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传播研究：国际学界格局与趋势

环境退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类健康受到损害或者威胁，因此健康传播与环境传播直接相连。健康传播是这样的一门学问：运用沟通策略传递、影响个人与团体，以提高他们的健康；该研究把传播学诸范畴与健康联系起来，并逐渐把提高公众健康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1]。这个概念突破此一研究之简单的医患关系，从而把促进公众健康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也把治未病、政策制定等一系列与公众健康有关的概念纳入研究范围，适合当前国际学界研究的实际。为达到较为准确的认识，我们采用了较为代表性与权威性的国际三大文献索引之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艺术人文引文索引为资料基础，对健康传播之学术研究作数量与内容方面的最新统计与分析（截至时间为2010年7月）^[2]；同时，我们又收集与整理了近40年内30多本较有代表性的此一领域研究之国际学者的专著，对其进行研读与内容分析。力求较为清晰地评析出当前国际学界在健康传播领域研究的主要轮廓、研究方法、代表理论以及发展趋势。

一、健康传播研究的国际学界格局

学术论文是最能反映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发展动态与格局的资源，从主流的国际期刊上查询，其发展动态与格局几近一览无余。为此，我们在三大索引数据库上搜索出标题为“健康传播”的文章共846篇，除去无国别记录文章297篇（多属于非学术题材的书评、读者来信、更正等内容，不能代表学术研究概貌），故得到样本论文549篇，属于核心样本。基于此，我们从作者国别、出版年月分布、出版物分布情况、学科分布等领域展开分析，使样本分析指标进一步量化。

首先，健康传播是以美欧发达国家作者为主体的研究领域。

样本中健康传播的论文作者分布于48个国家或地区（英国分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与北爱尔兰四个区位），表明此领域在世界有诸多国家参与研究，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学术议题。然而，事实上远非这么简单。从图8.6可以看出（图中所标志的作者均为论文的第一作者），美国作者占据论文总数549篇中的293篇，占总数的53％，论文数量上占据一半还多；也就是说其他48个国家/地区加在一起还不到美国一国的总数，表明健康传播研究是以美国作者为主体的研究。这是对其他国家与地区产生一些学术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它提供了议题与可引证的学术成果，因为任何研究都不能平地而起，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学术成果方面的选择性很小。

图8.6

欧洲国家的健康研究领域研究在数量上起着次要的地位。就健康传播领域研究的论文数量来看，英国作者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共有45篇。把欧洲国家的论文加起来为162篇，占据总数的将近30％，但欧洲大陆各国分布很不均匀，基本上形成了以英德为主的西欧、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为中心的北欧研究区域；中东欧的健康传播研究较少，匈牙利只有2篇，而偌大的俄罗斯仅有1篇。

发展中国家研究呈碎片化。相对于欧美国家，发展中国家健康传播研究成果甚少，18个发展中国家总共只有46篇论文，仅仅占8％。这其中，主要集中于南美9篇（巴西7篇、哥伦比亚2篇）、东北亚8篇（韩国5篇、中国3篇）、南亚次大陆11篇（印度5篇、泰国5篇、巴基斯坦1篇）与南非5篇。南美属于美国影响范围内的区域；印巴与南非属于英语区域；中韩属于经济发展较快也属于较为开放的区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传播研究多是碎片化的1篇，研究未成规模。

其次，健康传播研究起始于美国，经英国传入欧洲。为了抽取核心样本，我们选取了415篇纯学术论文（除去会议记录、书评等题材的核心论文）。从收集的样本来看，1996年开始出现论文标题上注有“健康传播”的论文，开始数量较少，仅为1篇；直到2004年以后才出现大规模的增长期。2000年以前出版的健康传播论文主要产生于美国，随后英国与加拿大跟进。其中，1998年的16篇当中就有英国5篇，1999年的18篇中就有英国8篇。到2005年达到最高峰，35篇论文中有英国作者12篇，后来在大规模的增长期，英国论文数目基本保持在5～10篇，没有再增长。欧洲大陆各国的健康传播研究要迟于英格兰，德国在2003年时才有了3篇正式的这类论文。从时间上可以看出，健康传播研究始于美国，经过文化上同源的英国，然后传入欧洲大陆各国。

图8.7

美国引导这一研究另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数是作者们的合作，以第1作者发表健康传播研究的美国论文篇数为293篇，而有美国参与合作的有479篇。我们把这479篇论文进行分析，合作者涉及32个国家、68位学者、非美国第1作者论文186篇。这其中，可以看出美国学者对其他国家同领域学者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参与度是世界性的，几乎涉及各大洲的多数国家（已有此类研究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有9位学者、荷兰有7位、法国有4位、波兰和以色列各有3位、巴西有2位与美国作者合作过。比如印度，第1作者的文章有5篇，其中有2篇与美国作者合作，另外1名是印度在美国的留学生所作；南美巴西作者与美国多位学者合作2篇，且有两名作者为美国留学生；再比如非洲的赞比亚、乌干达、冈比亚，亚洲的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与新加坡，中美洲海地，往往只有1～2位作者出版健康传播的论文，但都有与美国学者合作的记录。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以数量排名第二的英国为例，第1作者数为45篇，而非第1作者论文数为39篇，总共84篇。除去美国以外，这些论文的合作者中，有23位学者分布在19个国家；这其中欧洲国家有14个。除了数量少，且影响力主要限于欧洲，其他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影响力远未及英国。因此，我们说，美国是健康传播研究的发源地、研究者主体，也是研究的主导力量。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迟，受美欧研究影响大，且自身学术话语影响力极为有限。该类论文最早出现在2001年，当时的两篇分别属于中国香港和印度，因为语言上的英文优势，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开始了健康传播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从2001年的2篇发展至2009年的8篇，虽然在稳步上升，单比例仍然很小，影响力有限，特别是在引文上面。在所得到的846篇健康传播的论文中，总共被引用4739次，平均每篇引文5.6次；而有发展中国家作者所作或参与写作的论文共49篇（包括少部分非第1作者），其中被引次数总计为77次（包括印度作者引用10次），每篇平均被引次数仅仅为1.57次，远远低于该类论文平均引用次数的5.6次。更有甚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作者的论文一次未被引用，可见论文没有多少影响力可言。比如49篇论文中，有30篇论文引用次数为0。反过来看，这49篇论文共有引文975次，平均每篇20次，而共有80％的引文引自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以美国为例，美国学者参与写作的健康传播论文479篇（包括非第1作者），被引证次数3205次，每篇平均被引次数为6.69次，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1.57次。不难看出，随着健康传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涉及政策、话语与政治的时候，需要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作为开始，实现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是个突破口。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健康传播研究的国际格局是：以美国为主导、欧美为主体的学术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此类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影响，因美国的作者与其他国家学者合作研究的情况极为普遍。发展中国家此类研究起步较晚，数量少，多在运用美欧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探究问题，而自身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二、健康传播研究的径路及其各自适用理论

美国健康传播著名学者、国立医学图书馆的马萨·左恩（Marcia Zorn）认为，健康传播作为一个专业领域研究已经有45年了，而作为大规模的研究领域也才是最近20年的事情。但是学者们都为健康传播具体研究什么而出现意见分歧，他们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在研究，各不相同^[3]。作为一个实体研究领域，一定会有某些共同的对象和规律，我们对收集到的健康传播研究资料进行梳理与系统化做出健康传播模型图（见图8.8）。

图8.8

图8.8中所示健康传播的对象是病人、个人（生活层面）与公众（社会层面）；传播健康信息方不仅有医方、专业组织（如媒体、环保组织、疾病防治中心等）还有政策制定部门，并且进行交叉传播，从而形成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相当多样与复杂。其目标在于治病救人、个人防治未病、促进公众健康与完善相应的政策体系；采取的手段是各种各样的传播学理论与有效方法。为此我们根据现有数十本国际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探究健康传播的研究径路与主要理论；又因为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情境与范围，故此把理论附于研究径路的后面并加以简单阐释。

（一）医患关系的健康传播研究径路与适用理论

最早的健康传播始于大众传媒诞生之前的医患关系，在大众传媒出现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保持着以人际传播为主的特征；不过，在当前的健康传播研究里，医患关系传播仅仅是特殊对象之间的沟通。代表著作是博林·蕾（Eileen Berlin Ray）编写的《健康传播的案例研究》^[4]，该著作从临床角度探究医患关系有效传播的一些规律。重点从医方角度探讨建立有效交流应有的培训、寻医技巧、职业伦理；儿科患者父母（监护人）、老人与医生的有效交流规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医患有效交流规律等。为此，还通过7章内容论述社会支持理论（Social Support Theory）、文化动力学（Cultural Dynamics）在此类临床传播中的运用。在此著作中，医患关系传播已经被当成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被区分开来，并从医患双方不同特点尝试临床的有效传播规律。

医患关系沟通的另一代表研究是信息编码与设计的学问，代表著作是爱德华·麦伊巴奇（Edward Maibach）的《设计健康信息》^[5]。这本书集中诸多学者成果，试图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研究，第一目标是“以实践价值来挑战所谓‘好’的理论”（P.viii）。合著者帕罗特（R.L. Parrott）从语言学上探讨临床交流中语言编码与词语设计的学问；摩那汗（Monahan）探究医方鼓励性语言的正面效用；而海尔与吉拉德（Hale and Dillard）则研究负面话语（如恐惧诉求）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等。有学者还对女性患者的医疗沟通中的语言编码做了专门研究，代表著作是帕罗特（R.L. Parrott）的《评估女性健康信息》^[6]。此类研究随着女权主义发展在西方日渐兴盛，如克里斯汀娜·贝克（Christina S. Beck）的《健康伙伴关系：建立妇女与护理者之间的关系》^[7]，此书重在从理论与实证角度论述如何有效建立与妇女患者之间的沟通。

除去语言学与一般传播理论以外，适用于医患关系之健康传播研究的理论主要是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与跨理论模型（Transtheoretical Model）；前者强调医患双方详尽而有效的病情与治疗信息沟通，后者强调对病人采取阶段性地康复策略。

（二）大众传媒的健康传播研究径路与适用理论

透过大众传媒来研究健康传播已经是当前这一领域的主流，因它为了促进公众健康这一目标，与当今世界公民社会这一潮流不可切割。杜·普利（A. Du Pre）的著作《关于健康的传播：目前的问题与视角》全面研究健康沟通的大众传播理论^[8]。健康传播虽然属于科学传播的一部分，但很多学者均强调传媒之健康信息的倾向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宣传功能；代表著作是劳伦斯·瓦莱科（Lawrence Wallack）的《媒体倾向性与公众健康：防治的力量》^[9]。此书中认为媒体的倾向性是推进与实现公众健康目的的战略步骤，因为这将会使得政府健康政策之制定部门承受着巨大的公众压力，最终促使有利于公众健康的政策出台。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报告认为媒体的倾向性在21世纪推进公众健康过程中依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10]。可见，媒体倾向性研究主要是针对健康传播之公众目的而言的。

健康传播之大众传媒研究径路还包括新媒体之健康传播，代表著作是理查德·斯特里特（Richard L. Street）的《健康推进与互动技术：理论运用与未来方向》^[11]。专著中认为新媒体互动技术对推动公众与个人理解健康、循证医学与病人康复的重要性。英国学者罗斯·斯克里夫纳（Ross Scrivener）的《因特网上的健康：信息时代的接受战略》一书^[12]，着重从老人护理、精神病、儿童健康与基础护理等角度阐释互联网信息过剩时代健康信息的有效利用，其特点是强调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有效的健康传播。当然，欧美学者新媒体健康传播多以市场为动力，长尾市场特性较为明显。适合的理论为社会过程理论（Social Process Theories）与长尾理论（Long Tail Theory）。前者强调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的关系、群体比较与合群状态之间的关系，对于大众传媒倾向性影响健康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心理层面的理论；后者着重信息的生产与消费的多元性、草根性，强调信息的搜索与推荐功能，这又是建立在新媒体互动技术之上的理论。

（三）健康传播的社会学研究径路与适用理论

首先，社会学层面论述的径路是各类以促进健康为目的之专业组织的社会运动，属于组织传播，代表著作是罗纳尔德·赖斯（Ronald E. Rice）的《公众传播运动》^[13]。该书用31章的内容论述以促进健康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如献血、环境保护、禁烟、防止森林火灾、酗酒、抵制毒品与艾滋病防治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传播方法以及评估传播社会效果的方法等。该类侧重社会运动在公众传播中的劝服效果，理论涉及器官捐献模式（Organ Donor Willingness Model）、激活理论（Activation Theory of Information Exposure）与风险传播理论。前者侧重主动者参与的动力（知识与价值体系）、个体参与条件（需要与满足），后者则看重被动参与的原因（避免更严重的后果）。

其次，政治经济学研究径路与适用理论。从政治与经济视角考察健康传播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对医患关系与大众传媒的一次突破，代表学者是博林·蕾（Eileen Berlin Ray）。她在《健康传播与选举权：社会健康问题与后果》^[14]和《传播与选举权的个案研究：社会健康问题的解决》^[15]两本书。前者从政治权利（选举权）、经济收入和信息传播等纬度论证了一个基础性概念“传播与选举权关系”（Communication-disfranchisement relationship）；后者系统地列举了艾滋病、家庭暴力、不孕、贫民区环境等一列健康问题，并尝试从信息传播即“传播与选举权关系”角度来论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适用于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主要是“健康知识沟”（Health Knowledge-Gap）与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前者强调由于经济地位差异而导致的对于健康信息、健康知识之接受与理解的差距，落后者健康状况恶化（如艾滋病在穷人中传染率比一般人群要高），也最终导致在政治上的被边缘化；后者强调因为经济差异，有色人种被安置于环境恶劣的区域（如废品区、工业污染区），健康受到富人（工业利润既得者）的伤害。

（四）残疾人传播研究径路与适用理论

残疾人传播（Communication and Disabilities）在西方日渐开始盛行，代表性著作为布莱斯维特（D.O Braithwaite）的《与残疾人交流手册：理论与运用》^[16]。该书从社会心理、组织、大众媒体与文化角度探求残疾人有效传播的各种变量，认为残疾人传播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新媒体环境下残疾人传播是一个新发展，代表作品是吉拉德·格极恩（Gerard Goggin）的《数码残疾人：新媒体时代的残疾人社会构建》^[17]，探究互联网时代以盲人为主体的受众如何有效进行数字传播，重在强调变革多媒体技术以适应盲人交流。总的来看，残疾人传播重在效果研究，其他为自变量；主要途径是调查访谈与问卷法，理论性在逐渐确立。适用于此类传播研究的理论主要为社会支持理论（Theory of Social Support）残疾人文化动力学（Disability Culture），前者认为强调此类有效传播依赖于外界的情感、认同与物理方面的支持，如电视新闻需要配有手语；后者看重有效交流中应尊重残疾人特有的心理与价值体系，如与残疾人说话要尽量地说“我们”，而不要说“你”，因为他们怕被孤立。

（五）老年健康传播研究径路与适用理论

健康传播与老人的结合是传播学最新发展的一个动向，是西方老龄社会进一步深化的时代需要，代表著作是乔恩·努斯鲍姆（Jon Nussbaum）的《老龄、传播与健康：幸福老年的理论与实践》^[18]。这本书认为幸福晚年是建立在有效传播为基础上的物质、情感与认知等诸方面因素（P.Ⅻ）之和，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建立这种有效传播的内部规律（老年人的特征与健康传播目标）与外在条件（社会提供各类条件及可能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这本书研究的特征。之后的著作有杰克·哈伍德（Jake Harwood）的《理解传播与老龄化》^[19]一书，把老年健康传播的有效条件延伸到生物学、社会学与心理学领域。老年健康传播的适用理论主要是老化沟通的困境模式（Communication Predicament of Aging Model）与老年强化沟通模式（Communication Enhancement of Aging Model）。前者是指外界（如中青年人）根据年长族群的外表特征（如白发、气质、语词等）就可以做出适应老年人交流的用词、态度、口吻等调整，以便和老年人顺利交流；后者强调在多种环境影响下，根据老年人某些生理老化特性，取长补短，在交流时尽量通过优化或强化信息传播的形式或内容以弥补某些老化器官之感知不足，达到有效沟通。

（六）重大传染病之健康传播径路与适用理论

一些重大传染病一直是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如艾滋病病、乳房癌、SARS等对公众健康造成重大威胁的传染病。艾滋病之健康传播研究最多、内容最丰富，代表性著作是斯科特·莱特詹（Scott C. Ratzan）的《艾滋病：1990年代的有效健康传播》^[20]。这本书从社会伦理学与有效传播角度来探讨如何防止艾滋病的传播，首先从组织传播即社会运动来探讨对公众的教育，第二部分从大众媒体的传播技巧来论述公众对防止艾滋病认知，最后从政策角度来讨论阻止艾滋病传染的外部规制。文中从理论层面提出了一个COAST（Communicaiton，Options，Alternatives，Standards，Trust）传播模式，认为防治艾滋病很重要的传播机制是一种协商对话机制，认为医生、亲戚、社团都是这种多向传播的对象，这种以信任为基础上的选择、比较与正常化的沟通是防治艾滋病很好的传播方法。当然，适用于重大传染病传播的研究理论多采用恐惧诉求（Fear Appeal）。

（七）健康风险传播（Health Risk Communication）之径路与风险理论

风险传播理论适用于大多数健康传播研究，因为健康传播的受众主体是公众而不是少数病人，风险面对未来又立足现在，是后工业社会的普遍特征；通过风险来研究当前的健康较为普遍，代表著作是马克·罗伯森（Mark Robson）的《环境健康的风险评估》^[21]，该书认为公众与个人的健康风险存在于不利的环境当中，这些环境包括生态要素（如水、空气、食品与动植物等）和社会环境（国家政策、工业利润、消费观念、市场食品管理等），健康风险传播就是要评估这些风险并揭露出来以便引起注意，使问题得以解决。健康风险传播的另一推进是适用于某一重大传染病研究，代表著作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布兰德·麦基（Brenda Mackie）的《健康风险传播》^[22]，从分类取样与内容分析的角度论述了2002年至2008年6年间新西兰报纸对禽流感之风险的评估、揭露与分析，思路大体以布兰德的理论纬度为框架。

三、健康传播研究的趋势(www.xing528.com)

学者们较为统一的意见是健康传播研究大体上始于1960年代；真正兴起于1990年代；学术论文大规模增长出现在2000年以后。基于此，我们最后一部分尝试研究这些年来发展的趋势，我们通过学术论文各要素的量化、著作文本阅读来尝试达到这一研究目标，其科学性在于既有量化又有内容分析，样本包含三大引文数据库所有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学术论文。

（一）研究方法日益多样与学科性日渐明显的趋势

多数学者认为健康传播傍依传播学，而传播学因为其理论的杂乱又无体系长期以来不被承认为一个独立学科，属于传播学一个研究分支的健康传播也经历了这种长期边缘化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415篇健康传播纯论文来分析；其起始年份为1996年，最终年份为2010年上半年。取样中非学术论文（如会议简要、书评、编辑评论等）全部去除。

首先是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在三大数据库中，能够找到以“健康传播”为标题的论文最早刊载年份是1996年，这一年仅有一篇这样的论文，论述家庭成员在福利沟通方面的问题，属于人口社会学中的家庭研究；可见健康传播研究早期傍依其他学科。1997年有10篇论文，涉及9个学科（其中包括1篇论文占据多个学科的情况），其中公众、环境与职业卫生占主角，有4篇，而传播学仅为2篇，医药与护理学3篇文章占据3个学科；再次是信息科学与跨学科研究4篇文章占据3个学科；最后是健康政策1篇1个学科。也就是说，早期的健康传播研究较依傍医学与信息科学，传播学属于从属地位；总体来看，早期研究方法较少（多学科少，后来日渐丰富）且学科性不明显。

健康传播研究的多学科性逐渐变得丰富起来，从2000年以后的取样来看，2000年与2001年都是19篇论文、横跨21个学科；2002年21篇横跨22个学科；2009年65篇33个学科；2010年（上半年为止）29篇横跨30个学科。也就是说，健康传播研究一直处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之中，并日渐丰富起来。我们所说它属于传播学多少有些牵强，因为从诞生之日起到现在，在该类研究中传播学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多学科交叉研究表明这一研究领域之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很多学者说健康传播难以说清楚其研究对象也是针对这一事实有感而发的。

其次，健康传播研究的学科性也日渐明显。即使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性，但这并不阻碍学科性的逐渐明朗，我们统计2000年及以后的论文内容以及学科会发现，处于多学科交叉研究之中的健康传播论文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在这11年当中采取3阶段样本考察，第一阶段（2000～2001），2000年公共健康类论文8篇，占当年健康传播论文数量的42.1％（排在当年分类数量第1位），健康政策类3篇（排第2位），占21.0％，传播类2篇，占10.5％（排第3位）；2001年公共健康类论文8篇（排第1位），占38.1％，传播类4篇（第2位），占19.0％，健康政策为3篇（第3位），占14.3％。第二阶段（2005～2006）样本的2005年传播学与公共健康类论文各有6篇，各占17.1％（排名第1～2位）；2006年传播学论文有11篇（排第1），占28.2％，公共健康类8篇（排第3），占20.5％。第三阶段样本（2009～2010）的2009年公共健康类论文21篇（排第1），占32.3％，传播学类15篇（排第2），占23.7％，健康政策类8篇（排第3），占12.3％；2010年上半年传播学类论文7篇（排第1），占24.1％，健康政策类6篇，占24.1％。我们从抽样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健康传播论文的研究主要内容在公共健康、传播学与公共政策上。

我们把1996年至2010年415篇论文内容分类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公共健康类论文共109篇，排位第1，占总数的26.3％；传播学类论文83篇，排位第2，占总数的20％；健康政策类论文48篇，占总数11.6％；三项加起来占58％。因此我们可以阐释健康传播研究的学科特性：公共健康是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多年来比例逐渐增大，公众健康已是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对象；传播学研究的比例在逐年增大，表明健康传播逐渐向传播学靠拢。这三方面基本上规划出健康传播研究的学科特性。

（二）研究对象由个人为主转向以公众为主

首先，健康传播由医患关系研究转向促进公共健康研究。理查德·托马斯（Richard K. Thomas）在健康传播历史回顾^[23]当中认为，健康的出现是以关照个人为起始点的。他认为，20世纪初期，包括西方在内很少有医生，只能寻求民间医药（folk medicine）；真正的现代医学时代是在二战以后，出现了医患关系的科学交流（1960至1970年代的“黄金时代”）。由于充斥着太多的医药专业用语，随着消费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新闻媒体开始出现大规模大众化的医药信息。因此，在20世纪末期开始出现西方国家的社会保健浪潮及其市场化营销，各大保健机构与公司争相向大众推销自己的健康商品与服务，大众传媒正式把医药服务推向大众，健康传播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在美国，奥巴马上台后急须得到公众支持而推进医疗改革（美国是西方大国中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健康议题已经成为美国媒体主要报道形式之一，健康传播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推进。从学术界来看，健康是一个公众议题而非个人话语。

其次，健康传播研究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基金支持，开始把公众健康作为最主要的研究目标。我们考察三大索引数据库标题为“健康传播”的学术论文里，最早出版的时间是1996年，而1996年至2007年这12年间所有健康传播的论文都没有得到社会基金的支持，所有研究基本上是大学、研究所与业界人士自发状态下的研究成果；至2008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发表的健康传播论文中有20个基金参与23篇研究论文的研究与出版资助；2009年有32个基金参与资助了33篇学术论文；到2010年上半年为止，共有18家基金参与20篇论文的资助。这种得到基金赞助出版的健康传播研究趋势日益明显。目前已经出版的健康传播论文中，有72家基金支持出版了76篇健康传播的学术论文，这些基金来自美国、丹麦、荷兰、澳大利亚、瑞典、匈牙利、瑞士、日本、中国和韩国等10多个国家或地区，这些都是最近3年才发生的以推进公共健康为目的学术研究，且趋势在明显加快。

注释

[1]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Health Communication” ［EB/OL］，http：//www.healthypeople.gov/document/html.

[2]　研究方法：资料基础是三大索引资源（ISI）；其属于世界领先的引文数据库，涵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领域具有高影响力的10000多种期刊.因此，大体代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概貌.其科学性在于，利用三大索引自带软件可以客观地查找出主题内容、作者身份、国别等一系列资料；再通过软件Leximancer的文本挖掘可以弥补数据库自带软件对于文本内容深度分析的不足；最后是通过对主要作者文章的查读与其背景分析，弥补软件分析的局限性与文本的不足.

[3]　Marcia Zorn，“CBQ REVIEW ESSAY：Health Communication：A Review of Books Since 1990”，Communication Booknotes Quarterly，Volume 32，Issue 3 September 2001，pp.149-170.

[4]　Eileen Berlin Ray，Case Studie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2.

[5]　Edward Maibach，Roxanne L. Parrot，eds. Designning Health Messages：Approaches from Communication Thoery and Public Health Practice，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5.

[6]　Roxanne L. Parrott，Celeste M. Condit，Evaluating Women's Health Messages：A Resouce Book，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6.

[7]　Christina S. Beck，Partnership for Health：Building Relationshisp between women and Health Caregivers，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7.

[8]　A.Du Pre，Communicating about Health：Current Issues and Perspectives，California：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2000.

[9]　Lawrence Wallack，Advocacy and Public Health. Power for Prevention. Newbury Park：Sage，1993.

[10]　Institute of Medicine （U.S.），The future of the public's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3.

[11]　Richard L. Street，Health Promotion and Interactive Technology：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7.

[12]　Ross Scrivener，Mapping Health on the Internet：Strategies for Learning in an Information age，UK. Abingdon：Radcliffe Medical Press Ltd，2002.

[13]　Ronald E. Rice，Public Communication Campaign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2000.

[14]　Eileen Berlin Ray，Communication and Disenfranchisement：Social Health Issues and Implications，New Jersey：Lawrence Erbaum Associates，1996.

[15]　Eileen Berlin Ray，Case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Disenfranchisement：Applications to Social Health Issues，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6.

[16]　Dawn O Braithwaite，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Research and Application，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0.

[17]　Gerard Goggin，Digital disability：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sability in new media，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18]　Jon Nussbaum，Aging，Communication，and Health：Link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forSuccessful Aging，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1.

[19]　Jake Harwood，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and Aging：Developing Knowledge and Awareness，Los Angeles：Sage Publications，2007.）

[20]　Scott C. Ratzan，AIDS：Effective Health Communication for the 90s，Washington DC：Taylor & Francis，1993.

[21]　Mark Robson，Risk Assessment for Environmental Health，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Inc，2007.

[22]　Brenda Mackie，HealthRrisk Communication：Reporting of Avian Influenza in New Zealand Newspapers 2002-2008，New Zealand. Ilam Christchurch：University of Canterbury，2009.

[23]　Richard K. Thomas，Health Communication，New York：Springer，pp.39-44，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