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实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制定的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会师后，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尽快确定新的战略方针，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根据地，成为党和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

还在两军会师前夕，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就在考虑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回忆说：

“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里并不是毫无考虑。我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带立脚生根。其实不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革命根据地，谈何容易呀！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造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为上策。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¹⁶⁾

“我对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是焦急与等待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种考虑和心情之下，当两军的先头部队一经会师，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立即电请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

这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也根据对全国政治形势和两军即将会师这一新情况的分析，着手制定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

两军会师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步步进逼的紧急关头。1935年5月29日，日本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面加紧“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6月10日，国民政府颁布《敦睦邦交令》，公开宣称要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论、行动和团体。7月6日，又以承诺日本方面6月9日“觉书”的形式，达成“何梅协定”，使中国在冀察两省的控制权大部丧失。接着，按照日军的要求，把驻河北省的东北军于学忠等部调往西北“剿共”前线。日本的加紧入侵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抗日反蒋的新高潮即将到来。这表明，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

两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余万人，士气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红四方面军主力正位于岷江两岸之镇江关、片口、北川、茂县等地，可随时向东向北出动。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西北红军在陕甘的反“围剿”作战都已取得了胜利，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并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留在长江中下游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们的行动都在战略上配合着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尽管蒋介石还在部署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但是，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主力薛岳等部尚在川西地区，北面胡宗南部20余个团尚未全部集结。由于其远离统治中心，交通不便，补给困难，战斗力大为下降。四川军阀屡遭重创，减员较大，士气颓丧。同时，川陕甘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派系庞杂，内部矛盾重重，不易协同作战。这些情况表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存在着使中国革命在川陕甘地区胜利发展的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在川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但在两军会师前后，发现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高地瘠，贫穷落后，给养困难，又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适宜建立根据地。这也要求中央尽快寻找和确定新的落脚点。

根据对当时形势和所处地理环境的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定的关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6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就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¹⁷⁾

中央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是赞同的，因为这一方针与他设想的“川陕甘计划”有相似之处。但是，张国焘、陈昌浩的态度不同。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同住在理番的徐向前商量，就于6月17日复电中央，虽然表示“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提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进攻”。⁽¹⁸⁾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与中共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

两种战略方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继续通过电讯联系，同张国焘耐心地交换意见。6月18日，中共中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强调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¹⁹⁾19日，张国焘又以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同意打松潘。主张“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卢（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认为“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²⁰⁾20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中央认为，这一方针关系全局，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²¹⁾

这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在懋功。为了统一思想，解决意见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商决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6月23日，中央领导人到达两河口。24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并立即在当天油印出版的《前进报》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深刻论述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还提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²²⁾张闻天的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6月25日，张国焘在骑兵护卫下到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冒雨站在路旁，欢迎他的到来。随后，召开了会师大会，朱德、张国焘先后讲话，气氛热烈而欢欣。晚上，毛泽东等设宴招待张国焘，请他喝了当地出产的青稞酒。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以及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阐述了在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指出：“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易封锁，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我们也不易反攻。“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要扩大红军，必须在人口多的地方才好，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20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也有数。生活习惯也不适宜。其他物资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决。基于这种分析，他得出结论说：懋、松、理这一地区的地域虽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因此，必须迅速前进，去“川陕甘”。而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在到达那里后再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能向西北突破；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其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被牵制，才能消灭他；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统一指挥，集中于军委。以上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发言。他首先讲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在谈到战略方针问题时，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另一方面却鼓吹其南下的主张。他说，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和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地势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是雨季，长途行军会大减员。松潘北边的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发展条件虽然甘南于我有利，但一定要打下胡宗南。胡敌一定会来追我，至少以15至20个团的兵力牵制我，还有蒋介石的其他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所以，要向甘南发展，一定要打下胡敌几个团，才能立稳。两大主力会合以后，力量增加，指挥统一了，经验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地占领大的区域。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www.xing528.com)

朱德发言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

会上，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也都发了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

张闻天在周恩来作结论之前作总结发言。他指出，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团结一致来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个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或控制松潘。他批评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倾向，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应用尽力量克服困难。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

周恩来在作结论时说，各位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我们的战争方针当然是进攻的。过去在路上也讨论过，但那时是无后方的运动战。现在不同了，要转入反攻，建立根据地，进入更广大的地区同敌人战斗。从两个主力会合至到达预定地区，口号是赤化川甘陕。各部队要行动，行动应迅速。

最后，会议全体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一个决定。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²³⁾

两河口会议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正确地分析了两军会师后的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这时，蒋介石判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可能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故集结川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约90个团，固守江油（不含）、汶川地带，以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所部27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杨森、邓锡侯等部约50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止红军南进。以刘文辉、李抱冰等部约15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向绵阳集中；郭勋祺部集结新津，均策应岷江东岸的行动。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同时，调于学忠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

中革军委估计，敌军的这一部署是企图阻止红军入甘南和岷江东岸，并防堵红军复渡大渡河，及利用西北广大的草原以封锁和困饿红军。如果发现红军进攻松潘并向甘南发展时，胡宗南部将首先向南坪、松潘集中兵力，以扼阻和截击红军，川军和薛岳部将以主力出剑门、昭化、广元，一部出碧口、文县沿陕甘南部侧击红军，以配合由潼关、汉中、西安西进之敌和甘肃五马，与红军作战。

基于上述敌情和估计，《松潘战役计划》确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根据目前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赤化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岷江西岸为进攻松潘的主力，由两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北进，其中，中心在左路及中路。另以12个团组成岷江支队和懋功支队，钳制敌人，掩护主力北进，并适时北撤跟进。

就在《松潘战役计划》制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通过了这一计划，并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为解决两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实现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按照《松潘战役计划》规定的进军路线，红军迅速向松潘开进。从6月29日起，岷江、懋功两支队分别集中于岷江东岸平夷堡、大石桥和清夷堡、懋功地区，钳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主力北进和后方安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共16个团编为左路军，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副政治委员，由卓克基、康猫寺、马塘等地出发，向松潘西北黄胜关、两河口地区开进，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松潘。7月6日，由红四方面军十个团组成的中路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的率领下，从理番出发，计划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向黄胜关前进。同一天，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右路军，在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也从茂县出发，计划经黑水、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王树声率领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岷江支队，则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止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宗南部南向。红一军团和红八十九师一部于7月2日翻越长板山雪山，进至芦花、黑水地区。接着，翻越打鼓山、拖罗冈（又名仓德山）雪山，于10日进到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并于11日攻占哈龙，16日攻占毛儿盖，歼灭胡宗南部第一师补充旅约一个营，俘敌3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轻重机枪19挺，电台一部，并击落敌机一架。与此同时，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也进至黑水、党坝地区。

6月30日前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离开两河口北进。此后，连续翻越梦笔山等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上芦花（今黑水县）。在这里，一面筹备粮食，一面耐心地等待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决定，率军北上，会攻松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