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新闻发展问题及超越

环境新闻理念的嬗变环境新闻报道不是简单的客观事件的反映，而是需要一套复杂环境科学思想指导下的主观能动反映。其根本原则是根据环境科学思想来解释与报道环境新闻，教育公众，使环境灾难得到尽快恢复，并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中国环境新闻的研究起步较晚，因受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而较少有环境科学精神。然而，从“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已经开始在某些重要媒体上运用环境科学思想来分析与报道环境灾难，这无疑是一个新闻思想的转变。本节就立足于研究这种转变中的环境新闻思想。中国媒体在“5·12”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在思想上表现为三个大的转变：从“天灾”到部分“人祸”；从“人定胜天”到尊重生态规律；从人文关怀超越到风险文化。其思想实质是在生态灾难报道中，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媒体把人类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使可能的生态灾难损失降至最低限度。

一、透过“天灾”看“人祸”

在环境灾难报道中，很多媒体在报道中把灾难的根源归结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结果会把各类悲剧归结为“天灾”，排除人为的因素，使得人类积极性受到限制。事实上，在不可抗拒的生态悲剧中，有很多原因来源于人，至少是人的因素加剧了这种悲剧的程度。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已经开始挖掘这些自然悲剧中的人为因素，这些报道出现在主流媒体当中，影响力非凡，在新闻思想的变革中显得尤为珍贵。

（一）新闻选择中对“人祸”因素的认知

新闻不是客观世界的机械反映，而是能动的认知过程，体现着传播者的思想与认识，依靠的手段就是对于新闻内容的选择。5月12日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一部分主流媒体并没有跟随大流盲目报道，而是凭借新闻敏感，抓住地震中的重大新闻，并积极思考。地震当天，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了这则惊人消息：《汶川地震：都江堰聚源中学垮塌，众多学生被埋》。指出“截至12日20时，中学死亡人数已增至50余人”。随后，新华社与其他成都媒体进行追踪报道。聚源中学的救援活动牵动着全中国人的心。也正是这一则新闻开始把自然灾难转向建筑问题上，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可谓开了风气之先河。

接下来，随着灾区报道面积的扩大，新华社记者发现了更多相同的悲剧。5月13日，新华社发出一个更让人吃惊的通稿：《北川中学逾千名师生被掩埋在废墟下》。新闻中说：“12日下午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北川县北川中学六至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塌陷，当时正值上课时间，21个教室里师生约1000人，除个别逃生以外，大部分被掩埋在废墟下。”这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总是学校倒塌？为什么总是学生死亡最多？是巧合吗？

如果公众要有这样的念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彻底打消他们这些想法。5月15日，新华社记者在四川绵竹报道了一则《绵竹7所学校垮塌》的通稿：“此次地震造成垮塌的学校有富新二小、东汽中学、东汽技校、九龙中学、汉旺武都学校等，另外还有欢欢、汉旺2个幼儿园”；5月22日，新华社通稿《青川县全部学校基本夷为平地》，从新闻标题就知道说明了什么。这些新闻的选择表明，地震中学校校舍倒塌造成的悲剧绝非个案，在汶川大地震中丧生的学生其悲剧根源可能来自于“人祸”，即“豆腐渣工程”的校舍。

在此，具有震撼人心魅力的当属表现这种思想的新闻照片。5月16日晚，新华社记者刘忠俊在四川绵阳市汉旺镇东汽中学倒塌废墟里看到这样一幕：在刚刚挖掘出的现场，一名死难的中学生手里紧紧攥着一支笔。他立即拍下了这个场面。这张照片被各大媒体采用，很多人面对这张照片时难以抑制住放纵奔流的泪水：那只伤痕累累的小手与笔表明地震发生的瞬间孩子可能正在上课，或许孩子还没有时间反应过来就失去了生命，楼房可能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轰然倒塌。由此，公众会更多地想到悲剧可能“人祸”大于“天灾”。

（二）新闻评论中对“人祸”因素的考察

新闻事件本身的报道只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它只能够引导公众去认知，却不能让所有的受众去思考；而新闻评论却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述评。述评的优势在于既可以选择新闻报道，又可以进行评论，使得新闻内容进一步深化。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建设部开始调查校舍倒塌原因》的述评。文中说：“连日来，公众被汶川地震的画面震撼着：绵竹市东汽中学数百名师生被埋，北川中学1000多名师生被埋，聚源中学1000多名师生被埋……为什么这次地震倒塌的多是学校？”接着写到，“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副司长杨榕表示，建设部已要求当地建设主管部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说：“若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一定从严查处，决不姑息，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交代”；“国家对于受到地震灾害区域的学校的恢复和重建会给予支持”。报道把人祸造成的悲剧引导到如何解决的层面来，体现媒体透过“天灾”看“人祸”报道思想的现实意义。

评论。新闻评论可以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所在。本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诸多主流媒体在“天灾”与“人祸”之间立场鲜明，通过观点积极引导公众认知。

华南大报《南方都市报》5月21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了地震中学生悲剧中“人祸”大于“天灾”现象的解决办法。《要对学校规划建设立法》一文中指出：“汶川地震令人震惊，也给我们敲响了学校规划建设的警钟”；今后，应从法律上明确学校规划，具体标准建设、配备设备设施，符合安全规范，以及承担的法律责任。让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时多一份放心。这种评论在《中青报》、央视、《南方周末》等主流媒体上均可以看到，也体现了主流媒体在此次思想变革中的责任感。

为了加大力度，5月22日，《南方都市报》以社论的形式推出重头文章：《请为幸存者修筑震不倒的家园》。社论主张，学校都需要坚固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家园承受不起灾难的重演；为幸存者修筑震不倒的城池，其寓意是他们活了下来，也要让他们好好活下去。后来，网友在各大网络媒体纷纷发帖，诸如《为什么倒塌的大都是学校？》之类标题；众多网友认为此次地震死亡的悲剧中，“人祸”是重要因素，还在论坛中贴上各类媒体相关报道的图像，有些甚至是自己到现场拍摄的，证实“人祸”说。网络媒体具有“长尾”的平民化特征，它可以使得主流媒体的声音进一步平民化、大众化，效果不可小视。

（三）央视赈灾晚会中对“人祸”因素的突出

在地震发生以后，全国各大媒体自觉地收缩了娱乐性节目的时间，甚至在5月19日至21日，全部取消了娱乐性节目。然而在这段全国人民为灾区捐赠而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抗震救灾大型文艺性节目“爱的奉献”5月18日晚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由七大部委联合主办，八大主持人联袂主持，上百位演艺明星、企业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并有中央领导参加，可谓代表主流声音。央视赈灾晚会上，最让人心动的是来自北川中学三位有可能成为孤儿的孩子，他们分别是高一的孩子刘怡雪，高三的孩子白灵和陈兵；是他们的出场把晚会、把全国人民的爱心、把捐赠活动推向高潮。因为北川中学建筑物倒塌最多，1000多名师生被活埋，北川中学已经成为这场大地震中“人祸”因素的象征。

回忆当时地震的刹那，满脸疲惫的刘怡雪一句话让现场与电视机旁的亿万观众泪流不止：“叔叔阿姨们，你们猜猜我看到了什么：一座5层楼高的教学楼变成了二三米高的土堆，里面有1000多个同学和老师，还看到很多同学伸出来的手和脚。”这场被人民网称为“创下收视率最高”的赈灾晚会，把这催人泪下的一幕传至千家万户，也使公众意识到这场地震悲剧中“人祸”因素，对世人敲醒了警钟。另外，这三位同学受邀到凤凰卫视许戈辉主持的“名人面对面”节目，谈论学校在地震中倒塌前后的情形，使得北川中学教学楼倒塌的悲剧传到整个华人圈。

从理论上来说，透过“天灾”看“人祸”是环境新闻指导思想的一次变革，也是新闻指导理念的一个巨大进步。从社会理论来看，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的工业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富生产的“逻辑”主宰着风险生产的“逻辑”，科学为工业实践服务，宣称启蒙真理决定社会为唯一的垄断真理，缺乏自省与批判，即“简单的科学化”。在这个社会里，从市场角度看风险变成了一种可以操纵、可以不断推陈出新的、无法满足的商品，消费者则享受“安全”的需求，但是却没有一方能够提出售后“保证”，风险市场的操纵当然存在资讯不对称问题。故而现代人生活在人造的“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会在某些突破口（如环境灾难）中变为现实。因此，贝克认为工业社会的人应该走向反思性的第二次现代化^[1]。

其实，贝克生活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德国，他认为工业社会的风险是没有国界的、也超越了意识形态。因此，反思财富生产的“逻辑”主宰着风险生产的“逻辑”，是现代社会进一步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贝克认为，几乎所有的生态危机与环境灾难几乎都可以找到人为的痕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汶川大地震报道对于学校建筑倒塌造成的死伤悲剧之“人祸”因素的思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反思；不是把所有的原因归咎为老天爷而草草了事，而是反思在工业利润主宰下人类本身的行为过失，显示出经过30年改革开放以后，科学与自信的中国人生活面貌与精神境界，也树立了环境新闻指导思想的新路标。

二、由“人定胜天”到遵从生态规律的转变

长久以来，中国是一个自然灾难频繁爆发的国家。为了凝聚人心积极抗灾，中国媒体一直宣扬与相信“人定胜天”的说法。就灾难在短期内恢复与安抚人心来说，这个思想的积极作用不可小视。然而，如果真的上升到国家意志与实际行动当中，从长远来看，这种倡导激情有余而科学性不足，因为没有遵循生态规律。

（一）国际援助报道中遵循生态灾难规律

在国际新闻界，虽然在很多方面有差异，但东西方环境记者都认为，任何一个环境问题，小到突发灾难大到全球变暖，都需要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地、彻底地应对环境问题^[2]。由于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震级与影响面最大的一次。由于生态或自然灾难爆发时间的突然性、影响面积的广泛性、大量物资或服务需求的相似性与迫切性，再富有的国家突发生态灾难时也需要国际救援或帮助，才能够及时把灾难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这也是与自然灾难相伴随的生态规律。如美国2005年发生卡特里娜飓风以后立即呼吁国际救援，这也是遵循自然规律的结果。从国际情况来看，2008年5月缅甸发生飓风造成了上万人的死亡，缅甸政府因为国际形象问题不愿意接受国际救援；中国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中国媒体也曾宣传不需要国际援助。然而，汶川大地震却让此次中国环境报道耳目一新。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讲话起着方向性的导向作用。为了突出或者引导中国媒体地震救灾报道，在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即5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国际社会有关抗震救灾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和欢迎”。发布会后，主流媒体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等媒体纷纷报道，新华社还刊发了《中国对国际社会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和欢迎》的通稿，被多家媒体采用，引导国内媒体向着遵循抗震救灾规律的方向发展。(www.xing528.com)

从国际援助角度来看，中国发生地震灾害后，许多国家表达援助与捐款捐物的意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秦刚介绍，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已就援助抗震救灾开设了专门渠道，他们“欢迎国际社会的援助，并愿意同有关国家和组织就此保持沟通”。显然，中国对于国际援助是开放与欢迎的，按照灾难恢复的自然法则来进行的。这样就要求媒体报道积极跟上，也能够符合这一自然生态规律。

为此，国内主要媒体及其网站，都以各种形式及时报道灾区急需的物资。如新华网有关“四川汶川地震专题”里“应急物资最新进展”的跟进报道；新浪网在“各地急需物资”栏目里列出了灾区各个时期需要的各类物资与服务，数目详尽，及时更新；央视网开辟的“四川汶川地震CCTV.com”网动态播出需求物资，其经济频道不断更新关于“灾区急需哪些救援物资”的报道；百度网也经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确认，及时向社会发布灾区物资需求信息；如此等，及时向世界范围传达。另外，国际媒体记者汶川地震灾区的通道随时敞开着，这样，很多媒体都对中国地震的伤亡情况进行了及时更新报道。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纷纷对地震的伤亡情况与救灾需求进行更新报道。

正是由于媒体国际救援通道按照自然灾难的实际规律运行，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的救援队、医疗队、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震后的废墟上，援救生命，也抚慰着大自然的创伤。这也是中国媒体按照生态灾难规律及时报道新闻的一次伟大胜利。因此，《澳大利亚人报》评价说，中国从前经历过像四川地震这样的灾难，却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媒体环境灾难报道^[3]。至少在澳大利亚的媒体看来，中国媒体的环境新闻报道正经历着深刻的思想变革。

（二）北川县城的移建与“人定胜天”激情的退潮

“人定胜天”思想直到2007年至2008年之交的大雪灾中还表现较为突出。然而，这种新闻报道思想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最突出的部分在于北川县城重建的报道上。

此次汶川大地震北川县城几近全毁，中国主流媒体报道从科学认知开始的。5月13日，新华社首先以通稿的形式刊载北川灾区的报道：《新华社记者连夜赴地震重灾区，在北川县城遇阻》，指出“北川老县城被塌方的巨大山体全部掩埋”。后来经过一系列报道，介绍了北川县城处于两大山之间。为了引导受众更科学的认知，人民网5月21日及时刊发《北川震后的卫星照片》的报道，通过卫星图片展示出北川县城处于两个巨大山体之间的事实。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现在北川县城建造位置的不合理，违反自然规律性是大悲剧的主要原因。

这样，北川县城重建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点。5月20日，人民网刊载了报道《北川县委书记：县城原地重建不太可能，新址安全第一》。该报道指出，北川县委书记宋明说：“北川县过去四周都是一些地质灾害点，通过这次地震以后，更加剧了这种地质灾害的危害性，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宜建县城。就建县城当下来看选址要求的话，安全性是放在选址第一的位置上。”这些表明，主流媒体在灾后重建问题上，并没有盲目地进行“大灾促大干”、“人定胜天”等思想宣传，而是选择性地进行着符合自然规律的科学引导报道。

紧接着，新华网从5月23日进行了《“再造新北川”——温家宝重返重灾区北川考察纪实》的报道，强调北川县城重建要移址；龙华网在5月29日刊载了一篇综述：《温家宝一锤定音：北川县城新址可能向安县“借”地》。报道指出，“北川县在危险的龙门山地震带上，地质结构脆弱”；“北川县城被夹在两山之间，一边是喜马拉雅山余脉，一边是龙门山余脉，而且两边都是页岩，地质结构极度脆弱和危险。”因此，二次赴川灾区的温总理表示：“我们要再造一个新北川”，“即使县城迁建到新的地址，也要做好这种保护工作。”到此为止，北川县城异地重建已经确定无疑；从报道思想来看，主流媒体没有按照“人定胜天”的思想进行盲目报道，而是遵从着自然或生态规律来进行科学报道，这的确是中国环境新闻报道思想的一次嬗变。

从思想渊源来看，“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它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是人性的过度张扬，与中国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的生态观相悖。人文主义者借助对基督教《圣经》的解释，通过笛卡尔机械自然观哲学、再经过牛顿及其追随者的进一步发挥，认为宇宙是由物质和运动构成，“我们当然要毫不犹豫地操纵它、使用它”^[4]。由于牛顿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这些思想在欧洲进一步被人文主义者渲染到人是“万物之精灵”、“宇宙之灵长”的程度。在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被引进中国。事实上，这是一种缺少反思性的人性的夸张，是人文主义者大写出来的“人”字，就像《巨人传》里的那个卡冈都亚。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林恩·怀特认为，人类仅仅依靠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观念是片面与浅薄的。他说：“我们对生态问题是否有所作为取决于人类——自然关系的理念，更多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环境危机”，人类必须从顺从生态规律，从自然的君主位置隐退下来^[5]。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是相通的，也成为当代西方环境新闻指导思想之一。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对北川县城的重建的新闻报道并没有彰显“大灾促大干”、“人定胜天”，而是侧重报道从尊重当地环境特征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新城。人类从在自然面前无所不能的身份特质隐退为尊重自然规律的人，这是中国媒体环境新闻指导思想转变的一次实践，是值得肯定的。

三、从超越人文关怀到风险文化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国内外各界对于灾区的支持与关注的热情堪称空前热烈；这场报道可谓是人类真情与爱心、人文关怀与无私奉献的大联唱。然而更可贵的是，这次中国媒体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报道超越了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出了一些风险文化的理念，把目光投向未来。

贝克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最求财富生产的简单现代化社会，这个社会生产财富的同时生产着未来社会的风险，潜藏于环境与生态物当中；工业社会劳动分工是“普遍的共犯结构”、“普遍的不负责任”；工业社会里的文化（如消费文化）是保证“风险被代代相传与再生产”的无形链条，因此需要具有反思性的第二次现代化文化。后来，“风险文化”经过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的精心论述，是对工业社会里“财富生产”文化的一种纠正与反思。他认为：“风险文化是合理的和反思的共同体：是在风险的制度性的非决定背景下建立的共同体，可以识别环境风险和其他风险”^[6]。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未来社会风险的再发生。而这类反思性的风险文化在此次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也凸显出来，虽然还不是那么容易被普通读者察觉到。

汶川大地震在文化上究竟意味着什么？5月22日新华社的一篇通稿中写到，再赴灾区的温家宝总理站在龙门山半坡回望北川县城，神情凝重地对当地的干部说：“这座老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5月21日的人民网刊载《专家老干部建议建北川地震遗址纪念馆》一文，建议“既追悼所有在这次地震中死去的亡灵，又教育后来人”；5月28日新华社通稿《北川考虑立碑，刻遇难者和志愿者捐赠者姓名》报道说：北川羌族自治县人大副主任李春寿设想“在离县城1公里处的高地北川中学附近立两座大碑，分别刻上遇难者和志愿者、捐赠者的姓名”；5月19日，《金融时报》中文版刊载中国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一篇评论《四川，你会造这样一座碑吗？》，认为在四川建造地震博物馆，让人们记住“豆腐渣工程”是与“发动侵略战争”“百分之百一样”的行为；5月21日，新华网刊载新闻《冯骥才：从未来着眼，要建立汶川地震博物馆》，报道中的冯骥才先生认为，“世界上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灾难博物馆，永远记载着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汶川地震博物馆“将成为中国人心中一份沉甸甸继往开来的精神遗产”。

很显然，这些报道已经开始去探究一种代代相传的风险文化，即人们怎样认识这场悲剧、今后如何避免、留给后人怎样的教训等反思性的思想层面。从而超越了人文关怀，把目光延伸到更理性的未来风险的规避上。事实上，风险性/风险性文化一直是西方环境新闻的核心价值，是避免环境悲剧的前提条件。因为自然悲剧已经发生，最重要的是在文化上改变已有的错误认识或生活方式，这样才能避免悲剧的再一次发生，风险文化把环境灾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由人文关怀到风险文化的超越，是中国媒体环境新闻指导思想的另一个方面的嬗变。

此次中国媒体对汶川大地震的环境报道，在思想上表现为从“天灾”到部分“人祸”的转变，其实是为了在自然灾难中消除人类的消极因素；从“人定胜天”到尊重生态规律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让人类不要抗拒自然力量，把生态悲剧扩大；从人文关怀超越到风险文化，就是在生活方式和理念上纠正人的错误认识，把可能发生的生态灾难损失避免或降低，从而把现在与未来生活中人类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注释

[1]　Ulrich Beck.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化的路上［M］.汪浩，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

[2]　Ann Filemyr，“Ethics and the Education of Environmental Journalists”，SEJournal，Vol.3 No.4，1994 Winter，pp.23-24.

[3]　Rowan Callick，“Calamity transforms the face of China”，The Australian，May 22，2008.

[4]　Ian G. Barbour，Technology，Environment，and Human Value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0，p.15.

[5]　Roger S.Gottlieb，This Sacred Earth：Religion，Nature，Environment，New York：Routledge，1996，p.191.

[6]　Scott Lash，“Risk Culture”，eds. Babara Adam，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Lundon：SAGE，2000，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