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巨子史量才被刺引发的连环案
1934年11月13日，养病归来的报业大王、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二房太太沈秋水、儿子史咏赓的陪同下，乘坐防弹轿车，沿沪杭公路，从杭州西湖边的别墅返回上海。同行的，还有侄女沈丽娟、儿子的同学邓祖询。
时值寒秋，天玄地黄，来往车辆也甚少，更平添了几分荒凉。行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忽见一辆敞篷别克横在前面，好像出了故障，司机赶紧放慢车速，准备缓缓穿过去。突然，从别克车中扑出6名手持驳壳枪、身着黑色短装的歹徒……
参加这一次罪恶行动的6名杀手，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赵理君、王克全、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等。史量才和他儿子的同学、司机3人当场遇害。
申报对史量才被刺案的相关报道
军统特务为何要暗杀史量才呢？这得从史量才与蒋介石的积怨说起。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史量才曾感慨：《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却是红的。
史量才，原名家修，祖籍江苏南京，1880年生于上海青浦县一个商人的家庭。1899年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但不久受新思潮影响，放弃仕途，于1908年任上海《时报》主笔。1913年任《申报》总经理。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分股权，成为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
史量才
史量才常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才站得住脚。“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立场。他聘请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他一改“自由谈”的面貌，聘请进步作家黎列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经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报月刊》创刊上刊载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等进步文章。
手中握有舆论工具的史量才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常常旁敲侧击予以批评。他主持的《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他以中南银行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拒绝认购巨额债券，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还捐出了巨款。这些举动招来了蒋介石的忌恨。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打校长段锡朋事件。当时，中央大学校长一职虚位以待近半年，经费也多有拖欠，因此行政院派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兼代中央大学校长，学生们对官僚政客段锡朋出任校长极为不满，群起而向其发难，段锡朋则扬言捉拿带头闹事的学生，结果引起了学潮，《申报》据实报道了此事，认为教育日益败坏，最大根源在官僚主义的侵入，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在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举报，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受蒋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国统区，一律禁止《申报》的邮递，后经过史量才多方斡旋，蒋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遭史量才断然拒绝。
1933年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通过他的关系，此宣言还是在别的媒体上公之于众了。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下了除掉史量才的决心。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在行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而死。(www.xing528.com)
史量才被杀案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经由最高统治者授意的三大政治谋杀案之一，是宋教仁、杨杏佛被刺血案之后的又一血案。
“史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特别是此前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主席任内悍然杀害了记者刘煜生，激起了全国新闻界和各界的轩然大波，为此国民党军政部不得不公布了一个“保护新闻事业人员训令”。然而，“刘案”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新闻巨子史量才的被刺案。蒋介石鉴于中外舆论的压力，一面向史量才的亲属致以唁电表示哀悼，同时猫哭耗子地为史量才题写了“哲人其萎”的挽词。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布置侦查和破案，并且悬赏5万元捉拿凶手。
谁知，对史量才被杀案的追查，又引发了连环案：国民党著名将领、曾任浙江省主席的鲁涤平与爱妾先后丧命。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史案”发生在浙江，当时就由当省府主席的鲁涤平去主持追查此案。本来，这是搪塞舆论的把戏，也就是说，这是“做戏”给人看的，掩人耳目而已。不料，不知底细的鲁涤平竟然“假戏真唱”，开始认真地着手侦查起来。这除了他不知道蒋介石命令限期破案是另有“猫儿腻”之外，有人说，这也是他发自内心敬仰史量才其人所致。还有人说，鲁涤平因非蒋介石嫡系，恐怕在“史案”中自己成为牺牲品，所以索性放开手脚，把案情调查清楚，借以保全自己。因此，他才会在浙江任内，破天荒地以职责为重，甚至带病追查案情，并且居然在蒋介石连续三次下令在浙江全省严密缉查和悬赏捉拿凶犯之后，又下发“最后通牒”，要求浙江和杭州的各级负责机关呈报缉查结果，否则将予以严惩。
很快，鲁涤平发现了“史案”中的一些蹊跷之处——为什么案件发生在沪杭公路的海宁翁家埠段，但凶手所乘轿车的车牌却被遗弃在西湖的苏堤上？而且，这辆轿车何以竟是浙江省警官学校的？如此这般，案情就和戴笠（警官学校校长）、赵文龙（公安局局长）、俞济时（保安处处长兼警备司令）等不无瓜葛了。
此时的蒋介石，惧怕因不知杀史内情、又获知情由的鲁涤平会认真侦查破案，于是，他就以办案不力为借口，将鲁涤平调离浙江，接替陈调元，去南京就任所谓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而鲁涤平的原职，就由黄绍竑来担任了。
蒋介石恼怒于戴笠等人在“史案”过程中手脚做得不干净，给鲁涤平抓到了把柄，再加上听到鲁涤平私下里的一些“牢骚”，于是一怒之下，命令戴笠暗嘱赵文龙对鲁涤平下手。于是，在1935年3月15日的一次宴会上，鲁涤平的酒食中被人暗放了毒药。结果半夜毒发，鲁涤平一命归阴。蒋介石还假惺惺地为鲁涤平作了挽联：“遗爱在钱塘犹见白苏政绩，大星陨衡岳长留褒鄂勋名。”
按下了葫芦，又漂起了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鲁涤平的猝死，引起了其妻丁静安和爱妾沙佐安的疑心。当时说鲁涤平是因中风抢救不及而死，一般人都信以为真。可是，他的妻子和爱妾却不这么看。因为随侍在鲁涤平身边的这一对妻妾知道，主子虽然一向身体不佳，却没有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她们还从鲁涤平生前的口风中，得知了“史量才被刺案”的不同寻常。鲁涤平猝死之时，她们更亲眼看到了其死相的难堪，尤其是在他临死时的喃喃中，断断续续地吐露出的一些隐情也被她们听到了。然而，身处高墙深院中的鲁涤平的妻妾们，却不知“江湖”的凶险，鲁涤平的爱妾沙佐安居然扬言要在鲁涤平开丧时为其一洗冤屈。
因刺杀史量才露出破绽被上峰责骂的赵文龙等人，闻此后异常慌张，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举起灭口的魔爪。于是，鲁涤平的爱妾沙佐安在鲁涤平开吊前夕，竟然跳楼殉夫了。其真相应该是“被跳楼”。
在那个国民党势力一手遮天的年代，史量才被刺案及其引发出来的连环案，喧嚣一时后，俱归沉寂，均不了了之，徒留下历史老人的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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