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红军长征史中另立中央

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先行北上后，张国焘置党中央的一再电示和耐心挽救于不顾，在加紧南下部署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

初秋的阿坝，寒冷好像过早地降临到了这座川西北的小镇。张国焘从葛曲河折回阿坝后，立即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等人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被朱德坚决拒绝。

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国焘要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部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议，以壮声势。会场外悬挂着写有“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首先在会上讲话，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他还大肆攻击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极力鼓吹其南下主张是“进攻路线”，并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

接着，一些人逼迫朱德当场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坐在会场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这时，会场的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对着朱德喊叫：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刘伯承见一部分人蛮横地围攻朱德，便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样一来，一些人的攻击目标就转移到了刘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他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最后，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决议，指责党中央先行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是“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决议坚持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提出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会后，迅速在各军中传达了这一决议。

在阿坝会议前后，张国焘还以总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等名义，召开一系列会议，并在会上大讲反对逃跑主义和今后向南行动等问题，宣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等思想，并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以期扩大其错误主张的影响。

10月初，张国焘南下到达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后，加紧了分裂党的活动。10月5日，在卓木碉白赊喇嘛寺内，张国焘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南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弦外之音是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张国焘为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将刘的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他去红军大学工作。

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了决议。⁽¹⁾

为了壮大声势，会议通过的另立“中央”的组织决议，擅自将许多头衔强加给一大批拥护党中央的同志，宣布：以红军各方面军、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共38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成“中央政治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成“中央书记处”；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成“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决议还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²⁾

到这时，张国焘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其政治野心的急剧膨胀，逐步将同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激化到在政治上、组织上同党中央的尖锐对立；从抗拒中央指令坚持南下，发展到另立“中央”。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朱德后来回忆说：

“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

“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

“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³⁾

张国焘另立“中央”、率军南下的分裂活动，在随左路军南下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中引起了不满。由红一方面军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就曾直接找张国焘谈话，坚持原则，陈述己见，呼吁团结，反对分裂。他被调到红军大学任教期间，一面培训干部，一面积极支持刘伯承同张国焘的斗争。红五军（原红五军团）、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的一些干部、战士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很不满，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如果张国焘要阻拦我们，就跟他干！(https://www.xing528.com)

对于这些坚持原则、反对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张国焘肆意进行打击迫害，有的甚至遭到逮捕或杀害。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并说了“张国焘是军阀”、“张国焘是法西斯”等话，被秘密毒死。

面对张国焘的高压政策，朱德、刘伯承等人一面同张国焘斗争，一面利用同部队接触的机会，耐心地教育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朱德对红五军团的营以上干部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⁴⁾

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叮嘱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⁵⁾

刘伯承也对陈伯钧说：伯钧同志，你还年轻，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不杀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⁶⁾

在朱德、刘伯承等的引导下，红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是能够克服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朱德还尽一切可能保护遭到迫害的干部、战士。红五军参谋长曹里怀因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遂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里怀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会被处死，立即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红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红三十军参谋长彭绍辉写了一封不赞成南下错误方针的长信给朱德，不料这封信落到张国焘手中。张国焘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道：“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顶在彭绍辉的胸口上。朱德见状，急忙上前把枪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去吧”，使彭幸免于难。

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长征途中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都是由于受到朱德的保护而免遭不测。

还有一次，红五军的20多个掉队人员被张国焘派人抓住，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红五军保卫局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朱德挺身而出，加以制止，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20多人也安全回到了红五军。⁽⁷⁾

张国焘对朱德、刘伯承等人反对分裂、反对南下的立场和活动甚为恼火，但是，由于朱德、刘伯承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红一方面军留下来的部队和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也多方关心他们，张国焘出于种种顾虑，终于未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朱德等的处境虽然非常艰难，但他们仍坚持工作，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朱德非常关心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同他们接触、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解释中央的北上方针，循循善诱，以诚待人，赢得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围攻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了对他的态度。

张国焘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的行为，在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中也引起了疑问。他们同样珍视党和红军的团结，渴望党和红军的团结。

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就对张国焘在卓木碉会议上另立“中央”的做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这次会议，明显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所谓“决议”，并未经郑重讨论，不过是一哄而起罢了。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当时就是那样的水平，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既〔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呢？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⁸⁾

同张国焘的恶劣态度相反，徐向前对朱德非常尊重。他经常向经理部交代，要照顾好朱总司令的生活。每次重要的战役、战斗，他都要直接向朱德请示汇报。他还一直支持朱德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斗争。徐向前和朱德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互相信赖，互相支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朱德、徐向前等的教育和影响下，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同志，脑子里都打了问号：“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敌吗？”在张国焘的高压之下，他们虽然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对张国焘的盲目崇拜心理，开始发生动摇，窃窃私议之风，不可遏止。其中有些人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深感痛心和忧虑。红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就曾对调到该军工作的原红一方面军电台政委袁光说：“张国焘的搞法是错误的，搞两个中央，不是分裂是什么？共产党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党内从来没有这样搞过。这样做法，亲痛仇快，是国民党、蒋介石求之不得的。”⁽⁹⁾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活动所以能够一时得逞，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张国焘长期在红四方面军中推行高压政策和愚民政策，实行个人独裁，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朱德曾这样评论说：“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¹⁰⁾张国焘正是利用党组织的薄弱和一些党员对党的知识缺乏了解，利用其高压政策的威慑作用，并利用一些党员对他的盲目崇拜，以售其奸。

尽管如此，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是注定要破产的。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坚持斗争，徐向前等人的不懈努力，广大干部、战士的怀疑和觉醒，成为后来党中央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