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红军长征史》探讨成果

正当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处境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坚持北上，已于10月间胜利到达陕北，并初步打开了局面。

在此期间，全国的政治形势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冀东和察哈尔北部后，又酝酿“华北五省自治”，促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12月，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标志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面对这种形势，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以后，一直与南下的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保持着电台联系，一方面转告敌情、北上红军的情况以及全国的政治形势，指示行动方针，另一方面在继续对张国焘的南下错误方针进行批评、斗争的同时，也尽力对他进行教育、挽救，以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中央到达瓦窑堡后，即于11月12日向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电，告诉他们“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现缩编进行粉碎敌人围攻的战斗”，并“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要求红四方面军将“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²¹⁾

北上红军胜利的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在红军总司令部编印的半月刊《红色战场》上连续登载后，广大指战员受到很大的鼓舞，也引起更多的人从南下与北上的鲜明对照中去思考。有不少人私下议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

当中共中央先行北上时，张国焘曾断言中央“率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然而，中央率军北上的胜利，无疑使他的断言不攻自破。当初他极力宣扬南下“进攻路线”，但南下以来的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南下方针是行不通的。何去何从？这时的张国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但是，张国焘并没有就此悬崖勒马，回心转意，他一面坚持宣扬其南下“进攻路线”的正确，一面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1月12日，他在致中央的电报中，已不把中央称为中央，而是称为“毛、张、周、王、博”了。在这封电报中，他通报南下红军已占领天全、芦山，吹嘘“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他还俨然以“中央”的口吻指示：“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²²⁾

张国焘虽然狂妄地在卓木碉会议上另立了“中央”，但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对中共中央公开宣布。对张国焘这时的做法、心理以及原因，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记述了自己的观感：

张国焘虽然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据我观察，他是做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之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米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南下以来，我一直支持朱总司令的意见，几次劝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但他就是不听。我毫无办法，心里很不痛快，常常借口军事工作忙或身体不适，不去参加总部的会议。有段插曲，我印象很深。百丈战斗后，我们前敌指挥部收到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说中央红军在陕北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敌军一个师。这就是直罗镇战役。我很高兴，拿着电报去找张国焘。我说：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咱们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鼓舞士气吧！张国焘态度很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我碰了一鼻子灰，转身就走了。心想：这个人真不地道，连兄弟部队打胜仗的消息，都不让下面知道。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从这个小小的侧面，也能反映出他那种七上八下的心理状态。⁽²³⁾

张国焘在这种心态中度过了两个月后，不顾朱德、徐向前等人的一再劝告，终于在12月5日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公开提出：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²⁴⁾

中共中央在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消息后，经分析认为，一方面应同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应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当的方法教育、挽救他。同时，估计到在这时仅靠党中央对张国焘进行教育、挽救，不足以使他回心转意，取消另立的“中央”，还需要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同他进行斗争。恰好在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即张浩），为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于11月中旬辗转来到陕北，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于是，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利用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有利条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在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问题上，也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处理。林育英支持党中央的决定，接受了这一任务。

12月22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就组织统一问题，提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要张国焘“熟思见复”。⁽²⁵⁾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通过朱德做张国焘的工作。12月3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并转林育英，通报四川、青海的敌情，提出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应互通情报。由于自南下以来，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电报给中央。毛泽东接电后，于1936年1月1日复电朱德，通报了中央到达陕北后的情况和所了解的国际国内时局动向，并告诉他：“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雁（指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对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提出：“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愈〔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²⁶⁾

然而，张国焘对中央的劝告仍置若罔闻，1月6日，他复电林育英，继续自称“党中央”，攻击中共中央的路线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电报称：

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这种机会主义在于：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乙）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

（丙）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向）北进攻的路线曲解成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

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²⁷⁾

针对张国焘坚持分裂党的错误，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电报指出：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²⁸⁾(www.xing528.com)

1月16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并告诉他：“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²⁹⁾同一天，中共中央秘书处将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摘要电告了张国焘。然而，张国焘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竟于1月20日致电林育英，称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³⁰⁾

在多次电示、耐心教育挽救无效的情况下，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肃指出：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³¹⁾

中共中央在严肃批评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行为的同时，在党的组织关系问题上仍采取变通方式。中央同意朱德的提议⁽³²⁾，在张国焘取消其另立的“中央”后，可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1月24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朱德，指出：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³³⁾

同一天，张闻天也为党内统一和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致电朱德，提出：

（甲）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

（乙）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³⁴⁾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坚定态度，对张国焘来说，不啻当头一棒。这时，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在政治上表示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组织上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等人趁机做他的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慢慢解决。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斗争和对红四方面军的关怀，在部队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正确路线的胜利鼓舞着广大的指战员，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恶果，以及南下碰壁的活生生事实，也从反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因此，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情绪和呼声，日渐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月下旬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发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要点。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傅钟等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在发言中表示一致拥护中央的决议，并表示应在党的新的策略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虽然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但同时也表示同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月27日，张国焘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及提出的“补充与修改”意见，电告了“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他在电报中用这样的称呼，表示他仍不承认党中央，但他对瓦窑堡会议决议却表示了“原则上”的赞同。⁽³⁵⁾

同一天，张国焘还致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但同时他又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派路上推。”他声称：“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等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团。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然用毛主席名义。”接着，他又提出了解决党内统一问题的办法：“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³⁶⁾这说明，张国焘仍旧坚持不承认陕北党中央。

1月28日，张国焘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虽然继续宣扬“南下之后的伟大胜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策略路线。在谈到组织问题时，他继续对党中央进行攻击，坚持要中央改为西北局，自己成立西南局，而另外建立一个“中央”。他说：“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第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如陕北的同志们采取各干各的、互不相管的态度，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解决，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具体提议，解决办法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们成立西南局。这并不是对反倾向斗争的让步，而是目前执行党的历史伟大任务所必需的。”⁽³⁷⁾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虽对张国焘作了一定的让步，但张国焘并没有放弃反对党中央的错误主张。他提出要中央改为西北局的无理要求，实际上是要取消党中央的领导。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断然否定了张国焘所提出的办法。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明确指出：“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就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³⁸⁾

在中共中央通过电报往来，劝告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的同时，确定南下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亦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面对南下红军的不利局面，1月28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提出：“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³⁹⁾

2月初，天全、芦山地区的形势日趋恶化，战局发生了对红四方面军更为不利的变化。敌人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军处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部队饥寒交迫而又得不到补充的困境。经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离天全、芦山等地。红军总部由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

在川康边无法建立根据地，已为事实所证明。徐向前见战局日益严重，红军愈加被动，遂向朱德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对峙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⁴⁰⁾朱德同徐向前的想法完全一致，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道孚、炉霍一带。

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以一部兵力位于大硗碛、邓生、达维、抚边地区，钳制东南之敌，而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取得道孚、炉霍、康定地区，以便尔后发展。

2月14日，朱德、张国焘接到林育英、张闻天的来电。电报提出：

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

（1）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2）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3）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川〕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请兄等者考虑选择之。⁽⁴¹⁾

接到来电后，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三种方案中，第二种方案夺取四川和第三种方案南下云贵川，因敌情、我情及地形等条件不允许，难以实现，只有第一种方案是上策。于是，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第一种方案。关于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北进的任务，一致认为应由红四方面军承担，视发展情况再作决定。张国焘在南下碰壁，广大指战员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又见斯大林、共产国际同意红军主力北上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日本，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3月2日，他在给中共金川省委书记邵式平的电报中称：“我军在天、芦已成持久战，因决以主力首先灭李抱冰取康定，为将来向西北发展的准备。”“这次行动的意义，主要是须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时使之与全国抗日反蒋运动联系起来。”⁽⁴²⁾

3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又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判断在红军自天、芦转移兵力到懋、丹地区，并进占道孚后，敌人方面或估计红四方面军会西进康定，企图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或估计红军北上进入川陕甘地区，因此，各部敌人均在重新集结，处在待命状态中。但是，“川敌在目前因受地区及粮食限制，并与蒋之嫡系部队的冲突”，因此，对红军“只能起牵制作用，蒋之嫡系部队或有增援康定的可能”。基于这种判断，补充计划规定，以“主力进出于道炉、甘一带，相机取康定。准备消灭由康定方面进攻之敌，并肃清西北一带之藏反。争取这一广大地区中部队之补充、整理、休息，待机行动。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进之道路”。⁽⁴³⁾红四方面军西进康北、准备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标志着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方针的破产。

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的事实证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从政治上看，它与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对立，完全脱离了波澜壮阔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只能使红军陷入越来越狭小的范围，处于愈来愈孤立的境地。从军事上看，红军南下遇到的敌人，并不是什么“川敌残部”，而是蒋介石围追红军的几十万大军，因而只能使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不断遭受重大损失。从根据地的条件看，所选择的川康边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域，地瘠民穷，人烟稀少，物资匮乏，环境险恶，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只能使红军得不到兵员、物资的保障和补充。因此，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碰壁和破产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