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网络首发还是传媒报道引起的网络舆情，其发生、发展到消解的过程都有阶段性的特征，周期明显，可以分为舆情潜伏期、舆情生成期、舆情爆发期、持续发酵期、舆情衰减期、舆情消解期六个阶段。鉴于网络舆情是社会民意的反映，而民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将长期存在，在舆情向舆论发展的任何时间任何阶段，都可以发现或隐性或显性的态度和意见。
从网络舆情发生发展的过程出发，分析推动网络舆情爆发、持续发酵的关键因素，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把握网络舆情演变的关键节点，有助于提高网络舆情研判的质量，更有助于针对性地采取沟通方法引导网络舆论的发展。
从理论上说，在网络媒体环境中，每一个网民都有可能成为舆情发布和传播的主体。特别是在社会转轨、经济转型的当下，社会各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调整加剧，使得社会和网络上充斥着抱怨、消极、焦虑、不满等情绪，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和相关舆情，就容易触发和激化民众的不良情绪。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个人意见以及偶发的突发事件，是网络舆情以及媒体报道的源头，这已经构成舆情发生的常态。
尽管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网络媒体尚不具有独立采访权，还不能自主采写新闻，尤其是一些时政类的新闻信息，其来源主要是转载传统媒体的报道。但一些网络媒体抓住网民对网络舆情的关注，刻意地利用和放大了网民的这种情绪，刻意地放大相关突发事件以及舆情中的某些信息，进行大肆渲染或炒作，使得舆情不断升级，加剧了事件处置和舆论引导的压力。
在诸多的网络舆情事件中，我们基本都可以见到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线上和线下互动炒作的路径图，不断推动舆情信息发展成为舆情事件甚至是舆论危机。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网络首发还是传统媒体率先报道，相关的舆情信息和意见主要出现于网络之上，往往快速引起网民的关注、传播与评论，同时也引发了传统媒体的关注，从而使信息类的内容成为传统媒体重要的新闻源，而话题评论类的内容则成为传统媒体的观点来源。
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的网络信息和意见，起初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当特定主题的网络讨论和跟帖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往往引起传统媒体的主动关注。传统媒体的报道，突破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距离，将原本限于网络虚拟空间的信息和评论扩散到现实社会之中。传统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再“转销”到网络之中，极大地激发了网民的关注与讨论的热情。网络舆情、传统媒体以及网民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螺旋，将相关主体快速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
可以说，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各司其职，网络媒体充当了传统媒体的放大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则提升了网络舆情的影响力。其中，传统媒体的积极介入往往是事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关键节点。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要正视现代舆论的“新格局”，“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
作为网络民意的反映，网络舆情一直存在，并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表现。就单个舆情而言，同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一样，也大致经历了舆情酝酿、出现、爆发、激化、缓解、消退等阶段。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一个个网民个体的参与，也离不开不同网络传播平台的介入。这是影响网络舆情的两个重要变量。考虑到不同网络传播平台之间的显性差异，如不同的网站和社区，其对应着不同的群体和区域辐射范围，舆情信息可以出现在任何一级网络传播平台之上，既可能出现在天涯论坛、凤凰论坛等全国知名的社区，也可能出现在地市甚至县一级的地方性社区论坛，但肯定离不开一些较大影响力的平台的推动。
而作为传播主体的网民，理论上都有同等的机会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考虑到个体之间的知识与能力的差异，网民同现实生活中的公众一样，绝大部分是“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意见领袖的手中。在网络舆情的走向中，他们不仅是网络信息的积极传播者，更是网络舆论的积极引导者。他们通过明确的态度和立场，在网络的众声喧哗中取得了极高的认同，对网络舆情的传播构成了重大影响，成为网络舆情发生、传播与扩散的重要枢纽，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网络舆情甚至网络舆论的走向。
在舆情信息出现至舆情结束的任何一个环节中，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变量，其中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不容忽视。
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一般拥有较大数量的“粉丝团”。网络意见领袖的信息和观点的影响力比较大，特别是情绪性的意见影响力比较大。在舆情的信息传播、态度和意见整合过程中，意见领袖的观点和情绪具有很大的导向性，是网络舆论形成一律的过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www.xing528.com)
相较于普通网民，传统媒体中的记者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在求学以及从业的过程中，接受过职业的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新闻价值、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等相关的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在长期的从业过程中，对社会现实、新闻传播的实践有着敏锐的观察和从业经验，对与新闻线索、社会民意直接相关的网络舆情有着独特的深度了解。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具有一定社会公信力的媒体机构的从业人员，是新闻传播活动的“把关人”。
在媒体从业过程中，记者和编辑还受到本媒体的定位、受众取向甚至宣传部门的诸多制约，其新闻线索的处理与新闻价值的判断有一定的差异。一些在传统媒体中无法反映的线索和新闻，会以记者、编辑个人的名义，甚至是匿名的形式，反映到网络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传统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在舆情的产生、传播、扩散和处置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舆情走向中关键的一环。
当然，网络意见领袖与包括传统媒体记者在内的线下意见领袖，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的重合。在舆情事件发生时，两者共同作用，在网上网下的互动中加速舆论的形成。
尽管在舆情信息的首发性、信息源的多样性、信息传播的时效性等方面，传统媒体相较网络媒体具有一定的弱势。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依然是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传媒在权威信息的获取等方面依然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其议程设置能力和效果远远超越网络媒体。
在舆情信息的传播和意见升华过程中，传统媒体的介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舆情的走向。首先，传统媒体凭借专业化、职业化的记者和编辑队伍，对舆情信息和事件进行客观和深入调查，将有助于公众全面、客观地了解事件的概况。其次，在网络舆情向网络舆论的转换过程中，传统媒体的客观和全面报道有助于网民形成比较客观的意见和看法，而且，传统媒体还会选择网民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和观点进行报道，扬正纠偏，从而直接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目的。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对待中国和其本国网络舆情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上，西方主流媒体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西方主流媒体对本国的网络舆情本着选择性使用的态度，充分将网民群体的广泛性、信息技术的便捷性发挥到最大，经常使用网络舆情中网民提供的现场情况、图片、视频等现场信息，而对本国网民的意见则较少考虑。与此不同的是，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的网络舆情事件时，除利用网络信息弥补传统媒体的短板外，还经常引用网络舆论，甚至对其中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意见作放大化的处理。
“钓鱼执法”，在英美法系中也叫执法圈套，主要指行政、执法部门隐匿身份，故意采取某种方式方法，在当事人没有违法意图的情况下引诱其从事违法活动。在“孙中界事件”之前，钓鱼执法作为一种执法潜规则普遍存在，一直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作为一种网络事件，也一直处于持续的舆情酝酿之中。据了解，上海早在1992年打击黑车时便出现了钓鱼执法的情况，并形成了执法部门的政绩到“钓子”（职业举报人）的一条黑车执法产业链。
在钓鱼执法事件的爆发标志——“孙中界事件”之前不久，2009年9月8日，上海某外资公司职员张某因搭载一位自称胃病要去医院的人，被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9月10日，张某以张军为化名，将自己的经历以“无辜私家车被课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为题，发表在爱卡上海论坛上。此帖引起了网友的较大关注，但并未引起上海交通执法部门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注意。
直到9月14日晚的“孙中界事件”发生后，被钓鱼执法的当事人孙中界“自断手指以证清白”的极端行为，经《东方早报》等上海媒体报道后，引发网络舆论、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原本一直存在的舆情和情绪被迅速激化，并通过网络、传统媒体对钓鱼执法行为进行集体声讨，使得单一的舆情事件升格为公共舆论危机。在舆情演变的过程中，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对钓鱼执法的质疑和评论，既引导了舆论的走向，也推进了事件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最终的结果是，相关部门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上海市政府也在全市范围内终结了钓鱼式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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