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从1073到1517年的混乱与分裂

“我拥护正义，痛恨不义，因此我死在流亡之地。”（Dilexi iustitiam et odivi iniquitatem，propterea morior in exilio．）

——额我略七世

1073年登上教宗之位的额我略/贵格利七世（Gregory VII，1073—1085年）可能是中世纪最伟大但同时结局最具悲剧性的教宗。他崇高的信仰、美好的品德和超凡的能力都为罗马教宗在那个混乱的时局中确立自身的道德、法律和政治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一生的奉献坚持着奥思定的准则：公义与和平（Iustitia et Pax）。从其上任开始到13世纪中叶，中世纪的教会经历了一个辉煌的崛起：在教宗的带领和努力下，教会逐渐在世俗权力的种种压迫和控制中突出重围，争取到了一定的独立和自由。同时，这一时期的教会在纪律整顿方面更以古代基督教会的崇高精神为榜样，使得圣职人员的学术修养和道德水平大为提升；同时，修会传统也开始迎来了新的发展气象。然而，这位教宗晚年却在与政治（当时的德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斗争中受尽艰辛，并最终没能在罗马，而是在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Salerno）走完了他伟大而坎坷的一生。

授权之争：从《教宗敕令》到《沃尔姆斯协议》

除了整顿教会内部状况，例如严厉地谴责和禁止当时的教会中一些“圣职买卖”“圣职人员婚姻”等影响道德风气的做法，额我略七世认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授权之争”中让教会赢得胜利。所谓“授权之争”，是指教会希望能取消在教会与政府几百年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权贵王侯们任命主教等高级圣职人员的权力——这些被任命的平信徒往往与世俗利益纠缠不清，而其自身的很多行为多不符合教会的道德标准，因此给教会的道德风气建设和发展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是，“平信徒授权”这件事紧密地关系到不少国家（贵族）的利益——德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将从教会收取来的税款投入军队等开销中。因此，这个教会与政治之间实际上从额我略七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博弈一直难有定论。

但是，拥有极强的责任感和行动力的教宗额我略七世——他认为平信徒对教会的控制严重违背了公义和世界应然的秩序——显然希望能够在他的任期内将这个问题解决。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基进的措施，其中包括他约于1075年“四旬期主教会议”颁布的《教宗敕令》（Dictatus Papae）中关于“宗教权威高于世俗权威”的明确观点：他（指教宗）可以弹劾皇帝们，可以解除臣民对暴君曾经发过的服从的誓言，等等。而在此次会议上，这位勇敢的教宗更明确规定禁止任何教会职位由平信徒担任，以此取消了德国国王授权德国主教的权力。

这一系列行为激怒了当时年轻气盛的德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他无视教宗进行谈判的提议并公开激烈地谴责了教宗，更于1076年1月在由其组织的一次主教会议上令与会主教们宣布罢免额我略七世。但是，显然此时的形势对德国国王非常不利——不仅绝大多数拥有高尚道德和渊博学识的社会人士都在这场对立中站到了额我略七世一方，同样表示拥护教宗的还有一些强有力的政治实体，如一位虔诚的女伯爵玛蒂尔达（Mathilda de Tuscia）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政权。教宗在同年2月就立刻做出了回应：他宣布亨利四世被绝罚，剥夺他的政治权力并禁止德国臣民服从他——教宗弹劾国王，这在教会史上尚属首例。教宗凭借其宗教权威和个人的尊严获得了绝对的支持，亨利四世在德国国内迅速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政治地位。随之发生的事，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戏剧性事件“卡诺撒/卡诺莎（Canossa）忏悔”。

卡诺撒忏悔

1077年，“众叛亲离”的德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了能让教宗收回绝罚、重获政治地位，跨越阿尔卑斯山脉来到了教宗当时所在的卡诺撒城堡。在那里，他身穿补赎的衣服赤脚守在城堡的大门外整整3天以等候教宗的原谅。而教宗则在第4天的时候走出城门接受了他的道歉并收回了绝罚。

从表面上看，教宗的“胜利”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事实上，这可能意味着亨利四世更大的胜利——他通过获得宽恕和补赎可以重新拥有国王的地位，但教宗却因宗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不得不宽恕一个已经如此“诚恳”地承认错误的人，即使他明白一旦这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重获王位，必定会在日后给教会、教宗争取独立之路带来更大的阻碍。

重得王位的亨利四世立刻与德国贵族们选出的新领导鲁道夫（Rudolf）——他们不赞同让亨利四世重新进入教会并重掌政权——展开了战争。亨利四世此时用再立一个“对立教宗”来威胁额我略七世承认他的皇帝地位、绝罚鲁道夫。被威胁的教宗此时再次宣布绝罚了亨利四世，并承认鲁道夫为国王。同一时期，亨利一派则选出了一个“对立教宗”克雷孟/革利免三世（Clement III，1080—1100年）。不幸的是，教宗所支持的鲁道夫后来在战争中阵亡，亨利四世转而围攻了罗马，并在1084年的复活节接受了这位对立教宗的加冕。额我略七世后来被一个诺曼公爵罗伯特（Robertus Guiscard，其时为教宗封臣）的军队所救。但是，这个粗野诺曼人的军队在赶走了亨利四世的德军后竟然劫掠了罗马城——罗马人因之极度不满，并将这种愤怒转移到了教宗额我略七世的身上。无奈之下，这位为教会的整顿、独立与自由奉献了全部精力的教宗只得被迫迁移到萨莱诺（Salerno），并最终于1085年5月25日在那里与世长辞。虽然他的结局令人悲伤，但他一生的努力并未白费。事实上，他的理想在他的不懈努力中正在逐步走向成功：教宗在政治上的地位正不断提升，教会的独立自主权也开始逐渐扩大了。

沃尔姆斯协议

最终将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授权之争”结束的是签订于1122年的《沃尔姆斯协议》（Concordat of Worms）。在这之前，罗马教宗们经历了长期且艰辛的政治斡旋，甚至又出现了“对立教宗”的状况。最终在教宗加里斯都/卡里斯图斯二世（Calixtus II）任期内，这份协议被确定下来。这位教宗在1123年于拉特朗/拉特兰（Lateran）召开了教会历史上第九个（第一个在西部教会举行的）普世性大公会议来宣布这一协议。协议规定，主教将严格按照教规进行选任，皇帝被允许参与新主教的选举，但前提是不可以有任何圣职买卖或暴力干预等行为。这份协议意味着“平信徒授权”最终被废止了，教会重新拥有了选任高级圣职人员的权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世俗权力的控制。

所谓“十字军”（Crucigeri）是指西欧一些在1096—1271年之间参与以夺回巴勒斯坦地区为目的、进行针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军事行动的骑士和贵族，因他们常在衣服上缝制一个十字架而得名。

前三次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在宗教上的主要原因与天主教徒朝圣（pilgrimage）的实践紧密关联。8世纪后，由于穆斯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征服，天主教徒的朝圣开始逐渐变得困难，而对朝圣的渴望却是中世纪的标志之一。因此，当11世纪70年代占领巴勒斯坦地区的突厥人残忍地镇压甚至杀害当地以及来朝圣的基督徒时，东西方教会都受到很大刺激，夺回圣城的渴望也就变得愈发强烈。事实上，教宗额我略七世在任时便已经有了发动战争重夺耶路撒冷的想法，但却因身陷“平信徒授权”的斗争而难以抽身。这一任务最终落到了教宗乌尔巴努斯二世（Urbanus II）的肩上——他同时亦是额我略七世未竟之教会改革事业的继承者。

1095年，乌尔巴努斯二世在收到来自东方皇帝阿雷克修斯一世（Alexius I，1081—1118年）的求助信后，在一次于法国举行的主教会议上做了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当即就获得了几千人的热烈支持。而后，这位教宗更进一步激发了骑士们的热情：他宣布参与十字军运动的人将获得大赦（Indulgentiae），同时更通过规定3年的“天主的和平”（Treuga Dei，最早出自1040年法国南部的一些主教会议，这一法令规定在耶稣基督受难到复活，以及重要基督节日的时期内，任何进行战争行动的人都会被绝罚。而这一规定被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多个地区广为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参与该运动的骑士们家中的后顾之忧。于是在1096年，第一支十字军军队（由于和德国在“平信徒授权”等方面的政治冲突，这支军队的成员主要来自法国）向着圣城耶路撒冷的方向东进了。

1099年，在历经了领袖内斗、与拜占庭支持者之间的协议破裂、遭到阿拉伯军队的顽强抵抗等一系列打击后，首次东征的十字军还是踉踉跄跄地攻陷了耶路撒冷，并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其版图包括耶路撒冷，以及其后十字军在东方占领的其他一些地区）。在取得胜利后，十字军的士兵在当地屠杀了约1万名穆斯林居民以及犹太人，这一事件在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史上写下了极为耻辱的一笔。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期间，先是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军队击溃，而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计划也随之落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则是以夺回被埃及苏丹萨拉丁的军队于1187年占领的耶路撒冷为目的，但结果同样惨淡：各国军队之间矛盾重重，德意志国王腓烈特一世甚至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水死亡，其军队也随之瓦解，而耶稣撒冷却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此外，由于在人数上远远落后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以及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政策上均不能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十字军统治者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事实上从未真正稳定过，因此它在约一个世纪之后（1299年）的覆灭也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尽管如此，前三次十字军东征对基督宗教的西欧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例如，1192年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I of England）和埃及苏丹撒拉丁签订了一份条约，它除了规定一个3年的休战期之外，还允许基督宗教在不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到耶路撒冷朝圣，并将从海法（Jaffa）到提罗斯（Tyrus）的沿海地区割让给基督徒统治。除此之外，代价巨大的战争使得西欧所受的来自穆斯林军队的潜在威胁（对地中海的控制）被大大削弱，而西班牙地区亦逐步开始脱离穆斯林的掌控。而对西欧及基督教会内部而言，这三次十字军东征强化了西欧教会的团结精神，提高了教宗及教会的威望，并且激励了基督徒信众的宗教精神；与来自拜占庭和阿拉伯文化的直接接触，也使得西方社会可以从各个方面汲取来自东方的养料，从而刺激了西欧社会的综合进步。

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如果说前三次十字军东征还算取得过短暂胜利的话，那么13世纪的后五次十字军东征其结果则更为惨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它由怀着巨大宗教热忱的教宗依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推动，目的原本是东征埃及，谁知十字军中途改变计划，转而进攻基督宗教的拜占庭帝国，并攻陷以及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天主教会推动东西方教会合一的美好愿景，分裂再次得到了强化。不仅如此，它还暴露出十字军东征不仅为宗教的目标所驱动，其背后亦存在着政治、经济的动机。

其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同样乏善可陈，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偏离了这一运动的原初目标——收复圣地、建立基督徒的统治，而是转变为个别国家的政治性行动。自1271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在突尼斯获得了一些小胜利之后，罗马教宗再也没能说服西欧的君主们发起十字军运动。从夺回圣城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的目的来说，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此后，十字军之前在东方侵占的领土也逐渐回到穆斯林手中。而1291年，当十字军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城被埃及军队攻克后，耶路撒冷王国也宣告灭亡，十字军运动宣告彻底失败。

站在阿拉伯地区穆斯林民众的角度，十字军东征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行动。即便其原初目的是宗教性的，以战争的方式改变他人的信仰也与耶稣基督的教导相悖。基督殉道的十字架指向的是对暴力的基进否定以及对他者的最大尊重，而十字军旗帜上的十字架对许多民族而言却成了掠夺与征服的标志——不仅是文化上的，亦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这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式扩张，正如莫尔特曼所言：“关键的问题不是信或不信，而是受洗或死亡”。正因如此，十字军东征在穆斯林世界中造成了对西方基督宗教世界的长久敌意。直至今日，许多伊斯兰教的宣讲者仍然根据十字军东征来描述基督宗教，这显然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自己种下的苦果。

十字军东征的另一个消极后果是加剧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无限期地延长了双方之间的分裂局面（第四次东征时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劫掠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第四次东征时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劫掠极大地削弱了拜占庭帝国抵御穆斯林的能力，间接导致了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攻克以及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与此同时，十字军东征也给西欧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及巨大的物质损失，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确实在客观上开阔了西欧人民的视野。归来的老兵们所讲述的关于东方的故事，由阿拉伯地区带回的新奇的食品、香料及纺织品，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外部世界的渴望。这种渴望在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从而使欧洲与亚洲的陆上交通变得完全中断之后，变得更加强烈，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大航海的动力之一。在文化交流方面，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样不应被忽视。以耶路撒冷王国为中介，欧洲学者们接触到了许多新的观念与思想，以及大量用阿拉伯语保存下来的古希腊典籍，而这极有可能也成为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因素之一。

骑士团

在十字军运动时期出现了所谓的“骑士团”（Ordo Equitum/Ordo Militum）。他们以护送到巴勒斯坦地区去朝圣的人民、保卫圣地和抵抗穆斯林为己任，是在宗教热情的推动下、在隐修院精神和骑士精神的结合中诞生的产物。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三个骑士团分别是医院骑士团（Ordo Militiae Sancti Johannis Baptistae Hospitalis Hierosolytani，简称为Hospitaliter）、圣殿骑士团（Templarii）和条顿骑士团（Ordo Teutonicus）。

医院骑士团最早是于1050年建立在耶路撒冷的一所为来巴勒斯坦朝圣的人服务的医院，这个医疗机构后来逐渐扩大到东西方并形成了会规，同时向军事服务机构转型。圣殿骑士团在1119年前后成立于耶路撒冷，他们所宣发的圣愿是“神贫、忠贞、服从、用武器护送来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这个骑士团得名于他们居住在当时耶路撒冷城的王所赠的王宫。这个骑士团在圣伯尔纳德（Bernard）和教宗依诺森二世（Innocent II）的支持下逐渐崛起，但可惜的是，他们在13世纪的十字军运动中屡次出现有违基督宗教道德的情况。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这个骑士团在那位垂涎其财产且残暴成性的法国国王菲利普（Philippus）的攻击和压力下被迫走向崩溃。条顿骑士团于1199年被依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批准成立，这个骑士团在向外教地区人民传播基督宗教信仰方面贡献颇多。

这段时期，教宗在罗马以及教宗国的权力达到顶峰是在曾被称为“世界之光”（Lux Mundi）之教宗伊诺森三世（InnocentIII，1198—1216年）任职期间实现的。他是一位在神学上知识渊博、道德上正义而崇高、政治和宗教事务上都具有过人工作能力的教宗。他将额我略七世在其《教宗敕令》（Dictatus Papae）中规定的包括政-教关系在内的原则，在任期内基本成功地实现了——并且还提供了这些原则所依托的充分的神学依据。他在意大利、德国、英国、葡萄牙、保加利亚等地通过一系列以教会利益为核心考虑的政治手段建立起了教宗的主权；他成功地组织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他于1208年发起并组织“阿尔比战争”（1209—1229年），镇压了法国南部的异端“清洁派”（Cathari/Albigenses）；他于1210年前后批准了方济各/法兰西斯会（Franciscani）的成立；而1215年，他更举行了中世纪规模最大的公会议：拉特朗/拉特兰（Lateran，位于罗马）第四届大公会议（Council of Lateran IV）。这个会议包括禁止新修会成立、要求信徒每年必须告解一次并在复活节上领受圣体、预备下一次十字军运动、提高教会内部圣职人员的道德修养，以及抵抗异端等内容。

在中世纪中期（约12世纪），异端问题较于之前的时代突然变得普遍许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教会本身的一些堕落状况：圣职人员道德败落、教会愈加重视财富的积累、对形式化的宗教生活的过度推崇，等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一时期人民的思想逐渐开放——尤其是那些十字军运动过程中受到来自东方的诸多思潮冲击的意大利和法国人。这些异端中有不少显示出诺斯底/诺斯替主义和摩尼教的思想特征。

清洁派/阿尔比派

清洁派（Cathari），又称阿尔比派（Albigenses），是11世纪时在西欧出现的一个异端教派，但在12世纪时其影响范围已经扩展到东欧。这一教派的基本思想是善恶二元论、否认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幻影论”（Docetismus）的基督论。同时，他们还有抵制教会的圣统制以及其他教会制度、抵制婚姻、财产等特征。

瓦尔多派

瓦尔多派（Waldenses）最早是一个因反感中世纪教会为争夺权力和财富出现诸多道德堕落现象而产生的教派——也就是说，一开始这个教派并非是和教会对立的。但是后来，由于这个教派的成员在没有教会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公开讲道、谴责教会与教宗，并且放弃了教会的一些教导和制度如“炼狱说”，以及几项圣礼——他们最后仅承认圣洗、圣体和告解三项圣事。这个派别并没有被当时教会–国家的一系列惩罚措施所毁灭，并在宗教改革中逐步并入了一些新教教会。在意大利，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瓦尔多派的信徒。

宗教裁判所

在中世纪这样一个强调信仰统一性、宗教热情旺盛并且和政治联系紧密的时代里，有影响力的异端被视为同时威胁着教会和国家两者的地位和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因此当时整个社会对待异端的态度都并不宽容。连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圣道茂·亚奎纳/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都认为放弃基督信仰的人士是应当被处以死刑的——尽管不应当强迫犹太人和外教人接受基督信仰。从12世纪开始，来自教会和国家的对这些异端的惩罚就已经愈加严厉了。上文已述，教宗伊诺森三世就曾通过发起带有十字军运动性质的“阿尔比战争”（1209—1229年）来严酷地镇压法国的清洁派异端。而罗马教廷（Curia Romana，指以教宗为核心的罗马教会之中央管理机构，11世纪后，教会核心机构随着其规模扩大而逐渐得名）则在教宗额我略/贵格利九世（Gregory IX）于1231年颁布法令后开始系统地建立起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并交由托钵修会管理。这个机构在当时应用了鞭刑、火刑等残酷的惩罚手段来对付异端——后来更逐渐扩大了调查、审问和惩罚的对象：有亵渎宗教行为的、有不检点行为的、魔术、巫婆，等等。这一机构由于审查手段的粗陋——被告不被允许寻找辩护律师、控告和作证在保密而简单的过程中完成——导致了这一时期大量包括清白者在内的人被残酷地折磨甚至致死。(www.xing528.com)

然而，宗教裁判所终究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并不是基督信仰的要素或要求。而天主教会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对自身宗教理解的加深逐步变得更加宽容，并在20世纪初宣布“不应强迫任何人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接受天主教的信仰”（Ad amplexandam fidem catholicam nemo invitus cogatur，来自1917年颁布的《天主教法典》）。

中世纪中期（12—13世纪），由于教会改革的成功和当时普遍比较热情的宗教精神，隐修院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前文提到的克吕尼修会在大胡格（Hugo the Great）院长任职期间达到了其影响力的顶峰，但是进入12世纪后，财富的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腐化了原本纯洁的隐修院风气，由此便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秉承隐修院原初之严格风貌与圣本笃《本笃会规》之基本精神的修会。

熙笃会（Ordo Cisterciensis）

12世纪当中最为著名的修会是熙笃会（Ordo Cisterciensis，缩写为OCist）。它由一位本笃会院长罗伯特（Robert）创立，在伯尔纳德（St．Bernard）加入后迎来了发展高峰。伯尔纳德本人是中世纪基督神秘灵修的奠基者，拥有极为严格的苦修精神、丰富的学识、正统而坚定的神学意识和高尚的道德（1174年，他被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宣布为教会圣人/圣徒〔Sancti〕）。在12世纪，他屡次成为教宗/主教乃至国王的顾问，为教会在混乱的政治中保持其基督信仰精神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他的影响力和有力的领导下，熙笃会迅速地成长为当时最著名的修会。

托钵修会：方济各会与道明会

尽管教会在13世纪初的会议中开始禁止新修会的成立，两个在基督教会史上非常著名的托钵修会还是在这个时期被建立起来，即方济各/法兰西斯会（Ordo Franciscanorum）和道明/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这两个修会与之前的其他隐修院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在最大限度上隔离了与世俗财富的关系而又依赖于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如其名“托钵修会”，这些修会无论是成员还是隐修院本身都坚守贫穷的生活，日常生活和修会运作完全依靠修士们的体力劳动、修士的行乞以及信徒完全自愿的捐赠，而他们则尽力为信徒讲道和履行一些被允许的宗教责任，如听告解等。这样的修会有力地向当时如“清洁派”等异端证明了在教会内部也可以由这样平和的方式来使教会回到符合基督精神的道德风貌。此外，这些修会除了男修会和女修会，还发展出一个面向平信徒的组织即“第三会”。这一组织是为那些不能进入隐修院的、在世俗生活中拥有家庭、财富而又向往修士精神生活的人们准备的——他们可以在保留这些世俗生活部分的前提下，在修会的指导和帮助下遵守一些特定的规则，并部分地过带有隐修色彩的生活。

方济各会（Ordo Franciscanorum）是最早出现的但同时又最有影响力的修会。它以其创始人方济各/法兰西斯（Francis）的名字命名，并被教宗依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于1210年前后口头批准成立。这是一个由平信徒组成的、以平信徒讲道为核心的修会，在方济各的带领下，这一修会的宗教热情、对简朴生活的追求和灵性生命的渴望在那个时代无出其右。

道明会（Ordo Dominicanorum）和方济各会大约在同一时期成立。和后者不同的是，道明会中修士多为司铎，所以显然要更加强调其成员的神学知识，并要求以此来讲道、牧灵，从而丰富群众的信仰生活，同时更好地反对异端（宗教裁判所在额我略九世任期内正式成立后，道明会逐渐掌握了其管理权）。而且，在经院哲学快速发展的时期，许多出色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都来自道明会。

士林学派概述

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学者们多将其精力集中在整理、编纂历史中的经典文献上，这些工作为后来神学、哲学研究的迅速成长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素材。11世纪末，伴随着宗教热情的崛起，一个依托过去的文本积累，但又具有原创性的新的思潮形成了，这就是所谓的士林学派/经院派（Scholasticism）。

士林学派是指大约11—15世纪这段时间内于欧洲盛行的、融汇了宗教信仰与理性思辨的学术研究风格，之所以名为“士林/经院”是由于这种学术派别主要被应用于当时学校中的教育。该学派用严密的理性逻辑和思辨的哲学方法去把握和探索教义、论证信仰，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尽管缺乏对历史和实证的充分考虑，这一学派仍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产，甚至在今日之诸多哲学、神学、逻辑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中，依然能够看到它的巨大影响。

士林/经院思想之父：安瑟伦（AnseIm）

一位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士林学派思想发展走向的伟大神学家是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一个贵族家庭，而后成为隐修院修士的安瑟伦（Anselm）。他曾经当过隐修院的院长，后来又成为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宗主教和英国的首席主教，并曾因在“授权之争”中对额我略七世思想的坚决拥护而遭迫害，两度被流放。

他的神学思想平衡地结合了理性与信仰，即所谓的“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it intellectum）”。他一方面重视理性，用思辨的方式逻辑清晰地分析信仰问题——在他的三部著名著作《独白篇》（Monologion）、《对话篇》（Proslogion）和《为什么神降生成人》（Cur Deus homo）中，他出色地运用理性的方法对神学话题进行讨论，包括对天主之存在的所谓“宇宙论证明”和“本体论证明”等；另一方面，他又保持了对理性方法的清醒态度，控制自己和全然迷信理性的那种“理性主义”的距离，始终拥有对启示和神秘主义的热忱。

大学的诞生

自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以来，基督教会在社会中逐渐开始扮演甚至垄断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角色，而这种状况在“民族大迁移”对西罗马帝国–西欧文化造成严重冲击后则更为明显。到中世纪，高等教育几乎是由教会全权指导的。而到了中世纪中期，由于隐修院和圣职团的学校在一些地方发展并不充分、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不少不属于隐修院也并非圣职人员（后来大学中教员多为圣职人员）的学者开始创办出一些纯粹的教学机构，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章制度。这一现象最早于13世纪初在法国巴黎兴起，并逐渐在14世纪出现在德国和欧洲北部的其他国家。

这些教学机构的特点在于其所授学科的多样性：以哲学（在当时包括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天文学甚至音乐）为基础课程，神学为主导课程，此外还有法学、医学等科目。这样广泛的授课科目范围使它们在当时被称为“普遍学院”（Studium Generale），并于14世纪末在德国开始逐渐得到“大学”（universitas）之称。另外，这一时期大学的创立基本都需要得到国家与教会的认可（至少一个，事实上在15世纪之前的欧洲约44所大学当中，有21所是教宗独立创办、没有国王认可书的），并都要接受教会和教宗的指导与监督。

士林学派的巅峰：道茂·亚奎纳

进入13世纪后，在托钵修会学术氛围渐浓、大学兴起，以及（通过十字军东征）西方社会与东方文化、希腊文化（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著作，之前西方仅流行有其少部分作品）紧密接触的背景下，经院思想逐渐走向了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西方历史上对天主教神学体系贡献不亚于奥思定的伟大神学家，即被教会赞颂为“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的圣道茂·亚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

亚奎纳是一名道明会的修士，后来师从另一位中世纪博学的经院派代表人物大雅博/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约1193—1280年），自己也成了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他的两部著作《驳异端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和更为著名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至今仍被神学家们奉为经典之作。其学术思辨天才地整合了亚里士多德和奥思定的思想核心，在信仰和理性、深度与广度方面的叙述都达到了近乎极致的水准。

士林思想的衰落

14世纪开始，尽管大学的创立开始风行、西欧的学术氛围也十分浓厚，从创造力上来说，士林学派思想已经在走向衰退了——许多学者将注意力全然集中到了僵化的思辨和逻辑学的方法上，不再强调对《圣经》的文本和教父时期那些充满灵性的作品的研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从意大利地区逐渐开始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侧重于解放人性和知识的鲜活生命力和创造力，并最终使教育逐步脱离了已经僵化了的经院思想的桎梏。

从14世纪开始，中世纪政治–宗教权力的两个代表：皇帝和教宗的地位都逐步衰落了——这与西欧内部在政治、文化方面之合一性和社会秩序的破裂紧密相连。民族国家逐渐兴起，原本以整个西欧为根基的团结精神现在分裂为以不同民族为对象的民族主义精神气质。教会的传统地位亦于同一时期被各个国度的政治独立化、平信徒化和个人主义的流行所威胁——连教宗的地位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乃至侮辱。教会内部腐化衰败的弊病也愈加严重并显露出来、一些以变革为目的但被斥为异端的运动在英国和波西米亚地区被发起，继而被镇压，然而有力的改革却始终没能被实施——直到16世纪初来自德国的基进改革令人悲伤地撕开了西方教会。

“巴比伦流亡”：教宗权力的跌落

从13世纪末的教宗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八世（Boniface Ⅷ，1294—1303年在任）任期开始，教宗在欧洲政治世界的地位逐渐下降。尽管博尼法奇乌斯八世本人是一个十分有能力和激情的教宗，但他已经不能争取到依诺森三世时代教宗至高的世俗权力。在他任职期间，他和当时西欧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Philip the Fair）在教宗-国王权力和教会-政治关系等问题上数次陷入严重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法国当时的宰相竟然利用一群雇佣兵逮捕了教宗，而教宗在获救后数周便因深受打击而去世。

在这场教宗与法国国王的冲突中，法国国王的得胜和下一任教宗克雷孟/革利免五世（Clement V，1305—1314年在任）的选任似乎颇有联系。这位新教宗原来是波尔多（Bordeaux）的总主教，而在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与菲利普的争执过程中，他和后者保持了较好的关系。这位教宗在法国里昂被加冕为教宗后，于1309年开始便定居在了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Avignon）。此后，在直到1376年的近70年的时间里，连续6位教宗都居住在此而远离了罗马的教廷。这一现象在14世纪时就已经开始被称为教宗的“巴比伦流亡”。

这是一个不幸的历史事件。一方面，教宗愈加受到法国国王的控制，成为其政治工具；同时，其在法国教廷的生活常常奢华无度，更屡次参与/组织军事活动以维持自身统治。由此，教宗在基督教世界中传统上的崇高地位被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处在意大利的教宗国由于教宗的搬离失去了许多税赋收入，影响了正常的运行；更重要的是，远在法国的教宗对罗马教廷疏于管理，使其内部在缺乏权威的情况下混乱不堪。

1376年，在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Gregory XI，1370—1378年在任）任职期间，教廷最终回到了罗马。

西部教会大分裂（1378—1417年）

“巴比伦流亡”之后，教会的动荡并没有就此平息——一场被称为“西部教会大分裂”（the Great Occidental Schism）的悲剧性事件随之而来。额我略十一世之后，枢机们在罗马选出了教宗乌尔巴努斯六世（Urbanus VI，1378—1389年在任），然而枢机团对这位教宗后来强势的态度和对法国政治利益的忽视（当时枢机团中大部分是法国人）大为不满，于是同年9月在法国又选立了一个对立教宗——法国国王的表哥——克雷孟/革利免七世（Clement VII，1378—1394年在任）。这位对立教宗后将其教廷定居于阿维尼翁（Avignon），与乌尔巴努斯六世在罗马的教廷分庭抗礼。更不幸的是，这两位对立教宗的相继去世并没有使分裂状况得到解决，他们各自的继任者延续了这种对立。为了试图解决这种状况，1409年在意大利的比萨（Pisa）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然而，两位教宗都没有到场。这次会议宣布两个教宗都被废除，并选出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V，1409—1410年在任）作为新教宗。这次会议并没有解决分裂问题，反而使其更为不堪——两位原来的对立教宗不承认会议的判决，如此竟形成三个教宗同时存在的状况。

康士坦斯大公会议

1414—1418年间举行的康士坦斯/康斯坦茨大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为“西部教会大分裂”的状况带来了根本性的解决。这次会议致力于解决“合一问题”（causa unionis，指此时三位教宗对立的状况）、“改革问题”（causa reformationis，指教会内部的改革）、“信仰问题”（causa fidei，指当时出现的威克里夫〔Wycliffe〕和胡斯〔Hus〕等人掀起的异端性运动）等重大议题。在当时的特殊状况下，这次会议规定大公会议的地位高于教宗，甚至有权统治教宗。最终，会议决定当时的三位对立教宗：约翰内斯二十三世（Johannes）、额我略十二世（Gregory XII）和本笃十三世（Benedict ）都要退位，并于1417年选出一位新教宗马尔提努斯/马丁五世（Martin V）。至此，困扰教会约40年的“合一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然而此次会议未能妥善解决其他两个问题。

到中世纪末期（15世纪后），教会的诸多问题开始变得愈加严重：随着人文精神的高涨，信徒对宗教权威的尊敬大为降低，更因此仿佛失去道德约束一般地陷入了放纵的、充满恶习的生活方式；宗教生活越来越带有形式化和物质化的倾向，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新的崇拜和祈祷的方式，更出现了大量毫无根据但仍可引来许多信徒追奉的“圣物”；宗教裁判所从13世纪末开始追查和镇压“魔术”和“巫婆”的行动，因其审判的粗糙性甚至野蛮性导致了许多无辜性命的悲惨死亡，更在民间讽刺性地激起了“迷信”的情绪；更危险的是，这一段时间里教廷内部圣职人员的堕落、腐化现象变得十分严重，而他们的学术水平更难以为信徒提供令人满意的牧灵/教牧工作；而教宗们的表现经常也令人担心——这一时期出现了多位所谓的“文艺复兴教宗”，尤其是从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1471—1484年在任）到良十世（Leo X，1513—1521年在任）的50年间出现的数位教宗，都十分的“世俗化”：这些教宗在把主要精力从教会管理和牧灵转移到古典美术、建筑、音乐等艺术的同时，更经常和那些意大利的贵族们一样追求世俗利益（如家族利益）、重用亲戚——最不堪的一位是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他甚至和一位贵族女士有4个私生子，并在任职期间帮这些孩子在教会内谋取职位和利益。

面对这些威胁着教会的种种紧迫问题，教会并非毫无察觉。事实上从14世纪初开始，几乎每一次主教会议都会涉及教会改革的问题：从教廷的税收政策、隐修院的整顿到圣职人员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问题。然而可悲的是，长久以来教会内部的许多圣职人员已经在他们的既得利益中迷失了应有的崇高的宗教热情和精神，这些人——甚至包括教宗在内——都没有认真地尝试过对教会进行彻底改革，而那些被延续的顽疾最终在16世纪初酿成了西方教会那次令人悲伤的分裂运动。

前文已述，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处在中世纪末期的教会已经问题重重，而教会自身却迟迟没有决定开展彻底的改革。在这种状况下，有一些基督徒或由于担心教会堕落对基督信仰的影响，或由于自身/所在国家的政治状况及需求而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来面对天主教会，并由此最后发展出异端性的运动。这些运动的核心诉求往往和后来在16世纪初出现的宗教改革运动多有相似之处：强调《圣经》崇高性的同时贬低教会的圣传，强调“国家”“民族”等概念的同时贬低罗马教会的普世性，故此可以被视为宗教改革的先声。这一阶段出现的两个坚持上述核心诉求的、最著名的“异端”，就是英国的威克里夫（Wycliffe，约1320—1384年）和波西米亚地区的胡斯（Hus，1372—1415年）。在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上，二人的思想被作为“异端”严厉地审判，胡斯更被处以火刑——这一事件后来不幸引发了波西米亚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