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胜利会师西北

西北红军是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的统称。这两支活跃在西北黄土高原中部的红军队伍，从它的创建到逐步发展壮大，以致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正规红军部队，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革命运动也同全国一样，遭到失败。9月初，奉命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请求指示的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李子洲，携带党的八七会议文件和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指示，回到了腥风血雨的古城西安。

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秘密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了党的八七会议决议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会议明确指出：“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²⁶⁾因此，会议要求党必须到军队中去，到农民中去，掌握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

会后，省委于10月和1928年5月，先后组织了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栒邑（今旬邑）起义。尽管这些起义在敌人强大兵力的进攻下，相继遭到失败，但它表明陕西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同时，也为后来在西北建立红军部队和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队伍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杨重远、阎红彦率领来此地的晋西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陕西省委决定将两支队伍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即根据省委指示，于2月12日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在成立大会上，栒邑县委代表地方党和群众将一面标有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了谢子长。人们望着这面飘扬的红旗，眼睛都湿润了，西北高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武装的旗帜。⁽²⁷⁾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南下渭北地区，接连取得阳坡头伏击战、栒邑奔袭战等战斗的胜利。5月，敌人组织“进剿”，陕甘游击队在反“进剿”中，半个月内转战5个县，连打9仗，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游击队自身发展到1000余人。但是，从6月到12月，游击队多次作战失利，部队锐减至200余人。12月下旬，省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初期只编第二团），杜衡任军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

红二团成立后，即在省委领导下，着手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照金，位于耀县、三原、淳化、栒邑、宜君、同官（今铜川）六县之交，是桥山南端的一座山村小镇。这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险峻，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团为迅速打开建立根据地的局面，首先集中力量消灭各地民团，而后分兵发动群众，并帮助淳化、栒邑、宜君、照金等地建立地方游击队。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4月5日，特委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此后，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和进攻，根据地逐步发展到东西20余公里，南北40余公里的区域。以照金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山区根据地初步形成。

5月，陕敌调集四个团和栒邑、淳化、耀县、三原、宜君、同官六县民团，分四路“进剿”照金根据地。红二团在杜衡的率领下撤出根据地，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渭华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结果，红二团渡过渭水，进入临潼、蓝田地区时，遭到敌人约二个旅的围追堵截，红二团作战失利，最后只剩下刘志丹等领导干部和战士70余人，于10月分散回到照金。

红二团南下后，陕甘边特委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照金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各游击队。10月上旬，敌人又集中正规军和反动民团共6000余人，对照金根据地再次发动“进剿”。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留游击队在苏区内坚持斗争，红四团转至外线寻机歼敌，内外配合，以打退敌人的“进剿”。10月17日，红四团攻占合水县城，歼敌正规军一个连和民团一部。接着又在合水县毛家沟门击溃追敌一个团，俘敌100余人。坚持照金根据地斗争的游击队，积极打击进攻之敌，消灭了一些敌军后，分路突围北上，在合水以南同红四团会合，照金根据地随之被敌占领。

照金根据地丧失后，陕甘边红军失去立足之地。1933年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及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将所辖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不久，刘志丹、杨森分别接任师长、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建立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第一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的陇东第二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的关中第三路游击区，并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根据地。

红四十二师成立后，立即进行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的工作。南梁位于甘肃省合水县境，地处合水、庆阳和陕西保安、甘泉四县之交。境内山大沟深，丛林茂密，地形复杂，是一个居住有八九户人家的小山村。该地远离陕、甘、宁三省的西安、兰州、银川统治中心，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是红军进行游击活动，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红四十二师出发后，分别从东北和西北主动出击，横扫附近的反动民团，在洛河川的葡萄沟门击退了来犯之敌一个营，又在梨园堡、阎家洼子袭击敌人二个新兵连，而后全师会合于东华池西北的二将川地区。随后，红四十二师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在南梁附近农村建立农会组织和村苏维埃政权，成立赤卫队、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1934年1月，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纵横各70多公里的陕甘边根据地。此后，红四十二师和游击队、赤卫队，经过大小战斗30多次，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多次“进剿”，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并先后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和第二团。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巩固，红军和游击队不断壮大。

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同时，陕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也逐步开展起来。1932年3月，中共延川县委组织领导的延川游击队成立，4月改编为西北先锋队，11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第九支队成立后，即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土豪劣绅。1933年4月，根据陕北特委决定，第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强世清，艾龙飞、杨重远、李成荣、魏武先后任政委。第一支队成立后，活动于安定、横山、靖边三县交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今佳县）高祁家洼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扩大第一支队，在绥（德）清（涧）和神（木）府（谷）地区分别建立第二和第三支队；同时决定在安定、绥清、神府等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次会议对创建陕北红军、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和建立陕北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会后，从8月到1934年7月，陕北游击队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支队相继建立，并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参谋长。陕北的游击战争在府谷、神木、横山、靖边、安定、延川、清涧、吴堡、绥德、米脂、葭县等县境展开，形成一些红色村庄或小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渐形成上百个村庄连成一片的大片游击根据地。8月，在陕甘边红军的支援下，陕北红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但是，在红军攻打清涧县河口镇的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战斗，直到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大，各地游击队发展到20多支。9月，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三支队分别扩编为陕北红军第一、第三团。不久，第二支队扩编为第二团。各团在各自的活动区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1月，第一、第二、第三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治委员张达志。此时，陕北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安定、延川、绥德、清涧、吴堡、葭县、神木、府谷地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同月，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村召开，陕北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为主席。此后，陕北根据地各项建设逐步展开。

陕甘边和陕北红军及游击队的发展，两块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934年10月，蒋介石增调第八十四师进入陕北，会同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共20多个团4万余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并以陕北根据地为进攻重点。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和陕北两特委在赤源（今属子长）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苏区和红军的斗争。同时决定集中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主力，在陕北地区作战，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中心区域之敌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以求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这时起，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统称西北红军。

2月21日，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陕北两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由于病情恶化，不幸与世长辞。

谢子长，1897年1月19日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枣树坪。1927年10月发动清涧起义，接着又参与了渭华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此后，他与刘志丹、阎红彦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恢复了红一支队，组建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及红二十七军。他驰骋疆场，英勇奋斗，胜不矜功，败不丧志，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颂。为了纪念谢子长，1935年西北工委决定改他的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他的遗骨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

谢子长逝世后，红军战士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奔向了反“围剿”的战场，他们决心英勇杀敌，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以告慰英魂。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4日，在秀延县玉家湾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西北红军在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指挥下，三战三捷，取得吴家寨子、马家坪、张家圪台战斗的胜利，歼灭敌高桂滋部二个营又二个连，占领了安定县城。而后又攻克延长，进占延川，迫使高桥镇守镇民团向红军投降，并拔除敌军在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来往必经之路设置的李家塔据点，奔袭靖边，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次反“围剿”作战，西北红军共歼国民党军及民团约5000余人。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陕甘边和陕北两根据地得到较大发展，并在20余县范围内建立了革命政权。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与西北红军会合，并为红二十五军及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行的战略转移，提供了落脚点。

敌人“围剿”陕北根据地遭到失败后，蒋介石又于7月下旬调集10万人的兵力，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方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西北军委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打东线、北线的晋军和敌第八十六师，然后寻歼南线之敌。8月中、下旬，红军在东线的绥德、吴堡一带，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敌第二〇六旅一个团又四个连，俘敌1800余人，迫使敌晋绥军主力退回黄河以东。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正在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永坪镇的消息传到西北红军中，红军指战员极为振奋，积极准备迎接红二十五军。

9月16日，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到达永坪镇，两军胜利会师。第二天，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会议还决定，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9月18日，为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在永坪镇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老红军战士霍春华回忆了联欢大会的热烈场面：

陕北的红军部队、赤卫军都赶到永平〔坪〕来了。在石油厂左边的河滩上搭了一个大台子，上面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台子顶上插满了红旗。会场当中用石灰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左边坐着红二十五军，右边坐着我们陕北红军。满场都飘扬着红旗，旗杆上的黄铜帽在太阳底下闪耀着金光，从高处望去，简直是一片旗海。两边的部队都有啦啦队，歌声和哄笑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极了。⁽²⁸⁾

会上，徐海东和各部队、妇女会、赤卫军等的代表先后讲话。在会议将要结束时，刘志丹说：“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带来了很多枪支，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人来背它，谁愿意来背呀！”⁽²⁹⁾这一问，台下的群众轰动起来了，特别是年轻人更加热情积极，当场就有许多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

会后，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中共中央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第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编成，张绍东任师长，赵凌波任政治委员；第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编成，杨森任师长，张明先任政治委员；第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编成，贺晋年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7000余人。

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同时，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也正向陕甘地区开进。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于9月26日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作战。这时，南线之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及第一〇七师已进驻洛川，并派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一个营进占羊泉塬；第一一〇师、第一二九师（欠第六八五团）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第六八五团进驻甘泉，负责维护南北交通线。

为了打破敌军进攻，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人共同分析敌情，商讨继续反“围剿”的作战计划。会议认为“敌军都筑有坚固碉堡，我军处在内线，缺乏攻坚武器，不宜在内线作战。南线东北军是进攻根据地的主力，但因日本占领东北，政治情绪低沉，战斗力弱，比较好打，他们武器好，战斗胜利后缴获多，决定集中主力打东北军。如何打法？确定的方针是：转到外线包围甘泉，切断延安敌军后方补给线，调动延安敌人增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³⁰⁾

根据会议的决定，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从永坪地区出发，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到达甘泉以西的下寺湾、王家坪一带集结。在什么地方围歼敌人呢？陕北的“活地图”刘志丹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设伏区——劳山。这里距离延安30公里，山势向南绵延到15公里的甘泉。东西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一条南北公路把延安和甘泉连在一起，蜿蜒于两山之中。公路两旁山岭起伏，是红军设伏歼敌的较好战场。徐海东、刘志丹率领团以上干部到这里观察地形后，徐海东高兴地赞道：“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如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³¹⁾

地形选好后，9月28日，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包围了甘泉县城。翌日拂晓前，伏击部队进入大小劳山地域。10月1日拂晓，敌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部从延安出动，开始时怕中红军的埋伏，沿公路小心谨慎地向甘泉前进。途中，何立中将第六三〇团留在四十里铺策应，第六二八、第六二九团沿公路两侧山头搜索前进。当部队通过最险要的地带九沿山后，何立中放松了警惕，命令部队改为四路加速行进，公路两侧山林也不再派兵搜索了。

当日下午2时，敌军进至甘泉北六公里的白土坡，埋伏在该地的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一团突然向敌开火，堵击敌人前进。同时，位于劳山北阳台的红七十八师骑兵团，也适时出击，截断敌人的退路。敌首尾受击，遂自动向中心靠拢。这时，敌人已完全陷入红军包围之中。当年亲自参加指挥这场战斗的红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等人后来回忆说：

敌人首先进行疯狂的反扑，集中力量攻击我阻击部队，子弹、炮弹像暴风骤雨倾到二四一团的战斗集团中；同时组织兵力反复与我争夺公路两旁的高地。师指挥员观察到敌人一部正在抢占小劳山对面的几个山头，便直接命令二四一团二营夺回来。战斗打响后，军团政治部的两位负责同志跟随着二营，有力地促成了这一战斗行动。奔向东山的二营，机动地绕过了几条山沟，首先与敌争夺一二一二高地，把敌人压下去，堵到小劳山村东山，敌多次反攻，想打开通路未成。尔后，二营又越过一条山沟，将敌堵在小劳山正对面的东山一个山头上；我多次组织进攻，均遭到敌人顽抗。

川道里敌我形成对峙。由于东、西山尚未完全被我控制，因此对我正面堵击的部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庄稼地里的小麻杆〔秆〕叶子都打光了，只剩下一些光杆。但是，我英雄的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钢铁屏障，让敌人的血染红公路旁的溪水，让敌人的尸体在公路上堆成一座座小山！⁽³²⁾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红军与敌人争夺东山、西山的战斗十分激烈。东山那边，第二营同敌人鏖战，经过反复争夺，终于攻上了山嘴，把敌人压到小劳山村，时近傍晚，西山那边的红军也把敌人压到村里。第二四一团团长率领第三营一部，经过三次进攻，终于攻占一二一二高地，从东山把敌人压了下来。尔后，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人全部被压缩在小劳山西南的一条山沟和小劳山村，天黑前，敌第一一〇师第六二八、第六二九团及师直属队被红军全部歼灭。这次战役，红军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七五山炮四门，八二迫击炮八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000余支，电台一部。这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敌人在劳山战斗中遭到沉重打击后，遂改变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10月20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及加强第六二〇团一个营进驻榆林桥。红十五军团决定乘敌设防工事尚未构成、立足未稳之际将其消灭。于是，仍以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围困甘泉，以军团主力逼近榆林桥，军团指挥机关由王家坪向前移至道佐铺。

榆林桥位于甘泉县南，鄜县（今富县）以北，洛河以东。该镇东西两面是山，中间是洛河，河川宽百米左右，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10月25日拂晓，红七十五师与红七十八师乘晨雾茫茫、视度不良之机，分别由东、西两面同时向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红七十五师迅速突破敌人的外围防御，占领制高点，歼敌大部，残敌向镇内溃退。此时，红七十八师在消灭洛河西皑子山之敌后，其第二三二团由西向东涉水向榆林桥据点发起进攻。担任预备队的红八十一师，也顺洛河左岸开阔川道向榆林桥西门及其两侧进攻。部队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进入榆林桥镇，经过反复争夺，激战至下午，将敌全歼。这次战斗共毙伤敌300余人，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1800余人。高福元经过教育，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被派回东北军做争取抗日的工作，对促进张学良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

劳山、榆林桥两战，共歼敌第六十七军一个师部、三个整团和一个整营，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后来黄镇写的《红二十五军十五个月斗争歌》中，也说到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歌中说：

十月里来天气冷，
何立中劳山丧了命，
无敌的红军百战百胜，
榆林桥再消灭四个整营。⁽³³⁾

榆林桥战斗后，红十五军团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到达陕北吴起镇，备感振奋。部队上下，热切盼望着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到来。

红二十五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转战到达陕北，完成了战略大转移。这支英雄部队的远征，是可歌可泣的。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载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远征》一文，曾赞扬道：(www.xing528.com)

“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十三到十八岁。”⁽³⁴⁾

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英勇顽强，经过整整十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近万里，途经四个省，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保存了红军的一支有生力量，并在战略上配合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乃至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徐海东、程子华所说：红二十五军“为革命立了大功”。⁽³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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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2)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212页。

(3) 《程子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页。

(4) 黎光：《杰出的青年政委吴焕先》，中共新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卓越的青年将领——纪念吴焕先同志牺牲五十周年专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页。

(5) 《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河南追堵红二十五军战斗详报》（1934年11月17日至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战史资料选编》，第762页。

(6) 张希才：《忆红二十五军吴焕先政委》，《卓越的青年将领——纪念吴焕先同志牺牲五十周年专辑》，第47页。

(7) 《徐海东关于红二十五军若干史实问题的谈话纪要》（1962年10月5日至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454页。

(8) 张希才：《忆红二十五军吴焕先政委》，《卓越的青年将领——纪念吴焕先同志牺牲五十周年专辑》，第49页。

(9) 《杨虎城关于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给冯钦哉的三则文电》（1934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778页。

(10) 郭述申：《寄语商山忆英烈——缅怀吴焕先同志》，芦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6—227页。

(11) 《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297页。

(12) 二月初六为农历，公历为3月10日。

(13) 陈先瑞：《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军长征·回忆史料》（一），第221—222页。

(14) 《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1935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338页。

(15) 《蒋介石关于筑碉封锁之部署电》（1935年7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856页。

(16) 《杨虎关于追堵红二十五军及“清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之部署》（1935年7月3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858页。

(17) 徐海东：《会师陕北》，《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224—225页。

(18) 《蒋介石关于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的四则文电》（1935年8月6日至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861页。

(19) 《蒋介石关于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的四则文电》（1935年8月6日至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861—862页。

(20) 《徐海东关于红二十五军若干史实问题的谈话纪要》（1962年10月5日至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457页。

(21) 《徐海东关于红二十五军若干史实问题的谈话纪要》（1962年10月5日至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458页。

(22) 八一〇四三部队：《我们的老军长》，《忆徐海东》编辑组编：《忆徐海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96页。

(23) 关盛志：《四城村反击战》，《忆徐海东》，第209—210页。

(24) 戴委英、韩先楚、刘震：《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先期到达陕北》，《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95—96页。

(25) 霍春华：《永平会师》，《回顾长征》，第436—437页。

(26) 《军事运动决议案》（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27) 贺晋年、吴岱峰：《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中共延安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谢子长烈士专辑》，1985年版，第117页。

(28) 霍春华：《永平会师》，《回顾长征》，第438页。

(29) 霍春华：《永平会师》，《回顾长征》，第439页。

(30) 《程子华回忆录》，第101页。

(31) 徐海东：《会师陕北》，《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229页。

(32) 贺晋年、李赤然、刘明山：《劳山伏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33) 《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34) 转引自黎光：《长征路上的年轻人》，《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第113—114页。

(35) 程子华等：《记吴焕先同志》，《艰苦的历程》（下），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