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座战斗之后，右路军红一军由阿西进到拉界地区，红三军位于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红四、红三十军位于求吉寺、上包座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驻潘州。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这里进行了整顿工作。右路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一面休整，一面等待左路军向班佑地区集中，共同北上。
这时，位于松潘、漳腊地区之敌胡宗南部，因其第四十九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出。蒋介石令其绕道文县开赴西固（今舟曲）堵截红军，胡宗南则要求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东北方向之敌于学忠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红军如从巴西地区到西固、岷州，仅有五六天的路程，而且多为汉族聚居区，路大、粮丰、房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左路军能够执行中央指示，迅速向东与右路军靠拢，集中全力向东北开进，将会迅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北上的通路已经打开，有利的形势出现在面前，但是，严重的党内斗争却又爆发了。
还在右路军进入草地的同时，左路军先头部队于8月21日占领了阿坝。但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却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的主张，按兵不动。
为催促张国焘迅速北进，并向右路军靠拢，8月24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主要精神。电报指出：“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46)
徐向前和陈昌浩经过商量，认为张国焘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军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因而，他们也于8月2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陈说利害：“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47)
在中共中央一再电示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劝告之下，张国焘才开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8月27日，红军总部决定左路军向班佑开进，与右路军靠拢。28日和29日，第五军、第九十三师先后由查理寺地区出发；30日，第二十五师、红军总部也分别由阿坝和查理寺向东北前进。31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令左路军第二纵队北进，规定第七十三、第八十一、第二六二、第二六九团和红军大学及供给部，于9月8日集中箭步塘向班佑前进；第二十七师和第三十二军及独立团，于9月12日和13日，先后集中查理寺向班佑前进。9月1日，左路军第一纵队东进到葛曲河。
8月底，中共中央也在考虑走出草地和占领包座后的行动计划。毛泽东找徐向前和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问题。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随后，他们一面令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一面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告之以目前的行动计划，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提出右路军以主力向前推进，以第一、第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第四、第三十两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平行向东推进，以便随时与胡宗南部进行有把握的作战。待左路军到达，即以两个支队分别向东南之南坪佯动，而集中主力向东北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48)
然而，这一重要的计划，却又遭到了张国焘的抵制和破坏。他在率左路军东进到葛曲河后，很快变卦，再次主张南下。9月3日，他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称：“（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49)9月5日，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说左路军先头兵团决定转移阿坝，令第二纵队现地筹粮待命。
这样，张国焘就再次提出了他的南下主张。北上与南下之争，再次成为牵动全局部署和有关红军前途、命运的斗争焦点。张国焘提出的“理由”，实际上是他坚持南下的借口。徐向前评论说：
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50)
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甚为焦虑。此时，前敌总指挥部已命令红一军向俄界地区探路前进。9月6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等致电林彪、聂荣臻，令红一军主力集结俄界，并派部队向罗达侦察前进。而这时敌人在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线兵力不多，碉堡尚未筑成，难以阻我突击。为不失良机，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早日北进，一方面也在反复讨论如何使张国焘放弃其错误主张，转而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几乎天天开会研究，并多次同陈昌浩谈话，希望能找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徐向前和陈昌浩也多次商量，认为既然北进是毛儿盖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方针，且右路军占领包座后又打开了北进通道，无论如何，都不应变更原决定。于是，他们商定发电报陈述意见，劝说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决定。
9月8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在通报了敌情和红一军的位置以后，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坪）、岷（州）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并指出：“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51)
张国焘接电后，仍坚持南下主张，并开始调动部队。当天，他电令左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红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
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52)
面对日益严重的局面，当晚，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非正式会议，通知徐向前、陈昌浩参加。会前，毛泽东等拟好了一份电文。会上念了一下，征求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意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会议一致通过，向左路军领导人发出这份电报。当晚22时，该电以与会七人的名义发出。全文如下：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术〔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53)
与此同时，即9月8日22时，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54)电令徐向前、陈昌浩：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55)
这封电报，标志着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和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之争，达到了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接到这封电报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这一意见，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批评。
9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指出：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56)
对于中共中央的一再电示和劝告，张国焘竟置若罔闻，一意孤行。9月9日，他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他从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了这一电报的内容，“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鉴于张国焘一再违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在巴西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当晚，毛泽东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要徐向前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接着，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三人赶到红三军驻地阿西，与在此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红一军在原地待命。随后，进行了秘密准备。
就在党中央准备先行北上之际，张国焘于9月9日24时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其南下主张。电报称：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是（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下〔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57)
在张国焘发出这封电报不久，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和红军大学离开巴西、阿西等地，向俄界进发。同时，叶剑英也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带走了军委纵队，并带走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
当天早晨，徐向前和陈昌浩得知了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部队单独北进的消息。徐向前回忆说：
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58)
随后，陈昌浩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拒绝。他还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领导人率军南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拒绝。李特带回了红军大学中大部分红四方面军的人员。
中共中央率红三军等部于9月10日当天到达拉界。是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在阿西所拟的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指出：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59)
徐向前、陈昌浩接到该指令后，没有北上。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指责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决心南下。徐向前也决定和红四方面军部队在一起。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其内容与9日致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电基本相同。电报指出：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60)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形势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持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61)
9月11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军委纵队等部继续北进，于当晚陆续到达甘南的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电报指出：
（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62)
张国焘再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9月12日，他又致电中央，指责说：“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声称：“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63)同日，他还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诱令红一、红三军南下。电报称：“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64)这样，张国焘在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为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非政治局成员参加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红一军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三军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报告说，中央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请政治局批准。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们的干部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红三军，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报告还讲到加强党内团结问题，以及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报告以后，彭德怀报告了改变军队编制等问题。
随后，会议进行了讨论。邓发、李富春、李德、李维汉、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等发言，一致同意中央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断然率红一、红三军北上和统一改编军队。大家在发言中还揭露了张国焘制造分裂、争夺权力的阴谋活动。张闻天在作总结性发言时指出，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张国焘错误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
毛泽东在结论中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红一、红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
会议决定，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军事领导；由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会议根据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和结论的精神，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65)。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地区退却。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和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决定提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了。根据俄界会议的精神，党中央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仍然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在严肃指出他的错误的同时，希望他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为此，9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五〔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www.xing528.com)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66)
但是，张国焘再一次拒绝了中央的劝告和挽救，继续顽固地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率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红四、红三十军南下了。毛泽东多次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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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说为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团。
(2) 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152页。
(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0页。
(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页。
(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4页。
(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5页。
(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7页。
(8) 《红星》报第21期，1935年6月15日。
(9) 韩东山：《攻克懋功，会师达维》，《艰苦的历程》（下），第54页。
(10) 李先念：《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忆懋功会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90页。
(11) 《红星》报第26期，1935年8月3日。
(12) 《红星》报第22期，1935年6月20日。
(13) 《红星》报第23期，1935年6月27日。
(14) 李先念：《红军团结胜利的篇章——忆懋功会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91页。
(15) 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481页。
(16)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22、423页。
(1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8页。
(1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9页。
(19)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0页。
(2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2页。
(2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3页。
(22) 《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548页。
(2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16—517页。
(24)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79页。
(25) 《彭德怀自述》，第200—202页。
(2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1页。《红军长征·文献》注明该电日期为7月10日，从内容看，似应为10日。
(2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页。
(2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页。
(29)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页。
(3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9页。
(3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页。
(32)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33) 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34) 《红军长征·文献》，第585页。
(3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页。
(36)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551页。
(3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页。
(38)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6—540页。
(3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41页。
(4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43—546页。
(41) 朱德自传，转引自《朱德传》，第353页。
(4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8页。
(4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9页。
(4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2页。
(45)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04页。
(4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2—133页。
(4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3页。
(4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3页。
(49)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9页。
(50)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47页。
(5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1页。
(52) 《红军长征·文献》，第669页，最后一句档案原文如此。
(5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2页。
(54) 当时张国焘违背中共中央战略方针的指示和电报，大都是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联署的。中共中央在1936年7月14日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报告中指出：“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助国焘的。”朱德在1960年11月9日的谈话中也指出：“到阿坝时，张就变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并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队伍调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
(55)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1页。
(5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3页。
(5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4页。
(5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2—453页。
(59)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5页。
(60) 《红军长征·文献》，第676页。
(61)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6页。
(6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
(63)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
(64)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9页。
(65) 因时间紧迫，该决定在俄界会议上只是原则通过。北上到达哈达铺以后，在9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决定“关于国焘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由洛甫负责”。这一决定由张闻天写成并获通过以后，没有立即公布。直到1935年12月，才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该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56—558页。
(66)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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