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教会的孕育与发展：天主教的起源(1世纪初-313年)

“但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迦拉达书4：4—5）⁽¹⁾

大约在公元30年，一位由童贞女玛利亚/马利亚（Mary）生于罗马帝国犹太省小城白冷城/伯利恒（Bethlehem）、成长于纳匝肋/拿撒勒（Nazareth）的犹太人开始在巴勒斯坦（Palaestina）地区公开进行讲道、行神迹等宗教活动。作为一名犹太人，他的教导却不同于传统中的犹太宗教：作为“爱”的天主用爱将宗教和伦理解脱于律法、圣殿、地区、社会地位和民族，并将这爱施与世间包括人在内的所有被造物，以完成对整个世界——而不仅仅局限于一直在期待一个政治性领导者“默西亚/弥赛亚”（Messiah，受膏者/救世主）的犹太人——的救赎。而他自己则作为“受生而非被造”、与天主具有同一个本质的天主之子，“道成肉身”于现世之中，通过召集门徒（其中他选择了十二名犹太人成为宗徒，作为重新统合历史上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隐喻）以将这教导流传给世人：“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窦福音28：19—20）⁽²⁾

这个人，就是后来基督徒称为“基督”（Christ，来自古希腊语khristos，源于古希伯来语中的“受膏者”一词）的耶稣（Jesus，意为“上主拯救”）。

然而，由于耶稣的思想对犹太教传统的巨大冲击，他大约于公元33年4月7日（那一天正是犹太教的逾越节）和门徒们吃过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创立了“圣体圣事”后，在愤怒的犹太宗教领袖们的推动下被当时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般雀·比拉多/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当时正是犹太教传统中宰羊献祭的时刻）。根据《圣经》的记载，此后发生的事和耶稣基督的降生一起构成了基督信仰的根基：在被钉死后的第三天，耶稣复活了，并和门徒共处了40天。

正式的、脱离了犹太会堂的基督宗教之教会的历史，是从一个五旬节（Pentecost）——第一个圣神/圣灵降临节开始的。

在那一天，重新确定了十二宗徒，经过抽签选举，马提亚（Matthias）代替了出卖耶稣并致其死亡的犹大（Judas）。当时宗徒团体中的伯多禄/彼得（Peter）高声向在场的古代以色列同胞们有力地宣扬了耶稣的身份与事迹，并使得当天即有约3000人接受洗礼并成为基督徒（耶稣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约基亚/安提阿（Antiochia）开始的（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Acts 11：26）。此后，宗徒们通过传道和行神迹医治病人进一步扩展了教会的规模。

然而，尽管此时的基督教会并未对犹太教表现出敌意，甚至某种程度上仍然坚持着犹太教的传统（去圣殿祈祷、遵守律法等），以犹太人的最高法院为代表的犹太主流社会却并不愿接纳这个以耶稣基督为信仰基础的、规模扩张迅速的“宗教”（当时基督教会可能并未彻底认定自己与犹太教分立）。在一次冲突中，犹太人用石头砸死了正在传耶稣之道的斯德望/司提反（Stephen，十二宗徒由于教会扩张、传道任务繁重，通过按手礼选定的管理教会日常生活供给的七执事之一）（宗徒大事录6：1—6）。这是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位基督教殉道者（约33年）。其后的几十年，基督教徒在向犹太人宣扬基督信仰、试图使他们理解、接纳乃至加入基督教会的过程中，时常遭受到犹太教徒的迫害。

“磐石”伯多禄（Peter）

“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决不能战胜她。”（玛窦福音16：18）⁽³⁾

关于宗徒伯多禄，《圣经》中对于他的记载并不如保禄/保罗（Paul）详尽。除了《玛窦/马太福音（Matthew）》（如上，玛窦福音16：18）和《若望/约翰福音（John）》（若望福音21：15—17）里耶稣将其立为教会的“磐石”与“牧羊人”之外，根据《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Acts），伯多禄似乎已成为教会的领袖，并且曾两次入狱。而书中记载的宗徒大会（Council of Apostles）则说明在50年左右他身在耶路撒冷（Jerusalem）。根据《约翰福音》的暗示、奥利金/奥力振/俄利根（Origen）以及次经（Apocrypha）的记载，按照他自己的要求，伯多禄/彼得于尼禄皇帝（Nero）时期（64—67年间），被倒钉于十字架死去（他认为自己不配和耶稣基督以同样的方式死去）。

“外邦人的宗徒”保禄（Paul）

“因为，那叫伯多禄的为受割损的人致力尽宗徒之职的，也叫我为外邦人致力尽宗徒之职。”（迦拉达书2：8）⁽⁴⁾

宗徒时期，对早期教会的内部规则建设、神学建设及其向“普世性教会”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位基督徒是保禄/保罗（Paul）。保禄一开始是一位执着的反基督教人士，其时名为扫禄/扫罗（Saul），并参与了对斯德望的迫害。但是通过亚拿尼亚（Ananias）给他的施洗（Act9：3—9，17—18），他转变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保罗的传道旅途穿越地中海的各个地区，在当时很多发达的城市初步建立起了基督教会，并在其一生中通过不断地撰写书信（参见《圣经·新约》中的多部保禄书信。不过一些现代对《圣经》文本的批判研究认为其中有部分书信可能并非保禄本人所著）来指导这些教会的信仰实践。

除了通过书信构建出早期基督教的教会结构和神学框架，保禄一个突出的贡献在于使基督宗教走向“普世性”。首先，50年左右在耶路撒冷召开的“宗徒大会”中，三位被称为“教会柱石”的宗徒雅各布伯/雅各布（Jacob the Younger）、伯多禄、若望/约翰（John）认同了由保禄向外邦人进行传教的做法：“所以，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那称为柱石的雅各布伯、刻法和若望，就与我和巴尔纳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而他们却往受割损的人那里去。”（迦拉达书2：9）⁽⁵⁾而后，保禄更基进（radical）⁽⁶⁾地因外邦人是否应当过犹太化的生活（如行割礼、守犹太教诸多传统律法等）而与伯多禄发生了直接的争执（迦拉达书2：11—14）。最终通过保禄的努力，以及70年耶路撒冷的覆灭等诸多内外因素，基督教会开始褪去了犹太传统的印记并获得了外邦人的认可。基本上宗徒时代的基督教会已经普及到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大部分行省，并显露出了一些在日后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宗教”的弹性（如对地方文化的文化适应性）潜质。

《圣经》文本本身对于教会内部等级制的圣职结构的描述并不十分清楚。除了耶稣基督的十二位“宗徒”以外，还有“先知”“教师”“牧师”“主教（又译监督）”“长老团”“长老/司铎”“执事”等带有“圣职人员”性质的概念（参见宗徒大事录20：17—28；21：8；弟茂德前书/提摩太前书/1 Timothy 3：2—12；弟铎书/提多书/Titus 1：5等章节）。其中等级关系较为清楚、在后来的教会内部结构中也逐渐稳定下来的三个圣职概念是“主教”、“司铎”与“执事”。宗徒时代以后，为了阻止异端和教会的分裂，主教的地位逐渐变得最高而集中，成为整个教会的“监督者”、圣事的施行者。司铎则是作为主教在教会事务方面的助手。而以《宗徒大事录》中负责教会日常生活供给的“七执事”为代表的执事（参见宗徒大事录6：1—6等章节）则是三个主要圣职中地位最低的一个，他们主要负责教会的多种日常事务：管理财产（分配人们的奉献）、照顾病人、协助圣事的施行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圣经》中出现了女性的执事，并且保禄给了其很高的评价（参见罗马人书/罗马书/Romans 16：1）。另外，圣经文本并未对圣职人员提出明确的独身要求，但是确有一些章节表达出对独身生活优越性的认可（参见格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 Corinthians 7：7）。

在整个基督教会之内，罗马教会/教宗的特殊地位（尽管在早期教会时代并不十分明显）首先是因作为教会之“磐石”的伯多禄曾在此处以宗徒的权威管理、建设过教会，并最终在罗马皇帝尼禄（Nero）时代的教难中殒身、安葬于此（根据教会传统，同葬于此地的还有那位“外邦人的使徒”保禄）而决定的。著名的教父、里昂的伊雷内（Irenaeus of Lyon）认为罗马教会凭借这两位伟大的宗徒而拥有所有教会中的优先地位——其作为基督教会的代表与合一的核心而存在。而伯多禄更被认为是罗马教会的首任教宗。在早期教会同样认为罗马应当拥有特殊地位的不仅有当时的几位著名主教如安提约基亚/安提阿（Antiochia）的伊纳爵/伊格纳丢（Ignatius）、德尔图良/特土良（Tertullian）、迦太基（Carthago）的主教西彼连/居普良（Cyprian）和上文已经提及的伊雷内，当时的历任罗马主教和不少信徒乃至异端，都至少在“罗马是耶稣基督所建立之爱的教会的合一之象征”这一点上拥有共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望福音12：24）⁽⁷⁾

313年之前的基督教会，除了需要不断应对主流犹太人对其的排斥，更面临着来自罗马帝国的数次程度不一的教难。罗马帝国本身是一个支持各民族拥有不同信仰的国家，然而，它的这种宽容是建立在全罗马人对帝国本身的国度宗教甚至君王本身的崇拜（在这一点上，罗马帝国受到了东方埃及的影响）基础上的，而一神论的、具有普世情怀的（这一点上不同于作为民族宗教的犹太教）基督宗教自然也就受到了来自罗马统治阶层的怀疑与敌意——对于那些罗马皇帝来说，其几乎等同于无神论。另外，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关于基督教会的传言，例如圣体被理解为喝血吃肉、教徒的地下聚会被理解为淫乱、对基督牺牲的赞颂被理解为赞扬死亡，等等。更严重的是，2世纪后出现的一些观点认为基督宗教对罗马帝国神明的无视导致了当时罗马帝国的诸多天灾人祸。(www.xing528.com)

在以上这些观点的集合作用下，古代罗马帝国从尼禄（54—68年在位）时代开始到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颁布《米兰敕令》（313年）这段时间内，由尼禄、图密善/多米田（Domitian，81—96年）、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德西乌斯（Decius，249—251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us，284—305年，他首创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两部分进行统治的政治制度）等多位罗马帝国皇帝主导，间隔性地爆发了数次针对基督徒的教难。而在多次恐怖的教难中，基督教会显示出其坚强而动人的一面：无数信徒，包括两位伟大的宗徒伯多禄和保禄以及多位杰出的主教或护教士（apologetes），如安提约基亚的伊纳爵、迦太基的主教西彼连、士麦那（Smyrna）的主教波利卡普斯/波旅甲（Polycarp）、殉道者尤斯廷努斯/游斯丁（Justin）等，均为捍卫信仰而献出了生命。殉道者们的牺牲震撼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曾经认为基督徒都道德堕落的人，都被基督徒们对信仰的执着和高尚的精神所打动，这也使得不少知识分子即使不积极支持，也转变了原来对基督宗教的攻击态度。

初期基督教会的神学体系与教义并不十分清晰完整——它们是随着教会在历史中应对来自外界的质疑和来自内部的异端与分裂而逐渐形成的。最早期的教会更多的是依托口传与文本中对耶稣基督从道成肉身到受难再到复活升天的记载、耶稣本人传给宗徒们的关于天国与爱的教义、教会的礼仪实践以及保禄等人的书信粗略地架构起了自身的知识体系和信仰规则，而此时用来表达教会信仰核心（三位一体）的“信经”存在于《玛窦福音》的结尾：“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玛窦福音28：19）⁽⁸⁾而在2世纪，由于教会的成长、外部思潮和内部异端的出现与发展，这个“信经”开始被不断地补充和完善，信仰的内容被较为明确地阐述为包括天主、耶稣基督、圣灵、圣教会、罪的赦免以及肉身复活。而我们今天所见的作为一切宣信文件之基础的“宗徒/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文本出现于450年（但据一些文献记载该“信经”早期版本约在200年时已经存在）。

所谓“异端”多是指那些试图将基督信仰与其他基于不同世界观和哲学理念的思潮/理论进行结合或直接用这些理论去解读基督信仰，以期使基督信仰的表达更为清楚，但实际上偏离了正统基督教会的理念的人及其思想。早期教父们一般认为，在《宗徒大事录》中出现的西满/西门（Simon）是异端的始祖——他不仅试图进行圣职买卖（simony），更试图用一些东方宗教的因素来理解乃至贬低基督信仰，且他的观点似乎显示出一些诺斯底/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倾向。

诺斯底主义作为一种融合了东方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译祆教、明教等）的光明—黑暗二元论、占星术等诸多宗教要素和古典希腊文化中神秘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思潮，早在基督宗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可能更因其在2世纪对基督教思想进行“兼并”的尝试以及因此给基督教会带来的冲击而为人所熟知。诺斯底主义的核心在于神—永恒物质、光明—黑暗、低级神灵（创始神）—高级神灵（采取虚幻肉身而成人的耶稣——基督论中的幻影论〔Docetismus〕）的二元论。根据这个思潮的想法，万物最终都要回到自己自然的位置上：有的属于光明的人得救，有的属于物质的被毁灭，还有一些活在低级的幸福之中。这一思潮不仅反对了人的自由意志，并因此间接导致了对人积极行善功的贬抑，更挑战了基督信仰的核心——一神论和三位一体说。早期教会通过许多知识渊博的教父的护教努力以及对自身教阶制结构的强化（通过单一主教制团结教会思想）、确立明确的“信经”等方式在当时战胜了这一思潮。但诺斯底主义并未彻底消失，在教会异端的历史中，从后来的摩尼教（Manicheism）乃至中世纪的清洁派（Cathari/Albigenses）等强势异端的思想中，都可以发现诺斯底主义的影子。

一个与诺斯底主义关系紧密的异端是马西翁/马吉安（Marcion），虽然他拒绝了诺斯底主义世界观中的一些夸张幻想及其对《圣经》的粗糙理解，但是他仍然坚持了诺斯底主义的二神论和对《新约》和《旧约》的割裂。他非常明确地反对犹太教，并且认为《旧约》和《新约》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反映了诺斯底主义中“二神”的二元对立。马西翁甚至自己动手编纂了一部“圣经”：删除了《旧约》和《新约》中除《路加福音》以外的福音书；删除了保禄/保罗书信中的《希伯来书》（Hebrews），伯多禄/彼得前、后书（1、2 Peter）和《雅各布伯书/雅各布书》（James）；删除了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童年的记录和部分建立了《旧约》和《新约》之间桥梁的引语。

另一个在3世纪初出现的、呈现出诺斯底主义倾向的强势异端性思潮（几乎是另一个宗教）是摩尼教（Manicheism）——连那位伟大的教父奥思定/奥古斯丁（Augustine）都曾经是其信徒。摩尼教基于善/光明—恶/黑暗的二元论，融合了基督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的宗教元素，如认为耶稣作为“灵魂的引导者”以幻影的方式显现于人世，预许了摩尼（Mani）将作为世界的帮助者（paracletus，参见Jn 14：16）出现，并迎来光明与黑暗两个世界永远的分裂。

另一个较为极端的教派是蒙丹派/孟他努主义（Motanismus），和诺斯底/诺斯替主义不同，这个教派强调的是严格的宗教规则及生活方式。他们要求严格的禁欲、守斋期、鼓励信徒在教难中殉道、反对犯下重罪的人重新进入教会、强调异能如说方言的能力（参考宗徒大事录2：4—11）等。他们的狂热使得4世纪后的罗马皇帝对其采取了镇压措施，但在后来的诺瓦蒂安派（Nocatianus）和多那特/多纳图斯/都那特主义（Donatismus）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响。

此外，2世纪的早期教会在抵抗教会内部分裂的过程中还产生了关于三位一体的争论，并因此产生了诸如“次位论”（Subordinatianismus，圣子的本质低于圣父）、萨贝利安/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us，形态论的一位一体论）等观点。而这一复杂神学议题直到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 I，325年）乃至加采东/卡尔西顿大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451年）才逐渐被阐述清楚。

除了《新约》文本本身，早期教会的宗教文献是从1世纪末开始出现的。17世纪以后，最早期的几位文献作者——他们被认为是初代宗徒的学生们——开始被称为“宗徒教父”（patres apostolici）。而著名的《十二宗徒训诲录/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也在1世纪末至2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同一时期，教会产生了“护教文学”，这是作为对上节所述的、出现在教会内外的一些对基督宗教的误解乃至攻击的回应而出现的一种宗教文献。3世纪开始，更严格意义上的“神学”，亦即探讨、详述与分析基督宗教信仰的宗教理念的文献出现了。它们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内部不断出现的、似乎偏离“正统”基督教会信仰并因之可能威胁教会精神之合一的异端，另一方面也是基督宗教不断发展过程中教会内部一些学识渊博，尤其是哲学知识丰富之士神学兴趣爆发的体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除了希腊语以外，公元200年后以拉丁语写作的基督宗教文献也逐渐发展起来了。

宗徒教父

几位著名的宗徒教父分别是第四代罗马教宗克雷孟/革利免一世（Clement I）、安提约基亚的主教伊纳爵、士麦那的主教波利卡普斯和希拉波利斯城（Hierapolis）的主教帕皮亚斯（Papias）。

克雷孟一世在其写给哥林多（Corinthus）教会的书信中以教会权威的口吻对基督徒的信仰准则、生活规范以及教会圣统制的结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伊纳爵作为著名的殉道者在图拉真/他雅努（Trajan）皇帝时代于110年被处死（被野兽撕裂），他在数封写给当时几个教会的书信中，表达了不惧牺牲的精神，指责了“幻影论”（Docetismus）式的基督论，并且支持了单一主教制和圣统制结构的必要性；波利卡普斯在公元156年于罗马帝国碧岳/比约/庇护（Pius）皇帝统治下被烧死，在其给斐理伯城（Philippi）教会的书信中，他强调了正统的基督徒生活与信仰。同时，他也是第2世纪著名神学家里昂的伊雷内的老师。帕皮亚斯的文集《释主言》（Logion Kyriakon Exegeseis）的大部分都已失传，但留存下了一些关于《玛窦福音/马太福音/ Matthew》和《马尔谷福音/马可福音/ Mark》之形成的重要残片。

护教文献

上文已述，为了应对来自教会外部的误解和攻击，公元2世纪开始，教会便出现了所谓的“护教士（apologetes）”，亦即通过撰写以护教为目的的宗教文献来对外解释基督宗教基本信仰和特征的一些学者。此时基督宗教神学的概念体系尚未完全清晰，所以这些护教文献从神学写作的意义上来说并不十分严谨，但是从中依然能够看到这些早期教会作家们虔诚的信仰和执着的精神。这一时期主要的护教士是殉道者尤斯廷努斯、其学生塔提安/他提安（Tatianus）以及著名的神学家伊雷内——他在驳斥异端方面的书籍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护教书籍。

希腊-拉丁教父

从2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了不同于护教文献的、专注于“圣经释经学”和“系统神学”即基督宗教内部神学知识体系建构的严格意义上的“神学”，而当时思考并撰写这类问题且其思想理论对后来的教会建设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学者即被称为“教父”。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用希腊语写作的一些学者中间。其中两位最为著名的教父分别是亚历山大的克雷孟/克勉/革利免/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和奥利金。2世纪末的30年中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的宗教文献也开始陆续出现，相比希腊语文献，拉丁文的文献要更注重牧灵和实践（地处东方的希腊语学者们一般更偏重思辨性的神学议题）。两位伟大的拉丁文教会文献作家是德尔图良和西彼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