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历程(451-1073年)

如前文所述，5世纪中叶之前，罗马主教的崇高地位在更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并不享有整个基督教会内部的事务审判权与决定权。同时，由于东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中心地位及强势，当时整个教会的实际重心也坐落在东部。但是，由于历代教宗、学者们的努力，从这一时期开始，罗马主教开始逐渐拥有了作为教“宗”的真正实权。

良一世（Leo I）

历史上第一个在神学、历史和立法等多个层面论述并尝试确立罗马优先权的罗马教宗是良/莱奥/利奥一世（Leo I，又称大良Leo the Great，440—461年）。445年，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努斯三世（Valentinianus III）颁布敕令规定帝国西部的所有教会都必须承认教宗的管辖权、审判权等权力。在加采东大公会议上，良一世的代表宣读了其明确的宣言：“罗马教会始终拥有首席地位。”尽管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想法并没有得到东方教会的充分尊重，但他在寻求罗马优先权的过程中使用的神学与政治进路，都为未来罗马教宗们争取罗马优先权的努力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良一世的另一个历史功绩是在“民族大迁移”的过程中通过与数个部落首领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罗马城：452年，他说服了匈奴人（Huns）首领阿提拉（Attila）不侵略罗马；455年，他通过与汪达尔人领袖盖色利克（Geiseric）的交涉避免其部队在罗马城内纵火与屠杀。

额我略一世（Gregory I）

在6—7世纪这段时间中，伴随着“基督一性论”等教义方面的争执和东西政治/宗教权威的冲突，教宗的权威被严重地损害了——来自东方拜占庭皇帝的权力甚至可以左右这一时期教宗的选任。而将这一颓势大大扭转的是被称为“最后一位拉丁教父”和“第一位中世纪教宗”的额我略/格里高利/贵格利一世（Gregory I，590—604年）。他确立教宗地位的方式更多地凭借他本身鞠躬尽瘁的教会工作和高尚的品行：他将教会的社会慈善工作范围大大扩展，使得更多的人民得以受益；他通过和伦巴第人的沟通于6世纪末使罗马城获得了难得的和平；他积极地扩大教会传教的范围，使得意大利一些原本信奉外教的岛屿（如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不少格尔曼/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乃至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es）地区都开始逐渐接受了基督信仰；他支持圣本笃的隐修院会规（详见后文）并推动了隐修院传统的发展；他对伯多禄的遗产（Patrimonia Petri，即罗马教会在意大利及其周围岛屿地区所拥有的地产）的管理为后来教宗国（Papal States）的确立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他虽然不是一个思辨性很强的神学家，但却是出色的牧灵学、灵修学和传教学方面的专家。他的牧灵学/教牧神学著作《牧民守则》（Liber regulae pastoralis）先后被译成古希腊语、盎格鲁-撒克逊语等语言，并且在中世纪被广为学习和尊重，为教会在这段时间内的传教工作和影响范围的扩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而另一方面，由于他的著作《关于意大利教会人士之生活和奇迹的对话》（Dialogi de vita et miraculis patrum Italicorum）和他关于炼狱的一些言论，很多关于奇迹、“神视”（vision）、炼狱、天使和魔鬼的夸张的故事也流传开来。在他之后，拉丁神学一直沉寂到11世纪，经由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才开始重新焕发出生机。

前文已经提到，从公元约4世纪开始的“民族大迁移”过程中，诸“蛮族”对西罗马帝国的侵扰和冲击使得罗马城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经历了一次大衰退，甚至导致了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的灭亡。不少被入侵并建立了外族政权的地区一度都没有了教会的身影，虽然后来哥特人（Gotones）的一些部族逐渐接受了基督教，其信仰却带有深刻的“亚略主义”特征。但不论如何，在此时的西方，“基督教”与“格尔曼/日耳曼”（Germani）相互间的影响正在不断地加深，而在深受拉丁语文化影响的法兰克人（Franci）建立的王国，出现了一位对基督宗教信仰和基督之教会的延续及其后来发展影响深远的国王：克洛维（Clovis，481—511年）。

克洛维的皈依

如上所述，狄奥多西乌斯大帝/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379—395年）于395年去世后，罗马帝国再次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而西部由于“民族大迁移”的冲击被逐渐弱化。自从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努斯（Valentinianus III）于455年被暗杀后，西罗马帝国统治的实权就掌握在了外族人——格尔曼人的手里。其中，一名叫奥多阿克尔（Odoaker）的亚略派基督徒于476年赶下了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姆鲁斯（Romulus）并成为意大利国王，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东方的皇帝芝诺（Zeno，474—491年）随即在479年承认了这位外族的统治者。

真正为正统的基督宗教信仰提供了莫大支持的是建立了所谓梅格温格/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这位强势的国王在征服高卢地区后在大约496年接受了圣洗。他以及由他所带领的整个法兰克民族向正统基督宗教的皈依，对教会这段时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不仅阻止了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大帝（Theoderic the Great）广传亚略主义的计划，更因为强势的法兰克人的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张而使得正统的信仰在数十年之后（克洛维带领其随从受洗之时，其他的格尔曼/日耳曼的国王都属于异教徒或亚略主义）得以使更多的民族基督教化。

克洛维受洗的另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格尔曼民族从此开始通过正统的基督宗教信仰和教会直接接触到除了完整的罗马-基督宗教文化以外的、因为“民族大迁移”被打击、逼退至教会的古代罗马文明。这一联合，一方面使得所谓的“蛮族”开始有良好的条件吸收古罗马帝国在几百年中创造的先进文化要素，自身在军事强大的同时在文化上也开始走向“文明”；另一方面，也使得教会在国家中的文化权力地位大为上升——国家的高等教育几乎被圣职人员和隐修院的僧侣们所垄断，而以文字形式整理、保存、继承和发扬古典文化的重任也似乎完全交给了隐修院和教会中孜孜不倦的学者们。

但是在格尔曼民族/国家经历“基督教化”的同时，身处格尔曼国度中的基督教会也难免受到了一些来自格尔曼人的不好的影响：教会被政治所主导，主教的职位被国王、贵族所左右——“圣职买卖”（simony）的情况时有出现；原有的迷信和外教习俗冲击着教会的容忍底线；许多贵族不道德的行为传染了一些信徒，使得基督教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受到削弱；等等。

公元7世纪，一个在当时严重阻挡了基督宗教在东方扩展的新兴宗教——伊斯兰教迅速崛起了。出生在麦加（Mecca）的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同时还是一名强大的政治领袖，他后半生的中心似乎放在了在阿拉伯地区的南征北战上。当然，他同时也引导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放弃原有的多神崇拜、偶像崇拜等传统并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信徒被称为“穆斯林”（Muslim）。在他于632年与世长辞后，其继承人被称为“哈里发”（Khalif，意为“代表”），而这些继任者积极地继续穆罕默德的事业，进一步扩展了征服活动，并开始逐渐占领拜占庭帝国。到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已经统治了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东方几个重要的总教区如耶路撒冷（Jerusalem）教区、安提约基亚教区、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和教父德尔图良、西彼连、奥思定们的教会——它们在基督宗教诞生之初的几百年间为教会内部思想的丰富与外在传教的扩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已被征服。阿拉伯人在其征服的地区普遍施行温和的同化政策，使得越来越多被征服地区的主流宗教转变为了伊斯兰教。自此以后，基督宗教向东方的扩展停滞了，甚至恢复原有的教会范围都变得十分艰难。

然而，阿拉伯人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止，更进一步威胁了欧洲的西部和南部。8世纪初，西班牙和法国一些地区被征服，所幸当时法兰克王国的一位将领查理（Charles）出色地于732年在战役中给予阿拉伯军队以沉重打击，使得当时的法兰克王国及其内部基督教会免于战火之灾。但是，阿拉伯人的扩张并没有就此彻底停步，防卫较弱的法国南部和意大利沿海地区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846年，罗马城外的圣伯多禄、圣保禄教堂都被劫掠——当时的教宗良四世（LeoIV）为此被迫在梵蒂冈周围建起了围墙以防日后再发生如此事件。3年之后，罗马人和希腊人共同于一次海战中击退了这些阿拉伯海军。

教宗的政治行动与梅格温格/墨洛温-卡洛林王朝更替

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势力已经大不如前，而那里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对意大利保护的缺失（当时意大利受到伦巴第人的侵略）更使得民众把更多的信心与忠诚逐渐转移到了在意大利地区拥有广大地产的罗马教廷及教宗的身上——前文已述之教宗额我略一世为此贡献良多。从8世纪初开始，由于东方帝国皇帝对西部遭受军事入侵的支持不力，罗马教宗们开始作为一个代表罗马地区政权的角色在西方的版图上斡旋：他们先是尝试于739年和那位成功地打击了阿拉伯军队的法兰克王国军事领导查理进行谈判，试图通过他来抵御意大利北部来自伦巴第人的威胁；尽管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查理的同意，教宗扎卡利亚斯（Zacharias）还是随之与伦巴第人的国王签订了一个20年的和平条约；后一件更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是，这位教宗作为最高道德权威的象征首肯了法兰克王国一位大臣丕平（Pepin the Short）作为一个非梅格温格王朝的人用一个新的卡洛林王朝代替这个行将就木的朝代，并在其称王后允许其接受了傅油礼，而梅格温格王朝最后的统治者则在政变后被禁闭在了一所隐修院之中。于是，从丕平的儿子查理曼（Charles，后被称为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Charlemagne〕，详见下文）开始，卡洛林这个名字正式接替了梅格温格，成为法兰克王国新的王朝。

而在这一过程中，罗马教廷、教宗和整个意大利也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在伦巴第人于751年攻占了拜占庭帝国设立在意大利的行政首府拉文纳/腊万纳城（Ravenna）并因此威胁了罗马时，与当时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的冷漠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丕平回应了教宗斯特凡努斯二世（Stephanus II）的求助，并于754年和756年率军在意大利击败了伦巴第人，并将收复的地区交还给了罗马教宗。754年，教宗和丕平共同颁布了一个文献即“克尔西赠予许诺”（Promissio Carisaca）。这一文献规定了包括拉文纳城在内的、被伦巴第人所占领的领土都要在收复后归还给教宗（而非拜占庭帝国皇帝）。后来，这份文献更被放在了罗马城中圣伯多禄的墓上以示庄重。如此，一个兼具宗教—政治意义并作为实体存在的“教宗国”便基本确立下来了。

查理曼大帝和神圣罗马帝国

在西欧历史上，建立起可以和东方拜占庭帝国以及伊斯兰教地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局面的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是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Charlemagne）。他一方面是一个出色的军事领导：在他的南征北战的统治期间，法兰克王国的领土延伸到了所有德意志民族地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对继承古罗马先进文化制度和传播基督宗教信仰有极大热情的君王，他在征战之时从不忘将基督信仰和古罗马文化带入其帝国的新疆土，同时又积极地支持国家中教会的建设——在他的统治下，当时的圣职人员普遍拥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除此之外，他对国家公民的知识（宗教）教育亦十分重视，经常在教堂周围开设学校。在这些努力下，查理曼大帝统治下的、昔日的西罗马帝国开始重新经历文化的崛起。

另外，尽管查理曼大帝在扶植教会成长的过程中凭借其政治力量对宗教事务多加干预（他指定了当时几乎所有法兰克地区的主教和隐修院院长），但他似乎始终是出于一种宗教性的责任感才这样做——他希望凭借对教会的支持和保护、对基督教的宣扬和对自身国家的全面建设实现一个奥思定著作《天主之城》（De civitate Dei）中的“人间天国”。而到8世纪末，拜占庭帝国在名义上都已失去了对教宗国的统治和影响，取而代之的是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王国。

虽然“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Romanum Imperium，Holy Roman Empire）这一名称直到13世纪才出现，它实际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12月25日）就已经初现雏形了：这一天，良三世（Leo III）在教宗国的圣伯多禄大堂中为查理曼大帝加冕。至此，查理曼大帝统治的道德权威被大大增强了，他被视为罗马帝国西部帝制正当的延续者和在政治上统一西方基督宗教世界的使者。同时，他也正式地接过了保护教宗、教会以及建设基督在人间的“天国”的义务。同时，至此之后形成了一个中世纪西方皇帝登基的重要原则：只有教宗才有权柄为皇帝加冕。

然而，查理曼大帝的政治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他的孙子们通过843年的《凡尔登（Verdun）条约》将统一的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与意大利，分别由路易（Ludovicus）、卡若鲁斯二世（Carolus II）和洛塔尔一世（LothariusI）统治。中法兰克王国统治者洛塔尔二世（LothariusII）在869年去世后，东、西法兰克王国在次年瓜分了中法兰克王国的领土，由此法兰克王国分裂为法国—德国两部分。

从此以后，被削弱的法兰克势力不能再有力统治西方世界，而罗马城也就随之遭遇了内忧外患：意大利地区的小伯爵们逐渐得势，甚至威胁到教宗的正常选任，而8—9世纪，来自诺曼人（Normanni，亦被称为Vikings，居于丹麦、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格尔曼人）和穆斯林的侵袭更使得教宗国的安危堪忧。此后的几百年间，除了一位优秀的教宗尼苛劳/尼哥拉一世（Nicolaus，858—867年在位）凭借其出色的才干和高尚的道德在当时的局势下面对法兰克和拜占庭尽力保证了基督宗教的原则、教宗的权力、教会的独立和自由之外，罗马教会和教宗一直被困在动荡的政治时局中。(www.xing528.com)

在西欧和教会的历史上，公元10世纪被称为“黑暗百年”（saeculum obscurum）。这一时期，失去了统一的西欧不断面临着匈牙利人（Hungari）、撒拉森人（Saraceni，穆斯林军）和诺曼人的侵扰，意大利和法国的领土上几乎没有和平的区域，许多教堂和隐修院被劫掠乃至摧毁。同时，各地贵族们也开始污染教会的建设：他们霸占了教会与隐修院的地产，罗马的贵族更控制了教宗的选举——这一时期很多教宗都属于这些贵族的家族。更悲哀的是，这一时期混乱的社会状况似乎深刻地损害了教会内部的道德状况，许多圣职人员不再将重心放在教牧、教育和学术等事务上，享乐主义、圣职买卖等现象在教会中屡见不鲜。教会，和外在的社会一样，陷入了深深的混乱之中。

奥托一世（Otto I）

此时在西方逐渐建立起有序局面的是德国皇帝奥托一世（Otto I）。他通过一系列抵御外来威胁的战役和内政手段稳定了德国的局势，使德国在当时混乱的西欧版图上成为一个有力的、坚固的政治实体。而此时在德国的主教和隐修院院长们也已接受了德国国王赋予的地产和一些政治权利，从而变成了能够协助国王打击敌方公爵势力的所谓“邦君”。随后，面临着外界种种威胁的教会转向德国以求支持，并表示可以为在此时平定动荡的西欧的德国国王加冕：于是在962年，奥托一世被加冕为皇帝——至此，“神圣罗马帝国”便形成了。作为回报，奥托以及在他之后的德意志帝国在300年中也的确用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了罗马教会的地产和诸多权利。同年（962年），在二者签订的《奥托协议书》（Pactum Ottonianum）中，奥托一方面认可了“克尔西赠予许诺”（Promissio Carisaca）中丕平和查理曼规定的属于罗马教宗的地产，另一方面又规定教宗在祝圣之前需要向皇帝宣誓忠诚，而且德皇对教廷中的官员享有最高的监督与司法权。

短暂的“教宗对立”

然而在这位奥托皇帝于973年去世之后，罗马教会和教宗又逐渐陷入了政治纷争之中，伴随着政治纷争的同时还出现了“教宗对立”的情况：教宗本笃/本尼狄克图斯九世（Benedictus IX，1032—1044年在任）是一个无论在道德上还是才华上都不配担任教宗的人，他在当时的一些出格行为令罗马城愤怒的信徒们选出了另一位教宗西尔维斯特三世（Silvester III，1045年在任）代替他。但是本笃九世又试图赶走西尔维斯特三世，并用圣职买卖的方式将教宗之位让给了额我略六世（Gregory VI，1045—1046年在任）。为了处理这样的局面，也为了增加国家在意大利的影响，当时的德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yIII）来到了罗马并在苏特里（Sutri）召开了主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两位对立教宗西尔维斯特三世、额我略六世以及此前臭名昭著的本笃九世都被批评并撤职。同时，会议选出了新的教宗克雷孟/革利免二世（ClementII，1046—1047年在任），而新教宗上任之后则立刻为提名他的德国国王举行了加冕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德国国王甚至拥有了提名乃至决定罗马教宗人选的权力。

11世纪发生的、最令基督教会悲伤的事情可能就是东、西教会的大分裂了。然而这个分裂并不是突然的、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双方教会在历史沿革中逐渐形成的多方面差异（主要存在于文化而非核心信仰上）——某些神学观念、精神气质、语言文字、教会的结构和制度、对礼仪以及政教关系的理解，等等。如此繁多的差异使得二者从2世纪开始就显露出不同的发展方向，且在5世纪左右便因为一些神学上的矛盾（如“及子/及由子”等神学议题）而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冲突。

除了文化方面之外，政治方面的冲突也深刻强化了二者之间的隔阂：由于距离遥远，西部地区和东部帝国的政治联系逐渐削弱，而在一些严重的战乱时期，东部帝国更在一些西部需要军事保护和支持的时刻表现冷漠。于是从“克尔西赠予许诺”开始，教宗国逐步建立在原本属于拜占庭帝国在罗马的统治地区（包括其统治首府拉文纳）之上——西方教会与那些曾在“民族大迁移”中入侵了西罗马帝国并致其毁灭的民族走向了合作，甚至开始创造新的文明，而教宗为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以及奥托一世（Otto I）等国王的加冕更明确象征着教会对一个与拜占庭帝国分庭抗礼的政权的支持。这些政治上的分歧和对抗，亦使得东方的希腊教会和西方的拉丁教会之间心理上的相互排斥愈加严重。

东方希腊教会的特征

与西方的拉丁教会相比，东方的希腊教会由于较少受到“民族大迁移”的社会–文化冲击，其精神气质更多地体现出坚持传统、保守的一面：可以说，东方教会在教会结构、礼仪制度、宗教思想和教义方面，到11世纪时已经有近500年没有大的变化。不同于愈发开放、“普世化”的西方教会，东方教会从一开始就和国家、民族这些概念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与皇帝一同形成了“政教合一”的体制——这就意味着教会在得到皇帝军事保护的同时，也要接受皇帝对教会内部一切事务的绝对控制权。

东、西方教会的另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当西方教会执着于让信仰通过教会、信徒的努力在整个社会的建设与完善中充分发挥其作用时，东方教会更强调被动地让进入教会的信徒体验圣礼的奥秘。

教会间冲突的爆发

到11世纪初，东、西方教会的冲突终于爆发了。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凯卢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1043—1058年在任）似乎是率先激化矛盾的人——他于1050年公开指责西方的信徒为异端，又在1053年关闭/没收了地处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堂和隐修院。在他的影响下，东方教会的其他数位主教也开始攻击西方教会。作为回应，西方教会此时的教宗良九世（Leo IX）派遣了一位颇具才华但语言刻薄锋利的枢机主教亨伯特（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到东方，然而这次交涉最终由于相互的言语攻击——亨伯特甚至指责东方教会中的司铎婚姻（在325年的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上这一行为被允许，而西方教会后来反对司铎婚姻的一些教令并没有得到东方教会的承认）为“淫行”——而无法顺利进行。

1054年初，东方皇帝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us IX）似乎希望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因此试图再次组织交涉，以期使双方代表能够面对面地商议或平和地辩论，而罗马方面也确实派出三位使者：亨伯特、腓特烈（Fredericus de Lothringia，即后来的斯德望/司提反九世〔StephanusIX〕）和当时阿马尔菲（Amalfi）的总主教伯多禄。然而，这次交流也失败了——宗主教凯卢拉利乌斯高傲地禁止教宗的代表们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弥撒礼，同时煽动东方的信众反对教宗的使者们。而此时，在不知道教宗良九世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几位教宗的代表自发决定于1054年7月16日公开在“圣智慧教堂”的祭坛上放下了“禁令诏书”（Bannbulle）——这一诏书由亨伯特所拟，不仅严厉地批判了宗主教凯卢拉利乌斯，更宣布开除他及其支持者的教籍。此后不久，在皇帝又一次徒劳无功的努力后，凯卢拉利乌斯也宣布开除所有西方拉丁教会成员的教籍。至此，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了。

圣本笃与《本笃会规》

如前文所述，隐修院自4世纪产生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由于没有固定、统一的规章和制度而产生了许多问题。在西方为这一状况提供解决方案的就是被尊称为“西方隐修传统鼻祖”的圣本笃（St．Benedict of Nursia）。他约于529年建立了声名显赫的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隐修院，成立了本笃会，并从此一直在这里工作。在卡西诺山隐修院建成后的不到10年时间里，圣本笃编写出了著名的《本笃会规》（Regula Sancti Benedicti）——这部会规为包括卡西诺山隐修院在内的、后来新出现在西欧地区的诸多隐修院提供了标准模式。它得到了教宗们和国王们的认可并逐渐代替了其他原有的一些影响力较小的会规——著名的教宗额我略一世本人就是本笃会的隐修士，他尤其推崇《本笃会规》。在12世纪之前，这部文献是几乎所有西方教会的隐修院的组织基础，并直到今天仍在那些新会规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其深刻的影响力。

圣本笃认为过隐修生活的目标应为“荣耀天主”（ut in omnibus glorificetur Deus），而隐修生活的基本原则是“定居”（stabilitas loci）、“培养美德”（conversatio/conversion morum）和“服从”（oboedientia）。此外，《本笃会规》还通过要求隐修者每天阅读一段《圣经》（意味着隐修者必须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做一定的体力劳动等方式使隐修士的生活充分体现了“祈祷与劳作”（Ora et Labora）两个中心。

《本笃会规》和本笃会共同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而正统的隐修院传统。一个连圣本笃本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是，他对修士阅读《圣经》之能力的要求后来逐步发展为整个本笃会乃至其他修会对学习、继承古典神学知识、搜集和抄录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的热情和追求——这对于拯救那些在“民族大迁移”过程中时刻面临被毁灭危险的古代著作（如那些曾经的教父们的著作）至关重要。同时，隐修院对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宗教文化与其他代表着罗马文明的知识产物的保存和传承，也为后来格尔曼在统治西欧地区的过程中接受基督信仰、吸收罗马帝国先进文化并从而逐渐发展出不单具备军事力量，更拥有灿烂文化内涵的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传统的衰落

公元7—9世纪，伴随着西欧政治状况的变化，法兰克王国中的隐修院文化开始出现堕落的迹象：隐修士的道德状况下滑、隐修院财富增多并因此受到了许多世俗贵族势力的垂涎，等等。而9—10世纪，撒拉森人（穆斯林军）和诺曼人的侵扰又导致了许多隐修院被洗劫甚至毁灭。另一个影响隐修院风气的事情是：从8世纪开始，在权贵势力对教会事务（包括隐修院）的控制下，许多非圣职人员（贵族）成为隐修院的院长。而这些人往往没有很高尚的道德和对隐修生活的执着热情——有时他们甚至把妻儿、仆人都带入隐修院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难免对其所在之隐修院的隐修文化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克吕尼（CIuniacum）隐修院改革运动

10世纪初，一位被称为虔诚者威廉（Wilhelmus Pius）的人在位于法国勃艮第地区的克吕尼建立了一所隐修院。与当时其他一些隐修院截然不同的是，他要求这所隐修院不受任何地方主教或权贵的控制，而是完全直属于罗马。这所隐修院坚持继承了严格的圣本笃的会规，恢复了庄严肃穆、克己缄默的隐修院风气。创立几十年后，这所隐修院的修士也开始到别的地方建立符合这种传统和风格的隐修院，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克吕尼隐修院的院长为总领导的隐修院联盟。这样的联盟逐渐掀起了一场隐修院改革运动，其范围不仅广布法国，更延伸至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地区。

克吕尼隐修院所带动的向虔敬、庄严的传统隐修生活方式的回归不仅感染了其他地区的隐修院，更激励了那些平信徒乃至圣职人员。于是，在这场隐修院改革的风潮带动下，11—12世纪出现了普遍的教会改革运动（后来著名的教宗额我略/贵格利七世〔Gregory VII〕就曾是克吕尼隐修院的隐修士）。这场运动坚持了克吕尼隐修院的基本精神，坚决地谴责了当时教会中一些道德堕落的现象，并致力于恢复教会应有之高尚的道德风貌。而后来，运动的矛头更指向了这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平信徒（在当时主要针对权贵阶层）对教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