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突围的对策及美国需求

中国的战略突围对策需要与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有机结合起来。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格局中，中国的战略突围必然伴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突围战略需要与未来新的世界格局的建设结合起来，打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和谐的世界环境。因此，在构思和筹划中国的战略突围方案之前，首先需要思考以下问题。未来怎样的世界格局才有利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战略突围的各种对策应该如何与建设有利于中国的世界格局结合起来？为此，中国对世界必须要有自己的愿景、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追求，以及对应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方可制定中国的国家战略和突围方案，并为其实现而努力。

世界总体格局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多极世界、单极世界、两极世界和三极世界。

多极的世界往往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二战”之前的世界格局属于“多极世界”。

两极的世界是可制衡的、可平衡的世界。“二战”之后到苏联解体之前，世界格局属于“两极世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快速工业化和朝鲜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有利的“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如果当时没有苏联的支持，新中国初期的快速工业化和打赢朝鲜战争都是不可想象的。

单极的世界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和平保障的世界。当今世界就是一个由美国霸权主宰的单极世界。可以设想一下，在当今单极化的世界格局下，如果再次发生美国及其盟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是否有胆量再次参与这场战争？中国是否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答案无疑是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赢得战争。美国和韩国显然看清楚了这一世界格局下新的朝鲜半岛趋势，于是，美国开始将航母战斗群开进黄海，李明博公开将统一朝鲜半岛提到议事日程。可以预见，美国从中东和阿富汗战场收回铁拳之后，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朝鲜半岛和中国。

三足鼎立的三级世界（或称之为“三级鼎立的世界”）往往属于平衡、和谐、稳定的世界格局。理想的三足鼎立的三级化的世界格局是欧盟脱离美国，形成独立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共同体，从而构成世界的一级；中俄之间形成经济、军事、外交的同盟，从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有效力量；美日韩仍然以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同盟而存在，但受到中、俄、朝以及欧盟的牵制，使其无法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为所欲为。

欧盟存在脱离美国而独立的趋势，但在短期内不会成为现实。为了打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生存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新的世界格局，中国的现实任务是应与俄罗斯建立起经济、军事和外交的同盟，改变单极的世界格局，形成两极的世界新格局。

通过与俄罗斯的结盟，使中俄两国可以同时突破美国“魔鬼三角阵”的围剿，改变中俄遭遇美国“魔鬼三角阵”各个击破的命运；中俄在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结盟可以彻底打破目前单极世界的格局，形成可制衡、可平衡的两极世界；中俄两国版图相连横跨欧亚大陆，经济和军事的互补性强，中俄结盟可以成为维护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同时，中俄在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的结盟能够有效削弱美国的霸主地位，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削弱美国在主要商品市场的全球定价能力，从而加速欧盟和欧元脱离美国和美元，使两极世界向三级世界发展。因此，中国的战略突围目标应该从重建两极世界，改变单极世界开始，并逐步推进三级世界的形成。

通过中俄的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结盟，增强中国的硬实力。中俄结盟本身就可以极大增强双方的硬实力，从而可以有效地突破美国“魔鬼三角阵”的围剿。

面对美国长期打造的“魔鬼三角阵”，中俄两国的领导人都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强大无比的美国尚且需要欧洲、日本和韩国等盟国，难道并不强大的中俄可以不需要相互依靠、相互结盟而独立有尊严地生存吗？因此，中俄结盟是全球战略格局演变和中俄两国生存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俄同盟可以为中俄两国打开巨大的战略空间。首先中俄两国可以联合起来参与中东事务，开展与中东国家的战略合作，而中俄同盟的强大吸引力同样能够加大中东一些国家“脱美”的速度，增加中俄同盟之外的卫星国数量；其次中俄同盟可以为中国争取到巨大的战略后援，可以大大提高中国处理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各类问题的实力，而南海困局则可以轻松解决，不战而胜（只有战无不胜，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应该通过全球战略格局设计并主导全球大格局建设来化解四处狼烟的困境。只有重视大战略和大格局的建设，才能达到“以无事取天下”的治理境界。

中俄军事联盟可以有效地化解目前的南海危机。受限于中国远距离军事投射能力不足，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联合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加速蚕食瓜分我国南海。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与俄罗斯结盟，至少要尽快积极主动地向俄方表达军事、经济、国际政治等领域结成战略同盟的意愿。中俄结盟可以有效化解南海危机的原因在于：①美国最担心中俄结盟，美国高层视中俄结盟为最大的战略败局，中方完全掌握把美国置于国际战略败局的主动权，中俄结盟的态度就可以大大减轻美国在南海和汇率等领域给予中国的压力，而中俄一旦结盟，中国的南海危机和中国的货币危机即可迎刃而解；②中俄结盟可以有效牵制日本南下南海的力量；③中俄结盟可以减少俄罗斯向越南、印度等国提供先进武器的数量；④中俄结盟之后，中国可以提出向俄罗斯租用或购买海上作战平台的要求，快速进入南海；⑤中俄军事同盟可以在中国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打击第三方力量。

中俄结盟的全球战略意义还在于可以为伊朗、朝鲜，以及其他受美国及其盟国压迫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会使这些国家加速加入到中俄的阵营中来，从而进一步壮大中俄阵营，最终将加强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保障能力。

与其把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债和欧债，不如把钱用于与俄罗斯结盟，用于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用于购买俄罗斯的航母战斗群，用于保卫南海，用于打造中国的国际安全网。

中国的国家硬实力是由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以及工业制造体系的国防转化能力决定的。正确的工业化模式应该满足以下标准。

（1）每一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由本国资本控制，本国资本控制着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并拥有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不受外资控制。

（2）本国装备工业可以提供各个产业部门开展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这些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不受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控制。

（3）本国所有的工业部门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机构以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

（4）本国产业部门的主要企业拥有国际和国内各类原材料采购的定价权和产品销售的定价权，他们牢牢控制着国际和国内的各层次流通渠道，各种流通渠道和商品定价权没有被海外资本所控制。

（5）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创造的财富以利润、工资、利息和税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国资本、劳动者、金融机构和政府拥有，而不是由海外资本和海外组织所拥有。

（6）本国资本控制的工业企业具有良好的国防装备生产的转换能力，国防工业实力强大。

（7）金融监管部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可以为国家实行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而不是急于通过设立A股国际板、QDII等方式输出国内居民储蓄而为境外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8）探索并形成一个完善的、扎根于民族传统又具备现代先进性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组织体系，可以有效地保障企业实体的持续发展。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工业化都是结合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并吸收了工业化国家的先进企业制度，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组织模式，最终完成了可自主、可持续的工业化。

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不是简单肤浅地追求所谓的开发区化、GDP化、城镇化、城市化、货币化或金融深化，等等。如果工业化不能转化为国家的硬实力，不能形成国际舞台上的铁拳，那么所谓的工业化无非是一场制造虚假繁荣，并引来杀身之祸的泡沫化。

总之，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需要科学的选择标准和行动纲领，必须能够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竞争的硬实力。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关停并转、改制变卖国有企业开始的。随着国有企业的资产和人才的流失，一批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因此，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出现了大批的经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差，但经营灵活的中小型企业。对照西方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发展自由资本开始的。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自由资本需要在市场保护的环境下历经50～100年的发展才能过渡到垄断资本阶段。但是，中国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并没有给本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留下发育时间和市场空间。

改革，发展了本国自由资本；但是，开放，引进了国际垄断资本。于是，本土自由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境内展开了完全不对称甚至不平等的竞争。这是一场发生在经济领域的类似于义和团与洋枪队的不对称战争。海外垄断资本凭借百年的资本积累、技术积累、韬略积累，迅速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抢占了中国的本土市场，封杀了自由资本升级的空间。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看，先期发展起来的英国资本并没有成功挤占后起的法国、德国的本土资本的发展空间，欧洲的垄断资本并没有成功封杀美日韩的本土资本发展空间，但是，英法德美日韩各国的垄断资本却成功地封杀了中国本土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升级的市场空间。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长远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经济发展的悲剧，但是，这是在“改革＋开放”这一发展模式下的必然结果。（先）改革是真理，（后）开放也是真理，但是，“改革＋开放”就是谬误了。哪个国家是依靠所谓的“改革＋开放”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改革＋开放”模式可以称为“现阶段的中国特色”，但不能称为“可持续的中国道路”。

加拿大华侨马耀邦先生指出：“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由于对本国工业实施保护，限制外来投资，从而都拥有世界级公司和许多全球商标。为此，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之所以缺乏世界级公司，归因于其拥护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履行了入世协议的苛刻条件……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鉴于中国公司在华盛顿收购美国企业遭遇到强大阻力，中国商务部部长依然呼吁进一步开放。与大多数中国决策者一样，这位部长可悲地忽略了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当今拥有大量跨国公司和全球商标的世界经济强国都是通过贸易保护制度保护其本国新兴工业，从而成功并致富的。”

中国的自由资本无法完成向垄断资本的自然过渡，也就无法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为了避免海外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国家硬实力，因此，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由国家资本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这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在现有的经济格局之下，发展国家资本并使之主导产业升级，主导经济发展合乎经济规律。近年来，国家资本主导的各类现代企业的迅速发展，表明了如下事实，国家资本是唯一具备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的经济力量（可以预见，中国国家资本必将成为美国政府和议会重点围剿的对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是“海外垄断资本主导”模式，也不可能是“国内自由资本主导”模式，只能是“国家资本主导”模式。国家资本需要支持和扶持国内自由资本的发展壮大，同时，国家资本必须制约海外垄断资本的渗透与控制。需要在战略角度明确的是：国家资本是增强中国国家硬实力的资本力量和资本主体。

离开“三农”的健康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硬实力，就没有中国社会的稳定。

中国经济已经得了癌症。房地产癌症、城市化癌症、城镇化癌症、开发区癌症，以及高能耗高污染癌症已经突破了农业生存、农村生存和农民生存的底线。长期积累的“三农问题”终于传导到城市，成为城市的高房价、高通胀、高失业的“三高问题”。中国的“三高症”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或“货币问题”。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手段，不仅不能解决“三高问题”，还会使“三高”更高、更严重，进而加速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提前到来。根除中国经济的癌症必须从发展“三农”开始。具体措施如下。

（1）改变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通过发展各种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定价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水平。

（2）改变农业补贴模式，把现行的“政府→农民”和“政府→土地”的补贴模式，转变为“政府→农业组织”和“政府→农产品”的补贴模式，以财政手段引导农民重新走组织化的发展道路。

（3）建立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的制度与机制，提高优质绿色农副产品的定价水平和定价能力，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而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差异化问题。

实现农副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农副产品的差异化分类与差异化定价需要生产、认证、采购、运输、仓储、检测、销售和监控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动农民组织化，扶持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大型农副产品采购、运输、仓储、销售内资企业，加强农副产品检测和质量监控，推进农业生产销售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是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差异化定价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差异化定价也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城乡就业的重要工作。

（4）政府财政和国家资本应该大力投入于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农村职业培训网络、种子肥料等农资供应网络、农副产品采购网络、医疗卫生教育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这些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的网络体系将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组织起来，实现更高层次的农业组织化。

农业组织化的过程也是农村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的网络体系的建设与投入的过程，是吸引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流向“三农”领域的过程，是增加“大农业体系”的社会就业岗位的过程，是减轻城市乡镇就业压力的过程，是提高农副产品生产、流通、供应能力和效率的过程，是从根本上解决通胀压力和社会矛盾的过程。(www.xing528.com)

如果说美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那么中国则需要通过“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货紧缩政策）来根治通货膨胀，即中国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定向宽松地向‘三农’领域提供倾斜性的货币供应”，以此提高“三农”领域的各项生产性、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项目的建设，提高中国的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供应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因为货币投放太多，而是货币投错了方向。

在实体经济的权益被货币化、证券化和虚拟化的大背景之下，财富掠夺和经济侵略已经轻松突破传统的国家政治版图的疆界。当我们集中精力在中国政治版图内对实体经济实施积极的地面防御之时，美国以其强大的“巧实力”正在中国“虚拟经济的天空”（如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等）对中国经济实施空中打击与掠夺。在中国“虚拟经济的天空”里，体现美国“巧实力”的隐形战机无处不在，但我们时常视而不见，疏于防御。

美国“巧实力”已经夺取或正在争夺中国经济的“四大主导权”：商品市场与产业发展主导权、金融与资本主导权、外汇定价主导权、货币发行主导权。通过控制和争夺中国经济的“四大主导权”，美国“巧实力”的运作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经济的“四大猎物”：资源与市场、产业股权和金融股权、企业和居民储蓄、国家外汇储备。为了攫取这“四大猎物”，美国的产业集团和华尔街的金融集团会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手，动用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军事硬实力”加以配合。

为了应对美国“巧实力”的巧取豪夺，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在中国经济与美国“巧实力”之间形成宽阔的隔离带和防火墙，不可误入海外资本及其在华代理人设计的所谓“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旗帜下的“巧实力包围圈”。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严格控制外资的进入和布局，同时，对国内企业创造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截止2013年5月份，在中国发行的25.4万亿人民币基础货币中，3.4万亿的外汇储备对应地发行的基础货币占据22万亿以上。如果以4倍的货币乘数计算，外汇占款产生的流动性在M2⁽¹⁾中的比例已经超过80％，达到88万亿人民币。如果这些资金每年在国内平均取得15％～20％的赢利，外汇占款及其动态赢利在M2中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没有哪个经济大国外汇占款达到如此高的比例，更没有哪个独立的经济体能够对此视而不见。海外资本利用国内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央行被动地向外汇持有者发行相应的基础货币，造成流动性过剩；同时，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向银行系统收回货币，减少国内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造成目前60％以上中小企业缺乏正常的生产周转资金。

如果将外资进入，央行“提准”和加息，国内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等现象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央行及其外汇管理局事实上把本该给予国内企业的正常贷款搬运给了海外资本集团。他们一方面采取“提准”和加息等手段，对内实施“金融窒息政策”，抑制了本国企业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采取汇率升值和加息等手段，对外实施“金融刺激政策”，吸引外资大举进入中国乘虚攻城略地。这一系列客观上配合美国“巧实力”巧取豪夺的货币政策都以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胀的名义巧妙地推行。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日益严峻的境地。摆脱这种状况的正确政策应该是：①降低外汇兑换人民币的比率，比如，每一笔外汇只能按80％的比例兑换人民币，其余20％以准备金的方式留存下来；②取消各类财政性的出口补贴刺激政策，改为货币性的人民币贬值型刺激政策，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土壤，逼走热钱；③把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降低到美国的水平，给予国内企业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通胀；④外资进入中国的规模必须纳入指标控制的范围，比如，每年外汇储备的增量对应产生的人民币发行量不得超过M2增量的10％，同时，将外汇储备占款逐步降低到M2的10％以内，⑤等等；各级政府不得以零地价、税收返还等任何制造不平等竞争环境的方式对外资进行招商引资。

（2）严格控制国内企业在海外上市，同时，通过放松行政管制，鼓励高科技企业和资源性企业在国内上市。国内企业在海外上市，本质上属于出口企业股权、换取美元外汇的行为。我们出口石油、煤炭、电信、银行、保险、有色金属、互联网、生物制药、太阳能、连锁教育、商业流通、饮食服务等各类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股权，换取了美元外汇储备，然后接受美元贬值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资产的证券化过程已经演变为境内资产的美元化过程，即以美元主导的货币化和证券化代替了人民币主导的货币化和证券化。具有戏剧性的现象是，在中国境内备受美元挤压的人民币居然开始梦想人民币的国际化。不顾自身经济条件而推行大跃进式的人民币国际化，必将以闹剧开场，以悲剧落幕。

在中国境内，人民币和美元在中国资产货币化和证券化领域的竞赛仍在进行之中。中国政府的监管机构（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必须站在货币主权和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以美国资本市场的准入标准为对标，降低国内企业发行上市与重组并购的行政审批标准，减少行政管制的内容，提高人民币在中国境内参与资产证券化和资产货币化的效率。一句话，在中国资产证券化和货币化过程中，人民币的效率应该高于美元的效率。最终表现为中国企业在国内发行上市比选择到美国、香港等美元区发行上市更加容易，市盈率更高，流动性更好；企业之间的重组并购更加便利，产业整合的效率更高；大型企业、优质企业、高科技企业首先选择国内上市而不是首先选择海外上市。

（3）停止开设A股国际板，保卫人民币储蓄。国际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国际资本以美元的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才能最终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也就是，国际资本集团必须设计一些“标的物”重新吸回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些“标的物”包括高盛、摩根、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中国企业推销的金融衍生产品、海外企业债券，也包括海外投资银行在华推销的企业股权。中国推出的A股国际板，使海外资本集团可以大规模地向中国境内推销海外企业的股权以“回笼美元资金”，从而快速消耗中国的外汇资源。

金融政策和金融活动的成败完全是由时机和条件所决定的。中国推出A股国际板这一重大金融行为的时机不成熟、条件不成熟。首先，人民币不是全球储备货币。境外企业在中国上市募集的人民币资金无法在世界各地投资，因此，这部分被境外企业掌握的人民币必然要兑换走中国的美元外汇，然后再用美元去境外投资或结算。最终结果是A股国际板发行量越大，外汇流失越多。其次，中国国内的证券市场长期实行严格的行政管制，导致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困难，同时，也导致股价偏高，市盈率明显高于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推出A股国际板，一方面会造成国内股市暴跌、市值缩水，加剧国内企业融资难度，增加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给海外上市企业带来丰厚的套利机会。

推出A股国际板的官方理由和官方目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让中国百姓分享跨国公司的成长收益，给热钱准备“一个池子”，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些理由不成立，这些目的更达不到。企图以国际板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完全是因果倒置的做法，英镑、美元、欧元的货币国际化路径是这样走的吗？显然不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按市场化的高市盈率发行股票，中国百姓怎么可以分享其成长的收益？官员们对比过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的成长性了吗？跨国公司成长性高还是中国企业的成长性高？显然，让中国股民去沾跨国公司金融高手们的光是不现实的。该理由也不成立。A股国际板作为海外热钱的“池子”一说就更加可笑了。A股国际板的交易货币是人民币，海外热钱要买国际板交易的A股必须首先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如果热钱已经兑换成了人民币，这些热钱凭什么非要进入A股国际板这个“池子”，而不是以热钱逐利的本性到处流窜？那些脱离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发展A股国际板，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行动，实属于追求个人政绩的金融冒险。我们需要警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变成“上海金融败国中心”和“上海金融卖国中心”。

A股国际板一旦推出，在中美金融战略对话的谈判桌上，中国领导人将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这是因为在人民币没有被全球企业和个人当作结算货币、支付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放开海外的跨国公司在中国A股国际板发行上市，那么后果必然是快速而合法地耗尽中国的外汇储备。相反，如果中国证监会以行政手段倾向于选择国有背景的红筹股公司在国际板上市而限制美国跨国公司在国际板发行上市，那么美国企业、政府、国会必然产生一系列强硬的反应，并在中美金融战略对话上对中国领导人施压。这时中国领导人该如何选择？

全球任何面向美国资本开放的金融商品市场都是美国“巧实力”的战场，美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A股国际板的推出，本质上是让美国的“巧实力”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把战场设在了自己家里。我们不应该由于一场虚假的胜利（如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GDP总量世界第二）而把特洛伊木马（如A股国际板）搬到国家金融的围墙里面。

（4）坚决保卫货币主权，牢牢掌握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严防美国“巧实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攻击。汇率的定价权本质上属于货币的定价权。没有货币定价权就没有货币主权。汇率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主权的丧失。

各国的汇率定价只有三种制度：自主定价前提下的自由汇率制度，锁定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由美国及其盟国控制、指挥、主导下的弹性汇率制度。相应地，汇率政策可以划分为上策、中策和下策。在汇率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属于中策，而汇率改革之后，中国实施的汇率制度事实上是第三种定价制度，属于下策。

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变成美国指挥之下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结果演变为人民币定价权的转移和货币政策主导权的丧失。现阶段出现的热钱持续涌入、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发行、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实体经济承受着汇率升值和货币紧缩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日益不稳定等现象，都是源自汇率定价权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主权的丧失。汇率武器不是常规武器，而是摧毁一国经济的核武器。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已经主导着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主导着人民币的定价权，进而主导着中国的货币政策。从目前的经济现状看，中国的货币定价权和货币主导权已经丧失。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可以预见的最终结果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主导的美元热钱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泡沫膨胀与泡沫破裂，并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进出循环过程中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完成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与转变。通过研究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如果中国拒绝美国汇率武器的“巧实力”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一系列直接的经济报复。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经济核武器（即汇率武器）的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美国军事核武器的打击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需要从经济领域核武器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影响，需要拿出军事领域核反击的勇气来对抗美国对华经济领域的核打击，需要拿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来保卫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总之，中国的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即货币定价权必须从美国指挥棒的阴影中走出来。

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经济政策根源在于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立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定价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两个要害：革命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枪杆子可以保护钱袋子，钱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枪杆子！”而巴黎公社迅速解体的根源恰恰在于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接管和控制住作为法国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详见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91页）为了不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中国共产党必须继承自己的传统和经验，必须尽快摆脱货币发行主导权和货币定价权受制于美联储的局面，为此，中国必须重新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和“国内硬实力”，其中，发展“国际硬实力”就是中俄结盟，形成经济、金融、军事的同盟。只要中俄结盟，中国既可以租借或购买到俄罗斯完整的作战平台进入南海和东海，也可以打造中俄统一货币制衡和对抗美元霸权。发展“国内硬实力”就是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支持本土民营资本发展，保护国内产业体系免遭国际资本侵蚀和控制，在此基础上确保国家国防工业体系的发展壮大。

（5）坚守最后的金融防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加以鼓吹，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体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中”。（Bhazwati，1998）正因如此，国内的官员和学者不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常见角度，而是从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角度制造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舆论环境。

人民币自由兑换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国内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美元，同时美元可以自由地兑换为人民币。由于人民币无法与黄金挂钩，同时中国还缺乏强大的综合国力（包括覆盖全球的军事实力）来保障人民币的国家信用之情况，因此，人民币的信用主要是由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决定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持有者拥有了兑换美元的自由选择权。只要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博弈地位，美国拥有中美之间货币的定价权，中国仅仅属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跟随者，那么，大部分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者将倾向于选择美元或随时可能行使人民币的美元选择权。

中国的门户开放型招商引资政策所引进的海外资本及其滚存利润预计在3万亿美元以上。这是中国对外无序开放政策在对外经济领域所形成的巨大“资本堰塞湖”。国际资本已经完成了人民币资产的布局和建仓。这是做空中国的重要筹码。根据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惯用的“刺激—反射”手法，不难看出国际资本做空中国的长远布局和战略意图。国际资本运动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即“美元资本——实体资产——更多的美元资本”。价值形态的资本是一切实体资本的归属，美元资本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人民币资产最终还要回到美元，简单地说，美元最终要回到美元。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意味着，这些海外资本在中国境内长期形成的人民币资产，在经历了人民币升值和资产增值之后，可以随时、集中地兑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离开中国，从而完成一次集中做空中国的金融空袭，实现对中国财富的完美掠夺。

美国的“巧实力”围剿往往伴随着“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配合和策应。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国际评估机构、国际投行部门和国内外各类媒体可以抓住中国经济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农业基础不稳问题、能源供给瓶颈问题、环境污染与灾害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问题、银行呆坏账增加问题、政府财政赤字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社会矛盾激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等等，集中打击人民币资产持有者的信心，甚至不惜在中国周边制造军事冲突，对中国本土发动侵略战争，以配合美国“巧实力”的金融掠夺。这一切事件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中国拆除最后的金融防线，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人民币升值接近国际资本的心理价位，同时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那么，海外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导演的针对中国的出口压力、知识产权压力、能源供给压力、农产品和矿产品供给压力、人权压力、政治制度压力、周边军事压力都会接踵而来。如果人民币始终与美元挂钩从而不给任何游资投机的机会，如果人民币在条件不成熟之前始终坚持不可自由兑换，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会减轻甚多。在与美国“巧实力”的博弈过程中，首先，不能让强盗踏进门（遗憾的是我们通过无序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引来了国际强盗）；其次，不能让强盗顺利地跑掉。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是最后的门槛和防线。

我们需要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考虑人民币定价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以及为了解决热钱流入问题而动摇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国之根本不可用于追求政绩目标，也不可用于外交的交易。

人民币自由兑换需要具备如下三个前提。

第一，中国真正完成了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具有国际商品定价权的工业化体系建设。

第二，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的综合势力足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国，从而拥有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的能力。

第三，以中国国家“硬实力”为后盾，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按照合理价格回购海外资本在华的投资项目和股权，使海外资本控制的在华人民币财富总量降低到相当于外汇储备10％以下。

只有满足这三大基本前提，才有条件讨论作为大国货币的人民币如何实现国际化之问题。当年，德国和法国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尚且不敢推动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挑战美元地位，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主导并组建欧元区来对抗美元，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处境远不如德国和法国，岂能在货币问题上开展大跃进式的国际金融冒险？国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仅仅是局部；国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将是整个国家。

（1）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强国之间的外交；以反侵略、反霸权为旗帜，开展与弱国的外交；以经济支援和军事保护为手段，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通过发展各种基金会，或政府通过此类基金会，在世界各国培养亲华势力。这是重要的软实力。

（2）建立民族认同制度、文化认同制度、国家认同制度以及执政党认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GDP上去了，但是，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国家认同感、执政党认同感却下降到低点。这是民族分裂、国家分裂、执政党分裂的前兆，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民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文化认同制度建设显得十分落后。同时，中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十分欠缺的，党政军系统海外代理人或明或暗地大量存在，各类间谍案件层出不穷，民间富裕阶层30％已经移民，60％以上有移民倾向。面对美国的软实力围剿，中国应该围绕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执政党认同的目标，对人文学科特别是经济、法律、政治、新闻传媒、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教材内容和教学人员进行清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教材、杂志、报纸、讲堂、课堂等方面，必须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反对民族认同、反对文化认同、反对国家认同和反对执政党认同的现象。

（3）通过法制的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独立于地方党政系统干预的法院司法体系，保证法律法规和国家意志在各个地方的执行，避免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滥用公权、干预司法，从司法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避免国家软实力受到削弱。如果说好的民主方式可以凝聚国家软实力，那么，好的司法体系则可以避免国家软实力遭遇削弱和瓦解。对于中国而言，中央不能搞“三权分立”，但是，地方绝不能搞“三权合一”。地方搞“三权合一”“一把手说了算”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蜕变成了“地方三权合一”的诸侯割据的封建主义。目前的现状是各地政府和官员敬畏新华社和新华社记者，却不敬畏法院、法官和法律。如果一个人有过在地方法院诉讼的经历，那么，一定会认同当今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判断：中国各地不是法制社会，法院和法官无法秉公办案。没有法制，只好人治，也必然人治。因此，中国的法院体系即司法体系必须独立于地方，统一于中央。具体地说，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应该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并实行垂直管理，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领导由上级任命并定期异地轮换。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国家法制精神的统一，才能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才能维护地方百姓的利益，才能维护地方的稳定，才能避免国家软实力被削弱和瓦解。

（4）党政机关和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需要加强“软实力”意识和“软实力”建设。

其实，从朝鲜战场失败起，美国始终没有忘记唯一一场败仗的耻辱。美国国家战略的精巧安排和耐心实施的确令人折服。小布什上台之后对华摆出了强硬的态度，那实质上是为实施美国对华收网政策在营造舆论。令美国遗憾的是，“9·11”事件推迟了美国精英集团对华收网的时间。推迟收网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对华收网。今天，美国的硬实力、巧实力和软实力依然强大无敌，我们不可掉以轻心。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再次拖延了对华收网的时间，但是，其针对中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对华金融经济布局正在加快实施之中。中国可以支配的时间其实不多了。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窗里，中国对外应该加快与俄罗斯结盟的步伐，尽快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国际巧实力和国际软实力”；对内应该调整战略思路和重大政策，迅速形成“国内硬实力、国内巧实力和国内软实力”。只有有效地突破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魔鬼三角阵”的合围，即美国硬实力、巧实力、软实力的聚焦合围，中国才有真正的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和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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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义货币，是一个金融学概念，和狭义货币相对应，货币供给的一种形式或口径，以M2来表示，其计算方法是交易货币以及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