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译者的思考

在翻译出版了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2003年）和《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007年）之后，施韦泽作为一个行动的人道主义者和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家的形象，可以说已经为我国读者熟悉了。但是，为了全面和深入地理解施韦泽，我们还要注意20世纪美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埃里希·弗洛姆的这些论述：“阿尔贝特·施韦泽和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大概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1]“施韦泽是位神学家，也是位哲学家，他提出‘对生命的敬畏’这一思想是其伦理学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而闻名于世。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忽视了另外一点，即施韦泽还是对工业社会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之一，他揭露了关于工业社会的进步和普遍幸福的虚伪神话。他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实践使人的社会没落。”^[2]译者认为，弗洛姆的上述看法也适用于施韦泽的生平和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因此，现在《文化哲学》的翻译和出版，将有利于改变他所指出的这一“忽视”，为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施韦泽的文化和社会批判思想，以及他作为一个“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和道德传统的最高成就的人”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料。

《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包括其关于写作《文化哲学》的宏大计划中的第1卷《文化的衰落和重建》和第2卷《文化和伦理》。此外，《文化哲学》的第3卷《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只留下了手稿，于1999年和2000年由德国贝克出版社（Verlag C．H．Beck）作为遗著出版。原来计划的第4卷《文化国家》则没有写成。就篇幅而言，《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有一千页，比只有三百多页的《文化和伦理》大得多；但就系统性而言，《敬畏生命的世界观》则远远不如《文化和伦理》，它只是手稿的汇编，主要包括第一部分传统的精神财富，第二部分人类思想，第三部分敬畏生命导论，第四部分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据此可以说，《文化哲学》是施韦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代表作，其发挥的社会影响也主要基于这部著作。而且，由于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视角的独特性，《文化哲学》成为20世纪西方一部独创性的伦理学著作、尖锐的文化和社会批判著作、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性著作。从而，研究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一般说来通过这部著作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要全面和深入地研究其思想，还是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文献，特别是其本人的其他著作，包括《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和《中国思想史》等等。

施韦泽的文化哲学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背景，更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学术背景来看，施韦泽在大学时代开始思考哲学问题时，文化哲学正是当时德国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其老师文德尔班和西美尔也是文化哲学的大师，此外还有尼采、托尔斯泰和斯宾格勒等人的刺激和影响。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施韦泽走上文化哲学研究之路，是可以充分理解的。但即使如此，施韦泽研究文化哲学的最重要推动力还是来自当时的社会生活。在19世纪末的乐观主义文化氛围中，施韦泽就预感到了西方文化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使他认识到其所预料的文化衰落的结果来临了。因此，他的《文化哲学》“现在被构思为文化批判。它应该确定文化的衰落，并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险。文化的灾难既已降临，那么对其十分显而易见根源的考察是为了什么呢？”^[3]这样，施韦泽就规定了自己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探讨当时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寻找西方文化重建或再生的道路。

施韦泽文化批判的出发点，或者说他的文化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其对文化本质的独特理解：“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为这种有活力的理想所决定。”^[4]即“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态度。后来，我把它精确地表述为：‘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5]而西方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就像一艘不断加速航行而舵机受损的轮船，已经失去控制并走向毁灭。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观念，施韦泽认为西方文化衰落的决定性根源是思想的失灵，即启蒙时代和理性主义的伦理的理性理想在推动了文化进步之后，自19世纪中叶开始就逐渐地不再诉诸现实，特别是为其奠定基础的总体世界观也不可能再被提出了。其次，西方文化衰落还出自精神和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障碍，它们导致了现代人的不自由、过分繁忙和精神涣散、不完整性和非人道性、精神和伦理的不独立性等等。这些论述表明，在考察西方文化衰落的问题时，施韦泽特别重视世界观的作用：“文化以世界观为基础，并且只能够产生于许多个人的精神觉醒和伦理意志，……如果伦理的精神确实是实现文化的现实领域的充分基础，那么只要把这一领域重新导向文化世界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信念，我们就能够重新达到文化。”^[6]译者认为，这是中国读者在理解《文化哲学》时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基本观点。

至于这种状况的出现，施韦泽强调，除了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兴起导致了德国思辨哲学的衰落之外，19世纪的欧洲哲学对此负有大部分责任。施韦泽这么说的思路是：“自19世纪中期起，哲学就不去承担它的任务，去探讨伦理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宇宙的关系和自觉地论证文化信念，而是日益消失在非基本的问题之中。它使天然存在的大量探索性思想停滞和凋谢，使自身成为只是一门关于哲学史的学科，企图从自然科学史中概括出一种世界观。……随着思想基点的失去，现代人也就丧失了对文化本质的认识。现代人相信，在没有伦理和变异了的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情况下，人们也能维持文化。所以，现代人也就不知不觉地陷于非文化之中。”^[7]这样，施韦泽就不仅分析了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而且也同时提出了对文化哲学使命的理解：重建世界观，基于思想令人确信地、持续地对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作出论证，即深刻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生命意义和善的本质等基本问题。应该指出的是，施韦泽这么说也是与其哲学观念有关的。他认为哲学是普遍的文化信念的创造者、普遍理性的引导者和守望者，反对哲学局限于自身，特别是仅仅局限于自身过去的技术化倾向。

对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前景，不同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观点，施韦泽还是充满信心的：“只有当能够认识文化的伦理本质的思想重新获得力量，我们才可能重新走上文化之路。就像18世纪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成为伦理的理性主义者。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没能彻底思考的思想着的世界观，我们必须继续思考。如果我们真正重新探讨论证伦理与肯定世界和生命的基本问题，我们就重新走在了从非文化回到文化的道路上。”^[8]通过总结欧洲思想史的过程，施韦泽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放弃欧洲人的传统前提：世界观和生命观的统一；改变西方探寻世界观的传统方法：生命观应该出于世界观。而是要认识到，我们的生命观，即我们由此塑造自己的存在和活动并赋予其以意义的观念，不能够从关于世界的观念中推导出来。“世界观来自生命观，而不是生命观来自世界观。”^[9]这是一条告别过去的悲剧而通向世界观的新路。而施韦泽之所以能够走上这条“新路”，则在于他能够自觉地认识到，存在着一种世界哲学，西方哲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由此实现了西方思想与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远东思想之间的交锋。这就是说，不同于其对巴赫和神学的研究，在文化哲学中，施韦泽对整个人类思想的研究使其敬畏生命伦理学能够超越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成为一种新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的世界观。关于这一点，德国施韦泽研究专家克劳斯·京茨勒教授就认为：与施韦泽的方法相比，德国的现象学和价值论则缺乏如此深刻的根源和宏伟的气魄。

这样，施韦泽就得出了其文化哲学的结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从此之后，应该避免过去的两大歧路。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固执于这种无望的努力之中，即企图从一种认识观和对世界的知识把握中获得我们的生命观。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再继续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通过思想的技艺发布作为世界观的生命观，即作为从对世界的认识中获得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做出大的放弃，放弃至今还是前提的世界观和生命观的统一。……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所有理性主义，如果它不断深化的话，就归结于神秘主义。在敬畏生命中，我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最高的价值，并把我的存在奉献给世界。来自敬畏生命神秘主义的动力创造和保存这样的价值，它服务于人和人类的完善，并构成整体的文化。”^[10]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如果说，以同情心和责任感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敏感，对西方物质主义文化的批判，反对核武器对生命的威胁，是敬畏生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线索，表达了它的社会内容；扬弃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实现生命意志的休戚与共是它的理论内涵；那么，从有限伦理到无限伦理的发展，扬弃以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的对立为基础的近代欧洲伦理学，则确定了敬畏生命伦理学在伦理学史的地位：当代生命和生态伦理学的先驱。

翻译施韦泽《文化哲学》的想法，产生于1989年，我第一次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进修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几乎20年之后，我才完成了这一夙愿。为此，我首先要感谢德国卡尔斯鲁厄师范大学的克劳斯·京茨勒教授（Prof．Dr．Claus Guenzler）和德国阿尔贝特·施韦泽中心的戈特弗里德·许茨博士（Dr．Gottfried Schuez）的关心。另外，上海师范大学及其哲学系的领导也支持了我的这项工作。为了方便理解《文化哲学》，以上译者从施韦泽这一著作的重要性、基本内容、背景和主题、基本观点、责任和使命、方法和结论几个方面作了简要的提示，供读者参考。当然，译者的介绍也没有充分到位。但愿此书的出版有助于中国文化和德国文化之间的交流。

陈泽环

2008年1月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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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里希弗洛姆著：《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译者对人名有修改。

[2] 埃里希·弗洛姆著：《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社会的精神基础》，关山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1页。

[3] Albert Schweitzer：Selbstdarstellung．1931，Felix Meiner Verlag Leipzig．［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自述》。德国莱比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31年版，第26页。

[4]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5] Albert Schweitzer：Selbstdarstellung．1931，Felix Meiner Verlag Leipzig．［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自述》。德国莱比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31年版，第27页。

[6] Albert Schweitzer：Kultur und Ethik．1990，Verlag C．H．Beck．［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文化哲学》。德国慕尼黑贝克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3页。

[7] Albert Schweitzer：Selbstdarstellung．1931，Felix Meiner Verlag Leipzig．［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自述》。德国莱比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31年版，第35页。

[8] Albert Schweitzer：Selbstdarstellung．1931，Felix Meiner Verlag Leipzig．［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自述》。德国莱比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31年版，第36页。

[9] Albert Schweitzer：Kultur and Ethik．1990，Verlag C．H．Beck．［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之化哲学》。德国慕尼黑贝克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10] Albert Schweitzer：Selbstdarstellung．1931，Felix Meiner Verlag Leipzig．［法］阿尔贝特·施韦泽著：《自述》。德国莱比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31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