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与近代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1517-1878年的冲击

与英国、西班牙等国家不同，15世纪的德国并没有一个统一性很强的“国家教会”式的制度。其在政治、社会上的分裂和混乱导致了国家内部教会管理状况的混乱：诸侯们都在争取和控制自身所在地区的教会——限制这些教会的司法权、向教会的圣职人员征税、强占圣职人员的选任权等。这样的混乱状态为基进的宗教改革在德国率先爆发提供了土壤。继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这位德国的宗教改革代表之后，瑞士的茨温利/慈运理（Zwingli）、加尔文/喀尔文（John Calvin）等人相继在瑞士、法国等地区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许多信徒甚至整个民族都在改革运动的冲击下脱离了原来的天主教会，从此西方的教会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即天主教和新教。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掀起宗教改革运动的首席代表是那位著名的德国神学教授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他出于本人一些痛苦的宗教经验（他认定自己通过善功和补赎难以得救，更因此陷入恐惧感）和学术倾向（他强调使用“字面的”与“历史的”释经法而非当时流行的，强调比喻、语言和属灵的释经法；同时他深受奥思定思想对“罪”之深刻强调的影响）逐渐发展出其个人化的神学思想：“因信称/成义”、对自由意志的贬低，以及对教会（包括圣事、圣统制等结构部分）在救恩过程中实质性意义的否定。

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来自路德于1517年10月挂在维滕贝格的宫殿堂/大学教堂公告栏上的《九十五条论纲》。这份论纲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当时教会在德国地区被滥用的“用购买赎罪券换得大赦”的做法（路德按照其“因信称/成义”的神学观点，认为一个基督徒只要真心忏悔，不需要赎罪券也可以获得赦免）。事实上，论纲中对大赦的彻底拒绝和关于教会的诸多看法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对赎罪券的反感延伸到了对教会履行圣事的权力和效果的质疑。路德的著作及其观点在短短的时间内传遍了德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使得教会必须要采取有力的行动来应对这个尚未爆发的变革。16世纪20年代后，路德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基进：他认为德国地区的诸侯应当代替那些拒绝变革的圣职人员主持宗教改革，掌控地区教会的权力；使德国的“国家教会”脱离罗马；取消教会法律、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大赦、除主日（星期日）以外的所有节日和各种朝圣活动；他只承认圣洗和圣体两项为“圣事”，并且认为在圣体中，面包和葡萄酒并未真正地转变为基督的圣体和圣血。在数次争论、冲突之后，1521年1月，罗马教廷正式地绝罚了路德。但是此时，宗教改革运动已然发展起来，不可能通过这个绝罚来抑制了。

茨温利（Zwingli）和加尔文（Calvin）的改革

在瑞士德语地区发展宗教改革的人是一位持有“开明的人文主义神学观点”的神学家茨温利/慈运理（Zwingli，1484—1531年）。他基本继承了马丁·路德的神学观点，并在苏黎世地区实现了他的改革措施：取消圣像、隐修院、弥撒，采取非常简单的礼拜形式：祈祷、读经、讲道等。他与路德的一个矛盾在于圣体：他认为圣体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而路德尽管反对天主教的“变体说”（transubstantiation，即圣体圣事过程中面包和葡萄酒真实地变为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但仍然认为基督会在面包和酒的形式下临在于圣餐礼中。茨温利的追求是使瑞士在苏黎世的领导作用下彻底排除掉天主教传统，为此瑞士内部各地区产生了多次军事冲突，茨温利本人也在1531年阵亡了。

第三位宗教改革家，也是目的最明确，宗教信仰深度、道德和知识水平最高的一位神学家是约翰·加尔文/喀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年）。他通过在日内瓦不懈地工作最终在这座城市建立起了完善的、符合宗教改革精神的教会，更在1555年决定性地成为所谓“新教之罗马”（日内瓦）的精神和政治领袖。加尔文的影响力是惊人的，在他以日内瓦为行政核心的“神权政治”的推动下，新教思潮和运动扩展到了法国、英国、波兰、匈牙利、荷兰等诸多地区。此外，他的著作《基督教要义》（Religionis Christianae Institutio，1536年）更对新教及其神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国教的形成

从那位在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上被作为异端审判的威克里夫开始，英国的国家教会和罗马教廷之间的潜在分裂逐渐明晰起来：英国越来越显示出“国家教会”型制度的倾向，在政府的抵触态度下，教会在向罗马教廷缴纳税收等方面常与罗马教廷发生小摩擦，大部分的圣职人员更似乎习惯了这种政府对教会的干涉与控制。而到了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1509—1547年）的时期，这位国王因为婚姻问题（其试图废除原本的合法婚姻并和一名宫廷女子结婚，而教宗禁止这一行为）而和罗马教会明确对立起来：1534年，亨利甚至在英国议会上通过《最高元首法/最高权法令》（Supremacy Act），宣布英国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且唯一的元首，更继而开始取缔英国的隐修院和大堂圣职团，二者的财产亦被上缴到英国政府。作为回应，教宗保禄/保罗三世（Paul III，1534—1549年）于1538年颁布了对亨利八世的绝罚书。这样，英国的教会和罗马宗座的联系基本上全然割裂了，从此作为“国教”而存在。后来，一些包括加尔文在内的新教神学家开始协助英国组织其教会，促使英国教会取缔了圣职人员的独身制和圣像等一些天主教的仪式要素，并颁布了一个新教的信条。然而英国的教会依然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和其他方面的礼仪制度，故此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是除路德宗、加尔文宗（又称改革宗、归正宗）以外的第三种新教传统。

修会的复兴与耶稣会的诞生

面对宗教改革带来的冲击，天主教会内部首先做出积极而又温和反应的是其修会。这段时间，以意大利和西班牙为首，修会传统经历了一个新的崛起：多个新兴修会被创立。同时，这些修会的共同特点是积极地参与实践性的工作——包括通过举办慕道班提高民众信仰、促进年轻人的教育，以及开展慈善工作协助照护弱势群体，等等。在修会复兴时期诞生的、影响力最大的修会是16世纪开始出现的“耶稣会”（Societas Jesu）。

耶稣会

这是由一位名为伊纳爵/伊格纳丢·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年）的人于1540年在教宗保禄/保罗三世（Paulus III）的正式许可下成立的一个新修会。这个修会的一个特殊圣愿是对罗马教宗的绝对服从——就像一个军人对命令的绝对服从那样。其有着严格的修会制度，对修会成员的神学水平和道德水平均有着很高的要求。16世纪，这个修会的主要作为包括大力支持欧洲的教育（创办了许多包括大学和隐修院在内的教育机构）、向海外传教、履行社会慈善工作，以及某种程度上反击了宗教改革给天主教造成的损失（一些加入新教的地区重新回到了天主教的教会之中）。

特利腾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

从教宗保禄/保罗三世（Paulus III，1534—1549年）开始，罗马教宗终于开始正视并有力地推动天主教会的改革。在保禄三世的号召下，教会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利腾/特伦托/天特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年）。这一会议的目标是回归传统（正统）的基督信仰，同时彻底地改革当下教会内部的诸多问题，以求与新教通过对话寻找共识并最终促成合一。可惜的是，由于一些政治力量从中作梗以及一些过于执着的新教人士的拒绝，这次会议最终没能使新教回归天主教会，但会议对天主教会在信理方面的一些模糊之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不同于新教的观点，天主教会认为《圣经》和宗徒圣传在作为信仰之源的意义上处于平等地位。此外，教会还规定了拉丁文版《圣经》的权威版本为《拉丁通俗圣经译本》（Vulgata）、关于“原罪”和“成义”等议题的官方看法等。除信理之外，会议还针对当时教会中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做出了详细的革新计划。这次会议的重大成果在于，在对抗宗教上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同时稳定并深化了欧洲南部的天主教信仰，在维持圣统制的同时修正了教会内部的种种问题，从而为天主教会彻底走出中世纪末期的许多阴影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在各地给天主教会带来的冲击和压力，16—17世纪在欧洲各地相继爆发了数场天主教—新教之间的暴力冲突。其中最为严重的两次分别是爆发在法国的天主教—加尔文派（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Huguenots〕）之间的胡格诺战争（Huguenotic Wars，1562—1598年）和由德国内部天主教—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最终发展为全欧洲内战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胡格诺战争与南特敕令

法国是最早一批受到宗教改革运动风潮影响的国家之一。在地域上和德国、瑞士的毗邻使法国轻易地接触到了最新的新教思想，并最终在加尔文的影响下于1559年通过在巴黎的一次大会和《加利刚/高卢/加利亚/信纲》（Confessio Gallicana）成立了法国的加尔文派（胡格诺派，Huguenots）教会。然而此时的法国并非全民都接纳了新教——事实上，新教的思潮基本只流行在社会的上层阶级/知识分子之中。这样一种断裂使法国的天主教—新教群体之间摩擦逐渐加剧，而双方一些针对对方的、基进甚至是暴力的行为最终使得“胡格诺战争”这样一场宗教战争在法国爆发。

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30多年，天主教—胡格诺派双方都损失惨重，更导致了法国严重的混乱乃至分裂。最终，当时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1589—1610年）从加尔文派/胡格诺派皈依到天主教对这场战争的结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天主教阵营随之获得了胜利。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规定天主教为法国的“官方信仰”，并要求恢复天主教在战争中失去的教堂、教产。但考虑到新教信徒人数不少（约占当时法国人口的1/12），这份文件同时允许了胡格诺派信仰上的自由。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德国，从16世纪中期开始，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就发生了数次军事对抗。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Peace of Augsburg）被签订，这份和约试图达成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没有包括茨温利派和加尔文派，这成为后来三十年战争爆发的一个因素）之间的和解，并规定了一个“教随王定”的原则，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世俗统治者有权力决定这个地区的民众选择哪一个信仰，而坚持选择不同信仰的人则拥有迁移的自由并在财产等方面拥有不受惩罚或侵害的权利。

然而，这个和约在很多具体的规定上并没有让双方满意，而在承认“新教”已经控制的原天主教教产等方面，更令天主教会深感屈辱。因此，在德国，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潜在张力事实上并没有得到缓解，更随着新教的发展而不断强化。最终在1618年，波西米亚地区的新教徒由于反感信仰天主教的德国皇帝对波西米亚地区加尔文派新教的镇压性政策掀起了暴动。这一事件带动的军事冲突逐渐卷入了德国周边各个国家和地区，最终引发了整个欧洲地区的天主教—新教阵营的对抗。对抗的双方分别是代表天主教阵营的德国的天主教诸侯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波兰等国，以及代表新教一方的德国的新教诸侯国、法国、瑞典与荷兰等国。战争以天主教阵营国家的失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为结束。至此，加尔文派新教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天主教会则失去了大量的教产。德国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际地位从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了，而本为天主教国家却因为政治原因（压制竞争对手德国）而选择加入新教阵营并获得胜利的法国则开始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www.xing528.com)

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天主教会仍然继续着之前一个多世纪的主题——一方面是接踵而来的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对自身的持续改革。这段时期的天主教会和历任教宗需要迎接启蒙运动带来的挑战，为罗马及教宗国的生存而努力，监督欧洲各地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照看天主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以及继续深化教会内部的改革。

启蒙运动

持续100余年的数次宗教-政治战争标志着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在宗教及政治上的混乱走到了极点，也标志着基督宗教一个黄金时期的结束，更让这块大陆上的基督徒们深受打击：原本象征着信仰合一的教会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分裂；教廷、教宗的权威在一些地区几乎完全消失，不再能够给信徒提供足够的宗教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信仰不再拥有中世纪时那种强大的聚合力和吸引力。尽管如此，尽管危机对天主教会来说并没有结束，但此时，“战争”已经从宗教改革时发生在路德所谓“天主和教士之间”，逐渐转变为发生在希望自治的理性与天主的启示之间。西方思想开始了“转向主体”的自然主义旅程，即在希望摆脱他律的同时也试图摆脱天主的律法，理性被推上认识真理的神坛，而这一切都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

自17世纪后半叶开始，启蒙运动的思潮携带着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自然主义等元素从英国产生，席卷了欧洲大陆，并很快扩展至美洲，给尚未从宗教战争中完全恢复的教会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作为1000多年来西方世界首个在天主教会的掌控之外出现的重要的知识运动，启蒙运动拒绝权威与传统，捍卫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各种人权，鼓励用经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并且将理性视为唯一合法的认识工具。许多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拒绝神迹以及特殊的神圣启示，对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正统基督宗教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启蒙运动在英国和基督宗教互动的主要结果是自然神论（Deism）和共济会（Freemasons）。虽然自然神论对启示的拒绝看起来是对基督宗教信仰的全然背离，但于1717年成立于伦敦的共济会在秉承自然神论之观念的同时，对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的宣扬与实践，以及在克服迷信方面所做的努力却清晰显示出基督宗教中的很多崇高精神。然而，这一组织在法国地区却在过度的革命热情的冲击下，开始反对宗教信仰和教会。

本笃十四世的现代化改革

在这段时期，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1740—1758年在任）所推行的改革可以被视为天主教会现代化改革的早期典范：他在梵蒂冈设立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选拔在教牧上有能力的主教；他还继续要求所有主教必须居住在其所在的教区，以能够实际上履行其训导信众的职责，而不是居住在他们自己愿意居住的地方；此外，本笃十四世还推动了教会“阅读书目索引”的现代化，扩大梵蒂冈的图书馆，在梵蒂冈城内建立更多的学术研究机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学术和知识水平。

接踵而至的危机

18世纪的最后一位教宗是碧岳六世（Pius VI，1775—1799年在任），他的任期内天主教会需要面对的难题可以说层出不穷：首先是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试图削弱天主教会在其帝国内的权力，终止教宗对其国家事务的任何干涉，并且认可所有宗教的合法性，甚至尝试令教会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除此之外，甚至在意大利这个传统上教廷具有掌控力的地方都出现了试图让教会更少受到罗马控制的努力。

启蒙运动思想中潜在而极端的、反宗教的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1789年的大众起义将宗教/教会和君主专制并列起来，将之视为陈旧的统治与不公的社会的根基。在其后几年混乱的动乱中，基督信仰和天主教会在法国一步步被逼向死角：教会的教产被充公；除了教育、医疗和科研性质的修会，其他修会团体和宗教组织都被迫解散；政府代替罗马教廷在最高的意义上拥有了教会的管理权；圣职人员独身制被取消。1793年11月，当时法国的“国度大会”直接宣布正式废除基督宗教并以所谓的“理性女神”（象征理性、自然，实为无神论）代之。法国大革命之后，罗马和法国的外交关系破裂了。1802年，拿破仑入侵了教宗国，将其划归为法国的附属国，并将大量手稿及艺术品劫掠至法国。教宗本人亦被放逐，并死在了瓦伦西亚。这一系列事件严重损害了教宗的权力及威望，而天主教在法国的地位也降至千余年来的最低点。

推翻旧秩序的渴望伴随着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科学革命以及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断高涨，在历史进入19世纪之后，将天主教带入了越来越糟的境地。面对这种似乎无法逆转的潮流，罗马天主教的反应如何呢？在几乎整个19世纪，天主教会所采取的立场都可以用“堡垒心态”一词加以概括：面对来势汹涌的现代思想潮流，以及政治上不断失势的状况，教会似乎觉得根本无力抵抗，只好采取一种龟缩防御的姿态。

这个世纪发生了两个对天主教而言意义重大的事件：政治上是教宗国的丧失，而神学上则是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召开。事实上，这两个事件紧密关联，我们很难说哪件事是纯粹属于政治的，或哪件事是纯粹属于神学的——教会的政治姿态中包含着其神学立场，而其神学观点中也包含了政治的诉求。然而无论如何，教会在这两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均是其“堡垒心态”的直接反映。

教宗国的终结

这件对罗马天主教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碧岳九世担任教宗期间（1846—1878年），他也是天主教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教宗。碧岳九世任职初期在政治上采取了缓和的态度，为教会赢得了一段时间的喘息之机。然而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发现教宗根本无意建立一个宪政的民主制度。这激起了希望创造一个新意大利的起义者们的不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战争，意大利王国的军队终于在1870年9月进入了罗马，并将其并入新意大利。教宗的人身安全并未受到伤害，但是却被禁锢在了梵蒂冈。

碧岳九世对此的反应是：宣告自己是梵蒂冈的囚徒，不承认新的国家，并且禁止天主教徒参与这一新的政治进程。事实上，在187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庇护九世便一直质疑席卷欧洲的新政治秩序（民族主义）。1864年，他颁布了一份被称作《谬论举要》（the Syllabus of Errors）的通谕，明确表明教会并不支持“进步、自由主义，以及现代文明”。而1869年在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上通过的“教宗无误”（papal infallible）教义，也是希望能够在教宗作为政治领袖的角色已经失去的情况下，增加其在属灵方面的声望与影响力。然而事与愿违，教宗的这种不妥协并未增加其声望，欧洲其他一些地方发生的事件反而朝着继续削弱教宗对教会生活之控制的方向发展。在碧岳九世去世后，很多人都觉得教宗制已经走到了它悲哀的尽头。

对于以教宗国的终结为标志的教会之政治权力的丧失，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巨大的不幸，然而在今天看来却是个巨大的幸运。在根本上，教宗作为属灵领袖与政治领袖的角色是相互冲突的，而教会也绝不应该将自身同世俗的政治权力相混淆。与基督创立宗教伴随的即是对政治权力的批判。教会的角色是非政治的，其使命是将人们的目光引向“天主之国”并为其做好准备，而不是建立“人间天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会自君士坦丁时代开始拥有的政治权力对它而言是个巨大的负担，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教会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此而生，与此同时，其真正的职责却时常被模糊及忽略。事实上，恰恰是从教宗国的终结开始，罗马天主教逐渐恢复了其宗教性的巨大活力，就如同它在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所具有的巨大活力一样。其原因即在于：教会开始扮演它应该扮演的角色，亦即宗教的角色——圣事的执行者、福音的传播者、苦难的告慰者、社会的批判者、和平的守护者、道德的监护者，而不是政治权力的拥有及实践者。

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the First Vatican Council）

这是罗马天主教历史上的第二十次大公会议，亦是特利腾大公会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这次会议由碧岳九世召集，它于1869年12月8日开幕，于1870年10月20日闭幕。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一会议）试图以一种权威的方式定义关于信仰及教会的教义，特别是回应由世俗哲学、政治运动以及神学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新挑战。然而最终，这次大公会议因为战争（普法战争以及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而中断，且再也没有复会。因为意外的中断，这次大公会议仅仅完成了对两个主要教义的陈述及说明，其余的51个议题均未完成。这次大公会议最著名的决议是关于“教宗无误”的定义（关于这一极易引发误解之教义的具体含义，详见本书第三章）。

此外，梵一会议还通过了《大公信仰宣言》。这份宣言表达了天主教在复兴对天主、信仰以及理性之关注上的共识。它肯定了关于天主之存在的信仰真理能够单独为人类理性所知晓，因此认为任何人都没有不信仰的借口。然而，其他关于天主的真理以及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只能借助《圣经》以及教会传统、通过神圣启示为信仰所知。如果正确理解的话，信仰和理性并不冲突。

梵一会议的影响包括：它是近代以来教宗绝对权力主义（ultramontanism）之发展的顶峰，关于“教宗无误”教义的争议延续至今；其对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理解，为接下来几十年天主教神学及哲学——特别是新经院神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