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与南下之争：红军长征史揭秘

松潘，是四川西北部的重要城镇，控制着由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红军占领这个地区，可以避免西绕茫茫草地；直出甘南。这时，胡宗南部仍分散在松潘、平武、文县地区，尚未集中，碉堡也未筑成，且缺乏粮食。红军如果集中力量向东突进，攻占松潘，将会迅速取得松潘地区，打通进入甘南的道路。这对于红军主力迅速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

然而，这种有利的形势，却因张国焘日益膨胀起来的争权野心和坚持其南下主张，被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同意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但在实际上他还是惧怕敌人，想避开敌人主力，南下四川、西康。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在下东门见到了徐向前。他对会见中央领导人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徐向前问他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徐向前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并要徐向前第二天赶去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他的意见。徐向前因战局紧张，无法脱身，没有去成。张国焘回到茂县后，又打电话给徐向前，要求按照中央决定，攻打松潘。但是，当各路红军开始行动时，张国焘又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军的北上行动。

还在两河口会师大会后，张国焘就向周恩来询问中央红军的实力。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比中央红军多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起来。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他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后，他并不满足，一再要求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

为了实现其争权野心，张国焘暗中进行了一些活动。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张国焘首先把手伸向了这两个军团。当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在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有这么一件事，引起我警惕。张国焘忽然请我和彭德怀同志两人去吃饭。席上，开始他东拉西扯，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而实际上不过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一千人左右。我们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老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再没有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²⁴⁾

张国焘特别“关心”彭德怀。当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后来回忆说：

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我想这是干吗？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有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把全国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这是明显的。……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

……

……在亦念时，黄超谈话就说出来了，他说，实际主事人是毛而不是张闻天（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放在眼下）。这话当然不是一个年不满三十的黄超所能理解的，而是老奸巨滑的张国焘口里吐出来的。⁽²⁵⁾

聂荣臻和彭德怀都没有被张国焘拉动。张国焘的幕后活动没有奏效，便迫不及待地公开向中央提出无理要求了。

7月1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借口毛儿盖战斗开始，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²⁶⁾

这时，中共中央派出了由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组成的慰问团，到杂谷脑（今理县县城）慰问红四方面军，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张国焘赶忙来到杂谷脑，限制慰问团的行动，对慰问团实行封锁。同时向李富春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鉴于此事重大，于7月6日电告了中共中央。

7月8日，张国焘抓住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列宁论联邦》一文，批评“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大做文章，专门召开了中共西北特委第二次常委会议。他在会上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攻击中央一些同志对他的批评。他围绕红四方面军过去的领导和组织是否正确这个总题目，讲了四个问题，大意是说：第一，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是正确的，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后来从川陕根据地撤出来，也是对的。第二，肃反路线是正确的。第三，红四方面军党的领导和提拔工农干部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第四，特委对政权问题的了解是列宁主义的，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正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应当反对那种说红四方面军作战英勇，但领导是不正确的企图，应当打击这种企图。张国焘讲话以后，一些同志发言要求中央政治局召集会议，统一认识。会议还拟定了致中共中央电的要点。同一天，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组织上都是正确的。而凯丰的批评是不正确的。⁽²⁷⁾

7月9日，中共川陕省委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²⁸⁾

7月16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称“浩甚望指挥统一”⁽²⁹⁾。18日，他又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提出：“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并声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³⁰⁾

张国焘的这些活动，实质上是要攫取更大的权力，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而代之。他派人找中央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实际上是搜集攻击中央的材料。他在公开场合和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张国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中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一些人。在此期间，张国焘唯恐他的一贯错误行为被揭露，竟下令将一直同他的错误作斗争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在卓克基秘密处死，事后造谣说曾中生已“逃跑投敌”，以欺骗群众。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6月调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31年4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任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同时被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因而屡遭打击，曾被降为独立第一师师长。1932年12月进入川陕地区后，又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他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中，系统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写下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军事著作，在军事理论方面颇多建树，对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1933年9月被监禁。他的被杀，是红四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对于张国焘的争权活动，徐向前有许多事并不知道，他耳闻目睹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日渐增多，心里很不痛快。他认为，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而博古、凯丰等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尽管如此，他还是要求下属顾大局，讲团结，相信中央会妥善处理和解决。在芦花、黑水，徐向前主动建议调中央红军的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调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建制团共3700多人充实中央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共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随后，中央红军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李荣等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职，红四方面军也抽调三个建制团支援中央红军。两大主力红军指战员的交流，促进了两军的团结和部队建设，增强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当7月中旬徐向前在芦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敌情，并对徐向前说：今后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红一、红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这使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

中共中央对于张国焘延宕红军北上的错误，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希望他能够觉悟过来，服从中央领导，加强两支主力红军的团结，共同北上。7月10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提出：“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迅速集中指挥。”⁽³¹⁾

对于张国焘提出的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坚持组织原则的前提下，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考虑。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就中央的人事安排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张闻天顾全团结北上的大局，主动表示自愿让出自己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位置。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道：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样安排好，表示赞同。⁽³²⁾

在经过充分酝酿后，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习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³³⁾张国焘在讨论中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并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也需要人。会议最后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³⁴⁾(www.xing528.com)

在初步解决了组织问题之后，7月1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计划指出：“依据目前敌情的变化，证明军委6月29日松潘战役计划中关于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然而，“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因此，计划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7月21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第一军由林彪任军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第三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参谋长；第五军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治委员，曹里槐（怀）代理参谋长；第三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第四军由许世友任军长，王建安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第九军由孙玉清任军长，陈海松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第三十军由程世才任军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参谋长；第三十一军由余天云任军长，詹才芳任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参谋长；第三十三军由罗南辉任军长，张广才任政治委员，李荣任参谋长。⁽³⁵⁾

为了分清一些大的是非问题，统一认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从7月21日到22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议由博古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会议的第一天，张国焘首先报告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的评价是：总地说，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缺点错误是有的，但不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他还对放弃鄂豫皖和通南巴根据地进行了辩解。接着，徐向前、陈昌浩分别介绍了红四方面军军事方面的特点和政治工作情况。会议的第二天，徐向前、陈昌浩因指挥部队行动，未参加会议。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相继在会上发言，肯定红四方面军各项工作的成绩，肯定自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因此，才有胜利和发展。同时，也指出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工作中的某些错误。毛泽东发言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国焘领导是没有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找不出任何理由说明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几次没有打退敌人，因为没有准备，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在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在胜利后进攻中放弃的，是不对的。毛泽东还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周恩来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处，也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撤出鄂豫皖是不对的；撤出通南巴是为了与中央红军配合，是对的，但退出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少数民族未发动的情况下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不妥的。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退出鄂豫皖是不妥的。没有能够粉碎第四次“围剿”是因为开始时领导对形势估计上有“左”的倾向，认为那时蒋介石不是对付我们，所以，在战略方面没有准备，很仓促地跑上去。鄂豫皖退出以后，在通南巴打了胜仗还是放弃了，反映对根据地的重要了解不够。退出通南巴时，把所有干部、游击队统统带走也是不好的。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针，没有一定的发展方向，造成了现在一些困难。在西北联邦政府问题上，少数民族还没有发动就成立联邦，结果必将是徒劳的。博古最后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第四次“围剿”后党的路线。芦花会议在指出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工作中某些错误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成绩，肯定红四方面军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对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中央对张国焘仍是采取积极团结的方针。

芦花会议进行当中，徐向前、陈昌浩即于7月22日率军从芦花出发，向松潘县毛儿盖地区进军。进占毛儿盖后，一面了解敌情，做攻取松潘的准备，一面为中央领导人准备住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在会议结束后，也离开芦花，翻越仓德山和打鼓山，于28日到达毛儿盖。

还在7月中旬，蒋介石就在成都召开了薛岳部师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他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是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而在甘陕边之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之企图。7月18日，敌在《川甘边歼匪计划大纲》中判断红军的企图是以一部袭取松潘；“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成，仍回窜川北”。⁽³⁶⁾根据上述判断，蒋介石调整了各部的位置，对围堵红军北上进行了重新部署。到8月初，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薛岳部已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地区，与胡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并利用土司藏兵阻止红军北上，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在这种形势下，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8月初，中革军委召集会议，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了敌情，决定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迅速北进向夏河流域发展。为实现这一新的计划，徐向前和陈昌浩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³⁷⁾计划规定：以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万一无路可走，可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率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夏洮战役计划》制定后，部队开始做北上准备，派人侦察行进道路，但是，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了统一认识，毛泽东、张闻天等分别找张国焘、陈昌浩做工作。毛泽东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反复说，对工农干部，我是很重视他们的啊，他们打仗勇敢，有经验。毛泽东从张国焘的谈话中，了解到他要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尽可能多地提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意图。陈昌浩、傅钟也来找张闻天谈话。张闻天了解到问题后也及时同毛泽东商量。张闻天对毛泽东说，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红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泽东看了名单之后说：中央委员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委员不能增加那么多。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又找其他同志商量，取得了一致意见。

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十八寨之一的沙窝寨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陈昌浩、傅钟共11人。会议的议程有两项：（一）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组织问题。

会议开始即由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作报告。他根据已起草好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对形势与任务作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张闻天报告后，进行了两天的讨论，最后通过了这一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指出：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等活跃在这一地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增大；西北几省反动统治薄弱，又接近苏联、蒙古；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决议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为此，要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决议强调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创造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申明“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决议提出要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并指出其“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在于“对于一、四方面军力量的不信任”，在于“碰到某些困难即表示失去信心，消极怠工，不负责任，与自暴自弃”，在于“对于目前时局的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想到苏维埃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决议明确提出：“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³⁸⁾

会上，张国焘在发言中继续对中央确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西北一边。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不能限于一种因素。他提出，一方面军的领导应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是打掩护战，受了很多损失。而且有失败情绪，部队疲劳，纪律松弛。他还说，红四方面军西征是运动战，怎么说成是逃跑？退出通南巴是否轻视根据地？这些提法都是不对的。到了少数民族区域一定要组织政府，不管你叫不叫联邦。西北特委所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原则上是正确的。陈昌浩在发言中也说，退出通南巴没有错。张国焘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批评。

会议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在讨论中张国焘先后两次发言。他提出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针对他的发言，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为中央委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别情况下这样做。其他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一方面说红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会议经过讨论，坚持不增加人数，但为了顾全大局，搞好团结，也作了一些让步，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员。同时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因未达到全部目的，且受到批评，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也向徐向前发泄不满，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

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于8月10日发布《右路军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并以有力的先遣兵团两个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域，以其主力控制之，掩护右路主力北上；以一部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胡宗南部大部于松潘城附近；岷江两岸的牵制部队殿后，逐段掩护，适时向主力靠拢，衔接前进。8月13日，前敌总指挥部将右路军的行动计划电告了张国焘。

张国焘带着满腹的不高兴回到毛儿盖后，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该电还提出变更行进部署，要求“一、四两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³⁹⁾同一天，张国焘派出左路军先头纵队，从卓克基向阿坝前进，但仍不按中央电示向班佑行动。直到8月19日，才一面令红五军主力由查理寺向班佑探查道路，一面坚持夺取阿坝。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对待张国焘错误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毛儿盖时已经说过，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非政治局成员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因病，朱德、张国焘、周纯全因随左路军行动而缺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的报告。他提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部与陕西交界地区。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报告，主张红军向东发展，并指出，目前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为转移。徐向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也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为之欣慰，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毛泽东在作会议结论时说：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向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廿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决定针对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⁴⁰⁾

毛儿盖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改变的正确。

从懋功会师到毛儿盖会议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展开了反反复复的北上与南下之争。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国焘对敌人的恐惧心理，对前途的悲观失望情绪，以及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所造成的。对于这时张国焘的心态，朱德的分析入木三分，他说：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⁴¹⁾

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会后，徐向前、陈昌浩立即于8月20日晚将会议决定的内容电告朱德、张国焘，说：“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放在洮、黄二河之间不利，不宜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近以便集中灭敌。”⁽⁴²⁾8月21日，陈昌浩、徐向前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提出：“左路可以一部经阿坝，不必肃清该敌，只可迅速向目的地前进。”“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⁴³⁾

毛儿盖会议后，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右路军出动，兵分两路，向北进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英勇的红军踏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