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没有普及、网络舆情没有成为常态的时代，在政府信息公开没有制度化之前，包括党政部门在内的诸多机构片面强调正面宣传，逐渐形成一种惯性思维：面对媒体的舆论监督，下意识地否认事实，甚至不惜动用暴力手段，如随意给当事人扣上“造谣”的帽子，进行非法拘禁甚至实施异地抓捕；对媒体报道进行暴力封杀，甚至通缉、抓捕记者；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
从近些年来的网络舆情事件来看，很多地区和部门仍然沿用这种惯性思维和方式来对待网络舆情。2011年，在政府舆情事件的系列“艳照门”中，昆明“官员艳照门”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面对网络上出现的舆情信息，相关当事方的第一反应是称“照片都是PS的”，“确系拼接修改合成”，“不是我们的人”；但在网络的全面通缉和搜索之下，最后不得不承认某某干部就是“官员艳照门”事件中的当事人。
当前，网络成为民意和社会情绪的一个宣泄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网络媒体也将大众传媒的一些特性进行了放大，并扮演了社会放大器的角色。一些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习以为常甚至被漠视的言行，一些社会上不少人所遭遇的潜规则甚至是显规则，一旦被上传到互联网，经网络的传播、炒作和放大之后，很有可能招致网民的围观和批评，甚至会引发海啸般的网络舆情。
面对这些突发舆情信息，面对舆情信息指向的相关部门以及相关当事人，是视而不见、掩饰问题、敷衍责任、袒护当事人，还是高度重视、快速介入、及时致歉、深入调查、深入问责，直接关系着舆情信息的发展走向，这是舆情研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案例：广州市法制办“咆哮哥”事件
2010年6月18日，广东一名网友在人民网地方频道的“地方领导留言板”中给广州市长留言，反映该市法制办公务员服务态度蛮横问题，将其在办事大厅遭遇到与当班工作人员的言语冲突的录音上传到了网络，并给这位态度粗暴的公务员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咆哮哥”。在现实生活中，尽管包括公共行政服务大厅在内的诸多窗口单位一直努力在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成为民众抱怨与诟病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这条舆情信息迅速引发网友的热议，随后也吸引了传统媒体对此事件进行报道和转载。
从舆情监测、收集、预警等舆情处置与沟通的机制来看，广州市法制办的行动略显迟缓：在相关舆情信息上传至互联网3天后才得知相关信息，此时该舆情信息在网友围观以及与传统媒体的“线上线下”互动之下，已经升级成为舆情事件。尽管在舆情监测等环节错失了最佳介入时机，但接下来广州市法制办在舆情信息的研判、处置沟通的决策等环节，直面批评，及时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果断采取有效措施，挽回了不利影响，取得了较好的沟通效果。6月21日晚，广州市法制办连夜对该事件进行调查，责成当事人当晚作出深刻检查，并成立调查小组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22日上午，广州市法制办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对此事进行专题研究。23日，法制办领导主动登门向当事市民道歉，并取得了后者的谅解。此后，对“咆哮哥”进行了低调而简洁的处理，调离原工作岗位。
2011年7月10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播出专题报道《达芬奇“密码”》，指出自誉为“国际超级品牌”的达芬奇家居旗下部分家具是在国内贴牌加工生产的，产品涉嫌伪造产地。
7月13日，在达芬奇家居召开的情况说明会上，总经理潘庄秀华坚称达芬奇代理的意大利品牌全为原装进口，但也承认与东莞长丰合作生产过美国品牌“好莱坞”家具。发布会中途，面对一位消费者的厉声斥责，潘庄秀华情绪失控，突然声泪俱下，开始痛诉发家史。
7月17日，央视《每周质量报道》栏目播出《达芬奇“密码”2》，继续揭露达芬奇家居的造假行为。
7月18日，达芬奇家居突然发表致公众的道歉信，称公司正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核实情况，对于企业自身问题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承担责任，绝不推卸。而对产地是否造假、是否接受退货、如何给予消费者赔偿等核心问题，信中并未提及。
7月22日，达芬奇家居发布长达62页的公开信回答媒体和公众的质疑，为自己辩解，并指称央视报道失实。
8月3日，达芬奇家居发表致媒体的沟通信，认为有部分媒体是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妄下结论，误导公众，目前没有任何执法部门认定达芬奇存在造假行为。(www.xing528.com)
8月31日，上海市工商局微博公布对达芬奇家居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其家具产品质量不合格，且在产品标签标注和广告宣传方面存在不规范行为。
12月23日，上海市工商局向达芬奇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130多万元的罚款。当晚，达芬奇家居官方微博连发三条微博，称达芬奇从未造假，并将依法对上海市工商局提起行政诉讼。
12月24日，上海市工商局连发三条微博，表示如果达芬奇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工商部门将依法应诉。
12月31日，财新《新世纪》周刊报道称，达芬奇自称“汇”了100万元摆平“造假门”。
2012年1月1日深夜，央视记者李文学发表声明称，不存在与他人勾结、陷害达芬奇家居的行为。
1月2日下午，达芬奇家居通过微博回应称，愿意和李文学对质，把双方的事实摆在公众面前，接受大家的评判。
2月10日，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中央电视台《达芬奇“密码”》报道的调查情况，认为报道内容基本属实，达芬奇家居部分产品确实不合格，而李文学是央视非持证记者，并未收钱。
在一些热点舆情案例中，舆论的矛头并不直接指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因此在处置过程中理应保持一种客观、权威、中立的立场。而公众立场和态度的转变，也与公共部门是否保持这种权威和中立直接相关。诸多实践证明，公共部门的权威与公正的程度，与其舆论引导的效果呈正相关的关系。借用突发事件处置与信息发布的相关实践和经验，在舆论争议面前，相关主体必须要本着“快报事实、慎讲原因”的原则，依法合规地进行网络舆情的处置与沟通口径的制定。
面对网民的围观和质疑，相关主管部门稍有不慎，便会成为网络情绪的发泄对象。杭州“欺实马”（70码）事件中，公安机关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握“快报事实、慎讲原因”的原则，在网民和整个社会的压力下，特别是在现场记者的追问下，在第一次新闻发布时草率地公布与现场网民的说法、公众的常识以及现有证据相冲突的说法；加之网络上披露出来的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身份背景与受害者——浙江大学学子两者之间的冲突，使得公安机关的执法公正性瞬间坍塌，成为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出气筒”。
面对不断增强的网络负面舆情，面对网络舆论对公安机关公正性的质疑，杭州市公安局快速调整了应对策略，变被动为主动，从邀请第三方专家对案发现场进行重新测量、重新测定车速，到及时发布调查结果，终于挽回了网民的信任，修补了舆论引导的效果。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指的是一件事情的当事人往往因为对利害得失考虑得太多，认识不全面，反而不及旁观的人看得清楚。而在舆情事件中，这种情况也普遍存在，屡见不鲜。在近些年来的热点舆情事件中，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相关舆情当事方，常常不能在第一时间内迅速掌握事件的全部信息；更有甚者，相关方面和个人常常为了推脱责任，对相关信息和真相进行刻意的封锁和掩盖。
相反，作为“围观者”的网民，尽管单个的个体在信息获取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信息理解和解读的角度是个性化的，甚至是片面的，但从群体角度来看，无数网民对事件和真相的信息碎片的整合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和相互修正的过程，是一个对事件全貌和事实真相无限接近、不断再现的过程。
“躲猫猫事件”是近年来很具典型性的一起网络舆情事件，是相关公务员以及主管部门歪曲事实、隐瞒真相的恶性事件，也是网民参与、网络舆论推动事件最终解决的成功案例。事件发生在云南省晋宁县，2009年1月28日，李荞明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刑事拘留，在羁押期间遭到牢头狱霸以“躲猫猫”为名的各种暴力殴打，并最终致死。晋宁县公安机关在没有深入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公布称李荞明是因与狱友玩“躲猫猫”受伤致死。此事一经媒体报道，在网络上迅速发酵，网友纷纷质疑，公安机关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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