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引导作用攸关网络舆情管理

在“全民皆记者”的网络时代，以互联网媒体为主体的民间舆论急剧发展，拥有了传统主流媒体无法比拟的受众和支持者。在诸多涉及社会热点、难点的舆情事件中，民间舆论取得了对以主流媒体为主体的官方舆论的压倒性胜利。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民间舆论一次次地成功挑战了官方舆论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由此造成整个社会对官方舆论的质疑甚至不信任。

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网络虚拟平台上信息的鱼龙混杂，观点和意见充满主观化、情绪化等缺点，使得民间舆论打上了非理性的烙印。

在此情况下，还必须发挥主流媒体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互联网的日渐普及，网络信息的获取十分便捷，但面对海量的真假难辨的信息，人们不得不耗费更多的时间与机会成本来查询、识别信息。特别是与舆情信息直接相关的新闻性信息，在舆情主要依存的网络论坛、网络社群、微博等传播平台上更是错综复杂。

受媒介特质差异的影响，以电视、广播、报纸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在时效性、信息量、信息获取的便捷性等方面与网络媒体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大众媒体通过专业化的新闻生产和传播活动，特别是依托一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新闻专业训练，拥有一定社会阅历的记者、编辑等职业“把关人”，使其在资讯传播、信息预警、舆论监督等方面很好地扮演了“瞭望者”和“监督者”的角色，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可以说，大众传媒在理性、专业性和建设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网络媒体无法比拟的。

在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中，大众传媒通过议程安排和问题框定，对公众舆论产生重要影响。在议程安排方面，通过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的事件上，媒体可以辅助决定什么样的主题将成为公众争论与立法的对象。但媒体的这种议程安排功能并不是普遍的，它受到公众和事件本身性质的限制。在问题界定方面，和其他人一样，政治家们都试图对问题加以限定以取得辩论的胜利，他们也试图影响媒体对其行为或问题的讨论^[2]。(www.xing528.com)

尽管在网络舆情中，传统媒体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舆情信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相应的留给传统媒体发挥作用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但传统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依然是社会权威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在政府、社会和公众之间扮演着信息传播中介的角色，代表社会公众行使着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表达权。面对网络的瞬间传播，在舆情事件中，传统媒体在恪守真实、准确、客观、全面的基础上，不能让自己的议题和网络议题呈现异化趋势，甚至演变成两个独立的舆论场。必须高度关注网络舆情所关注的话题，使舆论引导的议题与网络议题具有一定的重合度，提高舆论引导的精准性、时效性，及时在舆情发酵、热议与升华之前，发出客观的信息和权威的声音。要尽力避免在舆情失控甚至是网络舆论一律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跟进，这将进一步加剧舆情的发展和激化。

近年来，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汶川地震、乌鲁木齐7·5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务院新闻办以及地方政府都组织、邀请了境内外媒体记者进行实地采访，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为记者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帮助。

在网络媒体的“倒逼”之下，近年来传统媒体开始了重塑公信力、影响力的艰难之路，希望改变多年来在网络舆情中的“失语”现象。传统媒体加大了对网络舆情的关注和研究，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反映人民的心声，拼抢在年轻群体信息获取和观点形成中的地位，希望夺回话语权和主导权。在年轻群体的信息获取方面，传统媒体希望成为第一信息源；在年轻群体的观点方面，传统媒体也希望自己的评论能够影响他们的看法。

事实上，传统媒体依然是新闻评论的主力军。无论是在评论的选题、立意、写作等任何方面，传统媒体都有一整套成熟的经验。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通过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发表意见性信息，表达机构、组织、个人的态度、意见和观点；可以对新闻事实和重要问题进行科学分析，进一步释疑解惑，也可以直接舆论监督，彰扬正面观点，给错误现象以舆论压力。

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通过恰当的方式在恰当的时机介入网络舆情，与网络媒体、与网民形成互动，有助于在舆情事件的发展中形成权威、建设性的意见，有助于引导舆情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