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的性质转变及应对策略

美国对华的战略围剿开始进入收网阶段。2012年9月中旬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并没有充当中日钓鱼岛冲突的调停者角色，而是借此机会进一步强调日美防务体系的重要性，同时在行动上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这并非美国一时冲动，而是美国全球战略上深思熟虑的安排。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苏联的解体，反恐战争的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布局的完成，中国经济体的崛起，人民币开始试图挑战美元等一系列原因，已经导致中美之间由“利益一致”演变为“利益冲突”。成熟老练的美国利益集团最早意识到这种冲突的趋势并开始了行动：美国开始将全球战略围剿重点和军事打击目标锁定在中国，美国政府时刻准备着利用“汇率操纵国”的名义对中国的出口商品课以重税。中国必须意识到敌人来了，“中—美关系”的性质正在转变。

如果说英国是美国布置在大西洋彼岸应对欧洲挑战的桥头堡的话，那么日本则是美国部署在太平洋西岸应对中国崛起的马前卒。日本对中国钓鱼岛实行“国有化”是美日协商、美国支持的结果，而日本右翼的嚣张表演无非是好莱坞闹剧的政治版本。美国才是背后的总导演。中国不应该对美国的调停者角色抱任何幻想。

轻敌可怕，“无敌”更可怕。“无敌”就是没有意识到敌人的存在。老子说：“无敌几丧吾宝。”国际舞台上的敌友关系因时空的变化而转化。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无敌”的幻觉中，但美国的战略东移和钓鱼岛事件敲碎了我们的幻想。

在当前的国际舞台上，我们需要对“中—美日关系”进行与时俱进的重新定性。第一，在我国钓鱼岛被日本政府“国有化”之后，日本不再是友邦，而是敌国，是侵略者；第二，日本是中国直接的敌人，而美国是中国的最终敌人。在这种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必须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变化、追求主动、把握先机、防患于未然。

制定中美（日）博弈的主要对策应该遵循以下四项原则。第一，要有策略地把不利的国际环境转变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第二，要有策略地借力使力，化被动为主动，直取美国和日本的要害；第三，策略要成体系，而策略体系必须做到阴阳平衡和攻守平衡；第四，伐谋阶段要保密，行动阶段要快速。

面对日本的进攻，中国应该以采取借题发挥、顺水推舟的策略，以主动的、立体的、全面的进攻应对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挑战，把日本的侵略念头消灭于摇篮里。在中国与美日的国际角逐中，中国应该集中优势力量，打掉美国西太平洋的桥头堡——日本的嚣张气焰。

面对美国的围剿，中国应该以防御策略为主，避免挑战美国的全球核心利益，避免与美国产生正面的、直接的冲突。这意味着中国对美策略不是谋求攻击美国并夺取美国的全球利益，而是扎紧中国的篱笆，把守中国的门户，防止美国采取经济金融优势掏空中国、击垮中国，使中国不战自乱。同时，中国应该停止在财政上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美国，不再以购买国债的方式补贴美国的财政赤字，不再以低价出口廉价商品维持美国的低通胀率。只要中国不再为美国提供财政补贴，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足以压垮美国财政。不出十年，美国将不战自败。

1．避免挑战美国的全球核心利益

中美之间没有领土争端，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存在很高的依存度，中国在反恐领域始终给予美国很大的支持，中国多数人将美国奉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榜样，中国事实上已经承认美国作为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的领袖并跟随其后举手表决或最多弃权。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顺民”表现并没有博得美国的信任，相反，美国始终在精心布局，四处设防，力图肢解中国。美国为什么要围剿中国呢？因为美国已经认识到，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而日益强大的中国，才是美国全球领袖地位的挑战者，才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挑战者，才是美国模式和美国梦的挑战者，其中，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美国的全球核心利益。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美国社会不再是当年平民化的民主社会，而已经演变为三大权贵集团（即金融权贵集团、石油能源权贵集团和军火权贵集团）为核心的权贵社会。美国的民主是权贵的民主，美国总统是权贵的代言人。美国三大权贵集团的共同利益是全球美元霸权。美元供应量的松紧、美元利率升降、美元汇率的波动，直接决定着全球股市、汇市、期市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直接决定着全球财富的流动方向，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利益。因此，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谁试图挑战美元，谁就是美国的敌人。在这一点上，美国对日本和欧洲都没有手软过。因此，在中国自主的工业体系及其自主创新能力还没有赶上世界水平之前，在大宗商品和主要农产品还没有掌握全球定价权之前，在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没有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世界的每个角落之前，在军事投射能力还无法保障人民币走向世界之前，中国不应该舍本求末地追求“金融大跃进”，不应该追求本国货币即人民币的国际化，不应该追求本土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应该追求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不应该直接挑战美元的全球核心地位。公鸡在变凤凰之前不要去挑逗老鹰，不要以人民币去挑战美元，挑战美元就是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结果只能是身首分离、一地鸡毛。

当前人民币的历史性任务不是“境外略地”，而是“境内守土”；不是在境外挑战美元的储备地位，而是力争在中国境内摆脱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人民币供应量的操纵，摆脱美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操纵；中国必须以不惜爆发经济战争和货币战争的决心，重新夺回货币发行权和货币定价权。

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必须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用以博取美国利益集团的笑声和掌声，不是为美国精英集团服务。

2．集中精力实现国内的“再工业化”

发展经济必须讲规律，必须遵道而行，必须脚踏实地，必须“处其实而不居其华”。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存在着太多华而不实的水分和泡沬。这容易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较量中陷于被动或失败。

我们往往把“工业化”理解为工厂化、开发区化、房地产化和城镇化，等等。这是错误的。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追求的是“工厂化”和“世界工厂化”，那么未来30年中国应该追求世界水平的“工业化”。这就需要对中国实行“再工业化”。

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美国“再工业化”的口号，但中国与美国的再工业化内容是不同的。中国的“再工业化”是对过去30年经济发展模式的升华，是对“世界工厂化”的扬弃，是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

中国已经是各类产品的“世界工厂”，也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世界工厂”，但是“世界工厂”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已经达标，并不意味着工业现代化已经实现。伴随着无序的对外开放和盲目的招商引资，海外跨国资本乘机迅速完成了中国诸多工业部门的“斩首行动”，中国的工业体系逐步被外资控制和肢解，核心技术和市场网络已经控制在海外资本手中，而中国的大部分产业离工业化的内涵越来越远。这正是威胁着中华民族长期生存发展基础的致命问题。

因此，中国需要重新理解工业化，需要跟美国政府一样提出“再工业化”的号召，需要对中国的“再工业化”提出自己的标准和内涵。中国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必须为中国未来30年的“再工业化”服务；必须以“再工业化”之目标，重新梳理中国的各项主要政策。

中美之间的关系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再工业化”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在完成“再工业化”目标之前不能挑战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同时意味着中国必须自主地发展经济，必须形成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自主创新能力。

3．金融货币政策要为中国的“再工业化”服务

国家“再工业化”和“农业再组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因此，也应该成为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之纲”，纲举则目张。

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需要转向，需要从服务于平衡中美关系，服务于承当美国经济复苏责任，服务于追求金融市场国际化，服务于调控CPI指标等方面，转变为服务于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和“农业再组织化战略”，服务于工业体系升级和农业基础夯实，服务于国防实力强大和人民生活无忧。

在现阶段，中国当务之急应该在全球货币大博弈中尽快推出中国版的“量化宽松政策”，避免中国实体企业被货币政策扼杀。

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QE）的实质是借助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向世界各国转嫁危机，通过稀释其他国家的储蓄财富来充实美国国内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美国的金融把戏没有逃过美国军事盟友们的眼睛，英国、北约国家和日本纷纷紧跟其后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来防止本国财富遭受稀释和掠夺。迄今为止，美国才推出QE3，日本已经推出QE8了。日本通过打开货币闸门以很委婉、很策略、很市场化的手段把美元泡沫挡在了国门之外，避免了本国财富遭遇稀释和掠夺。而中国恰恰相反，一方面大开大放大举吸收垃圾美元，导致外汇储备非正常飙升，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回笼因美元过度流入而超发的人民币。最终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国内实体企业正常的流动资金无法得到满足，民间利率飙升，实体经济发展受阻，资本市场持续下跌，社会总财富缩水；另一方面，背靠美元资本支持的各类外资企业和在华的海外上市公司不断得到美元资本支持，并不断挤占着国内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是2005年以来长期执行错误的货币政策的结果。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纠正的时候了。纠正错误的货币政策就是要实行中国版的货币宽松政策，这包括中国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中国版“定向宽松政策”。

中国版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是：通过国家控股的投资机构以购买开放式基金、直接认购定向增发股票和二级市场股票等方式，向资本市场持续投放资金，以此恢复国家重点支持行业中各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的投资融资能力。同时，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增加股票市值，形成良好的财富效应，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回升。(www.xing528.com)

中国版的“定向宽松政策”主要指国家通过资本市场和信贷渠道向特定的亟需资金支持的产业和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其中，既包括向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资本金注入，也包括对这类企业指定性、开发性的贷款。

推出中国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和“定向宽松政策”不要担心通货膨胀。只要投出去的钱可以如数收回甚至加倍收回，就不可能产生通货膨胀。这是理解、判断和把握货币供应量政策的要害。不懂这一点，就是书呆子。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的货币供应量政策的确出自高人之手，而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确在误国误民。

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创造良好的人民币贬值机遇。实施中国版“宽松政策”，一方面可以推高股票指数和资产价格，另一方面可以创造条件，快速、大幅度地贬值人民币，把人民币币值贬到汇率改革之前的水平。中国要利用“定向宽松货币政策”巧妙地化解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际热钱在中国国内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稀释国际资本家在华的财富，降低他们的财富持有比例。只要美国敢于质疑人民币汇率，中国就敢于不断推出“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不仅不升值，而且还贬值。中国政府和民众持有的人民币财富增多了，贬值有何可怕？

人民币贬值具有巨大的利益，主要体现如下。

（1）可以有效拦截热钱的利润，减少国际热钱席卷中国财富的数量。因此，人民币贬值的速度一定要走在热钱出逃之前，切不可等到热钱把中国外汇储备兑换殆尽才被迫贬值。

（2）通过出其不意的快速贬值可以减缓热钱出逃的速度，以此保持国内市场货币供应量的平稳，防止实体经济大起之后大落，保持经济整体平稳发展。对待国际热钱的态度首先应该是严防死守，“不让贼进门”；如果“贼”已进门且收获丰厚，那么就应该关紧门户，“不让贼跑掉”。贬值就是最好的关门拦截策略。

（3）本币贬值提高了进口零部件的成本，可以削减跨国公司在华组装产品的利润，有利于保护本土企业。

（4）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同时，应该取消所有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对于限制性出口产品，可以根据人民币贬值幅度同比例增加出口关税；对于美国等反对人民币贬值的国家，可以对出口到这类国家的商品开征特别关税。

（5）本币贬值有利于促进出口。

（6）人民币贬值可以弥补中央银行因长期人民币升值所造成的巨额汇兑损失。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本币贬值都是一桩好买卖。美国正是利用美元持续贬值同时强迫人民币升值来转移美国国内危机并掠夺中国财富。中国应该使用中国版“量化宽松政策”和“定向宽松政策”，像美国一样推高国内资本市场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同时主动而快速地贬值本币。在全球货币大博弈中，必须利用货币发行自主权和货币定价权来保卫中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财富。

利用“量化宽松政策”和“定向宽松政策”的有机结合，推动国家“再工业化”。

根据中国发展自主创新型工业体系和“再工业化”的要求，在每一个行业里都应该培养出本土资本主导的自主创新型龙头企业。对于这类企业，在发行上市、股权再融资和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定向宽松的金融支持”。中国未来投资的热点不应该是“铁公基”领域，也不是房地产领域和城市化领域，而是寻找和培养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自主创新型龙头企业，给予这类企业强大的金融支持，使其成为所在行业的技术创新主导者和产业发展组织者，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美国把华为和中兴拒之于国门之外，把本国市场留给本土企业，确保“自己的池子养自己的鱼”。美国的做法值得学习。中国市场也应该留给人民币版图内的企业，也应该像日本一样逐步把外国资本挤出本国市场，让自己的池子养自家的鱼。

中国的“再工业化”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而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需要农业的“再组织化”。

4．金融货币政策要为中国农业的“再组织化”服务

中国版“量化宽松政策”和“定向宽松政策”要为中国农业的“再组织化”提供宽松的资金保障。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原有的农村经济组织即人民公社解散了，而基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新的农村经济组织还没有发展起来，整个农业生产仍然处于一盘散沙的农业个体户时代。这种无组织的失序状态是造成中国农业缺乏全球竞争力，农业技术难以推广，个体农民无法与城市资本和跨国资本博弈，农民无法掌握产品定价权，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农民生活贫困，农村劳动力流失，农业无法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原因。农村土地私有化并集中化根本不是解决之道。因此，中国农业需要“再组织化”，需要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需要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当代科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这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基本方向。

中国应该针对农业领域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和“定向宽松政策”，推动农业的“再组织化”。国家应该通过投资建设全国性的“农村生产资料物流网”“农产品收购及储备网”“农村技术与金融服务网”（统称为“农村大三网”），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新的合作发展道路。中国农业“再组织化”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农村就业，减轻城市承载压力，增加农产品供给，稳定城乡物价，防止海外资本势力掌控中国农业命脉，保障国家“再工业化”顺利完成的基础。

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不能再被外贸、外资和外国政府牵着鼻子走，而应该克服浮躁和虚荣，练就“内视”和“入定”的功夫。参与全球经济必须以我为主，因为中国是世界大国，而不是日本式的小国。中国要适应世界，但世界也应该适应中国。中国可以不需要盟友，团结并组织起来的13亿人民胜过一切盟友。

中国作为核大国不可能在军事上被打败，但可能在经济上被掠夺和瓦解，最终导致社会崩溃和政权更替。

随着中国与美国、日本之间关系由合作为主转变为对抗为主，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也必须随之调整。中国不要当心“外战”，但要防止“内乱”。因此，在主权和领土方面，中国对日本应该敢于“亮剑”；但在国际美元霸权领域，人民币不可急于国际化，并以此尊重美国的全球核心利益。作为交换中国必须把美元霸权抵挡于国门之外，切断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人民币供应量的干扰，重新掌控中国的货币发行主权；对美国政府和美国议会的指挥棒应该置之不理，中国要牢牢控制住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人民币汇率应该完全根据中国经济自主发展的需要进行贬值或者升值。

中国的金融货币政策要为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农村的“再组织化”服务。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发展壮大完整的自主创新型工业体系，进一步提高国防实力；通过“农业再组织化战略”巩固农业基础，增加社会就业，稳定商品物价，保障城乡供应。没有乡村的“再组织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和精细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和精细化就难以推进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就难以吸收因工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关系恶化而产生的返乡民工潮，就难以维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局面。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既需要找到向上升级的扩张能力，也需要找到向下纵深巩固基础的扩张能力。中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可以提供整体经济向上升级的扩张能力，中国农业领域的“再组织化战略”可以提供中国经济向下纵深巩固基础的扩张能力。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两条轨道，也是中国由虚胖的GDP大国转变为GNP强国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国需要拿出远见、智慧和勇气，敢于对美国、日本的破坏与干扰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