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川西北草地探路之英勇壮举

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它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纵横几百公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其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倾斜，起伏不大，为典型的平坦高原。远远望去，像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林木，没有村舍，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白河（即葛曲河）和黑河（即墨曲河）由南而北纵贯其间，河道迂回曲折，叉河横生，水流迟缓。由于排水不良，潴水而成大片的沼泽。漫漫泽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盖于沼泽之上。草甸之下，积水淤黑，腐草堆积，泥泞不堪，如胶似漆，浅处齐膝，深处没顶。人畜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否则，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一旦陷入，如无人救助，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甚至遭灭顶之灾。草地水质恶劣，不仅无法饮用，而且稍有不慎，刺破皮肤，泡水后即红肿溃烂，难以医治。草地的气候极为恶劣，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昼夜温差很大。雨雪风雹来去无常，变幻莫测，时而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时而迷雾重重，方向莫辨；时而阴云密布，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冰雹骤下；时而雪花飞舞，漫天银色。每年的5月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90％在此期间注入地表，使本已泥泞滞水的草地，更显出“沧海横流”的景象。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这块草地人迹罕至，只是在每年的5月至9月才有牧骑纳足其间。

这片草地是险恶的。早在《松潘战役计划》制定后，为探明道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在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率领下，曾由康猫寺进入草地。由于对草地情况不明，所带粮食不多，饥寒交迫，再加上遭遇千余藏族反动骑兵，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致使第六团损失惨重。在撤出战斗向长板山、黑山方向靠拢的四天里，粮食已绝，红军战士茹草饮雪，无法充饥，冻饿而死者触目皆是。幸得运粮队赶到，才使全团免于覆没。

有了对草地的初步了解和红六团草地失利的教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征服草地的准备工作极为重视。右路军各部队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筹集粮食和御寒衣物是准备工作的重要一环。8月3日，《红星》报发表题为《为筹集充足粮食而斗争》的社论，指出筹集充足的粮食，是当前的极重要的战斗任务；要求克服侥幸心理，准备克服可能的最坏的环境。8月10日，前敌总指挥部发布的《右路军行动计划》指出：“必须了解从（物）质上来保障夏洮战役的胜利比从前任何时候更有决定意义”，要求“各兵团粮食、衣服、鞋袜，准备一面由总供给部统一筹办，一面责成各兵团首长应在自己驻地范围内积极搜集，并督促各战士迅速制成”。⁽⁴⁴⁾8月11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致电红一、红三军领导人，要求努力筹粮，改善给养，每人带足15天的粮食，并收集布、羊毛等，做到每人有皮衣，每连有帐篷。按照统一部署，各部队上上下下，全面投入筹粮工作，除自己解决部分粮食外，设在各地的筹粮委员会也筹集到大量粮食，仅设在芦花的筹粮委员会就完成了60万斤的筹粮任务。各地的革命政权也发动群众，给部队以大力支援。此外，各部队还组织有经验的同志尝百草，挑出无毒可食的野菜食用，以积累草地就地取食的经验；同时，还尽量减少坐骑，腾出马匹、牦牛，宰杀后做成肉干，以备食用。

除做好物资准备外，各部队还加强军事训练，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其中，主要进行了打骑兵的战术训练。8月6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对骑兵的特点和对骑兵作战的原则，以及在各种情况下对骑兵战斗的方法、要求、战术等，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规定。各部队按照这一指示，开展了打骑兵的训练。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到红三十军，为部队详细讲解骑兵的特点和战术，以及步兵与骑兵作战的战术原则。各部队通过训练，都掌握了一定的打骑兵的战术。在打骑兵训练中，由陆定一等创作的《打骑兵歌》发表在《红星》报上，并迅速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李伯钊还创编了《打骑兵舞》，并亲自教各部队的宣传队员学跳。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训练任务的完成。此外，各部队还进行了寻找既熟悉路线，又懂得汉语的向导的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他们以优待。

在进行物资准备和军事训练的同时，各部队还开展思想动员，注重政治保障工作。8月2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对实现夏洮战役的政治准备和动员工作，战时的政治工作，以及对敌军和地方居民的工作，都作了具体的规定。8月10日发布的《右路军行动计划》，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必须依总政治部所发夏洮战役的政治保障计划，具体布置政治工作，立即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战斗动员，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集中红一、红四方面军全部力量，完成党和军委给予的任务。8月20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周恩来、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发布《北进前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要求在北进前，各级政治机关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资补充，各部队要召开班以上干部会，给战士上政治课，深入解释北上过草地的意义与过草地的战斗准备，以及必要的物资携带和防空问题。在政治保障准备过程中，各级政治机关人员深入基层，做好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工作，并健全和加强了连队中的党支部工作。

能否顺利地通过草地，牵动着中央领导人的心。负责军事工作的毛泽东，更是极为重视这次行军。他来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决定由叶剑英担任过草地的先遣司令。

草地探路这一艰巨任务，又一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红四团。8月17日清晨，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奉命从驻地波罗子采到毛儿盖，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任务。然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到徐向前总指挥的住处，接受具体指示。随后迅速返回部队驻地，准备向草地进军。

8月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三个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的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军草地。21日，红一军军长林彪率领红一军第二师从毛儿盖地区出发，经腊子塘、色既坝等地，向班佑开进。红四团作为先头团，在前面开路。2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与前敌总指挥部随红三十、红四军北进。23日拂晓，红一军主力北上；军委纵队、红三军、红军大学随后跟进。

一场征服川西北草地的行军，终于开始了。

8月的草地，野草丛生，郁郁葱葱，繁花似锦，但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下，处处隐藏着大自然的邪恶和死神的狞笑。难怪在50年以后，当来自美国的著名作家兼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慕名踏上这块神秘的草地时，也不得不惊呼：“夏日里，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副鲜花织成的魔毯。”⁽⁴⁵⁾当红军踏上这块“魔毯”时，面对的是来自大自然的严重挑战。

茫茫草地，无路可走。红四团依靠藏族向导的指引，才踏着千年沼泽的草甸，在水草深处寻找出一条曲折的小路来。但是，由于红军进入草地后，连日阴雨不断，雨水不仅湿透了战士们的衣衫，而且淹没了先头部队设置的路标和部队行进的路线。在草地的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甚至藏族向导也难以找到过去牧骑留下的过路痕迹，有些战士因此而身陷淤泥。有时，当一个战士腿陷泥潭，身旁的战士急忙伸手去拉，由于用力过猛，自己也陷了进去；另一个战士奋不顾身上去抢救，结果还是陷了进去。其余的战士赶忙解下几条绑腿带，将带头抛给陷进泥潭的战士，让他们缠在腰间，才把他们逐个拉上来。更糟的情况是，当一个战士陷进泥潭，还来不及抢救，就已没顶，被污泥所吞噬了。红军战士们只好一个紧跟一个，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可是，有些骡马牲口陷入泥潭后，拼命挣扎，结果越陷越深，庞大的身躯很快就被淹没了，水面上留下的只是一串串水泡。红军战士们行进在茫茫草地，除偶见零星的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外，连一株树木也见不到。缺乏判定方向的参照物，常常使人难以辨别方向，以至于有时艰难地行进了半天，才发觉仍旧回到了原地。

饥饿，时时困扰着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成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进入草地前，各部队虽然开展了筹粮工作，但在川西北物产不丰的贫瘠之地，难以达到每人备粮5—7．5公斤的要求，有的部队甚至只筹到两天的干粮。进入草地后，战士们身上背的一小袋青稞麦粒或青稞麦粉成为他们的第二生命，麦粒一颗颗地数着吃，麦粉一小把一小把地省着吃。当麦粉被无情的雨水淋湿后，便成了粘疙瘩，更是难以下咽。如果有战士不慎摔了跤，有毒的污水浸泡了干粮，那将是他最大的不幸，立即陷入断粮的绝境。尽管红军战士们视粮食如生命，尽量节省，但由于准备不足，又无法补充，行程未及一半，有的部队即告断粮。为了维持生存，战士们不得不在草地里寻找野菜来充饥，有的战士甚至因误食有毒的野菜而牺牲了生命。为此，卫生部门挑选指定了几十种可食的野菜，以供部队寻找食用；当可食的野菜吃完后，便不得不宰杀坐骑或其他牲口；当牲口不能再宰杀了，战士们只好煮食自己身上穿用的皮带、皮鞋等，甚至只是烧一点开水充饥。红军战士们一面忍饥挨饿，一面还要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体力渐渐不支，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在野草鲜花之中，便再也起不来了。

高原的寒冷，侵袭着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们。草地的8月，本是最暖和的季节，白天最高气温可达摄氏30度，但一到夜间，温差却在摄氏25度以上，气温骤然降至摄氏零度左右。红军是远征之师，战士们体弱衣单，疲病交加；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为了抵御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只好穿戴起各色各样的衣服鞋帽。身上有的穿着单衣或夹衣，有的穿着毛衣或棉衣，有的裹着毯子，有的则披着羊皮、狗皮、驼皮等各种兽皮；头上有的戴着斗笠或草帽，有的顶着油布，有的打着雨伞；脚上有的穿着稻草或布条打的草鞋，有的穿着羊皮或其他兽皮制作的靴子，有的甚至赤着脚。经过一天的行军，到了宿营地，既无避寒之处，又无干柴可供烤火，战士们只能找一块比较干的地方，或拣一些草叶铺在湿地上，几个人背靠背地互相用体温来取暖，稍稍休息一会儿。夜晚来临，强劲的高原风裹着雪花，向露营在草坡上的战士们袭来，寒彻体腑。每当黑夜过去，宿营地上便留下许多长眠的英灵。

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交迫之中，许多红军战士满怀着对生存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渐渐地体力不支，默默地倒下了。

来自江西石城的小宣传队员郑金煜，在刚开始草地行军时，精神抖擞，不知疲劳，讲故事，唱山歌，柴禾拣重的背，工作拣难的做，生龙活虎，忙个不停，但在进入草地不久，他突然发起高烧，病倒了。尽管团政委杨成武把马让给他骑，把干粮匀给他吃，但他的病情还是恶化了。临终前，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周围的战友们也都泣不成声。最后，经过一阵急促的喘息以后，他声音微弱地说：“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战友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告别了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

戴天福进入草地后不久，在过大渡河时染上的疟疾又复发了。他在临终前，委托卫生员钟福昌带给毛泽东一个纸包，里面包着发给重病号的一小块马肉。钟福昌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毛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还让我转告吴吉清、黄亚堂、王七九以及警卫班的其他同志好好照顾您！”与戴天福朝夕相处的战友们都哭了，毛泽东也为之动容，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红一团的一个班，在大雨中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吃早饭时，连长见这个班的战士没有来，扯着嗓子喊，可还是没有一个人答应，走过去一看，已全部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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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无情的草地，不知夺去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仅据红一军的统计，牺牲者和掉队者就有500多人。但是英勇的红军战士们并没有被困难和牺牲所吓倒，他们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他们默默地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又继续无畏地向草地深处走去。红三军某连的炊事班共有九个人。进入草地后，为使全连同志有热水饮用和烫脚用，炊事员轮流挑着那口沉重的铜锅。有一天，一个炊事员倒下了，第二个炊事员含泪挑起铜锅，继续走下去。清晨，炊事班长老钱一大早起来为战士们烧开水，倒在了铜锅旁。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最后这口铜锅挑在了司务长的肩上。炊事班的同志全部牺牲了。

生命是宝贵的。红军战士同样珍惜生命，但是，当生与死的考验毫不留情地摆在他们面前时，战士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牺牲留给自己，瞬间，红色战士的灵与肉得到了升华。先头部队无线电队进入草地的第一天，就把所带的粮食吃光了。第四天，挑夫老周倒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恰在这时，部队遇到了敌人的骑兵，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政委决定抬着老周走，老周对政委说：“政委，……不要管我，你们走吧！”他沉默了一会儿，脸上挂着泪珠，继续说：“我不能抬电台，已经对不起党了，再不能把你们也拖住呵！政委，电台重要啊！”当政委坚决要抬着老周走时，他忽然猛一使劲，从政委和其他战士的手中挣脱，重重地跌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红军战士谢益先在刚进草地时，碰到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忍受着饥饿折磨的孩子，就把自己仅有的一袋干粮悄悄地留了下来。在以后的几天里，一到吃饭时，他就避开大家，去找野菜吃，遇到没有野菜的地方，他就喝点凉水充饥。终于有一天，他支持不住了，倒了下去。临终前，他还喃喃地说：“那两个孩子不知怎么样了？”

牺牲在草地上的红军战士已无法计数，他们的英灵长存，精神永驻，激励着活下来的战友们。

在艰苦的草地行军中，无论是干部是战士，无论年老年少，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有着何种阅历，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团结互助的友爱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同困难作着顽强的搏斗。

有一天夜晚，战士们在露营地上点燃起一堆篝火。篝火旁，围坐着经过一天行军的干部战士。他们边烤火边吃饭，有说有笑。一会儿，毛泽东、彭德怀来了，著名文学家成仿吾也来了。他们坐下来后，彭德怀提议请毛泽东讲故事。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毛泽东用生动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几年来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迭克强敌的故事，使指战员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毛泽东讲完后，说：“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成仿吾是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他讲述了自己早年留学日本，后又留学德国的经历，讲述了他开始学习机械工程，转而学习小说、诗歌创作，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他现身说法，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走上献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道路，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像这样的篝火晚会在这草地中处处可见。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战士们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在吟诵着自己编的顺口溜和诗歌。“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这些出自红军战士之口的诗篇，不仅是对草地行军的真实写照，也反映出身处困境的红军战士的精神风貌。篝火旁，洋溢着热烈的气氛，战士们好像忘记了疲劳和饥寒。不知是谁，低声唱起了《国际歌》，随后大家跟着唱了起来，由小到大，由近而远。簇簇篝火，飘动着红色的火焰，映红了夜空，映红了红军战士兴奋的脸庞；阵阵歌声，流淌着战斗的音符，冲破了长夜，汇成了一曲曲雄壮的大合唱，震撼着战士们的心灵，激励着战士们的斗志。

周恩来在过草地之前，因劳累过度，突然病倒了。他患的是阿米巴肝脓肿，来势凶猛，连续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进食。经过治疗，高烧虽然退下来了，但身体极为虚弱。开始过草地了，周恩来随红三军殿后。彭德怀军长要萧劲光参谋长负责组织担架队，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等向草地进发。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给周恩来抬担架。杨立三和战士们挺着本已虚弱的身体，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双肩磨破了，渗出殷红的鲜血，脖子一动就疼痛难忍。周恩来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起来。就这样，经过六天六夜，终于走出了草地。周恩来牢记着这战友深情。19年后，杨立三去世，担任着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坚持要给他抬棺送葬。这是一种多么深厚而又诚挚的同志之情啊！

素有党内“四老”之称的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战士，也精神抖擞、步履坚实地踏进了草地。年近60岁的徐特立徒步行军途中，碰上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骑马，他笑着说：我给马找到了工作，让它给红军大学三个生病的学员驮行李了。谢觉哉正患感冒，脚也肿了，还拄着拐棍，坚持步行。当他断粮后，徐特立立即送来了自己节省下来的二三斤干粮。高度近视的林伯渠担负着红军供给的工作。他总是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拄着拐棍，跑前跑后，忙个不停。董必武安步当车，坚持拄着拐棍步行，还热心帮助同志。谢觉哉为减轻负担，扔掉了心爱的毛毯。董必武捡到后，认出是谢老的毛毯，就背在身上继续赶路。到了宿营地，物归原主，将毛毯还给了谢老。谢老深受感动，到延安后，将这条毛毯送给董老作为纪念。“四老”还时时鼓励战士们继续前进，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他们用自己的模范行动，鼓舞着年轻的红军战士们。

那些身着戎装、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们，也和男同志一样，笑迎困难，勇往直前。蔡畅，这位曾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女革命者，是红军战士们尊敬的一位大姐。在草地里，她和战士们一样步行，一样挖野菜。她还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唱歌，以鼓舞士气。一次等待过河时，战士们看见蔡畅，高兴地喊叫起来，欢迎蔡大姐唱法国的《马赛曲》。蔡畅笑着说：好，不要闹，我唱。顿时，草地上响起了《马赛曲》那激昂的歌声，深深地扣动着战士们的心田。因患肺结核而吐血的邓颖超，身存多块弹片的贺子珍，也拖着伤病之躯踏进了茫茫草地。只要身体稍有好转，她们就从担架上下来，坚持步行。她们还经常鼓励其他伤病员，克服困难，坚持到底。她们这种不屈的精神，赢得了战士们的尊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李伯钊，是红军中的歌唱家和戏剧家。在草地中，她以动人的歌声，激励着战士们去克服困难，深受战士们的爱戴。

还有那些活泼可爱的“红小鬼”们，不叫苦，不怕累，草地的磨炼使他们稚气的脸上平添了几分刚毅，使他们幼小的身躯和心灵增添了几分坚强。红三十军第二六七团的宣传队里有一群“娃娃兵”，他们同大哥哥们一样吃野菜，一样徒步行军。他们在行军中，勒紧腰带，边走边唱，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一天，在宿营地的篝火旁，慰问演唱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童子舞”，五个小宣传队员兜了几个“8”字形，边跳边唱道：“牛皮本是好东西，哟嗨！吃多了就要胀肚皮，好东西，哟嗬嗨！”这歌声给战士们带来了欢乐，他们纷纷走上去和小宣传队员握手。一个大个子战士把一个外号叫“小皮球”的小队员拉过去，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小把青稞麦，递给“小皮球”，说：“拿着吧，小兄弟！”“小皮球”看着这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问道：“你吃什么？”大个子回答说：“没关系，还能顶几天！……”“小皮球”无可奈何地收下了那一小把青稞麦。这个“小皮球”，名叫侯登囊，个子矮矮的，很结实，所以战士们都亲切地叫他“小皮球”。这时，他才12岁。“小皮球”很懂事，大个子送给他的青稞麦，他没有吃。他把青稞麦交给了组长，煮了一盆米汤，大家喝了个痛快。

经过六七天的行军，右路军终于跨越了“魔毯”，先后走出了草地，到达班佑。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人来到班佑后，听取了先遣司令叶剑英关于先遣部队行军情况的汇报，并采纳他的建议，决定取消原定向拉卜楞寺前进的计划，转经巴西、阿西、包座向俄界前进。随后，中央领导机关进驻阿西，前敌总指挥部进驻巴西。此前，左路军也于8月21日占领了阿坝地区。

横跨草地，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草地行军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几乎超越了人体所能承受的生存极限。在极端艰难困苦面前，红军指战员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激情，将困难和艰险甩在身后，前仆后继，一往无前。他们依靠的是团结互助的高尚情操，依靠的是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依靠的是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依靠的是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亘古荒原上奏响了团结奋斗、人定胜天的壮丽凯歌，谱写了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慷慨悲歌，写下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不朽篇章。

红军经过草地北上，出乎敌人的预料。8月26日，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第四十九师于8月27日由漳腊向包座疾进，企图会同其已控制包座地区的一个团，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红军北上。

上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北部，是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也是胡宗南部补给线上的一个重要地点。该地处于群山之间，地形十分险要。在其南部的大戒寺驻有敌军一个营，其北的求吉寺驻有两个营。

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为开辟前进道路，决定歼灭当面之敌，夺取上包座。鉴于红三军因殿后尚未通过草地，红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共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第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前敌总指挥部随即制定了作战部署：以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七团攻击大戒寺之敌；以第八十八师两个团和第八十九师两个团位于上包座西北地区，准备打敌援兵；以红四军一部攻击求吉寺之敌。红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中央机关的安全。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上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毛泽东在战斗开始前，亲自向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交代了任务。

8月29日，徐向前命令部队发起攻击。红三十军的战士忍着饥饿和疲劳，连续作战，英勇突击，到31日，攻占了上包座，并歼灭敌援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与此同时，第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歼敌一个营。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伤）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电台一部，以及大批粮食、牦牛和马匹。战斗中，红四军第十师师长王友钧把机枪架在警卫员的肩上，向敌人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他牺牲时，年仅24岁。

包座战斗的胜利，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战斗取得了歼敌一个师的重大战果，打开了红军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