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猿而冠：冷却时代下的文化模仿与消费行为

2012-12-13，
No.4294

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4]，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与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事实基础。

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

空间上，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都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在这20年中仍将持续，留在本地的人口也将沿交通网络的层次结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村庄将继续大批消失，甚至非宜耕地区的乡镇也将减少，县城虽可维持规模，但人口组成将被村镇移民所替换；而在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三大都市区，城市将连接成片，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社会结构上，这代人绝大多数不会选择务农，也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尽管其中许多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很少会选择在那里安家；尽管眼下那里还有个老家，但随着祖辈的故去和父母辈进城，这些农村老家也将逐渐消逝，到那时，乡村生活将成为他们的遥远记忆，农业将只是一个产业、一门生意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也只是观光休闲的去处。

资源压力放松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竞争强度的降低，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享受生活和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面，而不再需要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苦苦谋求生计，也更少为在一个陌生而不确定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而焦虑，他们的心态将更加平和，或许在他们眼里，父兄们活得实在太累了。

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社会压力的放松，也体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后自然结果；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动荡，人们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的社会环境，需要在其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寻找新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乃至消费趣味，同时，眼看许多人白手起家成功发达，似乎自己也有众多机会，却又不知该如何把握。

所以转型总是伴随着高度的个人焦虑和社会紧张，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仍在继续，然而对于新生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解除社会焦虑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将更多地“为自己而活着”，而在焦虑的驱动下，人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别人都这么做。

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环境下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该怎么做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转型期，人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一窝蜂、扎堆攀比和千篇一律的倾向。在一个镇上，富人们买的车常常都是一个牌子，盖的房子都是一个样子，装修风格也很雷同，甚至抽的烟、喝的酒、听的歌也都一样。

那些年，每隔一阵就会突然掀起一股攀比风，攀比的对象无奇不有，盖房子、买车、养狗、包二奶、品红酒。一群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艺术趣味的人，会突然之间变成音响或摄影的发烧友，在他们嘴里你常听到的是“这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新潮、很有品、很in、很有腔调、很有范儿”，却唯独听不到“我很喜欢、我觉得不错”。

最有趣的是，甚至当人们想努力表现出个性时，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一窝蜂地去追捧和模仿某个他们认为很有个性的偶像，或者给自己装点上一些据说会让你显得很有个性的符号；不仅消费行为，在教育、职业选择、择偶偏好、抚养子女的方式和标准等等涉及整个生活安排的方方面面，人们都在迷茫中急切地追问：怎样才是合适的？而答案将从模仿和步调协同所产生的潮流中浮现。

这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当然，变化仍将继续，而模仿、攀比、潮流仍将是文化演化的基本途径，但转型期的高压一旦释放，演化将以更常规的节奏进行，新生代看待生活与工作的态度，他们的偏好、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将更为多样化，而被追捧和模仿的偶像和权威的地位也将被削弱，特别是在社会竞争压力不再那么巨大时，人们无须再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担心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不过，上述对比并非暗示某种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除了由生存繁衍本能所直接驱动之外，偏好和价值观总是来自模仿、习得和协同，那些完全偏离了生物本能和文化渊源的偏好，通常会被视为离奇古怪变态而不会获得赞誉。

当你认为自己“发自内心地真正”喜欢某种事物或热爱某项事业时，这种偏爱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内心凭空而来的，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凭空产生偏好的“内心”，之所以让你觉得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或许只是因为进化已将它们植入你的本能，或者你在童年时期便已从文化中习得。

也就是说，这些偏好和价值同样是习得的，不过是在早期无意识的习得罢了，因而没有让你感觉到是在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相反，当面临陌生环境的成年人不得不刻意地去模仿和跟随他人时，他们（以及旁观他们的人）才感觉到活得太累，是在为他人而活。粗俗点说，当第一代白领品尝红酒时，他们可能是在装X，当他们的子女们也开始品尝红酒时，他们是在品味文化和延续传统，是在满足“自己的”爱好。

压力松弛和焦虑解除的后果，除了改变消费行为之外，同样会表现在创业、艺术、科学等活动上。由于新生代更少需要为生计而担忧，更未品尝过受冻挨饿的滋味，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会较少受直接功利性考虑的影响，也较容易摆脱父母亲友的期望、旁人的评价和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更多价值上的自主和自信。

这将有利于这些领域内专业价值观的形成，这也是我们在西方文化经历中所看到的情况。所谓专业价值观，就是将某项专业技艺——诸如下棋、表演、艺术创作、科学发现——本身视为终极价值，而不去考虑它们能带来别的什么好处，这种价值观在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发愁的贫困社会是很难存在的，过去乃至现在，我们常听到人们问：这能当饭吃吗？(www.xing528.com)

另一个因素也可能强化这一倾向，即婚姻和家庭的瓦解趋势，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加也将推动专业价值观的扩张。在西方，社会变得像如今这么富裕之前，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单身的，这是因为非功利性的事业追求与养家糊口的需要是对立的，在生存压力减轻之后，女性将更有能力单独抚养孩子，同时，婚姻关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将进一步诱使男性远离婚姻，转而寻求短期关系和非婚姻的养育模式。

不过，价值多样化、更加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基于专业价值观的事业追求，种种这些都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在可见未来恐怕难以获得，所以，尽管新生代中有此追求的人将大量增加，却很难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去付诸实践，因而移民潮仍将延续，不会因为国内生存压力减轻而逆转，相反，生存压力减轻反而让人们对创造性活动和它所需要的自由空间产生更强烈的需求。

为下一代文化确立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化所带来的流动性和社会结构变迁，越来越多人将生活和工作在非出生地，他们与之交往并在其中形成文化认同的群体，将从亲属、邻居、发小、同乡，转变成同学、同事、同好，亚文化的区分将更少受血缘和地理关系的限制；大都市区以下层次的地方文化将日趋消失，除粤语之外，非官话系的小语种正加速灭绝，而同时，白领阶层将拥有更多英语人口，这样，今后的亚文化将在阶层和领域之间垂直分化。

如此形成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是广度不对称的，越向上层越少受地理局限，对于个人而言，摆脱地理局限而进入某一亚文化的能力，将取决于教育程度、英语能力、跨地区更换工作和居所的能力，以及利用互联网的能力和深度。很明显，在所有这些方面，新生代比上一代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有望看到一个在地理上更加统一，而同时在阶层、事业领域和兴趣面上更多垂直细分的文化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西方的现代化经历可以为我们展望未来文化进程带来一些提示，但我们正在经历的，远远不是一次类似的重演，其中差别，除了制度背景和城市化的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与人口逆转的叠加。欧美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后，人口增长仍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许多国家生育率从未降到替代水平之下，而在这里，转型与人口逆转同时发生，其后半段将与关键年龄段的人口缩减期重合，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与日韩的经历也只是稍稍接近。

所以，我们尚缺少历史经验来预料这种人口局面下的文化走向，不过猜测起来，这样一个冷却时代的社会，大概会有一种宽松温和的、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化，况且当前的制度环境也不大能够容纳更活跃、更激荡、更富进取性的文化。而同时，始终敞开着的移民机会，也会将那些不甘现状、更富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不断排挤出去，这恐怕是一个人们从未想象过、但如今不得不准备好去面对的局面。

我为下一代文化所选择的关键词是“冷却”，并指出冷却的首要原因是人口逆转，但同时又说人口压力的松弛将使人们不再为生计所困，因而更有可能追求多样化的生活和从事一些创造性活动。这个说法可能造成一种误会：以为我是在说，人口压力减轻或人口减少总是会带来更多创造性活动。^[5]

并非如此。实际上，只要技术进步足够快，人口增长未必导致劳动边际产出率下降从而将经济拖入马尔萨斯陷阱；而即便处于马尔萨斯陷阱，良好的产权保护和社会分层结构仍可维持相当水平的创造性。只有在技术进步缓慢，产权又缺乏保护时，才会出现像近古中国那种程度的持续内卷化：绝大多数人口挣扎在生存线附近，工具不断被人力取代，分工和贸易不断向自给自足退化，各种代表着文明繁荣的要素纷纷消失。^[6]

我的判断所针对的，正是现代中国的这一特定处境，认为人口转型正在将它从马尔萨斯陷阱中拉出来，逆转长期持续的内卷化，而不是一个普遍结论；从更大时间跨度看，人口持续减少当然会降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只是在短期内，由于以往人口高压已将生活水平压得极低，因而有着太多尚未被满足的欲望，足以为一代人的创造性活动提供足够旺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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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巴数（Dunbar's number）这一术语源自灵长类学家兼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一条经验法则：依靠个体间相互熟识关系维持其社会结构的群体，其规模严格受限，成员数量上限约为100到250，该数字后来即被称为邓巴数（传播中常简化为“150”）；当群体规模超出邓巴数时，社会需要额外的制度元素来维持。邓巴法则已在大量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两个有趣的案例是北美的阿米绪和胡特尔社区，这两个教派的自治社区每当人口数量接近邓巴数时，便一分为二，我在大象公会发表的两篇文章曾有过介绍［见《一个德治社会如何可能》（No.5208）和《最成功的共产社会在美国》（No.5162）］。

[2] 我在2012年3月的《以市场化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o.3367）一文中，就中等收入陷阱做过更多分析。

[3] 蜜罐一代（trophy kids），美国作家Ron Alsop在《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一书里创造的术语，指出生于1980到2000年间的那一代人，据Alsop认为，这代人从小备受父母宠爱，习惯于被夸奖，自我中心倾向严重。

[4] 本文是为《21世纪经济报道》一个名为“2030年展望”的大型专题所写，故将分析背景设定为2030年的中国。

[5] 本文所说的创造性活动，专指能够创造财富的生产性活动，不包括为抢夺资源而相互奴役或杀戮，此类活动也可以很有创造性，但不具有生产性。

[6] 关于马尔萨斯陷阱和近古中国的内卷化情况，我在“铁鎝与秧马”（No.3460）一文里曾有所介绍，我在人口主题上写过其他许多文章也多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