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数以万计的山西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前赴后继“走西口”，历尽千辛万苦到口外谋生，挑担的、推车的、光脚的，三个五个一伙的，二三十个一群的，相伴上路。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把辛酸泪，西去的步伐好沉重，其中的酸甜苦辣，局外人很难想象出来。
这些“走西口”的人中，有商贾小贩，有工匠，有脚夫，有书生，更多的是被称为“雁行客”的贫苦农民。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人里面，还出过一位民国政坛人物，他从山西“走西口”到了口外，落户到包头，还成为了包头首任县长和首任市长。
他就是清末山西举人刘澍。
刘澍中举
刘澍，字泽霖，山西偏关人，光绪四年（1878年）生。少年勤学，聪明伶俐，饱读诗书，学富五车。17岁时，刘澍考中了秀才。接下来的几年，刘澍又通过了“科试”，22岁时又在省城应试中力挫群雄，考中了举人。
一说举人，人们都会联想到“范进中举”喜极而疯的悲凉场面，在清朝，能考取举人是很不容易的。在晋北僻壤的偏关县出了举人，那是何等光宗耀祖之事！很快，刘澍的大名传遍了方圆百里，人们都对他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在清朝，一个人一旦考中了举人，就意味着其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日后即使会试不中也有做学官、当知县的机会。
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县太爷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
我国的封建时代从汉代起，就有“孝廉方正”之制，即由各省府县为国家推荐人才，在自己的辖区内举荐贤良者，中选者被授予六品服备用。宣统元年（1909年），举人刘澍被推荐为孝廉方正，赴京参加礼部检看考试，成绩一等，取得候补知县，在直隶（河北）等待候补。
也是他的运气好，次年（1910年），刘澍幸运地补了一个实缺：出任直隶容城县知县，他走马上任了。
容城在河北中部，容城县境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中部、南拒马河下游南岸，在大清河水系冲积扇上，属太行山麓平原向冲积平原的过渡带。这里主产小麦、玉米、棉花等，刘澍在当地“赖有政声远，时闻行路传”，是一个很称职的地方官。
无奈“走西口”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民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2月12日（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迫于阴险狡诈的野心家袁世凯的威逼利诱，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
清帝逊位，宣告了在中国大地实行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中国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大清既然已经不存在了，其在全国各地的各种署理机构自然也就“树倒猢狲散”，做了一年大清知县的刘澍只好返乡。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对他还不错，他又被选为了山西省议员。
1915年，篡取了革命果实的袁世凯称帝，公然解散国会，各省的参议会也被一起废除了。这样一来，刘澍连山西省议员也当不成了，生计一下子成了问题。
听说口外的世界很大，许多人出去后都能站住脚。刘澍此时赋闲在家，无以为生，已经对未来很茫然了。既然在家乡已没什么好留恋的了，还不如去口外闯闯！就这样，他们全家无奈地踏上“走西口”的道路，去遥远的他乡谋求新的生活出路。
真是造化弄人，曾经做过县太爷的刘澍，一副农民的打扮，带领全家人，走在“走西口”的流民的行列中，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自是苦不堪言。
刘澍一家先到达的是内蒙古萨拉齐，在这里他们临时住了下来，刘澍在此地设馆授徒，当起了教书先生。
清末民初，包头已成为我国西北皮毛集散重镇，“走西口”人来包头都要找“相与”，即同籍贯的人，“相与”互相帮扶。因此，往往同籍贯的人多从事一种职业，例如，山西忻州人多从事杂货行，代州人多从事旅蒙行，祁县人、太谷人多从事票号与当铺业，大同人多从事皮货业，药业多为代县人，粮店业多为河曲人，毡房多是榆县人，农耕者多来自山西省的榆林、神木、府谷，而山西偏关人多从事银炉业。
1920年，刘澍全家来到“水旱码头”的包头。老家偏关人在这里从事银炉业的人不少，刘澍一家也想在这个行业里发展发展。不久，刘澍的父亲刘忠旺在“相与”的帮助下，开设了银炉天元楼，由沙尔沁的财东李恒出资，刘澍的父亲刘忠旺具体操作经营业务。
当时，包头尽管很繁华，居住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但多是买卖人，文化人很少。刘澍是响当当的前朝举人，可谓当时包头最有学识的人，所以到达包头不久，他就被包头镇商会聘为文牍，具体承担公文拟稿工作与公文信函等的上传下达。
包头商会管辖“九行”、“十六社”，权力很大。“商业发展冀九行同臻进步”、“百事整饬愿各社咸与维新”。因此，刘澍利用工作之便，结识了好多人，人生视野也大为开阔了。
由于文笔精到老辣，工作出色，刘澍很快成为包头知名人士。刘澍全家在包头的召梁买了房子，后在刘柱窑子还买了地。
冒死晋谒徐世昌
在民国史上，阎锡山绝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独特人物。他由一个偏僻山区省份的小军阀发展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其势力所及，达四省二市，控制了华北、京津，成为左右当时中国大局的重要人物之一，这在民国政坛上绝对是个奇迹。民国建立后的包头，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包头匪患横行，老百姓畏之如虎，几任剿匪司令坐镇包头都束手无策。1914年，阎锡山的晋军系统委派沈广聚（沈凝山）团驻防包头。沈广聚一改过去追匪和坐镇以待的剿匪战术，而是采取分剿截堵之法，使得势力最大的卢占魁匪徒腹背受敌，击败了这股顽匪势力，沈广聚也因之而深受包头市民的拥戴。
1918年，沈广聚晋升为旅长。“所属各队纪律井然，御外以强，匪夷远遁，治内从理，阛阓相安。”（《沈凝山旅长去思碑》）然而，绥远都统蔡成勋却对沈广聚很不满意。1921年7月，蔡成勋委任绥西巡防司令冯绍闵驻守包头，这样一来，沈广聚便被架空了。
沈广聚自然不服，他宣布包头独立。这时冯绍闵已达萨拉齐，沈广聚在包头挖战壕、固城垣拒之以战。眼看一场战乱降临包头市民头上，大家公推刘澍赴京告急。
徐世昌，1918年10月至1922年10月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别署水竹村人，原籍直隶天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1882年中举，1886年考中进士，后为翰林院编修。他是清末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多次出任国务卿。1918年，被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为大总统。在清末民初，徐世昌也算是一代全才，为时人所重。
刘澍冒被蔡成勋追杀的危险赴京，在京等候两个月才获准晋谒徐世昌。刘澍恳述沈广聚在包头的功绩，徐世昌闻后应准：派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来绥接替蔡成勋，令冯绍闵接替沈广聚之旅长之职，令沈广聚为绥远警备司令。
刘澍冒死晋谒徐世昌，促使徐世昌做出了新的人事安排，总算使包头避免一场军阀火并的血战。
包头的首任县长
1923年，平绥铁路通车包头。此时，包头已发展成为我国西北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和水旱码头。1926年，包头改治为县，县公署负责人称知事。1927年11月10日，奉军占领包头，任命雷鸣远为县知事。
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混战年代，地方政局亦随之动荡不安。1928年5月，奉军撤离包头，雷鸣远离职后，包头处于无政府状态，群龙无首，地方治安缺位，致使整个局势一片混乱。(www.xing528.com)
当时的绥远临时护理都统名叫满泰，他为了稳定包头局面，委任刘澍为包头县知事。8月，晋军入绥，包头县公署改为县政府，知事改为县长。因此，刘澍可谓包头首任县长。
1926年，奉军头子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进攻冯玉祥国民军部，双方决战，史称“南口大战”。
南口大战，1926年5月到8月在北京西北郊南口镇发生的中国内战重大军事战役。1926年4月冯玉祥国民军在反奉战争中失利，于4月15日从北京城撤退至北京西北郊区昌平县南口镇。这里是通往绥远的交通要道，燕山山脉的一个山口，地势险恶，易守难攻。1926年5月18日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吴佩孚联合发动对南口的进攻。冯玉祥系国民军在南口苦守3个月，于8月15日向包头五原一带撤退。
南口大战国民军大败后，十多万大军撤至包头。国民军一而再、再而三搜刮商民钱财，市面损失达200余万元。1927年，春耕大半停辍，夏天又是大旱，秋收无望成灾年。1928年，春夏大风无雨，农民颗粒无收，真是赤地千里，村尽丘墟，包头的不少人家卖妻鬻子，其生离死别，令人惨不忍睹，有挖食田鼠等为食，有找苜蓿、蒺藜、树皮、草根为食，成千上万嗷嗷待哺之民，其中不乏饿死者。
刘澍受命于危难之时，他联络各方筹款4000余元，在包头东门外的龙泉寺设粥厂赈灾，每天煮几大锅粥，救灾民于水火之中。
如此乱世，这个县长实在当不下去了。刘澍三次上书辞去县长一职，但都未获批准。
直至10月，绥远省政府始任刘毓洛为县长。刘澍离职到今呼和浩特任绥远平民医院院长。绥远平民医院的前身，是创建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的绥远警察厅官医院。
只干了17天的首任包头市长
1937年10月，日军西进，包头驻军完全退走，包头县长赵仲容亦带印携款逃走，刘澍再次被公推为县长以维持秩序。
10月17日黎明，日本军官酒井司令同宪兵队谷川队长率领军队到包头车站，刘澍等包头绅商以维持会名义，到火车站迎接日军进城，日军不相信，让刘澍等走在前面，后面跟着端刺刀的士兵进了南城门，日军才放了心。
12月1日，包头改置为特别市，任刘澍为市长，刘澍以年老多病为由申请辞呈。12月17日，伪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任市长。刘澍当市长整17天。
1938年，刘澍奉命编纂包头首部《包头市志》，刘澍聘孙斌为主编，他为《包头市志》写了“汉族旅包开始及进展考”等多篇历史资料。
1939年，刘澍卖掉刘柱窑子的田地，与老妇一同去北京行医度日。
父子同日出殡
1939年12月，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将军发动了包头战役，重拳出击盘踞在包头的日寇。
作为塞外重镇的包头是当时平绥（北平至归绥）路的终点站，南临黄河，是控制绥西并与归绥（现呼和浩特）互为依托的战略枢纽。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归绥、包头相继沦陷，日寇在包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日寇在包头的军事存在，不仅是对绥西、宁夏的威胁，也是其继续西犯的重要军事基地。在包头东河区的郊外，至今仍然遗留着当年日寇驻守包头遗留下的军事设施，从这些遗迹我们可以看出，日寇对包头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包头是整个西北地区日本的战略要地，在这样的战略重视下，包头周围的兵力有2500人，包头城里驻扎了300人，包头郊区麻池子驻扎38人，邓家营子驻扎20人，固阳驻扎300人，武川驻扎300人，其他地区全是用伪蒙古军来防守。
1939年12月，傅作义已经做好最后的部署，这次要利用日寇疏忽戒备，出其不意，对包头实施强力突袭。傅作义令骑兵第六军门炳岳指挥所部第七师，在主攻前破坏包头以东萨拉齐铁路沿线的铁路、桥梁；命令孙兰峰率领31师和五临警备旅1个团、1个山炮营为主攻部队，避开日寇外围聚点奔袭包头，并且组织一个强有力的突击团直捣敌军指挥中枢；命董其武101师为总预备队，监视固阳等地回援的包头之敌，予以就地歼灭；命袁庆荣32师截击其他方面增援包头的敌人，掩护孙兰峰师攻城。进攻包头的时间定为12月20日。
1939年12月20日凌晨，傅作义下令突然攻城。傅作义的部队攻打包头，就是从西北门官井梁沟打进来的，过来以后分成两路，一路朝着西南方向，直对着当时的日寇司令部，攻打进去后，缴获敌人司令部里的2箱子文件，2万块小炸药，还有1部电台。另一路是顺着包头城北边的黄土梁，从西营盘梁、东营盘梁一直顺着梁打。
由于傅作义部早已经做好伪军的提前策反工作，伪军的营房和据点都已经插好白旗。包头西北城门为日寇把守，傅作义部在伪蒙军哨兵的指引下，迅速对其实施围歼，随之城门大开，攻城部队蜂拥而入，日寇此刻方如梦初醒，仓皇应战。一时间，敌我短兵相接，战况激烈，35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掏心”部队猛扑日寇指挥中枢，其他入城部队立刻将敌军部队分头包围。
由于傅作义的后续部队未能大量进入城中，城内的日伪军迅速集结兵力，从城东、南两边在坦克掩护下步兵全线向傅作义部反扑，城内开始了逐房逐院的争夺战。就在城内激战的同时，傅作义亲临孙兰峰前线指挥部指挥，这时包头的东西两面都发现了敌人的增援敌兵，傅作义指示，把握时机，变攻城打援为守城打援，要求尽快调整东西两侧的增援部队，扩大战果，同时令董其武师、袁庆荣师火速前来增援。
董其武师在前往包头的途中，全歼了两批援敌，但是也迟滞了行进的速度，当他们即将抵达时，黄草洼已经被敌军占领，于是敌我双方在黄草洼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正在这时，袁庆荣师也及时赶到加入战局，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都较为重大，面对攻城的代价，傅作义一时沉默，该何去何从？12月21日晚，情报获悉，敌增援部队正从归绥、大同、张家口等地陆续开来，傅作义果断下令，部队向五原方向快速转移。
包头战役历经两天三夜鏖战，共击毙日伪军3000余人，日寇连长小林一南大佐等军官20余人，俘获伪军团长1人，以及伪军数百人，击毁汽车100多辆，炸毁军火库1座，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军需品。包头战役，傅作义部队牵制了晋北、察南以及华北的大部日寇，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傅作义将军发动包头战役，给了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0年2月15日，日军闭城门大搜捕，怀疑有人私通傅作义部队，将包头商会会长董五三等80余人逮捕，刘澍儿子刘定基是广恒西的会计，被日军逮捕后活活折磨死填入黄河，四儿子刘治基是清真小学教师亦被逮捕，被日军打得遍体伤痕后取保释放。
听到家中儿子一死一伤的噩耗后，刘澍如五雷轰顶，从北京返回包头后，他痛不欲生心如刀绞。但没有民族骨气的他，又屈服日军安抚，于1943年出任包头综合镇镇长。
1945年，日军投降。1946年，国民党政府按汉奸罪逮捕刘澍。不久，刘澍因病保外就医去世。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刘澍的四子刘治基，见父亲去世，悲痛欲绝，一口气没上来，也毙命了。
父子俩一前一后都死了，刘家笼罩在一片凄云惨雾之中。刘澍与儿子刘治基同日出殡，不胜悲凉。出殡的那天，世人见他们父子俩的两口棺材同行黄泉路，颇多感慨。
刘澍生前曾写有《感怀》一诗：“凭几握管自书情，富贵浮云眼界清。渐向困时发恨语，耻于乱世取功名。”
这首诗发乎内心，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盖棺论定。是非功过，留与后人去评说。
尽管其政治生涯有污点，但刘澍对包头文化的研究还是颇有建树的，他曾写下了关于包头发展的不少珍贵史料。如“包头”一语来源于蒙古语，或者是梵语、藏语，也就是“包克图”的谐音。有学者考证，这种说法最早来源于著名的包头藏传佛教五当召第七代大喇嘛雅楞不勒。雅楞不勒又是根据五当召第一代开山祖师——宏道禅师的口传，而宏道禅师的口传又来源于刘澍的记述。
1937年，刘澍整理过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叫做《包头名称考》，对包头地名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文章中写道：“包头名胜转龙藏……此间涧溪，复以山中群鹿每晨麇集来饮于此，梵语谓鹿为包克图。相沿日久，省呼为包头，此包头之名称之由来也。”那意思是说——包头有个名胜叫“转龙藏”，那里有条小河，附近山里的鹿群每天早上都要来“转龙藏”前的小河饮水，梵语称鹿为“包克图”。这样，久而久之，就叫成了“包头”，这就是包头名称的由来啊。刘澍还说明：这是喇嘛雅楞不勒遵照他的师祖宏道禅师，口说相传而来。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他文章中的“包克图”作梵语。后来有人沿袭刘澍的文章，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就把梵语改成了藏语，再后来又演变成了蒙古语。而蒙古语中正有包头的对音词——包克图。于是，蒙语语音的包头、包克图，就等于了梵语鹿的意思。
但无论是梵语和藏语，经专门研究和请教专家，都缺乏包克图是有鹿的地方的根据。著名的维吾尔族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访问内蒙古之后，发表于1960年10月的文章《内蒙访古》“一段最古的长城”中写道：“包头也是蒙语的音译，意思是有鹿的地方”，这大概是翦伯赞到内蒙古之后听到的情况介绍，因为至今没有见到翦伯赞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著。但是名人的文字对于传说的流布和认定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既有口传文载，又有史家认同，再加上鹿是人们喜爱的吉祥动物，包克图——有鹿的地方，作为包头地名的来源，也就众望所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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