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背后的遗传基础

2014-08-31，
No.5274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描绘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基于对身体特征（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尼格罗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禁忌的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4]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或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地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异，世人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但有少数学者走得更远。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棘手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性的差异及其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

主要理由是，自从人类走出非洲，几大洲的族群间经历了数万年地理隔绝，各自适应所在生态位。特别是农业起源以来，部分族群采用了与以往狩猎采集截然不同的定居农业生活，建立了城市和国家；国家及其司法系统创造了持久的和平环境，降低了暴力冲突强度，同时它也带来了等级制度，取代了游动性小社会中普遍的平等主义。

长期生活在不同生计模式和社会制度之下，经受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压力，最终在各族群的心理上造成了显著差异，比如暴力倾向、纪律性、对待远期回报的耐心、对待社会规范的态度、道德感，等等。这些差异反过来又影响着不同族群接受特定制度的可能性，以及其中个体在现代市场社会获得成就的潜力。

韦德的书甫一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被戴上种族主义帽子。144位学者在《纽约时报》书评栏目上发表联名信加以批判；较为中肯的评论者则指出，韦德在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在种族差异这样的敏感话题上轻易发表观点，是不负责任的。

韦德确实没有直接的遗传学证据，但公允地讲，他的分析论证相当有说服力，绝非无端猜测，就好比一桩杀人案，尽管没找到指纹、凶器、血迹，但有关动机、作案条件、可疑举动的种种迹象，却强烈指向某个嫌疑人。在无罪推定原则下，这样的嫌疑当然不足以定罪，正如韦德的观点远远够不上科学定论，但科学探索没必要遵循刑事定罪那样的严格标准。(www.xing528.com)

好奇心驱使我们探索世界，当已知事实无法解答我们特别关切的问题时，便会凭推测从已确立的零散事实中描绘出完整的故事。科学研究由同样的好奇心推动，科学家也会做出同样没有多少把握的推测。考古学家从一块头骨、几颗牙齿，推测古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从难以追溯的微弱线索中，生物学家也在推测生命最初起源的可能途径。

不同的是，科学推测是在更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更好的理论框架、更严密的逻辑、更好的统计学工具等一整套装备支持下，在对已知事实和竞争观点更全面把握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从这些方面看，韦德的装备是完全合格的，不逊色于任何科学作家。

谈论人类表现时的一种常见倾向是，认为人性之生物性方面和文化方面是相互独立、各自演化的，一方面的改变不会影响另一方面——生物性就像硬件，文化就像软件，同一台电脑可以运行不同软件，而同一软件也可运行在不同电脑上。

许多例子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看法：美国长大的亚裔孩子，文化上活脱脱就是美国人；而南北朝鲜、东西德国，生物特性上毫无二致的两个群体，都被安装了不同文化软件；日本维新和东欧变迁也表明，一个族群短期内大幅更换软件也完全可能做到。

可是当我们从更大的族群范围和更长的时间跨度看，如韦德所指出，生物性与文化特性的相互影响就十分显著。这是因为，人类头脑尽管有着成为通用图灵机的潜力，但并不是一台典型的通用计算机。实际上，当前市场流行的开放式计算机，是工业界努力协调和精心设计的结果，其开放性、兼容性、可互换性得到大量接口规范（包括硬件规范和软件规范）的保证。

但人类头脑和文化的进化过程中，却不会有一个行业组织来设计这样的接口规范，这就意味着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会有更高的耦合度，各种文化元素之间以及它们与各种生物特性之间会更多相互纠缠，更难被单独替换。一个亚裔孩子或许可以表现得很像美国人，但一个只剩下亚裔的美国社会是否能保持其文化特性，就没那么肯定了。

文化特性反过来影响生物特性的一种常见机制被称为鲍德温效应（Baldwin effect）。其原理是，假如某些文化特性或社会技能对个体生存繁衍很重要，并且这一状况持续很久，那么物种就倾向于发展出让个体容易习得这些文化特性或社会技能的生物特性，于是文化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内化”了。

实际上，就连通用计算机这样耦合度较低的系统，其进化过程中也可观察到鲍德温效应。假如没有大量的视频游戏和三维设计软件，就不会存在高度特化的图形加速卡和GPU；假如没有大规模数据应用，就不会出现薄片状的机柜服务器；假如没有互联网，键盘上就不会出现主页键或回退键；假如Windows没有开始菜单，键盘上也不会出现开始键。

近几年比特币挖矿技术的发展很好展示了鲍德温效应。矿机不断针对挖矿算法而特化，短短几年内，用来运行挖矿算法的设备从最初的CPU，到GPU，再到FPGA，特化程度越来越高，最后变成完全特化的ASIC，据说现在不用ASIC已经赚不回电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