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现代教会的发展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克期”，罗马天主教自19世纪末开始慢慢恢复了活力，其表现是逐渐从“堡垒心态”中走出，开始重新投入到对世界的服侍工作中。1891年，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1878—1903年在任）颁布了《新事》（Rerum Novarum）通谕，标志着现代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开端。自此之后，天主教会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方式便主要是以“社会伦理的导师”或天主在世界之中的“监护人”形象，对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国际关系等议题依据基督宗教传统做出反思、提出批判、提供建议，并由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努力将其精神实践在其生活之中，由此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天主教社会训导传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几百年来欧洲原本追求团结、合一之精神衰落的结果。在人本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等思潮没有节制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自负和对财富的无限追求等方面的因素催生了无情的战争。伴随着贫困、流行病、饥荒、政治上的分裂、民族间的相互仇恨、普遍道德的堕落和上千万人的死亡，“一战”在20世纪初给人类的历史留下了一道重重的伤疤。

当时的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年在任）临危上任，以崇高的精神、勇气和强大的外交能力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他的工作：当他意识到呼吁停战的努力在这场被政治、经济利益蒙蔽了良知的国家力量的对抗中只能是徒劳后，他便积极地投入到减轻战争所带来的危害的工作中。他成立了一个“战俘办公厅”以搜集/提供那些失踪者和战俘的资料，他动用一切可能的政治资源保证那些被战火折磨的平民百姓的生存，他在战时使梵蒂冈几乎成了一个巨大而高效的医疗机构与避难所。同一时期，他也没有忽视教会内部的管理工作：在大战中不忘发展教会的传教事业，更于1917年完成并颁布了《天主教法典》（Codex iuris canonici，从碧岳十世开始修编）。他的奉献在战中和战后为教宗和教会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罗马问题”的解决：《拉特兰条约》

“一战”结束后，一个温和而智慧的教宗碧岳十一世（Pius XI，1922—1939年在任）的出现为“罗马问题”带来了转机：他通过和当时意大利的政治领导人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进行交涉，最终使教会和政府间达成了和平，并于1929年签订了《拉特兰/拉特朗条约》（Lateran Treaty）。这一条约恢复了教宗国的主权，但其领土仅限于梵蒂冈城。至此，天主教会开始逐渐褪去那些政治性印记，彻底地专注于其宗教使命，并用一种纯粹的、不被政治左右的宗教精神去面对、接触或改变社会。

令人悲伤的是，世界尚未从“一战”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就再一次地受到更严重的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在“一战”结束20年后就爆发了。与墨索里尼签订《拉特兰条约》并成功解决罗马问题的教宗碧岳十一世在得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从1938年开始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后悲愤而担忧，并于次年年初去世。继任者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1939—1958年）在大战前夕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阻止战争的到来，然而这些计划都落空了：谈判没有任何效果，而教宗所希望的和平会议甚至不能召开。于是他和那位在“一战”中鞠躬尽瘁的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一样，开始把全部精力用在减少战争的危害上：他在一切可能的机会中向人们召唤良知和超越那些自私的爱国/民族主义的宗教精神，他也成立了战俘信息办公机构并大力发展教会的战时慈善事业，更在战争中曾让5000多名犹太人进入罗马并全力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虽然这位教宗因为在战争中保持了中立的姿态、没有公开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恐怖暴行而在死后被人诟病，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这位教宗只是在用最大限度的忍耐和政治智慧来以温和而有效的方式完成对和平的保护。而战后，教宗为抚平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创伤亦带领教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两次大战对世界人民造成的肉体与精神上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教会亦在这种背景下感受到了其在帮助世界的全面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的巨大责任。于是，一次在天主教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会在“二战”结束十几年后召开了。

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1962—1965年）（以下简称梵二会议）召开的那天起，“改革”便成了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与实践中最重要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眼里，梵二会议可以被视为现代天主教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次会议，继续在封闭、保守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天主教会，很可能已经成了现代世界的敌人，甚至已经为现代世界所抛弃；正是因为有了这次会议，天主教才从一种“堡垒心态”中走出，找到与现代世界相处的方式，并积极展开与其他宗教及文明的对话。

这种说法本身并无太大问题，然而如果据此便将梵二会议之前与梵二会议之后的天主教割裂开来，视为两个全然不同的宗教，那便大错特错了。在天主教的自我理解中，通过宗徒继承与圣者共融，教会的圣传实际上从未中断过；与此同时，虽然教会对教义的理解总不完全，亦总有深化的可能，但信仰的基本公式（反映在信经之中）却从未改变。正因如此，在教会自己看来，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转折”发生；梵二会议的决议与主张，与之前天主教历次大公会议的决议与主张并无背离，而只是后者的深化与延续——将从前没有表述清晰的教导进一步清晰化、明确化。

从另一个角度说，梵二会议确以“改革”为其最重要的标记，但天主教的改革却绝非始自梵二会议，而是在古代教会中就已经开始了。正如我们在讨论大公教会的本质时已经提到的，天主教会视自身只有在终末的“天主国”中才能达致完美。这意味着教会虽永远不会丢失其本质中的神圣性，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缺点。因此，教会永远需要改革，永远需要圣神之力更新自身。事实上，梵二会议的改革动力早在16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为了回应新教的宗教改革而分别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个方向做出了改革的努力。更进一步追溯的话，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便进行了许多改革的尝试，但尽管如此，还是未能充分回应其时改革的需要，这才导致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新教的宗教改革可以被视为天主教改革的一种极端、基进的表达。因此当宗教改革发生后，天主教会为了避免更大的分裂发生，唯有继续改革一条路可走，别无他法。然而令天主教会始料未及的是，宗教改革之后，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又相继爆发，欧洲人民从政治、知识、文化等几个方面推翻旧秩序的渴望，将天主教带入了更糟的境地，同时也令教会对自身之外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充满恐惧。自此之后，天主教便长时间地身处一种张力之中：一方面，为了应对时代的危机，教会仍然渴望并继续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天主教亦反历史潮流地对许多新观念提出批判，并时常出现退至自身的“堡垒”之中，以抵御新思潮侵袭的倾向。

事实上，前文曾提到的梵一会议便是在这种张力之中召开的，而梵二会议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对前者的完成——虽然表达出与前者有所不同的使命——同样身处这种张力之中。这一点从梵二会议的文件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同时反映出“传统主义”与“改革主义”两种方向，并且在文件中似乎找不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不仅如此，梵二会议精神的这种模糊性（其本身亦作为原因）更延伸到了所谓的“后公会议”时期：在当代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仍然存在着传统与改革——或者以更简单的方式说是保守与进步——之间的张力，这一点我们稍后便会看到。

在历次大公会议中，梵二会议召开时教会所身处的政治环境也许是最好的一次。19世纪开始，主教的宗教权力与民族国家的政治逐渐脱离了关系。梵一会议举行之时，历史上笼罩在大公会议之上的政治阴霾已经趋于消散。而到了梵二会议的时代，教会已经基本上脱离了与任何政治权力的关系。因此，就教会的独立与自主方面而言，梵二会议应该算是有史以来最接近理想状态的一次。另外，梵二会议虽然在名义上是梵一会议的继续，然而其核心的关注却并非教义争端的解决，而是罗马天主教会在现代世界之牧职的更新，这则是通过推动教会内部的改革、基督宗教的统一，以及对教会之外的听众言说来实现的。梵二会议通过的所有16个官方文件全部是以教牧的风格写成，既非严格的教义，也没有附上所谓的“正典”。

梵二会议在时任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n XXIII，1958—1963年）的召集下于1962年10月11日在圣伯多禄/彼得大殿正式召开。会议由四个会期构成，若望二十三世在首个会期结束后不久便去世了。于是，当年6月当选的继任教宗保禄/保罗六世（Paul VI）主持了从1963年9月至1965年12月的余下三个会期。会议期间，每一会期参与的教长有2400多位，更有许多来自非欧洲地区的主教参与了这次大公会议，使得会议本身体现出强烈的普世性。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罗马教宗与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一同收回了1054年导致二者正式分裂的、对彼此的绝罚。

梵二会议的双重目标——更新教会自身的生活、崇拜以及教导，更新与其他基督教群体、犹太教徒、穆斯林以及世界其他宗教之信仰者的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下列大公会议文件及其内容之中。

首先，作为教会的自我认知以及革新依据的基础性文件，《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所表达出的改革意愿十分强烈。几乎在教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教会宪章》都提出了较之以往而言更为新颖的观点，其中有两点格外引人关注：一是它强调所有领洗过的信仰者作为朝圣中的天主子民的一部分，都能够平等地参与教会生活，亦即所有教友都可以并且应当分担教会——作为普世性救恩圣事——的责任，且这种参与对于教会之使命而言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从一种等级制的教会观，转向一种对教会作为共融——一种平等的结构——的理解。二是《教会宪章》试图平衡各地方主教与教宗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而这则是通过对地方性教会群体之重要性的认定来完成的。

同样聚焦于天主教会的内部改革，《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则论述了教会礼仪的本质与意义，强调了礼仪行为的教会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礼仪行为“属于教会全体、表达教会全体，并涉及教会全体”（SC 26），以此突出对教友之于礼仪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教会还在礼仪对于诸文化的“适应性”方面，做出了更为开明的决议，同意各地教会在举行崇拜活动时使用当地的语言。此外，主教们亦同意改革天主教的礼仪，令其回归至更早期，同时也是更简单朴素的形式。

除了关注天主教会的内部建设与革新，梵二会议还针对教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对话方面做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讨论，并产生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教会文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它也是所有大公会议文件中篇幅最长的。在相当程度上，它逆转了罗马天主教会之前将自身封闭于属灵及知识的“堡垒”中的趋势。参与梵二会议的许多主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尚记忆犹新，他们深切地体会到教会作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实体在对抗法西斯主义时是多么无能为力。因此在他们眼里，教会的迫切使命便是向世界敞开自身，与世界进行对话。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强调教会应该学会阅读“时代的征兆”，亦即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种种新进展、新变化，明确了教会在现代社会中既要忠于福音的信息，又要以时代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这一信息，并据此参与向着公义、和平的目标转化世界及服侍人类的使命。

由梵二会议所开启的对话的努力不仅体现在教会与世俗世界之间，更集中体现在“宗教对话”的领域。这种宗教间的对话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天主教与其他基督宗教传统的对话，亦即普世对话的层次；继而是天主教与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的对话，这是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之间的对话；最后是天主教与世界其他宗教传统的对话，也就是最广义的宗教对话。

教会希望在第一个层次展开对话的愿望，主要被表达于《大公主义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中。这份文件描述了基督宗教在历史中的分裂状况，并将其视为一种丑闻以及一种与基督意志的对立。与此同时，它不再将非罗马天主教的基督宗教群体视为“异端”，而是将其视为一体的、真正的教会元素，并呼吁分裂的各方都能够有充分的自我反省和革新，并且在彼此之间展开持续的对话。

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中，一种跨宗教对话（第二及第三个层次）甚至是合作的观念得到了非常清晰的表达。较之以往，天主教会以一种远远更为积极的方式讨论了犹太教、伊斯兰教以及世界其他宗教。这份《宣言》肯定了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宗教中也存在真实、神圣的因素；同时，它特别强调了犹太人不应为基督之死负责，并谴责了一切形式的反犹主义。文件还呼吁各宗教传统谅解过去彼此之间相互留下的仇恨与痛苦（如和犹太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冲突），共同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正义与自由而努力。

最后，教会试图与全人类进行对话的谦逊态度和热切希望集中体现在了《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之中。这份文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颠覆了教会长期以来反对政教分离以及拒绝信仰自由的态度与实践，承认信仰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与公民权。事实上，就在《信仰自由宣言》颁布仅仅100年前，教宗碧岳九世还在《错误纲要》中谴责自由主义及其对宗教宽容的拥护。然而100年之后，天主教会终于承认了现代社会在宗教、哲学和政治上的多元性，肯定了作为一种普世人权的信仰自由；与此同时，政府有责任捍卫以及促进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的信仰自由。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梵二会议不仅是对天主教会及其神学的改革，还包括了对一些传统观念与实践的肯定。这种“双重运动”使得对教会的不同诠释在大公会议结束后很快浮现出来。在一些人看来，梵二会议代表了对过去的拒绝和向新路线的开放；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梵二会议基本上是重返旧路。在改革主义者眼里，梵二会议的改革步伐仍然显得缓慢；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其中的革新是对神圣传统的抛弃。在某种程度上，后公会议时期的天主教会即为这种双重运动所塑造：始终不得不应对改革的需要所带来的挑战，同时尝试以忠实于过去的方式平衡这种需要。

梵二会议结束后，伴随着改革的春风，罗马天主教迎来了其在当代世界的复兴。这种复兴并非体现在天主教徒人数的巨大增长，而是体现在天主教的传播广度、其在世界的影响力，以及教会内部活力的提高等方面。然而与这种复兴与继续改革一同出现的，却是当代天主教会必须面对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来自教会之外世界的飞速发展与变化，另外一些则源自教会自身的危机及在某些领域改革步伐的停滞。

当代天主教的复兴与持续改革

几个数据能够清晰地表明天主教在最近几十年中传播广度的变化：20世纪初，全世界几乎三分之二的天主教徒都生活在欧洲及北美，然而到了90年代，四分之三的天主教徒生活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另一个能够表明这种变化的数字与参加选举教宗之秘密会议的枢机主教们有关。1963年选举出保禄六世的秘密会议，参加的枢机主教中有三分之二是欧洲人，超过三分之一是意大利人。而到了1978年，当若望·保禄二世当选教宗时，参加秘密会议的枢机主教中意大利人的比例已经下降到四分之一，欧洲主教的比例则下降到不及一半。事实上，从当选教宗国籍的变化也能够看出天主教会传播广度的变化。若望·保禄二世是500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教宗，而刚刚接任本笃十六世担任教宗的方济各则是1200年来首位非欧洲出生的教宗，亦是历史上第一位出自美洲及南半球的教宗。

另外，随着梵二会议后教会一改过去封闭的策略，努力加强与其他世界的联系，天主教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恢复——尽管其产生这种影响力的方式与中世纪时完全不同。首先，通过梵二会议已经开启的对话大门，天主教与其他基督宗教传统以及非基督宗教展开了彼此之间更深入的了解以及交流，推动了跨宗教对话在全世界的实践。在普世运动方面，天主教与其他基督教传统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与合作的努力通过几种方式展开：首先是天主教徒与各宗派基督徒之间的双边交流，这种方式有助于天主教有针对性地处理其与不同基督宗教传统之间的特殊议题。例如，罗马天主教会与世界信义会联合会（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于1999年通过签署联合宣言的方式就有关“成义”（justification）的教义达成了一致（其神学意义请参见本书第三章），这意味着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普世化努力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另外，教宗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以及本笃十六世都积极展开对东正教会的对话，极大推动了双方进一步消除许多世纪以来对彼此的误解。其次是有许多不同教会共同参与的交流，例如共同的祈祷活动，甚至是不同传统共同参与《圣经》的翻译工作。最后是天主教与其他基督宗教传统在慈善及社会公义领域的合作。其特征在于不同传统暂时悬置起教义的争论或观念的冲突，直接在诸如贫困、战乱、饥馑等最紧迫的伦理议题上展开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沟通。

在与非基督宗教的对话方面，精力充沛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他几乎走遍了世界所有地方，所到之处与各大宗教传统的领袖会面并交谈，在扩大了天主教在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的同时，更为教会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时代的征兆”，从而根据时代的需要表达信仰提供了契机。除此之外，天主教与非基督宗教（特别是亚洲的宗教传统）的对话亦通过教廷、地方教会、天主教神学家等不同层次地展开，并在最近30年间结出了丰厚的成果。

在很多方面，天主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基督宗教本身即具有犹太教的背景，更是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反犹主义意识形态，且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在大屠杀中结出了可怕的果实。继《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清楚地表明教会拒绝一切反犹主义教导之后，天主教在后公会议时期进一步采取了各种努力以修复与犹太世界的关系。这些努力包括采取类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大屠杀中遇难的犹太人祈祷这种象征性姿态，加强教廷与以色列之间的交流和外交关系，小心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传教及教牧问题，在神学上更深刻地理解基督宗教在犹太教中的根源，以及在实践维度上进一步消除反犹主义意识形态，等等。

在历史上，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然而，同样是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中，天主教赞扬了伊斯兰教的唯一神论信仰以及《古兰经》给予耶稣及玛利亚的尊敬，并且肯定了伊斯兰教中存在着真理。当代社会中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的相遇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中东国家中作为少数群体的基督徒，另一种是欧美国家中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而天主教会对这两种相遇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问题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如此，面对伊斯兰教在世界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天主教表达出了更深入地了解穆斯林世界，以及与之展开更大规模对话的渴望，并设法安抚那些在传统的基督宗教国家中遭遇敌意的穆斯林移民。(www.xing528.com)

梵二会议结束后，天主教还将其在会议中所表露出的对东方宗教传统特别是印度教及佛教的尊敬化作了对话的实际行动。这种对话在默观/冥想（contemplation）层面结出了最为丰厚的成果，因为无论印度教抑或佛教都有着悠久的苦修及隐修传统。例如，天主教修道士向不同佛教团体中的僧侣学习他们的实践，并将其与天主教的灵修传统相结合。不仅如此，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天主教神学家开始尝试通过交流及相互学习的方式，与这些他们从前不太熟悉的、古老的东方传统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

后公会议时期，天主教在世界之中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文化交流或宗教对话的领域，更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领域中——而且不再是通过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前现代方式。《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为天主教会在现代世界实践自身的使命提供了方向，而后公会议时期则见证了教会在这些方向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此时，教会已经不单视自身是一个“得救的群体”，从而带着一种优越感要求人们加入其中；相反，天主教会在梵二会议后最重要的转变，莫过于“走出”教会的大门，作为和世界一起迎向天主国的“旅途中的教会”，努力以天主教的信仰以及自身的行动服侍世界、转化世界。通过言说与宣讲的方式，特别是通过以“全世界所有怀着善愿的人”为对象而发布的一系列社会训导文件，教会试图将公义与和平之言注入世界，以转化人类心灵的方式改变世界（参见本书第五章）。与此同时，通过各种类型的修会以及平信徒的团体和组织，教会亦通过在实践中服侍有需要的人的方式，投身于与天主“合作”、令世界向公义与和平的目标转变的事业之中。

梵二会议所带来的改革春风亦在天主教会内部激发出了惊人的活力。这种活力首先表现在神学方面。事实上，仅仅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天主教神学还几乎只有一种形式。绝大多数神学研究都以传统的经院模式进行，使用来自中世纪晚期神学的语言以及思维方式，写作的模式也极其僵化。这时的神学研究基本上只是为了训练专业的圣职人员，不仅难以被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所理解，也很难产生对这些不同的语境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天主教神学家开始认识到，神学必须走出神学院或大学讲堂，它必须能够对世界各地生活在敌意、恐惧、贫困、压迫以及宰制中的人们产生意义。带着这种关注，自60年代开始，先后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处境神学”（contextual theology）在天主教会中产生。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拉美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其目标是希望以基督的福音回应拉美人民所身处的贫困以及受压迫的处境，推动拉美社会中公义与解放的实践。解放神学因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吸收，曾经在天主教会中引发过不小的争议。然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公会议时期天主教神学的创造力及开放的程度。

解放神学就像一颗火花，在天主教世界中点燃了更多的神学热情。如今大多数基督宗教传统都参与讨论的女性神学（feminist theology）便是首先产生自天主教会。女性神学亦是一种处境神学，然而它关注的处境并非某个地方，而是女性所拥有的特殊的实存经验。在相当程度上，这些经验与男性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却一直为男性主导的神学研究所忽视。女性神学便是要对这些长久以来被神学传统所忽视的经验做出回应，从而对女性的生活产生更新的力量。除了解放神学与女性神学外，后公会议时期的天主教还产生出其他许多类型的处境神学，例如亚洲神学、非洲解放神学、黑人神学甚至同性恋神学等。这些不同类型的神学极大地丰富了天主教的神学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们将福音信息与具体的经验以及特殊的文化关联起来，令天主教信仰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焕发了活力。

在教会改革方面，尽管《教会宪章》中存在着两种似乎是对立的教会观（等级制的与共融的），然而在梵二会议之后，已经开始迈出的改革步伐却并没有在这种张力中停滞不前——当然，它也没有很多人所期待的那样大。事实上，当代天主教会教权改革的本质，即是在地方教会的权威与教宗的权威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使得普世教会的统一既能够得到维护，同时身处特殊文化下的地方教会的不同权利与要求亦能够得到满足。梵一会议形成了教宗集权的结构；作为平衡，梵二会议强调了所有主教之间的团结与平等。在不破坏普世教会与罗马主教之间的根本性统一的同时，当代天主教会正尝试令地方教会在处理自身的需要时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性。其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尝试，便是将天主教思想中作为社会公义之基本原则之一的“辅助原则”（subsidiarity）贯彻于教会本身。辅助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能够在较低级、较小的团体、地方层面就可以处理的事务，就不应由较高级、较大的组织来完成，因为这会导致个人及团体的自由和创造性被剥夺，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当它被应用于天主教会时，这意味着地方教会的独特性被给予了更多尊重，意味着地方教会在处理其自身层面的事务时拥有了更多的决定权。辅助原则于1983年被写入修订后的《天主教法典》。大多数评注者都将其视为新版法典的优点之一，并且认为它是对一种教会结构上的多元主义的接受。

在谈论教会在现代世界中的使命时，梵二会议特别强调了教会中的平信徒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简单来说，教会认可所有领受圣洗的基督徒均有其牧职，都对教会的生活与使命负有责任。《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断言，教会中的每位成员都因其所领受的圣洗，而具有建设及拓展天主国的责任。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平信徒在教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后公会议时期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前很多只属于圣职人员或修会成员的工作，如今也越来越多地被平信徒承担起来。例如，教会中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平信徒传教士；在天主教学校中，平信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修会成员成为教学及管理者；如今几乎在所有教区，都有平信徒担任的读经员以及感恩祭主持人；在慈善机构及医院中，平信徒所承担的责任更是极为普遍、重要。除此之外，在当代天主教所谓的“新教会运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它们之中有些在神学上颇为保守，然而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平信徒为主体。

新千年的挑战

2000年，在教会庆祝千禧年的一系列活动即将结束之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出了一封题为《新年前的开始》（Novo millenio ineunte）的宗座牧函。在这封牧函中，教宗展望了罗马天主教会在新世纪以及新千年所应采取的方向，并且将这些方向视为对梵二会议所开启的改革之延续与完成。在这一展望的过程中，教宗以一种相对委婉的方式指出了当代天主教会所面对的内在更新的需要，以及教会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亟须处理的一些重要议题。因此，对新千年的天主教会来说，处理好在当代已经出现的挑战和危机，是教会能够在保持其活力的同时继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后公会议时期的天主教会以改革为标记的话，那么教会中出现的很多挑战恰恰来自改革遇到了阻力。事实上，在每一次大公会议结束后，教会都需要一段时间来接受以及消化大公会议的教导，并且找到最恰当的改革方式。梵二会议后的情况同样如此，甚至也许更为明显——因为在会议的教导自身之中便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因此，伴随着梵二会议之后当代天主教复兴的，实际上还有教会内部存在的明显张力与不稳定。梵二会议之后，教会中存在的这种张力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表现为两极化——少数人极端地拒绝教会的改革，甚至不惜与大公教会正式决裂；而在另一个极端，也有数量不多的人认为教会的改革还远远不够，以至于因此走到了教会统一的边缘。

正是因为这种张力与不稳定的存在，使得教会在很多领域的改革遇到了明显的阻力。以我们前文曾经提到的教权改革为例：梵二会议之后，教会确实已经在平衡教宗的权威与地方教会的权威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然而很多时候，地方主教的权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断累积的教宗权威所限。这种中央集权虽然有力地保证了教会的统一性，却也伤害了地方教会的不同需要。除此之外，“辅助原则”虽然被引入教会自身，但很多时候贯彻得不理想。在很多人看来，天主教会中仍有太多的决定以及法律监督的权力集中在罗马，这损害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总体而言，在梵二会议之后，天主教会内仍然是等级制的教会观与共融的教会观二者并存。当然，等级制与共融彼此间并非绝对无法相容，然而它们之间也确实存在着张力。不仅如此，从教会管理的角度来看，等级制胜过共融的情况在当代天主教会中极为频繁。

除了教权之外，另一个遇到阻力的改革是有关平信徒的牧职。客观地说，梵二会议后教会中平信徒角色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很大增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改革的步伐也不可谓不大。然而，教会内某些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得这种增加看上去仍显不够，这一变化即是当代天主教会神父数量的急剧减少。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希望发愿成为神父，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神父数量的减少便成为必然。事实上，数量急剧减少的不仅是神父，还包括修会的成员。然而，修会成员从前承担的职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平信徒所代替，但同样的事却并未发生在圣洗或圣体圣事中。原因在于，教会始终坚持管理圣事的职责只属于被授品的圣职人员（主教、神父和执事），而不属于平信徒。因此，当神父短缺的现象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中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很多“无神父堂区”时，那些有志承担更多责任的平信徒却无能为力，甚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很多地方圣事的举行变得极为困难。正如很多天主教神学所急切指出的那样，这不仅仅是牧职的危机，更是天主教徒信仰生活之核心的危机。因为有圣事的地方便有大公教会，反之亦然。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将讨论的重点转向了神父授品需要满足的条件，类似的问题开始被不断提及，例如：神父是否必须独身？女性可否获得圣职？那些曾经做过神父，后来因为结婚而丧失圣职者，是否可以重新成为神父？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罗马教廷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并未发生丝毫改变。其中，对独身规则的正式讨论甚至在地方以及罗马的主教会议上被禁止。唯一的例外被给予了很少数曾经在其他基督教宗派中担任圣职、后又改信天主教的已婚牧师，他们被许可继续在天主教会中担任圣职。然而，尽管教会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采取回避的态度，但神父短缺的现象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且其与天主教徒人数不断上涨、平信徒运动如火如荼等现象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毫无疑问，它是教会在新千年必须着手处理的挑战。

当代天主教必须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世俗化。较之教权改革的缓慢与神父短缺的危机，世俗化既属于教会内的议题，同时亦是教会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遭遇的挑战。作为教会内部的一种现象，世俗化一方面意味着在那些传统的天主教地区（特别是欧洲），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徒已经不再参与教会生活，包括对其信仰而言具有核心意义的圣体圣事。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既有教会外世俗文化的浸淫作用，亦是教会自身的信仰与实践之缺陷使然。另一方面，世俗化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化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而这两者又进一步意味着传统乡村形式的天主教无法维系，与此同时城市的堂区则因人口的流动性而缺乏稳定。

在教会之外，世俗化的两个最重要特征——世界的理性化与宗教的私人化——共同带来了教会之公共影响力的减弱。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今的天主教已经通过诸如宗教对话、社会训导、处境神学，以及服侍有需要的人等方式重塑其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即便是在讨论人的困境或目标这类明显属于宗教及哲学领域的问题时，教会的声音也只是公共领域中诸声音之一，遑论那些在人们眼中本身就只属于公共领域、属于社会科学、宗教无资格探讨的议题——例如市场经济或民主政治等。除此之外，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中传播意识形态的力量，也是对希望以福音精神塑造及转化世界的当代天主教会的极大挑战。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此深有体会。因此，他一方面积极地使用大众传媒的力量，意图通过它将福音精神更多地注入世界；另一方面，他强烈谴责现代媒体中无处不在的色情、暴力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当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新电子媒体的信息革命已经令世界范围内的沟通和信息获取变得唾手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媒体福音化世界与进行媒体批判的双重使命对教会而言就显得更为紧迫。

除了上述这些与教会直接相关的挑战之外，当代天主教会还必须与其他所有宗教与文化群体一起，共同面对那些属于全体人类的挑战。一方面，毫无疑问，属于全体人类的挑战也必然是属于天主教徒的；另一方面，在教义中，包含在教会的救赎及解放使命中的不单单是天主教徒，而是全体人类以及整个自然。这些挑战包括：1．日益遭到破坏的地球生态。在这方面，基督宗教传统中既包含了何为人与自然之恰当关系的叙事，又包含了关于人的实存不仅是物质满足的言说。2．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争。无论是梵二会议的文件抑或天主教社会训导传统，都清晰地表达了教会对以战争作为解决冲突之途径的强烈谴责，她对在世界之中消除不公、建立有效的援助体系和国际机构以促进和平的渴望，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十字架中所包含的关于“和解”与“宽恕”的信息。3．意识形态的冲突。天主教显然不希望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成为新千年人类关系的基本现实。为此，教会的使命是继续深化那些已经开始的与其他基督宗教传统及非基督宗教的对话，亦即与“他者”的对话。

改革（aggiormento）与溯源（resorcement）——直到“天主之国”来临之前，大公教会都必须存在于这二者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她必须时刻回顾其根源，亦即宗徒圣传，以保持信仰的正确、圣事的完整，以及主教间以忠诚于教宗为基础的联合。另一方面，她也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以及修正自身的信仰与实践，并以不同语境下的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基督信仰的内容。处在这种张力之中的天主教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永远都有缺点与不足。正因如此，教会在走向未来的同时，还须将自身的历史视为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不断在其中进行自我反思。这样，她才能够在充分了解自身的基础上表达自身，在与过去的关联中迎接未来的挑战。

————————————————————

(1) 和合本作：“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 4：4—5）（Galatians 4：4-5）

(2) 和合本作：“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马太福音 28：19 —20）（Matthew 28：19-20）

(3) 和合本作：“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是盘石；在这盘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甚至死亡的权势也不能胜过它。”（马太福音 16：18）（Matthew 16：18）

(4) 和合本作：“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徒。”（加拉太书 2：8）（Galatians 2：8）

(5) 和合本作：“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布、矶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加拉太书 2：9）（Galatians 2：9）

(6) 许多人习惯于将radical一词译为“激进的”。事实上，radical一词的最基本含义是“根本的、彻底的”，其做名词时的含义是“基础”，因此，“基进”所要求的并非极端和冒进，而是一种根本性与彻底性。

(7) 和合本作：“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 12：24）（John 12：24）

(8) 和合本作：“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 28：19）（Matthew 28：19）

(9) 和合本作：“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 13：2—13）（1 Corinthians 13：2-13）

(10) 和合本作：“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哥林多前书 7：4）（1 Corinthians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