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保守主义的强势回归

2013-03-30，
No.4630

最近，美国两桩涉及同性婚姻的案件同时在最高法院得到审理，许多人预期或盼望这些案件的判决将为这一长期争执不下的政治议题给出结论，做个一锤定音式的了断，或至少给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有力推动，在伦理规范演变史上树立一个里程碑。

但许多大法官和宪法学家却很不情愿让最高法院发挥这样的作用。基于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的传统，对此类高度政治性的伦理议题，他们更希望看到由社会从分散的和地方性的政治进程和规范演变过程中自己得出结论，而宪法判决只是在事后加以澄清和确认。

历史上最高法院确曾起过更积极能动的作用，比如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中对堕胎权利的支持，但宪法学界的主流意见并不认为那是值得称颂的先例，所以这次大法官们也不大可能会给出一个决定性的判决，而更可能作出程序性的或仅产生个案或局部影响的消极处理。

关于同性婚姻，近年来美国舆论和民意的变化倒更值得关注。据统计，不赞成同性婚姻者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多年已减少了一半多，从1988年的72％降至目前的约1/3。据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学家鲍纳分析，这一变化既非世代更替的结果，也不是自由派势头抬升的表现，而更多反映了婚姻关系和性观念本身的变迁。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保守主义在美国非但没有消退，反而经历了一次强势回归。在看待传统、宗教、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态度上，社会价值氛围中存在着一股朝保守方向复归的潮流，六七十年代的叛逆和革命热情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显得酷，传统价值重新得到珍视，吸毒大幅减少，青少年对待性关系也更慎重了。

乍看起来，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日渐宽容开放的态度，和保守主义回潮似乎背道而驰，但细究之下却并不矛盾。保守主义的回归——和其他任何“复兴运动”一样——并非简单回到原有观念状态，而是在经历了新的变化、冲突和对比之后，对某些传统价值形成了新的认识和价值自觉，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有意识也更理性的选择。

当一种传统深植于文化，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身处其中的人们反倒容易对它视而不见，即便有所认识也会视为理所当然，因而觉得不值得加以谈论。只有当视野之内发生了截然不同并与之相悖的事情时，人们才像获得了一面镜子那样，首次有机会看清自己一直在实践着的传统。

然而，从熟视无睹到自觉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认识将随接触、冲突和了解的持续而逐步加深，态度和反应也将随之而变化反复。第一轮反应往往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将挑战传统的新事物视为不可理喻的异类而简单予以排斥，拒绝花心思去了解和理解它，而年轻人则将其视为释放青春叛逆的出口，持同样的盲目和非理性姿态，往往为叛逆而叛逆。

这给双方都带来挫折，老一代发现，在社会变化面前，他们的传统日益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而年轻人则发现，接受新观念是一回事，将生活方式建立于其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他们到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年纪而遭遇各种现实困难时，就难免发生动摇与分化。一些人承认过去的幼稚轻率并回到传统；另一些不肯认输者则以他们混乱动荡的生活和常常是悲剧性的结局给保守派送去了反面教材，还有些幸运儿则只因其他条件的优越而得以维持理想，但这也是在告诉世人：进步和新潮是一种奢侈品。

于是接着就会有一轮保守派回潮，但这轮回潮主要是因为进步派的挫败。只要新观念是有着现实基础的，适应正在浮现的新型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即它果真是“进步的”，那么新一轮变革迟早会到来，而因为有了之前的教训，第二代变革者会更务实理性，更认真地探索现实可行的方案，而不仅仅热衷于叛逆与颠覆。(www.xing528.com)

在同性恋问题上，如今选择出柜通常已没有叛逆和对抗传统的意味，出柜者在其他方面完全可能也是个保守派，选择出柜只是为了过一种不必遮掩而又与社会相容的正常生活，主张同性婚姻权利也只是为这样的正常生活争取到恰当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地位。

当变革者的建构努力日益取得成功时，保守派就面临了真正的危机，因为他们的伦理体系在现实面前显得更加过时、不自洽和缺乏说服力了。对此，他们之中将会出现同样的反思和建构努力，为他们所珍视的传统价值在新的社会现实和伦理体系中找到位置。对于个人，这也将是一个理性自觉和有意识选择的过程，如此所推动的保守回潮，将不再只是对陌生新事物的莫名恐惧，而是在重新认识了生活现实和自身价值观之后作出的自我再肯定。

有人用一句话抓住了要点：连同性恋者都嚷嚷着要结婚了，你们保守派还担心什么？说明婚姻很受欢迎嘛。确实，早期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先驱们都更为激进，婚姻和家庭多半是受他们鄙弃的老古董，一种束缚，而不是值得热切争取的机会。

对于保守派，让同性恋者拥有婚姻的名义（至于实质性权利，他们早就拥有了），并不会让自己失去什么。让这样一个仪式和名分之争长期占据政治焦点，反倒妨碍了那些更值得他们关切的重要议题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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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聚点又称谢林点（Schelling point），由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于1960年在《冲突的策略》一书中提出。

[2] 在过年这个主题上，我还写过另外几篇文章，串起来读可能更便于理解：“用工荒还要持续多久？”（No.1608），“春运压力不会因城市定居而减轻”（No.2344），“从过年恐惧看文化冲突”（No.4979），最后一篇收录于本书第8章。

[3] 这是我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写的文章，尽管背景已有些遥远，但其中有关社会组织的部分与本章主题还算贴近。

[4] 有关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官方统计数字相互矛盾，按交管部门的数据，年度死亡人数已从2005年的约10万人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6万人，可是按卫生部门的数据，死亡人数从2005年的10万多人逐年上升到2012年的16.7万人。

[5] 我在2010年8月2日发表的“碘盐争议中的科学与权利”（No.700）中也讨论了这个主题，实际上本文是它的续篇，建议一起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