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新闻发展中的问题和超越：跨文化视野中的格局

随着全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以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大众传播研究日益凸显成为全球学术的重要话题，而环境传播正好概括了生态议题与传播的这种关系。环境传播是指有计划地以媒体生产为中心的交流过程，其目的在于支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政策制定、公共参与以及相关目标的完成^[1]。我们采用此概念是因为其涵盖媒体为中心且以和谐发展为目标，并旁及其他传播形式；为了资料的代表性与权威性，我们采用国际三大文献索引之科学引文索引（简称 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和艺术人文引文索引（简称A&HCI）为基础，对环境传播之学术研究作数量与内容方面的最新统计与分析（截止时间为2010年5月）^[2]，力求较为清晰地评析出当前国际学术界在生态议题之传播领域研究的主要轮廓以及其学术派别。^[3]

一、以美国为主体的环境新闻研究

以媒体为中心的生态问题研究最早出现在美国新闻界，在三大引文数据库的关键词中也得到体现，即“环境新闻”，出现频率排在第三位中间除去了“Study”、“Management”、“research”等学术研究之形式上的惯用词.），因为以新闻学的理论来研究环境问题，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最近，故此作为我们研究的第一部分。在三大引文数据库中，以“环境新闻”为主题的文章一共有24篇，为了明晰这个领域学术队伍的整体概貌，作者（包括第一署名以后的作者都计算在内）具体国家分别如图8.1所示。

图8.1

美国作者有16位，占据总数的61％；澳大利亚的作者3位，占总数12.5％；英格兰作者2位，占8.3％；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瑞士与阿根廷作者各1位，各占4.2％。总体来看，这个研究领域美国作者占据绝对多数，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起着数量上的主体地位，其他国家远不能企及。我们所说的以美国为主体的环境新闻研究主要根据来自于此。

在美国为主体的环境新闻研究中，以大学研究为最多，达到10位作者，也就是属于所谓的学院派。分别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2位）、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2位）、杨百翰大学（传播系1位）、布鲁金斯学会（1位）、中央密歇根大学（新闻系）、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电影与媒体系1位）、田纳西大学（传播与公共事务系1名，即约翰·帕伦教授）、朱尼亚塔学院（亨廷顿学院1名）。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从新闻与传播学入手，篇幅达到13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环境新闻研究领域的作者或多或少地彼此影响，从而形成在环境新闻研究上的某些共同特性，那就是理论上具有新闻业务上的可操作性，这种特性与美国环境新闻记者协会（SEJ）密切相关，因为现有的环境新闻研究人员多数属于该协会成员，他们除了定期学术会谈，而且在业务上形成了多种交流机制。美国大学的环境新闻记者与高校环境新闻教育，都与该协会有着密切的人员相互流动，并在学术研究上有共同的领地与某些价值观上的共同特质。

美国的环境新闻研究框架通过美国环境记者组织与大学教学或科研构成群体特色。以中央密歇根大学新闻系教授约翰·帕伦（John Palen）为例，帕伦在媒体做环境记者20年后于1984年进入中央密歇根大学新闻系教授环境新闻，他先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MSU）新闻专业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涉及环境新闻领域的毒物纠纷问题，受到MSU新闻学的影响，并成为美国环境新闻记者协会的一员。MSU的纳尔特环境新闻中心（KCEJ）主任是吉姆·德特金（Jim Detjen），是美国环境新闻记者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卸任后主动进入MSU的KCEJ做主任，其在MSU创办的杂志《环境新闻》与在SEJ创办的《环境新闻记者协会》季刊一脉相承。帕伦在中央密歇根大学新闻系作主任期间（1993～1996），其开创的公共事务传播就得到时任SEJ主席的德特金先生的支持，并涉及环境新闻研究，帕伦也经常在《环境新闻记者协会》季刊上发表文章（一般成员也要在上面交流）。故此，帕伦在SSCI期刊（Scince Communication）的学术论文，就是研究美国环境新闻记者协会如何维持独立性、进而影响到美国环境记者报道独立性的议题^[4]。美国环境记者为了抗击工业利益集团以独立发出声音而团结在SEJ之下，又由于记者进入大学校园/研究机构而在学术领域内具有了某些共同的特质，故此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流派特征。

美国环境新闻研究通过国际人员交流而向外扩散，这一点在阿根廷的环境新闻研究上较有典型性。希尔维奥·维斯鲍德（Silvio Waisbord）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其环境新闻研究影响到阿根廷学者。主要是因为他早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社会学，后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拿到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并在罗格斯大学与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拉丁美洲媒体与公共事务，是美国环境记者协会成员。恩里克·佩鲁佐蒂（Enrique Peruzzotti）是阿根廷学者，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阿根廷社会科学学院（FLACSO）的教授，因为研究领域上的相近，与维斯鲍德成为好友。佩鲁佐蒂也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富布莱特研究员，并执教于康奈尔大学，深受美国环境新闻研究的影响。维斯鲍德与佩鲁佐蒂在SSCI期刊上（Media Culture & Society）的论文就是采用美国环境新闻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来研究阿根廷的环境运动与环境新闻报道的倾向性问题^[5]。又由于佩鲁佐蒂在阿根廷问题上的研究地位，他又进一步影响到阿根廷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斯穆洛维茨·C与学者卡塔利娜·S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珍妮·G的阿根廷媒体问题研究。因此，美国的环境新闻研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阿根廷学者及其对于拉丁美洲媒体问题的研究。

环境新闻报道的独立性问题一直是这批学者研究的核心，即希望环境报道与记者相关组织不要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而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代表学者为毕姆·R·A（印第安纳大学）、帕伦·J·A（中央密歇根大学）等；客观性与倾向性以环境运动为切入点（如阿根廷），认为环境新闻受到社会运动与政治的影响明显，代表学者为希尔维奥·W（乔治·华盛顿大学）、恩里克·P（托尔夸托迪特拉大学，阿根廷）；环境新闻观念因为利益问题而出现冲突，从而影响到对真实性的揭示，代表学者为林恩·M（塔斯马尼亚大学，澳大利亚）；环境问题需要全球联合，而地方利益与之矛盾，体现出环境新闻利益之公共性与地方利益之偏向性的冲突，代表学者为斯特曼·J·D（斯隆管理学院）与萨契斯曼·D·B（田纳西大学）；有专门对新闻文本框架进行研究的，如对《洛杉矶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之6年内容的文本挖掘，找到这类新闻的框架，代表学者为罗根·R·A（密苏里大学）、曾军·P（韦伯斯特大学）；研究领域同样深入到环境记者领域，认为环境新闻记者需要身后的专业素质教育，因此需要科学家与环境记者多交流，代表学者为威棱蒂·J·M（杨百翰大学）；环境新闻属于科学传播，其科学术语与新闻大众语言需要专业性的转化，代表学者为埃克斯利·R（墨尔本大学·澳）。

图8.2

环境新闻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在数量与影响力上逐年凸显其地位。从收集的三大索引资源之24篇环境新闻的学术论文来看，这一领域每年发表的数量（自1997年开始到2010年5月）总体趋势在不断增加，最近三年发表数量都在3篇及其以上；从被引用的文章次数来看，2007年之前已经发表的此类论文引用率皆低于10次，2008年至今皆高于10次。其中，这类在当时已经发表论文2008年被引用15次，2009年为23次，2010年前5个月为22次，被引用次数逐年增加，且速度惊人（虽然后来已经发表的论文有数量上的优势，但传播学术界认为新发表论文被引证有效期限一般在2～4年，2006年以前的论文在2010年及以后被引用的可能性减少）。这意味着环境新闻研究领域的论文不仅在逐年增加，而引用这一领域的论文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被引证是因为赞成或否定议题可能性的增加，必然也会对被引用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议程设置或框架的作用。故此，随着实践的发展，环境新闻作为生态议题与传播研究一个领域的趋势会变得更加明显。

二、以欧洲为主导的环境风险研究

三大索引资源中，与“环境传播”相连、排在第一位的是“Risk”；以“Risk Communication”和“environment”为主题词搜索出的三大数据库文章为610篇，覆盖58个国家/地区的作者，涉及134个学科类别，超过500家学术期刊；其中“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排在第一位（92篇）；“环境科学”排在第二位（61篇）；“精神医学”排在第三位（25篇）；“传播学”排在第四位（19篇）；出版时间较为规整，从2001年的13篇到2009年的81篇逐年稳步提升。这意味着风险传播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各类与环境及其相关的研究领域，而且相当深入、逐年倍加。如果对此样本进行分析，既无必要也没章法，因为相当一部分远离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的学科范围，如“微生物学”、“牙医学”与“应用化学”等。因此，我们需要立足大众传播学科研究，重新规范三大索引资源，保留部分传播学科论文，再把标题定为“Risk Communication”、把主题定为“environment”，这样就可以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样本28个，比较适合内容分析与研究，时间上跨度为1998～2010年，基本上是以传播学、社会学和跨学科为主的风险传播研究，适合学科实际，时间跨度与大样本也相当。

在环境风险研究当中，美国的研究仅有7篇，占据总数的24％；英国研究6篇（包括英格兰与威尔士），占总数21％；德国与比利时各为3篇，各占总数10％；瑞典2篇，占7％；芬兰、捷克、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各有一篇，各占总数4％；加拿大2篇，占7％。总体来看，在学术研究上欧洲因为地缘政治上的相近性，其在学术研究上也会因此而相互影响与促进，因此欧洲研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相加的话，那么欧洲这类研究共有18篇，占据总数的62.3％。事实上，研究这些论文的作者与观点及其内在逻辑，正好印证这一点，那就是环境风险研究是以欧洲学者为主导的一种流派，目前美澳加研究学者都深受其影响。

图8.3

从环境风险研究的论文索引文献里，很容易找到被引最高的学者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被引总次数为1053次，以其2000年的“国际视野审视：第二现代化时期的社会学”^[6]为例，就被三大数据库引文引用过97次；出版时间贝克风险论文可以追溯到1993年（被引次数为14次），时间最早，引用次数最多。因此，贝克处于这类研究的核心地位。事实上，早在1986年贝克就用德文发表了“风险社会”的论文，第一次从理论上规范了风险的含义；1992年出现了他的英文论文“风险社会：迈向新的现代化”。贝克的风险理论本来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与媒体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新闻学与传播学最早皆来源于社会学研究），贝克也很注意在风险理论中涵盖环境与生态问题的研究，这也直接导致欧洲其他国家传播学者在研究上的跟进。以贝克最新的一篇研究论文为例，其论题就是研究环境风险的复杂性与跨学科特征，但核心是研究其话语的生成机制^[7]。贝克风险论文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其这一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情况来做补充说明，被引次数逐年升高（见图8.4）。

图8.4

以欧洲为主导的环境风险研究的生成机制还有人员互动因素。因为欧洲地缘范围较小，学者互动的机会就多，也导致学术上的相互借鉴与影响。在德国国内，贝克的追随者Erlangen-Nurnber大学社会学教授伊丽莎白·贝克格伦歇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把贝克的风险研究延伸到与环境有关的人口与再生技术领域。在英国，贝克在卡迪夫的威尔士大学、伦敦经济学院（LSE）作过多年教授，又直接影响到其同事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她是最早把贝克德语思想转变成英文论文的显要学者之一，又把贝克的风险及反思性现代化研究延伸到语言、文化与媒介技术等领域，其三大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时间化的反思现代化”就能清楚地展示芭芭拉与贝克在环境问题之风险研究上的传承关系（被引9次）^[8]；威尔士大学医学院的林德赛·皮罗（Lindsay Prior），其研究领域为医药社会学，又把贝克的风险理论延伸到健康传播领域，三大引文数据库的代表作品为“普通医生的难题：医疗传播中的风险”^[9]。英国布鲁诺大学文化中心的鲁斯·麦克奈利（Ruth McNally）环境政策与健康研究的学术背景，又把政策研究纳入与环境有关的风险传播当中。因为地缘上的接近性，又加上后工业社会风险存在的普遍性，风险理论也因领域的扩大，环境领域的研究也呈现出多角度性。但总体来说，欧洲与环境相连的风险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入手，带有明显的批判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的特征。

欧洲的这类研究也有从媒体入手的尝试，代表学者为瑞典歌德堡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的塞里奥·费雷拉（Celio Ferreira）与厄勒布鲁大学（Orebro University）媒体与传播学院的乌尔里卡·奥罗森（Ulrika Olausson）。前者尝试从食品广告构建的依赖因素入手，认为不同文化、消费群体、营养学家建议与营销方法产生不同的食品广告之虚构形象，风险信息就此产生^[10]；后者则从瑞典三家报纸有关全球变暖的环境风险构建入手，指出新闻逻辑与科学逻辑在归位环境风险方面的冲突，从而指出新闻学报道的国家定位与全球变暖的跨民族之间的冲突^[11]。不过，奥罗森新闻学研究的社会学痕迹明显：他把全球变暖的环境风险归责寄望于欧洲跨国界的政府间协作，希望通过欧盟规定媒体全球变暖报道框架来达到消除环境风险，这也是欧洲环境风险研究学者的普遍特色。

真正从大众传播学角度来研究环境风险的还是在北美——美国与加拿大，其中美国最有代表性。从美国的7篇样本来看，皆在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12]；其中，结合健康传播研究为主线，因研究领域具体而新闻专业主义特色甚为明显。普度大学传播系在健康传播研究上地位突出，代表学者昀伊·朱（Hyunyi Cho），其论文对美国8家杂志1997～2006年女性用户晒床（Tanning Bed）健身的风险内容报道进行分析，认为媒体对于晒床的皮肤癌风险报道与防治措施同时在增加，因为晒床对女性健身的确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健康风险^[13]。这类风险研究在美国俨然成为一个流派，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传播系的詹妮弗·霍尔（Jennifer Hall）、德波尔大学（芝加哥）传播学院的卡琳·科斯莫斯奇（Carin Kosmoski）均为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另一派别则是以自然与生态物之风险传播为对象的研究，代表院校为密歇根州立大学（MSU），其以五大湖区生态为研究对象的纳尔特环境新闻中心与该校诸多院系之教研交叉，从而形成这一特色。MSU渔业与野生物系的梅勒迪斯·戈尔（Meredith Gore）就是研究野生动物类风险报道的大众传媒效果^[14]；康奈尔大学自然资源系芭芭拉·克努斯（Barbara Knuth）也属于这一类研究者。

环境风险的构建需要权利，因为涉及问责主体。故此，在科学真实与媒体的客观之外，总会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归责，这就牵涉环境风险的政策乃至伦理学问题。这类研究的代表为休斯敦大学传播学院的罗伯特·海斯（Robert Heath）与田纳西大学广告与公共关系学院的迈克尔·帕伦查（Michael Palenchar）^[15]，他们又从媒介的社会环境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来讨论环境风险之外的风险，从而使得环境风险研究又进入到科学、媒介规制与环境伦理学领域。

环境风险传播研究的理论建立在德国和英国的一系列作者完成的风险社会论述基础之上，总体上分布在欧洲与北美两大区域。在欧洲，环境风险传播的研究主要以社会学为主轴，以传播社会学和跨学科研究为辅助，主要体现在价值判断与社会解决的途径上，可见，其发展受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批判学派的影响；而在美国，更多地利用传播学来研究环境风险，主要集中于传播理论、方法与效果等领域的研究，最明显的研究在于统计取样为基础的媒介效果研究，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较为明显，而社会批判性较弱。这是当前用风险来研究环境传播的大体概况，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体现出不同领域的理论关照功能。

三、普世的和谐发展之生态文化研究

在三大引文数据库的关键词的排列中，处于第二位的是“文化”，变换“环境”为“生态”，就可以获得“生态文化”这一学术用语，因为意义未变而学术语言性更强，更符合本论文研究的要求。从传播学研究领域来看，文化研究一直是欧洲批判学派的重要特征，与美国实用主义之经验学派的芝加哥学派齐名。故此，生态文化研究是我们论文研究的最后一部分，虽然相对前两个议题而言略显边缘色彩，但作为一个国际研究的概貌评析，这是本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以“生态文化”为主题词，得到三大引文数据库论文1797篇，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140篇（占28％），中国44篇（8.8％），加拿大36篇（占7.2％），排在14与15位的墨西哥与巴西各为5篇（各占1％）。相对其他研究领域，这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论文较多，但不同的是，这类学科不仅仅限制于传播学，而是涉及社会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人文科学与诸多跨学科研究，其中，出现较多的关键词是“可持续”（Sustainable）。为了更利于研究，我们重新把“生态文化”作为标题在三大索引中搜索，得到53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区位分布如图8.5所示。

图8.5

从图8.5中可以看出，作者涉及世界主要国家，包括欧美主要国家、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其中，美国占据这类研究的40％，篇数为18；英格兰位居第二为7篇，占9％；澳大利亚与日本各4篇，占9％，位居第三；德国与俄罗斯各有3篇，占7％；中国和印度各为2篇，占4％，位居第五。这些论文发表的期刊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上以环境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属于大文科范围。我们的目的在于探究这些主要国家的研究情况，并力图给这些研究归类，发现其共同的地方或区别。

在美国的生态文化研究当中，最为显眼的是有三篇文章同时评论维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的一本新书《环境文化：生态危机的原因》^[16]，这几篇文章的作者分别是科罗拉多大学哲学系的卡特·A、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系的弗拉莎·L（Fraser L）与威廉姆斯学院的社会学家舍甫琴科·O（Shevchenko O.），都从各自学术领域赞赏普拉姆伍德在这本书里的观点，即传统文化（特别是人文主义与消费文化）导致目前的生态危机，因此人类要解决生态危机需要重建尊重生态规律为中心的生态文化。这一点，美国学者是继承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批判精神，认为我们时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基督教文化。舍甫琴科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员，由此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生态文化研究与美国学界具有某种程度的相承性，他们都继承了林恩·怀特对基督教的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尝试按照生态规律建立生态文化来取代现有的基督教人本主义与消费文化。(www.xing528.com)

在欧洲大陆相关国家，此领域的学者主要集中于管理学为中心的研究。英国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管理系的博金·F（Birkin F）从管理学角度计算生态成本来看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化内涵^[17]；德国波茨坦气候研究所的舍恩胡贝尔 （Schellnhuber H.）认为工业时代认的道德与文化在没落，全球环境管理需要通过生态规则与秩序建立一种生态文化来约束全球环境系统的破坏行为^[18]；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弗朗卡·B（Franca Bellarsi）则强调这种生态文化在全球生态危机中的重要性，并且强调生态文化在管理与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中的普世价值。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亚尼特斯基（Yanitsky，O）认为生态框架中文化元素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普世价值，而且可以代替其他手段，应该在生态框架中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日本学者在此与欧洲大陆相似，注重管理而非理念批判。日本学者矢野则通过对北海道佐吕间湖的150年生态变迁的考察，从佐吕间湖的浑然天成到逐渐被人类污染的过程，认为主要是背离生态规则，强调以生态规则为基础来建立新的管理秩序（即生态文化）^[19]。总体来看，欧洲大陆与日本学者较为强调生态文化对于当前解决生态危机的管理上的作用，从具体问题入手，以普世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避开概念纠缠，与美澳的内涵研究形成较为鲜明的对照。

作为第三世界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与中国的生态文化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并未形成规模，我们能够检索到的文章多从一些旁及的专业领域来论述生态文化问题，其中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从传统生活中寻求东方生态哲学智慧，阐释生态文化。中国科学院张·HP等从中国北方蒙古族游牧生活方式与草原地貌着手，认为古代蒙古游牧文化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化及其规则，因为这个区域注重可持续发展，历史上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而农耕文化加速荒漠化^[20]。从论文内容来看，作者没有论证什么是生态文化，而是把其目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归宿，从而使得生态文化具有了普世价值。印度学者也同样具有这方面特征，印度农业大学（Cent Agr Univ）农林学院的辛格·R（Singh，Ranjay K.）也利用印度畜牧业（牲畜喂养）的传统文化来比之生态文化，认为这种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文化促进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1]。这中间也没有论说什么是生态文化，同样与普世价值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

准确地说，生态文化研究是多样化的，很难通过短短的数十篇学术文章来精确地总结其特征。但三大索引是一个窗口，且通过这些数据库的分类、统计与阅读，大体上可以知道一些侧面。在生态文化的研究中，可持续发展被看做普世的价值贯穿于各类学者研究之中，但也表现出各自的不同侧面。英美的人本主义批判研究在于探寻生态文化的伦理学基础；日本欧洲大陆的生态文化诉诸管理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中印的传统生活与文化哲学的研究在于建立东方智慧的生态文化，共同的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pplying Communication Tools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Paris：OECD Publication，1999，p.8.

[2]　研究方法：资料基础是三大索引资源；其属于世界领先的引文数据库，涵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领域具有高影响力的10000多种期刊。因此，大体代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概貌。本论文在三大索引资源的搜索主要采用“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journalism）为主题，并通过Leximancer对搜索结果的（转下页）（接上页）摘要进行文本内容挖掘，然后得到频率关键词如“journalism”（只有单个词而没有词组，所以需要同义词变通），然后与主题词搭配，构成“environmental journalism”；其他以此类推。其科学性在于，利用三大索引自带软件可以客观地查找出主题内容、作者身份、国别等一系列资料；再通过软件Leximancer的文本挖掘可以弥补数据库自带软件对于文本内容深度分析的不足；最后是通过对主要作者文章的查读与其背景分析，弥补软件分析的局限性与文本的不足。这样大体勾列出国际学术界对于环境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与派别，尽量减少软件分析的机械性与作者内容归纳的主观性.

[3]　中间除去了 “ Study ”、“ Management ”、“ research” 等学术研究之形式上的惯用词.

[4]　Palen JA，“Objectivity as independence-Creating the 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journalists，19891997”，Science Communication，Dec，1999. pp.156-171.

[5]　Silvio Waisbord，Enrique Peruzzotti，“The Environmental Story That Wasn't：Advocacy，Journalism and Asambleismo Movement in Argentina”，Media Culture & Society，2009，p.691.

[6]　Ulrich Beck，“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British Jounal of Sciology，Jan-Mar，2000，pp.79-105.

[7]　Ulrich Beck，“Climate for Change，or How to Create a Green Modernity”，Theory Culture & Society，Mar.，2010，pp.254-266.

[8]　Barbara Adam，“Reflexive Modernization Temporalized”，Theory Culture & Society，Vol.20 Issue 2 .，Apr 2003. p.59.

[9]　Edwards A，Prior L，“Communication about Risk-Dilemmas for General Practitioners”，British Journal of Genneral Practice，Vol：47，Issu 424 NOV 1997. pp.739-742.

[10]　Celio Ferreira，“Foo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Risk communication and advertising imagery”，Journal of Risk Research，Vol：9，Issue：8，2006，pp：851-868.

[11]　Ulrika Olausson，“Global Warming-global Responsibility？ Media Fram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Scientific Certainty”，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Vol.18，Issue：4，JUL 2009. pp：421-436.

[12]　这些期刊是：Health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与Science Communication等传播学学术期刊.

[13]　Hyunyi Cho，“Tanning，Skin Cancer Risk，and Prevention：A Content Analysis of Eight Popular Magazines That Target Female Readers，19972006” Health Communication，Jan./Feb.2010，Vol.25 Issue 1，p.1-10，10.Cost-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struc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s for HIV prevention in the female sex industry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14]　Meredith Gore，“Mass Media Effect on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a Wildlife-Related Risk-Communication Campaign”，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Vol：73，Issue：8，NOV 2009. pp：1407-1413.

[15]　Robert Heath，Palenchar，Michael “Nature，Crisis，Risk，Science，and Society：What is Our Ethical Responsibility？”，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Vol：1，Issue 1，2007，pp.34-48.

[16]　Val Plumwood，Environmental Culture：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Routledge，2002.

[17]　Birkin F.，“Ecological Accounting：New Tools for a Sustainable Culture”，International journal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orld Ecology，Vol.10，Issue 1，MAR 2003，pp.49-61.

[18]　Schellnhuber H.，“An ecological world order-Glob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stead of culture of decline”，International Politik，Vol：55，Issue 12，DEC 2000，pp.9-16.

[19]　Koji Katsuki Kota，“Effect of human activity on Lake Saroma （Japan）during the past 150 years：Evidence by variation of diatom assemblages”，Estuarine Coatal And Ahelf Science，Vol：81，Issue 2，JUN 2009，pp.215-224.

[20]　Zhang MA，Borjigin E，“Mongolian nomadic culture and ecological culture：On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agro-pastoral mosaic zone in Northern China”，Ecological Economics，Vol：62，Issue 1，APR 2007，pp.19-26.

[21]　Singh RK，Sureja，Amish K.，“Dynamics of sustainable livestock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India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Vol：6，Issue 3，OCT 2007，pp.619-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