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28，
No.401
像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其程度仅仅用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数额是难以衡量的。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4]，人数超过过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但是突发性自然灾难带给人们的惊恐、痛苦和绝望，却远远超过交通事故。
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地继续，乃是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拥有某些信念和预期，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期待太阳明天还会升起，门前的那条路明天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时还会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张床上，从生活经历和言传身教中习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然有着稳定的期待，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某些可以为人所知的自然律。
类似的，我们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于同一社会，和谐相处，也是基于对他人的行为也有着稳定的期待，我们可以相信朋友见面时还会认得我，相信店员接过钱后会拿东西给我，也可以相信如果我在大街上被殴打会有人来阻止，因为我们相信周围人的行动和社会的运行依循着某些规则和法律，正如自然界的运动依循着某些自然律。
然而灾难却可能打破这些信念（至少其中某些）。天灾以其暴虐冲击着人们的常识系统，把人们从未想象过的场景和从未料到的变化强加在他们眼前，把他们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如此打击会让人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无助，感觉手足无措，同时完全陌生的环境也可能让他们对原有社会规则的维系失去信心，进而他们自己也不再遵循这些规则。因此在古代，自然灾难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而后者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常远远超出天灾本身。
现代的科学、教育和传媒进步，增强了人们在面对狂暴自然时的自信，因为在一时一地发生概率极小的灾祸，在全球范围和漫长历史中大都已经发生过，人们也都已从课堂、传媒或演习中听到过，并对如何应对有所准备；同样，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组织和灾难应对机制的进步，也增强了人们在巨灾中维持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能力。
然而，这些进步远未彻底消除灾难的社会心理后果和由此带来的混乱无序，以及救援与重建障碍；尤其对于那些尚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让社会秩序在灾难中得以良好维系，以最大程度上保持灾后秩序，发挥灾区自救潜力，保证外部救援力量和物资的顺利进入和分发，以求将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改进的问题。
天灾带给个人的第一个心理后果就是人格的急剧收缩，在无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和无助，常常陷入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状态（只不过凶狠的绑匪换成了暴虐的自然）；此时他首要的需求是寻找可以依赖的庇护者，宗教信徒通常会向他的上帝或神灵祷告，但实际的帮助只能来自俗世。
家庭总是最受信赖的，其次是亲友、邻居和同事，但灾难往往造成家庭破碎和亲人离散，交通和通信中断又会阻碍友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当人们无法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寻得依靠时，便转向社区、地方组织和当地政府，而在严重的灾难中，这些功能组织和政府机构也常遭破坏。比如本次大地震中，许多学校和政府官员遇难或受伤，办公场所遭毁坏，一时无法履行其职能，此时，人们只好转向更高级的组织和政府，或等待外部救援力量。
当人们由近而远逐级向外寻求依靠时，他们对于这些依靠对象的信任度、亲切感和即时即地可获得性的信心也在逐级递减。外部救援力量虽然强大，但毕竟遥远而宽泛，往往无法及时细致地到达每个需要它的角落。理想的情况是，大多数人能在较低的层次上找到可靠的依赖，而不是把大多数需求推向上级和外部，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危险也在于，如果人们未能及时从其所及范围内寻得依靠，又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便可能转向某些非良性的临时组织，这正是古代灾后危机的根源。在恐慌无助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受到裹挟操纵而做出其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做的破坏性甚至反社会行为。当然，这样的危险在拥有强大政府的现代社会中已得到遏制，但并未完全消除，在小范围内仍可发生，如本次地震灾区也已发现个别抢劫团伙。
从上述分析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充分发挥了社区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最大程度地让灾难中的人们从最接近他的底层寻得依靠，从而把尽可能多的伤痛、匮乏、迷茫和抱怨留在底层和局部得以解决，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将是最稳定的，可以最好的帮助灾区度过困难、重建生活。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考察了众多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我们考察社会组织结构如何更好抵御像自然灾难这样的外部冲击，将有所启发。无论灾区还是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紧急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地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广泛，人们创建了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有着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县衙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更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其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当面临灾难、战争和突发事件时，这样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军队就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应该让每个战斗单位都能在与上级和友军失去联系时，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为此，军队在平时就会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独立领导能力和个人权威；借助军衔等级制和作战守则，军人甚至可以在编制被完全打散后得以重新组合，继续战斗。
当然，社会不是军队，而通过层层依附关系组织起来的等级结构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不再见容于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幸运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出了更丰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在这方面，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www.xing528.com)
虽然家族纽带日益松散，但在乡村，人们组织村委会、选举村长，自行管理公共生活；在城市社区，人们组成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旧式土地关系瓦解之后，人们创建了各种企业来组织经济活动，而企业又通过供应链和同业协会联系在一起。
生活中，人们按各自兴趣爱好组成俱乐部、联谊会和利益共同体，而学校、图书馆、文体协会和专业学会，也为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所有这些，在平时维系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网络，而当灾难降临时，便成为人们可以依靠的庇护所。
基层自发组织在平时是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中介，而在灾后，也是外部救援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依靠。巨灾常使许多村镇社区的政府机构陷入瘫痪，或丧失大部分行动能力，此时其他组织的作用便凸现出来：教师和校长可组织学生和家长，厂长经理可组织员工，牧师和长老可组织教众，医生可组织护士和医疗队，消防员和退伍军官可组织起自我救援队，甚至像足球俱乐部、学生会、老年协会，也都可能发挥其联络和组织作用。
这样，村镇和社区将可最大限度维持秩序并展开自救，相反，如果在平时这些组织得不到充分发展，混乱将难以避免。这次地震后，大量志愿者进入灾区，但他们时常找不到适当的当地组织来接收和分发救援物资；相比之下，企业的组织力量这次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对灾区员工的联络和救援计划。
自发组织能否在紧急时刻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及其核心成员能否在平时建立起足够的公信力和权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平时体贴师生、热心公益，对公共事务经常发表有价值的意见，当镇长在天灾中遇难时，他完全可能接替镇长职能，领导市民自救。
这种地方性权威的建立，是基于他们平时对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的经常性参与，在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在主张和观点的表达和宣传中，在投票和竞选活动中，在具体事务的组织过程中，他们的品行、理念、行事方式和组织能力，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了解和接受。
这些平时打下的基础，让他们在紧急时刻很自然地被推到领导地位上，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本次地震中，曾发生同一地点的两支救援队伍对施救方案无法达成一致因而耽误救援的不幸事件，此时如果有一位当地权威人物在场，或许可以避免这一不幸。
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把大量地方缙绅从乡村吸引到城市，乡居地主把土地委托给收租代理人，自己搬到城里；私塾学生和教师进了城里的新式学校，秀才举人或留洋或进报馆，民团乡勇投奔各路新式军队，结果造成乡村空心化，乡村失去了赖以维系地方秩序的社会精英，这一状况导致此后中国农村的长期动荡。缙绅之所以不愿留在乡村，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地方自治没有随现代化过程同步发展。
如今，新一轮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一个由多元化自发组织联结在一起的网状社会，一个有能力在各层次上进行自我管理的社会，将最大可能地在此进程中维持稳定，抵御天灾、人祸和战争等外来冲击。
这样的发展，需要制度和政策为之提供宽松的空间，政府应鼓励人民参与到当地公共事务中，应尊重地方性权威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容许民众和企业按其兴趣、职能、信仰和利益建立自治组织。政治家应改变计划时代政府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观念，他们需要认识到，公民自治组织不是威胁，相反，它们是政府实施政策和治理地方的依靠。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灾难中涌现了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有些是为抗灾而临时成立，而更多的则是先前就已存在，因其在抗灾中的活跃表现而为人所知，他们的活动无论在参与人数还是分布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充分展现了人们已经觉醒的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在过去一些年的长足发展。这样一次大规模社会动员，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这便说明了公民的政治理性和自发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看到，原本服务于业主和居民的社区组织积极募集捐款和收集救灾物资，各地四川同乡会相互帮助联络家人，车友会、户外协会、登山协会动员起来向灾区运送物资，心理咨询和野外急救培训班组织学员为灾区提供现场服务，甚至网络社区、QQ群和博客圈也成为动员和联络的平台。
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众多民间慈善组织浮出水面，他们先前就在默默从事着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私人小圈子点点滴滴汇集着慈悲之情，安抚着身边乏人关注的角落里的种种苦难和伤痛；一旦巨灾来临，他们又挺身而出，以绵薄之力向灾区送去帮助。他们的努力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制度理应为他们的发展留出空间。
岁月流逝，伤痛终将抚平，激情也将随之消退，但可以期待的是，巨灾所激发的慈善浪潮中，一些新涌现的慈善组织将会保留下来，原有的组织将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历练变得更为成熟；而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道德水准和社会价值，经过这次充分展示，也将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成为反面的教训。
我曾反复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是将个人牢牢束缚在一个笼罩生活所有方面的单一关系网络和伦理系统之中。现代化过程将个人从中解脱出来，变得更独立自主，获得更多选择空间，也让社会更富流动性。
但这只是好的一面，它还有坏的（至少是危险的）一面：摆脱了传统依附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个人，若未能从其他组织中寻求安全和表达利益诉求，便只能转而依赖国家权力，此时可能出现几种情况：假如国家过于虚弱而未能提供基本保护，个人就会倾向于向武装帮派寻求保护，正如许多非洲国家所发生的那样。
假如国家足够强大，并且其保护主要通过独立的司法系统提供，那便是我们在现代法治社会所见到的理想情况；但国家保护也可能以裙带式的政治效忠／庇护，或党派间政治分赃的方式提供，结果就会助长起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权力，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空间。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中帮助个人抵御强权的那些基层和地方组织，却已随现代化而瓦解了。
在西方，主张大政府和国家干预的进步派总是在高流动性的大城市拥有压倒性多数，便是上述危险的一个显著迹象。脱离传统网络的个人如何通过自下而上的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建立新的传统和自发秩序，将是未来个人自由能否得以保存的关键，否则，他们起初从现代流动性中获得的好处，又会被权力一点点蚕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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