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边地转战，成功击溃敌军3000人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三个月后，又因张国焘坚持其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暂时分离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留下来的部队的指战员，怀着迷茫的心情，开始踏上前途未卜的南下征程。

阿坝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又于9月15日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计划继续对党中央进行攻击，坚持南下方针，指出：“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进是显然不利的。”“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计划提出：“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¹¹⁾9月17日，张国焘又发布了南下命令。

就在《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制定的同时，位于包座、班佑地区的红四、红三十军及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奉张国焘的命令南下，回头再次穿越草地。“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¹²⁾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分别于9月17日和18日返回毛儿盖，随后继续南进，沿黑水、芦花以西的山路向党坝、松岗开进。

在右路军南进的同时，红军总部机关和左路军也奉张国焘的命令，从阿坝、马尔康等地出发南下。到9月底，两路南下部队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徐向前、陈昌浩等来到党坝后，又同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王树声等领导人见面了。南下路上心情抑郁、懒得说话的徐向前，见朱德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有说有笑，一如往常，似乎天塌下来，也没放在心上一样，自己的心里好像也稍稍轻松了一些。徐向前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朱德的：“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¹³⁾

这时，蒋介石的行营参谋团和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见红军一部北上、大部突然南下，遂对留在川西北的红军意图作出了两种估计：一是渡岷江向东攻击；一是袭取懋功、丹巴向南进攻。根据这种估计，立即沿大小金川布阵防堵，对在川各军作了部署。刘文辉第二十四军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今安宁）、丹巴一线；杨森第二十军四个旅又一个团，布于小金川沿岸之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一个团，扼守抚边以东之日隆关等地，企图凭借高山峡谷，阻止红军南下。

张国焘在10月5日卓木碉会议另立“中央”后，为贯彻其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通道，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立即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于10月7日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以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及第五军组成右纵队，由王树声率领，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第四、第三十、第三十二军及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以第三十三军及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一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屏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卓木碉；以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部及第二七七团、红军大学留驻阿坝，组成阿坝警备区掩护后方。

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先后向大小金川沿岸疾进。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利守难攻。沿途多深山绝壁，峡谷激流，不便大部队展开。战役开始后，右纵队第九军第二十五师首先向绰斯甲附近的观音河铁索桥强攻，以便渡河后，左右两军夹河而进，隔岸呼应。但守敌刘文辉部事先已将铁索桥砍断，并筑有防御工事，凭坚固守。红军遂改以乘船在下游三公里处强渡，又因敌人火力猛烈，河流湍急，渡船触石翻沉，强渡未能奏效。右纵队渡河受阻，延迟了出动时间。

鉴于这种情况，总部临时调整部署，令左纵队之第四军从党坝地区出动，西渡大金川，沿西岸袭取绥靖、丹巴；第三十军由大金川东岸进取崇化，转攻懋功；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向两河口、达维进击。这样，整个战役的进攻任务，几乎全由左纵队承担了。

按照这一新的部署，第四军于10月11日渡河成功后，沿右岸疾进，12日克绥靖，击溃守敌刘文辉部二个团后，继续向南猛进，16日占领西康之丹巴县城。与此同时，第三十军也沿大金川东岸向南进攻，经一路战斗，于15日攻占崇化，随后以一部继续向懋功方向发展。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也同时向南疾进，于15日夜间对绥靖以东之两河口守敌杨森部第七旅发起攻击，经三个小时激战，将敌击溃，继而连夜跟踪追击，于16日攻克抚边，歼敌二个营大部。接着，又于19日夜袭占达维，击溃杨森部第四旅。第三十军占崇化后，即兵分两路，挥师东进，其中一路于20日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逃窜。进占达维之第二十七师当即主动截击这股逃窜之敌，俘获一部。该师继而迅速向东南发展，攻克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此后，与邓锡侯部守敌相持于牛头山一带。至此，历时15天的绥崇丹懋战役以击溃杨森、刘文辉所部六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的战果而告结束。红军占领了丹巴、懋功两县城，抚边、绥靖、崇化三屯以及达维、日隆关、绰斯甲等要镇，达到了主要的战役目的。

绥崇丹懋战役是红军以两过草地的疲劳之师，在地形十分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充分表现了红军指战员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当时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这样评论这次战役：

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坚无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九军二十七师连续作战，疾进五百余里，打得最出色。夜袭达维之战，行动秘密、神速，当部队摸进街里时，敌人还在睡大觉。敌第四旅旅长高德州惊醒后，顾不上穿衣服，仓惶〔皇〕逃走。战后，朱德总司令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认为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继承了叶挺独立团的铁军传统。这次战役的主要缺点是右纵队渡河受阻后，未能及时转移兵力，配合左纵行动，致使近半数兵力陷于无用武之地的状态；追击不力，对溃逃进山林的残敌搜索不够，影响了扩大战果。⁽¹⁴⁾

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南作战，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将在西南地区“围剿”红军的军事重心移至重庆，正式成立“重庆行营”，派大批军政官员入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川军，虽紧缩了约三分之一的名额，但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战斗力有所增强。这时，蒋介石令川军集中力量对付南下的红四方面军；胡宗南部北向甘南，对付北上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吴奇伟部南下，对付红二、红六军团；李抱冰部则扼守西康一带。

绥崇丹懋战役后，川敌为扼阻红军前进，在自南而东加强兵力，筑碉堡封锁的同时，再次调整部署：以刘文辉部防守金汤、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以杨森部防守宝兴至大硗碛一线；以邓锡侯部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之模范师九个团集中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18个团，向西增援，企图力拒南下红军于天全、芦山、宝兴西北山区，确保川西平原，进而消灭红军。

根据上述敌情，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估计，趁势南攻，打击川敌，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地区，有较大把握，遂制定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并于10月20日由张国焘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计划规定的战役纲领是：以主力乘胜速向天、芦、名出动，彻底消灭杨森、刘文辉部，并迎击主要的敌人刘湘、邓锡侯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广大的根据地为目的；对康定、汉源、荥经、灌县方向，采取佯攻姿态，配合主力行动。具体的作战部署是：以第四、第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及第九十一师二个团、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先进占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第九军第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第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第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住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番，占领威州；以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师部率第二七七团驻守达维、懋功。

按照这一部署，10月24日，战役开始。中纵队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率领下，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以迅猛之势向宝兴进击。11月1日，一举攻占宝兴县城，击溃杨森第二十军之第一、第五、第六等三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双河场，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的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沿途共俘敌千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与此同时，左、右两纵队亦从两翼日夜兼程，长驱疾进。左纵队翻越夹金山后，于11月7日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部第七旅一部，前锋进抵邛崃县境。右纵队于10月28日攻克西康金汤设置局所在地金汤镇后，旋即攻克天全以西之紫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模范师的一个旅，于11月10日占领天全县城。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刘湘为解芦山之围，急令其独立旅向名山地区增援，遭红三十、红九军各一部钳击，全部被歼。11月12日，红军向芦山城发起攻击，守敌弃城逃跑，该城遂被红军占领。至此，红军在十余日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占领了邛崃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共毙、伤、俘敌l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造成了红军进则可以东下，横扫川西平原的战略态势。(www.xing528.com)

战役进行过程中，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是以红军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进川西平原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张国焘提议，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10月31日，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称：“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¹⁵⁾11月6日，张国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¹⁶⁾。徐向前和陈昌浩则认为，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理由一是这一带人口和粮食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的补充，利于过冬；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红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指出：“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对二、六军团配合无力。”“弟意目前仍在此寻机打敌，先打开左翼局势，然后配合四军夹击天全。……此地决战得手，则截东或西进均易，西进只是万一之路。”⁽¹⁷⁾张国焘接电后，未再坚持他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恰在此时，北上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于11月12日来电指示：“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以利）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¹⁸⁾这与徐向前、陈昌浩的主张正好相似。

红军南下的初步胜利，给蒋介石、刘湘以极大的震动。蒋介石急调薛岳部增援，并令其空军频繁出动配合。刘湘急调其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以及李家钰部，星夜兼程，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地区之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企图阻止红军攻势，屏障成都平原。敌军兵力合计达到80余个团。

11月13日，红军集中中纵队全部及右纵队第四军计15个团的兵力，向朱家场、太和场发起猛攻，14日占领该地，击溃敌暂编第二师两个团。接着，乘胜前进，于16日攻占邛崃、名山大路上的重镇百丈。敌赶忙出动六个旅的兵力，进行反扑，激战半日，被击退。红九军第二十七师乘胜沿百丈通邛崃的大路进击，势如破竹，仅第七十五团一个营即连破敌堡200多个。当天下午，相继占领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这时，徐向前、陈昌浩令部队停止前进，主力向百丈周围靠近，以第九十三师围攻名山，以第三十二军向名山至洪雅的大路突击，吸引邛崃方向的援敌出动。

11月19日拂晓，敌人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东、北、南三面向突出于百丈地区五公里余长的弧形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指战员忍着疲劳、寒冷和饥饿，与优势之敌展开了浴血苦战，从而拉开了百丈决战的战幕。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了战斗的激烈场面：

据俘虏供称：刘湘下了死命令，要川军拼死夺回百丈，援救名山守敌，临阵不前者，一律就地枪决。战斗一打响，敌人即集中强大炮火，向我阵地猛烈轰击。成批敌机盘旋上空，疯狂施行轰炸。整营整团的敌军，轮番向我阵地猛攻。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多里的战线上，处处是战火硝烟、刀光血影，是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是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

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丘陵、树丛、深沟、水田。战斗开始后，我骑马赶到这里，观察情况，现地指挥。三十军指挥所设在百丈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见了李先念他们，简单问了问情况。我们当时判断，刘湘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如果我军顶住敌人的攻势，灭敌一部，有可能胜利转入反攻，直下岷江西岸。唯敌机太讨厌，对我前沿至纵深轮番轰炸，威胁甚大。部队在开阔地带运动和作战，不易隐蔽，对付敌机又缺炮火，伤亡增大，叫人很伤脑筋。我军坚守在月儿山、胡大林、鹤林场及黑竹关至百丈公路沿线的山岗丛林地带，与敌反复拉锯，血战三昼夜。敌用两旅兵力企图通过水田进占百丈，在我几十挺机枪扫射下，整营整连的敌军，被击毙在稻田里，横七竖八，躺倒一大片。但因该地交通方便，敌人调兵迅速，后续力量不断增加，攻势并未减弱。21日，我黑竹关一带的前锋部队被迫后撤，敌跟踪前进。22日，百丈被敌突入，我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我到百丈的街上看了下，有些房屋已经着火，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拼搏，打得十分英勇。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¹⁹⁾

百丈决战，红军指战员虽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歼灭了大量敌人，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如长期固守，与敌人拼消耗，显然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放弃原定计划，从进攻转入防御。11月下旬，红三十、红九军撤出百丈一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五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据险防守。至此，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被迫中止。

在百丈战斗进行的同时，红三十二军和红四军一部分别在天全、飞仙关渡过青衣江南进，于11月25日占领荥经，继占汉源，歼守敌一部。12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向荥经进攻，红军在予敌以杀伤后，于12月中旬撤出荥、汉地区，移至青衣江以北地区。在西面大炮山之红三十三军，则继续巩固阵地，与李抱冰部对峙。

百丈战斗失利，在军事上的教训是深刻的。徐向前后来总结说：“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这些“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²⁰⁾

南下红军自9月中旬从草地南返，连续作战两个多月，广大指战员经历了种种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浴血奋战，取得了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吸引、牵制和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在战略上对北上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起到了配合作用。但是，南下红军依然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百丈一战又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转入防御。因此，百丈战斗，是南下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百丈战斗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的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向南面的雅安、天全地区集结，第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则部署于西南的康定、泸定地区。各部敌人采取堡垒战术，稳扎稳打，加强封锁，在巩固既有阵地的基础上步步推进。这样，红军东进、南出均不可能，处境被动，日渐不利。红军只好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大川场、天台山、五家口、莲花山、姚桔、金鸡关直到雅安、荥经、天全三县交界之山区地带，构成一条自东北向西南的防御线，与敌对峙，并发动群众，准备过冬。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移驻芦山城北的任家坝。随后，进行了红军内部的训练、补充和整理工作，并将红五军和红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五军，由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治委员，罗南辉任副军长，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李屏仁任参谋长。

在南下转战川康边的同时，红军各部和随军行动的原川陕地方党政机关派出大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干部，开展发动群众，建立党、政、军组织的工作。经过艰苦努力，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建立了一些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政权。以邵式平为书记的中共金川省委、以傅钟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以及四川省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后，发动群众开展了支援战争的工作。11月中旬，还帮助藏族人民成立了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同时，还先后建立了大金独立第一师、第二师及宝兴、芦山二个独立团等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尽管发动群众，建立党、政、军地方组织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支援了红军的作战，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多为藏族居住区和汉藏杂居区，情况非常复杂，加之历代反动政府长期推行大汉族主义统治，民族之间的隔阂甚深；红军数万大军集中该地区，势必造成与民争粮的矛盾；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不仅组织反动武装反对红军，而且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和威胁群众，不与红军合作。因此，在这一带发动群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样，也就很难在这一带形成一块根据地。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红军的生存受到很大的威胁。

百丈战斗后，进入了隆冬季节，寒冷异常，风雪连绵。位于折多山和夹金山附近的丹巴、懋功地区，更是下了十几年不遇的大雪，漫山皆白，地冻三尺。这对于处在困境中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粮食没有来源，部队经常以野菜、土豆充饥，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每日吃到两稀一干，时间一长，更难以为继。派出去筹集粮食和打野牦牛的人员，不仅收获不大，而且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战士甚至被冻死在雪地里。由于当地不产棉花，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不得不用棕榈制成衣服，以抵御高原隆冬的严寒。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红军战士还要经常与敌人战斗，伤病增多，造成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渐削减。由于这一带人口稀少，经过发动群众，虽有些人参军，但为数寥寥，难以弥补部队的减员。

南下以来的严酷现实，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在他们中间，日益增长着怀疑和不满。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见是英明的，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