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新闻记者面临的三重威胁及成因

全球变暖在持续，媒体的关注度也在加强。然而，国外众多环境新闻记者的处境却越发艰难。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环境新闻记者在报道问题时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时刻面临着人身威胁。在发达国家，虽然有完善的法制保护记者不受人身伤害，但环境新闻记者却要直面失业的危险；一些环境运动时期建立起来的环境新闻记者培训单位，也在纷纷凋零，从而使得国外环境新闻记者的职业处境不容乐观。

一、环境新闻记者面临的失业威胁与成因

环境新闻记者面临失业威胁在发达国家表现较为明显。一般的媒体由于新闻生产周期长、采访成本高等原因不愿意轻易设置环境新闻栏目。加之发达国家传统大媒体正在转型，市场压力较大，环境新闻记者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压力。

一方面，大媒体面临市场经济压力，不得不缩减开支，要减少新闻生产周期长的调查性报道，故而环境新闻记者首当其冲。从2009年的年度报告来看，《纽约时报》纸本与网络版的9个部门、10种劳务合同中共有1870名雇员。在该公司的开销里，2009年大头成本开销为人员（5.25亿美元）与原料（1.67亿美元）费用，占据总开销的50％。为此，较为昂贵的新闻记者成为被裁员的对象，相对廉价的技术工成为新宠。从合同规定来看，电工、机械工的合同最多到2012年3月30日；记者的合同最多到2017年3月30日；艺术设计工、司机则最长可以到2020年3月30日。由于主攻网络版，周期短、产出多，调查性报道、科学新闻、环境新闻等从业人员，因为采访周期长、内容易被复制变为首当其冲的裁员对象。这些新闻曾经都是《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项的专业主义领域，这些人员被裁会对他们的专业主义理念与绿色新闻理想造成不小的打击。

最有影响力的传统大媒体的环境新闻记者也会面临失业。美国大报资深的环境新闻记者也会面临被解职的危险。《纽约时报》环境新闻记者安迪·雷夫金（Andy Revkin），其被解职之前为该报从事过15年（1995～2009）的环境新闻报道。雷夫金在《纽约时报》的环境新闻报道历程中有着光辉的历程，如长期报道亚马孙森林被毁事件、2004亚洲海啸、新奥尔良飓风等大的灾难事件；甚至代表《纽约时报》报道全球变暖去过世界各地，包括南极和北极。雷夫金与美国乃至国际一流的气候学家、环境科学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是《纽约时报》环境问题报道里少有的具有议程设置能力的资深记者。然而，2009年底《纽约时报》裁员100位，雷夫金以买断的方式成为被裁人员中的一名^[1]。被解职之后，54岁的雷夫金又重新开始创业，他创立了Dot Earth的环境新闻博客。作为记者，从知名记者到博客写手，这种职业转变对他来说有诸多的无奈。

另一方面，非常有能力或者有名气的一般媒体环境新闻记者也面临失业的威胁，即使有能力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也难以逃脱被这种厄运。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全国报道的获得者之一大卫·哈斯米尔（David Hasemyer）在获得此一最高新闻奖时，他已经被《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解职，他是以一位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非盈利网络媒体《气候新闻》^[2]刊载环境新闻而获奖的。他被《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解雇之前，在该报就已经成名，他写过系列报道揭露了威胁科罗拉多河的1000万吨的核废料威胁，正是这些报道迫使美国能源部门在2000年决定移除这些核废料以避免污染科罗拉多河^[3]。哈塞米尔被《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解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报业发行量的急剧下滑，调查性报道成本高而被迫减员所致。

哈塞米尔并不是个案，与他同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2位环境新闻记者处境与其相似。伊丽莎白·麦高恩（Elizabeth McGowan）是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学生，长期从事环境报道，先后在《自然保护协会杂志》（Nature Conservancy Magazine）、《环境杂志》（E/The Environmental Magazine）等纸媒长期做记者，当她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时，她已经全职在家写书，成为一位自由职业者。另一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为美籍华人宋来（Lisa Song），她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环境科学与科学写作专业，属于环境新闻教育专业毕业的学生。因为传统大媒体不需要环境新闻记者，在2011年加入非盈利网络媒体《气候新闻》之前，她做过几年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环境新闻报道，主要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和《活在地球上》（Living on Earth）等多家媒体，并无稳定的工作平台。实际上做一次调查性报道非常艰难，他们3位为了调查国家石油管道有瑕疵的规定所导致的生态威胁，他们就花去7个月时间进行调查取证^[4]，这对于一般的商业媒体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大成本。因此，这些优秀的环境新闻记者即使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也在不断地流浪于各媒体之间，时刻面临失业的威胁。

二、环境新闻记者职业的传承困境与成因

环境新闻记者受到较为系统的培训还是在西方，代表国家是美国。自环境运动以来，为了摆脱环境新闻记者“绿色十字军”或“环境主义者”的不雅称号，美国新闻界与教育界合力把环境新闻纳入科学传播领域。在2006年前后达到高峰，美国就有50多所大学设置有环境新闻方面的教育，主要面对本科以上学历、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学生，试图通过培养具有自然科学知识的环境记者，以科学报道环境问题来体现西方传承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然而，最近几年来，大学的绿色新闻教育有退潮的趋势。

首先，一些大学新闻学院的环境新闻专业停止招生，最知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没能逃过这一劫。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美国有着标志性的风向标作用，正如其每年颁发的普利策新闻奖一样。该校的环境新闻教育在1995年创建，由地球科学系与新闻学院合办的双学位的环境新闻专业，在地球科学本科4年的基础上再加上2年新闻学学习，也可以获得新闻学硕士或环境科学硕士学位。这个专业在2009年正式停止招生，原因是“业界职位的缩减、教育成本的提高以及在校生缺少资金支持”等^[5]。据哥大该专业毕业的柯蒂斯·布雷纳德（Curtis Brainard）介绍，要完成2年制的环境新闻教育，每个学生需要教育成本89000美元^[6]。因为属于交叉人才培养，教育成本比一般文科要高得多，哥伦比亚大学并不是一个例外，具有某种普遍性。比如纽约大学的科学、环境、健康报道专业（SHRP）也是一个交叉性的环境新闻专业，提供16个月的教育以获得双学位或硕士学位，每年招生15个人左右，每位学员完成学业也需要30000美金的教育成本，这比一般的文科还是昂贵了许多。

也正是因为缺少支撑这种昂贵教育的成本，一些开设环境新闻教育的大学在不断缩小规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奈尔特（Knight）环境新闻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该中心是在1994年得到纳尔特基金的支持下创办的，是当时美国范围内第一个在大学受资助成立的环境新闻中心^[7]。其创办后一个重要的业务交流平台《环境新闻》杂志（EJ）是该中心的对外品牌，每年2期，由该中心主任、美国环境新闻学会第一任会长吉姆·德特金（Jim Detjen）任主编。后因为奈尔特基金到期，经过多次挣扎，该刊还是在2011年第1期停刊。目前该中心面临着资金不济的窘境，学生的培养也需要争取到资金以后才能够进入培养计划。之前建立之初的那些面对五大湖区一线环境新闻机者的各类培训也在减少。

其次，欧洲具有批判意识的、与环境新闻教育相关的大学教育也出现停止招生的现象，最典型的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2002年的停止招生与学科关闭。这个由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于1964年创办的研究中心，巅峰期以“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著称。代表学者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及其“编码·解码”理论，这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结合，一直是环境传播研究者对工业文化与消费社会进行批判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然而，这一个闻名遐迩的教育、科研机构，在2002年5年一次的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研究评审工作（RAE）中获得“非常糟糕”的3A标志，最终因学科评估成绩垫底而惨遭淘汰^[8]。当时，有250名本科生与研究生，多数由国外学生慕名而来，最后不得不被安插到其他院系。有14位全职教师，只留下4位，其他10位自谋生路。斯图亚特·霍尔在他70岁的古稀之年，泪眼婆娑地看到他曾经创造辉煌的文化研究圣地被肢解得七零八落。

批评者认为这个结果是错误的，英国学者亚当·福克斯（Adam Fox）认为管理大学的英国官方的考察形式太过重于形式、重于装扮，而并不考虑学生、社会的实际需求与学术研究的真正面貌^[9]。事实上，这个文化研究中心相当受欢迎，仅就招生来说非常受欢迎。2001年该中心的MCS课程招生40名学生却有600人报考。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管理机构太急功近利地按照产出第一标准来衡量文化研究，而其他方面均被忽视，如社会急需的人才培养。如能够从事环境新闻报道的记者，能够从事工业文化批评的理论家等角度考量，这些都不是轻易被量化和考评的。

三、环境新闻记者的生命之殇与成因

解决环境危机的理论源泉之一为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即全球范围内的公民参与，不分宗族、肤色、国籍、收入共同平等参与，以促进环保法律、规定和政策的发展、实行与完善^[10]。环境正义的对立面是环境不平等（Environmental Inequity），即对环境资源利用的过程中获利者为一部分人，承受污染的是另一部分人，从而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11]。从西方的实践来看，环境新闻记者往往是这类社会正义的代言人，自然受到环境获利者一方的排挤，在国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律与社会力量等正义规制的不完整，环境新闻记者身心压力受到多方压迫。

首先，环境新闻记者遭受的身体之殇。国外遭受杀身之祸的环境新闻记者主要出现在欠发达或者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多数拥有名义上的新闻自由，但这些国家缺少实际的法律保护，当地公权力与破坏环境的工商业利益集团结合紧密，再加之公众环保参与程度低，结果是环境新闻记者孤军奋战，导致很多一线记者的生命之殇。

东南亚地区是环境新闻记者殇命较多的区域之一，因为那里正面临着大面积的毁林。据独立记者联盟（AJI）2010年在印尼做的调查数据显示，该国本年度共发生40起面对记者的暴力事件，其中有12起为野蛮的暴力殴打，这些记者被地方当局、利益集团与10多家组织瞄准与威胁，并随时可能被殴打致死^[12]。西里尔·佩恩（Cyril Payen）在报道苏门答腊岛非法砍伐原始森林时，在2009年7月被金光造纸集团（APT）扣押；马尼拉东北部的奥罗拉省一家广播电台记者乔伊·艾斯特里博（Joey Estriber）在2006那年的节目《谈话》（Pag-usapan Natin）中批评印尼奥罗拉省非法毁林是地方政府与公司企业的合谋，很快乔伊被4人绑架，至今下落不明。

前苏联国家是目前环境新闻记者人身遭受伤害最多的另一个区域。作为一个转型的区域，旧的体制已经瓦解，而新的制度尚不完善，利益集团与地方公权力的结合很容易把具有良知的环境新闻记者推向对立面。米克海尔·贝克托夫（Михаил Бекетов）是《希姆基真理报》（Khimkinkaya Pravda）记者、编辑与出版商，因为长期保护希姆基森林而被誉为“希姆基森林卫士”。2006年以来，贝克托夫批评希姆基市长维拉蒂米尔（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трельченко）贪图私利与企业合谋毁林，因为他们修建了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公路。随后贝克托夫于2008年11月8日被人殴打昏死在自家中，直到邻居上门才发现他失去了右腿和4根手指，加上脑部重创^[13]。因为伤势过重，5年后的4月8日不治身亡，凶手至今不明。乌兹别克斯坦的环境新闻记者阿卜达拉马诺夫（Solidzhon Abdurakhmanov）因为长期报道咸海岸边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而被地方当局抓捕，最后以贩毒之名被起诉而获10年徒刑的牢狱之灾。

其次，环境新闻记者背负压力的心理之殇。遭受这类压力的环境记者以南美和中部非洲最具有典型性，这些区域内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未开发的河流与海洋渔场等，从而能够带来大量财富。这些区域内的环境保护法规并不完善，政府重视不够，跨国公司联合地方势力获取资源同时制造环境危机。这些区域内的民众参与意识并不强烈，故此把具有先觉意识的环境新闻记者推到破坏环境而获利的利益集团对立面，又因为这些区域内地广人稀，且拥有形式上的新闻自由，环境记者与利益集团的冲突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利益集团以威胁为主，从而使得环境新闻记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www.xing528.com)

以死亡作威胁促使环境新闻记者让步。巴西环境新闻记者威尔玛·伯纳（Vilmar Berna）服务于尼泰罗伊的日报《Jornal do Meio Ambiente》，长期揭露该区域旷日持久的地下捕鱼业导致里约热内卢湾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在锐减。伯纳因此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威胁，2006年5月他家门前被横放着一具半烧焦的尸体，一个妇女打电话威胁伯纳说他很快会被谋杀。伯纳向尼泰罗伊警方报警，并雇佣两个保镖，两年后因无钱支付保镖而放弃他从事的媒体，流亡他乡。这是一个很令同行颇为无奈的话题，除了法律不能保护一位环境新闻记者，包括公众参与、新闻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所起的作用也令人质疑。

公众参与可以减轻环境新闻记者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哪怕是在非常落后的非洲刚果共和国也不例外。在刚果偏僻的村庄穆波迪加（Mbodji），法语电视台TPT（Tele Pour Tous）的环境新闻记者们报道了该村所在的意大利跨国企业埃尼（Eni）公司开采石油造成当地严重的农田污染。很快，这些记者受到地方当局的压力和威胁。为了摆脱困境，这些记者联合当地利益受损的村民游行抗议，并结合民间环保专业人士的取证，并把样本送到实验室检验结果。这些做法既捍卫了环境受损者的权益，也使得环境新闻记者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得以正确的释放，当然这需要一个相对宽容的外界空间。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当代社会是个风险社会，“相对于工业社会内，财富生产的‘逻辑’主宰着风险生产的‘逻辑’；然而，在风险社会（即反思性的现代化社会）中，这样的关系是倒过来的”^[14]。正是因为工业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端，贝克才提出工业现代化后的第二次现代化，即反思性现代化。对于目前环境新闻记者面临的困局而言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他们的艰难处境正好证明环境新闻记者是这个过程积极的推动者，应该获得尊重与支持。

注释

[1]　Bud Ward，“Long-time NYT Reporter Andy Revkin Charts New Future as Communicator”，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Journalists，Spring 2010，pp.2022.

[2]　InsideClimate News.Org.

[3]　http：//www.pulitzer.org/biography/2013-National-Reporting.

[4]　InsideClimate News Staff，“InsideClimate News Team Wins Pulitzer Prize for National Reporting”，insideclimatenews.org，2013-4-15.

[5]　 Bill Dawson，“Top Universities Rethink How to Prepare E-beat journalists”，Society of Environmental Journalists，Winter 20092010，pp.58.

[6]　Curtis Brainard，“Columbia Suspends Environmental Journalism Program”，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October 19，2009.）

[7]　http：//j-school.jrn.msu.edu/kc/about/.

[8]　Polly Curtis，“Birmingham's Cultural Studies Department Given the Chop”，the Guardian，27 June，2002.

[9]　Adam Fox，“The Wrong Result”，the Guardian，18 July，2002.

[10]　“Environmental Justice Program and Civil Righ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Retrieved 27 July 2012.

[11]　David Newton，Environmental Justice，Dever：ABCCLIO，2009，pp.1822.

[12]　“2010 Enemy of Press Freedom”，ajiindonesia.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

[13]　Fred Weir，“An engineering mom leads effort to save an old-growth Russian forest”，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April 30，2012.

[14]　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 1992，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