民因其妻刚生完小孩，为照顾妻子没有及时转移，不幸被国民党万耀煌部抓住。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死不投降，最后从容就义，年仅34岁。

毕节名流周素园，曾是清末秀才，《黔报》的创办者，贵州辛亥革命的元老，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不但在黔西北有很高的声望，在贵州的威望也很高。1925年，他因不满新军阀的统治，拒绝国民党委以的要职，回到故乡毕节，搜集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书，认真地探索、研究。红军快到毕节时，国民党毕节专员莫雄劝他到外面去躲一躲，他断然予以拒绝，说：“我没有多少财产，不必走。”并劝莫雄不要与红军对抗。红军攻下毕节后，工作队打土豪到周素园家，发现有许多马列著作，上面还有不少圈圈点点和批注，立即回去把这一情况向王震、夏曦等领导人作了汇报。王震、夏曦找来邓止戈了解情况后，亲自到周家去拜访。交谈中，当问到他为什么没有走，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当问到他赞不赞成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时，他说：“赞成，完全赞成。”双方谈得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王震和夏曦当即邀请周素园出山与共产党合作，携手共建抗日反蒋根据地。周素园高兴地说：“我已年近花甲，息政多年，承蒙贵党邀请，使我在有生之年能为国家民族尽力，这是我的光荣。”周素园此后多方奔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反蒋主张。2月12日，以周素园为首的“毕节抗日救国会”成立，这是毕节地区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组织。(www.xing528.com)

在红军进入毕节前，地下党掌握和联系的地方武装有三支：一支是阮俊臣领导的川滇黔边游击纵队毕节支队；一支是席大明领导的彝族人民反蒋武装；再一支就是周质夫领导的川黔边团队武装。王震把这三支队伍编成统一的贵州抗日救国军，请周素园出任司令员。周素园欣然答应。2月14日，在毕节城小校场，举行了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毕节抗日救国会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办公地点，都设在周素园的家里。

为了使红军能在黔、大、毕地区站住脚，周素园利用他与龙云、孙渡等滇军将领的关系，给他们写信，用“假道灭虢”的典故说服龙云、孙渡在云南按兵不动，减轻红军的压力，以集中力量对付东面进攻之敌。

红军后来撤出毕节时，周素园毅然抛家舍业，跟随红二、红六军团一起参加长征。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欢迎。毛泽东称赞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³¹⁾

红二、红六军团进入黔、大、毕地区后，敌人又对“追剿”红军作了新的部署，即以万耀煌、郝梦龄两个纵队为主力，配合樊崧甫、郭汝栋纵队由遵义向黔西逼近；以第九十九、第二十三师及李觉纵队布置乌江上游防堵，以川军30个团位于赤水河北岸及长江一带防止红军入川，以滇军孙渡纵队八个团在威宁、宣威地带堵截红军入滇。企图将红二、红六军团包围消灭于黔、大、毕地区。

针对敌人的部署，红二、红六军团的作战方针是：“除以小部任钳制方面并担任掩护地方工作外，集结主力迎击东面急进之敌，争取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灭东面敌人，消灭其一部，以开展有利局势。”⁽³²⁾

根据军分会制定的作战方针，2月6日，贺龙、萧克等率红四、红六、红十七师由黔西出发，向三重堰一带迎敌。当红军主力进至牛场堡、新开田、大协厂一线时，估计敌万耀煌部已占领三重堰，并会南移，所以中止行动，将红军主力部署于樱桃坪以北一带，准备伏击敌人。但万耀煌第十三师占领三重堰等地后，未再向南移动，而是构筑工事固守，因此红军打伏击的计划落了空。

为了调动敌人，创造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条件，2月9日，萧克率红十七师深入敌后，向驾木迂回；贺龙命令红四、红六师绕道向三重堰地区开进，准备在三重堰东北地区相机歼敌一部。当日，红十七师在驾木与敌交战。由于红军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战斗成胶着状态，敌我伤亡相当。2月10日，红十七师攻占了打鼓新场，切断了敌人同郝梦龄纵队的联系，并向大岭坡守敌发起进攻。大岭坡的守敌预先有准备，工事修得十分坚固，红十七师猛攻不下，部队伤亡严重。尤其是红十七师师长吴正卿不幸牺牲，红六军团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吴正卿牺牲后，由原师参谋长刘转连接任师长。

敌第十三师十分狡猾，不急于同红军主力作战，而是抢占要地，等待自己的主力到达。所以并没有在红十七师占领打鼓新场后进行反扑，而是乘红军主力转到他们的东北方之后，正面兵力薄弱的机会，于2月14日袭占黔西县城，把被红军阻在乌江南岸的敌第九十九、第二十三师接应过江，敌情进一步严重了。

2月16日，敌第十三师经狗场向大定推进，在乌溪遭到红十八师顽强阻击。2月18日，敌万耀煌、郝梦龄两纵队分两路向大定推进。郝梦龄纵队由煤洞进窥六龙场，红二军团急向革左进发，迎击该敌。萧克率红十七师由白腊场向拱直疾进，计划夹击郝梦龄纵队。待红十七师赶到六龙场时，万耀煌部已占领大定。当日黄昏，红二军团第六师在黄家坝重创郝梦龄部第五十四师先头部队，缴获步枪60余支。

这时，敌人已开始威胁毕节，军分会电告萧克，要红十七师在大定以西适当地点伏击万耀煌部，阻止敌人攻击行动，以掩护毕节方面。2月19日凌晨，红十七师踩着月光从六龙场出发，在向导的带领下，于拂晓时进抵将军山。

将军山在大定以西十余公里处，位于六龙山南麓，山势呈南北走向。其东坡面向大定，坡势平缓，长满松树和灌木丛；西坡陡峭，到处都是悬崖绝壁。站在将军山上向东南远眺，可见一条公路蜿蜒穿行于山间。将军山就像一扇巨大的石门，卡在大定通往毕节的路上，这里是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将军山之战是刘转连任红十七师师长后指挥打的第一仗。他带领部队埋伏好以后，就等着敌人的到来。当敌第十三师的两个团接近埋伏点时，前进的速度突然放慢了，他焦急万分。多年后，他回忆说：

突然，敌人前进的速度放慢了。……是发现了我们的埋伏，还是改变了行动计划？怎么办？面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我紧张地思考着：敌人先头部队已接近我军阵地，不能让他们缩回去。只要打得狠，打得准，就一定跑不掉。……我马上通过电话迅速地调整了一下部署。……

这时，敌先头部队已进入我五十团正面阵地。刹那间，上下冲锋号吹响了，顿时，手榴弹的爆炸声，步枪、机枪、迫击炮声响成一片，团团硝烟夹着碎石、土块、树枝，伴着敌人的惨叫声腾空而起。敌军受到这意外打击，惊慌失措，前拥后挤，首尾不能相顾，队伍乱成一团。我军战士同仇敌忾，高喊着冲下山来，把敌人压制在公路两旁。

……

战士们带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如猛虎下山一样冲上山坡公路，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长枪、大刀、匕首各显神通，直杀得敌人血肉横飞，抱头鼠窜。一排手榴弹在战壕里爆炸后，战士们冲上了阵地，敌人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躲在堑壕里喊爹叫娘，一副狼狈相。……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消灭了敌人1个团，敌人后面的部队被打得缩回大定去了。⁽³³⁾

将军山伏击战，打出了红十七师的威风，使万耀煌部一听到红十七师就胆战心惊。此后，红十七师沿将军山一带高地设防，阻敌七天。

将军山战斗后，红军主力先后在羊场、乌溪西、沙窝寨等地寻机歼敌，但因敌人吃过苦头后，行动更加谨慎，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红军未达歼敌一部的作战目的。由于敌我力量相差太大，照此下去，红军将越来越陷于被动的境地。2月25日，军分会在毕节城内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认为因未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东面之敌已占黔西、大定，三路靠拢，逼近毕节城；周围敌人约有120个团的兵力，毕节地区活动范围狭小，给养困难，因此决定主动退出毕节城，再一次作战略转移。还在2月12日，朱德、张国焘曾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指示：“（甲）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月内将武力夺取华北五省。（乙）你们即应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区域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³⁴⁾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军分会决定向安顺地区转移，进行运动战，创立暂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向湘黔边转移。

2月26日晚上，毕节城小校场里灯火通明，军分会在这里主持召开军民大会。贺龙登台讲话，他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号召黔、大、毕各族人民加强团结，挽救民族危亡，坚持抗日反蒋斗争。这次大会，既是红二、红六军团向黔、大、毕地区人民的告别会，又是向乌蒙山进军的誓师大会。会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人同群众一起，举着熊熊火炬，进行了游行。

红二、红六军团在黔、大、毕期间，成绩显著，部队已发展到2万余人。抗日救国军的第二支队编入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红二军团第五师新组建了第十四团。从桑植长征到黔、大、毕，行程3050余公里，部队不但没有减员，反而增加3000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许多红二、红六军团的老同志后来回忆时常说：“中华苏维埃川黔滇委员会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根据地，这段时间是我们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³⁵⁾

红二、红六军团继续长征后，黔、大、毕地区的抗日救国军还在坚持斗争。

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所部，继续在赫章城、平山堡、杨家湾一带坚持了半年多的游击战争，以后在反动派的重兵围困下被打散，席大明在毕节被捕后，壮烈牺牲。

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率领的一部分游击队员，随即返回毕节，继续在滇黔边境坚持斗争，周质夫后来在云南镇雄病逝。

第三支队司令员阮俊臣所部，也继续在川黔边境坚持斗争。后来阮俊臣同政治部主任欧阳崇廷发动毕节驻军的一位连长陶树清起义，陶率300多人枪同阮部一起，到云南镇雄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一直坚持到1942年，最后在国民党军川滇黔三省“会剿”中失败，阮俊臣、欧阳崇廷、陶树清都英勇献身。⁽³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