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红军长征史

红一方面军在进行直罗镇战役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要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

但是，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面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一面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重兵进行反共内战，疯狂镇压抗日救国运动，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促使国内各阶级、阶层和政治团体的政治态度日益发生重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到达陕甘苏区以后，立即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实行战略策略的转变。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中共西北中央局会议，明确提出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同一天，党中央还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是“不可分离两位一体的任务”。“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³¹⁾《决定》指出：“陕甘苏区是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掠的前卫地位”，“目前陕甘苏区党面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³²⁾

在这之后不久，即大约11月18日或19日，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张浩（林育英），到达了瓦窑堡。他原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会议没开完就被派遣回国。他从蒙古越境，风餐露宿，跨越沙漠。为应付盘查，他穿一件光板皮袄，挑一副货筐，装扮成货郎，沿途打听消息。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同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他到瓦窑堡后，立即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敌人等精神，以及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内容。⁽³³⁾他的到来，使中共中央了解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战略策略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更加明确地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³⁴⁾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支持，抗日反蒋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和镇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这一英勇的抗日救国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迅速地扩展到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得到广大爱国学生的积极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为援助北平学生运动告工友书；上海文化界280余人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上海还相继成立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各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北平、天津等地爱国学生深入工厂、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广大城乡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二·九运动标志着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关门主义倾向。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永世的反革命，不可能与工人、农民联合抗日；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营垒是完全统一的，不可能分裂；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等等。为彻底克服这种关门主义错误，适应形势的要求和切实有效地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力量，迅速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张浩、杨尚昆、郭洪涛等。会议全面分析了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着重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同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关门主义倾向，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同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决议还明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克服关门主义，为坚决贯彻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³⁵⁾

会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并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党在新的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正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红军主力尚未集中，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战役后，虽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训练，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后勤供应有所改善，但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部队亟待扩充。而陕甘苏区虽经过发展已经比较稳固，党的各级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都得到加强，并建立了陕北省、陕甘省、神府特区和关中特区；地方武装亦得到发展，并成立了绥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关中六个军区，但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又受到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围困，红一方面军在此长期坚持斗争，给养困难，扩军不易。同时，苏区周围的敌情仍较严重：北面有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阎锡山晋绥军五个旅，且临近长城和长城外荒无人烟的沙漠，对红军发展极为不利；西面是宁夏、甘肃边境地区，敌人兵力总共不过二个师，但也是地瘠民贫，且是人口不多的回民聚居区；南面的关中、渭北地区，物产、人口条件都比较优越，但靠近国民党军的西北大本营西安，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八个多师驻守，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正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红军发展比较困难。

这时，只有东面的山西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因为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虽拥有号称10万的晋绥军，但分布在晋绥两省，兵力不集中，且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特别是他早已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了“共同防共”的密约。红军东渡黄河入晋，打击阎锡山及其所部，在政治上有理有力，并可以实现直接对日作战，挽救华北危局。同时，可以实际行动支援全国工人、农民、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此外，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对于扩大红军、扩大陕甘苏区，解决红军给养十分有利。只是陕甘苏区与山西有着天险黄河所阻隔，对红军东征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在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下，红军向何方发展，是党中央亟待解决的重要战略问题。

在瓦窑堡会议前，党和红军领导人围绕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曾提出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有的主张，红军应采取“巩固向前发展”的战略方针，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南发展，寻机同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有的主张，红军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与日军争先机，并可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则在分析形势后主张，红一方面军应乘全国抗日高潮的形势，先向南发展，力争夺取甘泉、宜川，巩固南面阵地，同时以一部兵力打击北面敌军的袭扰部队，保障陕甘苏区西北部安全；而后集中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毛泽东在阐述这一主张时曾指出，目前形势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而“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东征山西，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或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攻山西，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可以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以缓解陕北苏区的军事威胁；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以及筹款和征集作战物资。

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阐述了他的上述思想。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于12月23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为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和中心任务，决议把红一方面军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确定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并拟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为巩固陕甘苏区和确保东征山西时后方的安全，给北面和南面进攻之敌以打击，迫其停止进攻；扩大红军5000人，组建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扩大整理游击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并着手组织骑兵旅、蒙古游击队；完成东渡黄河的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等。以上限于1936年2月5日前完成。第二步，东征作战，准备以六个月完成下列主要任务：击破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消灭其一部；开辟晋西五个县以上地区为初步的苏区；扩大红军，筹措资财；调动入陕之晋绥军回山西，恢复陕北苏区已失的土地；完成北出绥远的各项准备；保证必要时回陕所需的船只；加强对河北与陕南等地的游击战争的指导，沟通与苏联和红二、红六军团的通讯联络。第三步，依日本帝国主义对绥远之进攻程度，决定红军由山西向绥远进军的时机。

决议还对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以及各地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作了充分估计；要求长江南北原有苏区的游击战争恢复到发展的形势；在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应扩大与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规定“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决议对于在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下，开展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开展蒙、回两个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执行“抗日联军”策略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并总结九年来指导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适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向全党全军规定了明确的战略任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此，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

瓦窑堡会议后，红一方面军按照会议决定的策略路线和战略方针，同陕甘苏区军民一道，展开了东征的准备。1936年2月20日，东征战役开始，至5月5日，红一方面军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军事上，给阎锡山的晋绥军以严重打击，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其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挺）、火炮20余门，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恢复和巩固了陕北苏区；有8000多青壮年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筹款30余万元，缓解了红军抗日经费缺乏的困难；部队经受了作战锻炼，特别是取得了渡河作战的宝贵经验，提高了战斗力。在政治上，红军以实际行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激起了山西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西北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山西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发展了抗日和革命力量，给予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及其推行的反共媚日政策以沉重打击。但是，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东征中不幸牺牲。

刘志丹，陕西保安人。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1928年5月领导渭（南）华（县）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起义失败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1932年开始领导创建陕甘苏区和红军，后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师长，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北省苏维埃主席，中共西北工委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前敌总指挥部指挥等职。他是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深受陕北人民爱戴。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与陕甘苏区政府于1936年决定，将烈士故乡陕西保安，改名为志丹县。

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撤回河西；并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但是，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倡议，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指挥入晋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各一部，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等部共16个师又三个旅，对陕甘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新的“进剿”，重点是陕北苏区。其中，以“中央军”第十三军之第四、第八十九师和晋绥军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及一个炮兵团，拟由军渡西渡黄河入陕，协同原驻陕北的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以“中央军”第二十一、第二十五师和晋绥军的二个旅为预备队，在晋西、晋南地区集结待命；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三个师、第一〇五师主力（二个旅）及第十七路军第十七、第五十七军三个师，由合水、西峰一带向陕甘苏区西南部及关中苏区“进剿”。此外，在黄河东岸的晋西、晋西北地区，另有晋绥军四个多师，其主要任务是防备红军再次东渡入晋；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及宁夏腹地，有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二个师，防堵红军西进；东北军骑兵军主力及第五十一军等部则驻防于甘肃境内待机。

这时，由于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已经同共产党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广大官兵不愿同红军作战；由于阎锡山与蒋介石存在矛盾，只求自保不愿再以大量兵力投入“剿共”，所以，实际上“中央军”第十三军汤恩伯部成为“进剿”的主力。而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仅有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步骑兵共八个团，驻守在环县、庆阳、镇原一带；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逵部共有步骑兵12个团，主力集中在黄河以西的宁夏腹地，一部兵力驻守在定边、盐池、豫旺等地，“二马”虽然反共坚决，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对红军的发展是个较有利的方向。

中共中央考虑到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和陕甘苏区面临的情况，确定党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与抗日红军，努力争取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在军事战略上，避免与当前敌人决战。并由此确定陕甘地区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是：第一，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第二，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以联合的友军；第三，坚决地进行陕甘苏区的游击战争。执行这三项任务的目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为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条件。

据此，中共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适应向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的需要，决定撤销陕甘省委，成立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辖区为保安、三边、庆（阳）北、华池地区，并在关中、韩城分别成立特委，以加强对游击战争等项工作的领导。同时，针对甘肃、宁夏地区多为回、蒙少数民族，中共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制定了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及相关政策，并决定设立以周恩来、张浩为首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指导对东北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为适应即将来到的大发展形势，决定开办抗日红军大学，培训高中级干部；以及克服当前的粮食困难，保证部队的供应，等等。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敌军分布情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共1．3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陕甘宁边区进攻，开辟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北上；以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陕北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阻扰“中央军”和晋绥军西渡黄河及陕北、渭北敌军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的安全；以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协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巩固与扩大鄂豫陕苏区，吸引蒋介石“中央军”主力军南下，策应西方野战军作战（后因情况变化参加西征）。

5月14日，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延长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彭德怀等出席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东征作战的经验，进行了西征战役的动员。会后，西方野战军各部立即投入西征作战的准备工作。首先，对广大指战员进行形势教育，解释西征作战的意义，并针对部分新战士怕丢掉老苏区、怕远离家乡等顾虑，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其次，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在部队中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制定了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和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两族团结的三大禁令和四大注意，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再次，组织战场侦察，比较详细地掌握了对面敌军的部署情况，周密地选定了行动路线。各部队还进行了以打敌骑兵和防敌飞机空袭为重点的临战训练。

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开始进行西征战役。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的支持下，在东线展开了游击战争，积极配合西方野战军的行动。至7月下旬，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胜利地进行了西征战役，给予坚决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很大打击，除杀伤大量敌军外，俘获其官兵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解放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开辟了纵横各200公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和陕北苏区地方武装等部，坚持东线游击战争，保卫了老苏区，牵制了敌军主力，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征作战。这就为下一步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东征、西征期间，中共中央还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积极展开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东北军原是以军阀张作霖为首、封建割据色彩十分浓厚的地方武装集团。它一方面与占领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与企图兼并和消灭东北军的蒋介石集团存在着尖锐矛盾。因此，在东北军中存在着深刻的抗日反蒋的积极因素。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其子张学良举起帅旗，并易帜归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三省很快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张学良只得率部流亡关内。后来，蒋介石又把东北军推向反共的第一线，企图在内战中加以削弱或消灭。东北军1935年入陕时有五个军又一个师，号称20万人，在与红军作战中，被消灭三个师，损失严重，蒋介石不予补充，使东北军广大官兵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反蒋情绪日益发展。他们背井离乡，怀念故土，厌恶内战，不愿当亡国奴，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家仇国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受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早有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要求。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推动东北军迅速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停止内战，共图民族大业，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就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并确定彭德怀、李克农、朱理治、萧劲光、欧阳钦、聂洪钧等参加此项领导工作；朱理治、萧劲光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1936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指示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释放榆林桥战斗中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元，请其为红军与东北军开展和平谈判事宜进行联系。当时，对东北军俘虏的管教工作由叶剑英负责。高福元在红军中生活两个月，在彭德怀、叶剑英等的耐心开导教育下，思想起了很大变化，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说：

高福原〔元〕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〇师，我同意他去。数天后，他从甘泉城内回来了。他对我说，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与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某晚，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

约过一星期，他乘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我司令部附近，掷下大批报纸刊物。从此，红军即同东北军搭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了。外面抗日形势发展很快，高以后表现很好，加入了共产党，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杀害。⁽³⁶⁾

红军在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高福元起了重要作用。1936年1月16日，高福元由洛川回到瓦窑堡，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张学良对联共抗日的态度，并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与他正式商谈。中共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随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19日，李克农由瓦窑堡出发，前往洛川与张学良谈判。张学良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奔走。

1月2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红军将领名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再次重申：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抗日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收复失地。并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接着，李克农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王世英分别到洛川、西安，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谈判，达成了初步协定。4月9日晚，周恩来亲赴延安，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为了加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于7月9日致电周恩来，要叶剑英到安塞指导工作。随后，叶剑英来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与朱理治、边章五等一起做陕北地区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对此，《叶剑英传》有一段精彩记载：

在叶剑英主持下，东线工委还开办了杨家沟、枣园两个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恢复“红白通商”。当时东北军驻防陕北，人地两生，交通不便，粮草紧张，蒋介石对“杂牌军”又不及时供应，使东北军部队生活供给发生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东线工委开设贸易市场，允许东北军官兵来市场购物，或到苏区采办货物，帮助他们解决粮、柴、肉、马料等物资匮乏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统战工作形式。在市场上，工委工作人员主动与东北军官兵接触，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彼此之间思想感情进一步得到交流。叶剑英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市场演出。这个由危拱之担任团长的剧团，第一次来演出，就吸引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群众的观看，受到热烈欢迎。当东北军官兵看到剧社演出《亡国恨》这幕悲剧时，许多人当场流下热泪，泣不成声。剧社共演出6场，场场爆满。演员及工委人员借演出之机与东北军官兵谈话，并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东北军官兵不顾国民党政训处人员的破坏，坚持看戏联欢，效果极好。⁽³⁷⁾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西移后，杨虎城第十七路军调往延安。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做好该部的工作，叶剑英还同边章五、王立人、吕继才等进到延安城，分别开展活动，并利用东北军的关系，与杨虎城进行沟通，动员他们共同抗日。同时以安塞边防司令部中央红军警备团团长时文平的名义写信给杨虎城部程鹏九团长，建议双方休战，彼此通商，并提请对方约束民团。为争取杨部，叶剑英在军事方面也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相应准备。

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抗日救亡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送礼品，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开创西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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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0页。

(2) 此系原件留下的电话，但未译。

(3)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704页。

(4) 《红军长征·文献》，第696页。

(5) 《杨成武回忆录》（上），第251—253页。

(6) 《杨成武回忆录》（上），第265、268页。

(7)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89页。

(8) 转引自《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90页。

(9) 《红军长征·文献》，第703页。

(10) 定一：《榜罗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414页。

(11) 《三军大会师》上册，第41—42页。

(12)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84页。

(13) 邓飞：《青石嘴突围战》，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政治部：《红旗漫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67页。

(14) 《六盘山揭疑》，《解放军报》1993年9月7日。

(15) 《杨成武回忆录》（上），第297—298页。

(16) 成仿语：《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3—164页。

(17) 转引自《彭德怀转》，第144页。

(18) 马培清：《东北军骑兵师吴起镇被歼目睹记》，载《全国文史资料》第62期，第202—203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彭德怀传》与此所载不同。

(20) 《彭德怀传》，第144页。

(21) 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410页。

(22) 《三大会师》下册，第581页。

(23) 《三大会师》下册，第582—583页。

(24) 徐海东：《会师陕北》，《忆徐海东》，第353—354页。

(25)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26) 徐海东：《奠基礼》，《回顾长征》，第364页。

(27) 《红军长征·文献》，第765页。

(28) 徐海东：《奠基礼》，《回顾长征》，第365页。

(29) 徐海东：《奠基礼》，《回顾长征》，第366页。

(30) 萧锋：《长征日记》，第138页。

(3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4—575页。

(3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64页。

(33) 参见《张闻天传》，第271页。

(34) 《红军长征·文献》，第875页。

(35) 《红军长征·文献》，第884—899页。

(36) 《彭德怀自述》，第208—209页。

(37) 《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