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厚得民心：孔子与大众传播学

宽能得众

据说，人类共有的地球从太空望去美丽极了，它是一个蓝色的球体。

何故是蓝色的呢？科学家们自有他们的解释。不过在笔者想来，那也许和地球众多的大海大洋不无关系。海洋水面占了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能不是蓝色的吗？茫茫大海，一望无涯。水为什么这样多？海为什么这样大？回答很简单，不拒细流，百川归海，故能成其多，故能成其大。

由大海我们联想起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它的山体为什么那样大？为什么那样高？回答也很简单：不拒土石，故能成其高，故能成其大。

假如大海拒细流、高山拒土石又如何？回答同样很简单大海不能成其大，高山不能成其高。

人们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往往从自然界得到启示。大海不拒细流而能成其大、高山不拒土石而能成其高的自然现象使人联想到如何做人，如何从政。人也应有高山和大海的气度（容纳一切的水流和一切的土石），宽厚待人，广交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好花还得绿叶扶。成大事者，首先要能团结人，广交天下友。对于从政者来说，他们更应如此，心似海洋，宽大为怀，制定宽松的政策，即容得人的对内对外政策，团结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主张的人。

为什么为人为政要宽？孔子说得好：“宽则得众。”《论语·子路篇》记载，叶公问孔子怎样从政，孔子告诉他：“近者悦，远者来。”这也就是要叶公采取宽厚的办法对待百姓，使他们高兴，归顺你拥护你，达到宽以得众的目的。不得众的从政者是悲哀的，他众叛亲离，孤家寡人，说话无人听，办事没人帮，他和众人之间隔着一道高大的墙，而这高大的墙是他自己亲手造的，心胸狭隘，容不得人，把本来可以做朋友的人都推到一边。不知哪一天，墙会倒塌的，而且要砸伤自己，痛苦不堪。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里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实行德政的国君，就像北极星一样，众星围绕着它。这里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把君民关系比作北极星与群星的关系，群星围绕着北极星，民众拥护国君。

拥护不是无条件的，实行德政才能得到拥护。按照孔子的解释，德政包括惠民、薄赋、无讼、任贤这样一些内容。要做到这些并不很容易，对于暴君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们任意杀人，贪欲不止，怎么能有惠于百姓呢？所谓德政是贤君的事。他们既要自己活，也要百姓活，不搞杀鸡取卵，少收入一些赋税，鼓励百姓生财，不断百姓的财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自由地发展。实行这样的宽松政策，就要以为政者的宽厚为前提。由此可见，宽才有德政，有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孔子说：“宽则得众”并非虚言（《论语·阳货篇》）。《吕氏春秋·爱士篇》讲过一个关于秦穆公“宽则得众”的故事。秦穆公有一匹拉车的马丢了，当找到那匹马的时候正在被一群人煮食。秦穆公并未动肝火，只是叹气说：吃马肉不喝酒是美中不足。说罢，送给每个吃马肉的人一大碗酒。过了一年，秦晋交战，秦穆公被刺落地，险成俘虏。也算是善有善报吧，原来盗食马肉的那一群好汉齐来相救，与晋人进行殊死搏斗，终于打败晋军，俘获了晋惠公。秦穆公反败为胜，化险为夷，这原因就在于他平时做了“得众”的宽厚善事。如果他当年处死了那些盗马贼，在秦晋交战时还不身首异处吗？(www.xing528.com)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发人深思。在封建社会，宰相官高位显，权力大，责任也大，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他除了接触皇帝，还要接触朝廷和地方的大员以及社会名流和普通百姓，为料理好一国的大事，必须同各种人打交道。有的人拥护他，志趣相投，有的人反对他，政见不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贤德的宰相总是团结政见不合的人，忘人小过，记其大过，记其大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以成就大事。战国时期赵国的宰相蔺相如就是这样的。他为相时，居功自傲的大将军廉颇不服气，多次羞辱他。将相不和，非国家之福。赵国当时面强秦的威胁侵略，必须将相团结。蔺相如识大体，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于廉颇的小动作毫不介意，一如既往地尊重大将军，在有可能发生摩擦的时候，主动回避。如此举动，使廉颇感动不已。后来，廉颇自知不对，便主动请罪，将与相言和如初。身为宰相的蔺相如，当别人要羞辱他的时候，一点不感情用事，肚量那么大，真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对廉颇采取宽容的态度，不但使廉颇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得了反对者的心，而且也得了赵国百姓的心，可说是“宽则得众”。由于“得众”，他把赵国治理得相当好，国力强盛，加之将相团结，迫使虎视眈眈的秦国长久不敢加兵于赵。如果蔺相如气量狭小，对廉颇的羞辱举动作出反应，起摩擦，搞内耗，那么外患就不能抵御了，治国图强的宏愿也要付之东流。

历代的奸相却不是像蔺相如那样能够容人。他身居高位，唯我独尊，容不得反对自己的人，就像孔子批评的那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唐朝奸相李林甫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在台上时，口蜜腹剑，恨透了杨国忠，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幸，他病死了，百姓称快。他的仇人杨国忠接任宰相。此人也是个气量狭小的人，他上台就抄了李林甫的家，杀了不少人，而且到处结怨，与安禄山闹得势不两立，以致酿成“安史之乱”，毁盛唐于一旦，自己也遭杀身之祸。

20世纪60年代的林彪、江青一伙不也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口含天宪，炙手可热，处处容不得人，把不同政见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视为异己，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迫害致死。他们打击一大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江青对文艺工作者也是打击一大片，把名作家名诗人都排斥到一边，不再创作，当时的中国似乎只剩下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文艺作品也只剩下所谓的八个“样板戏”。由于他们容不得人，乱挥棍棒，给国家制造了一场群众的内乱，险些毁灭了新中国。

从历史上的李林甫、杨国忠到现实生活中的林彪、江青都一再警示我们：为政者不可不容人，不可不大度，不可不宽以待人。

中国有句古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这就是说，为政者在看人用人的时候要从大处着眼，首先要看别人的才能、长处、功劳、成就、志向，充分肯定人家，不要死盯住别人的缺点毛病，像批评的那样“记人小过忘其大德”。人无完人，圣人伟人也有缺点，太阳不是也有黑点吗？记得一位女企业家说过：有特殊能耐的人往往有怪脾气。如果只看到他的“怪”，忘记他的“才”，弃其“怪”，不妨糊涂一点，不必那么“至察”。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用人讲“德才兼备”，即使是这样，也还是要看轻那些非主要问题的小毛病，把各种长处的人用起来。谁会用人谁就会成大事。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刘邦、项羽以武力争夺天下，拥兵40万的项羽反而斗不过拥兵几万的刘邦，这是什么原因，其中一条就有个用人的问题。项羽气量小，又残暴，杀俘虏，毁城池，不能容人，他手下的一些有用的人才纷纷逃离，有的跑到刘邦那边去了。刘邦则与项羽相反，宽厚待人，广收人才。别人说陈平有“盗嫂”（叔嫂有私情）的毛病，刘邦不在意，留在身边，出谋划策。韩信是从项羽那边“反水”过来的无名之辈，刘邦却重用为大将军。张良足智多谋，被用为军师；萧何通民情，善治理，刘邦就让他管理军需后勤。刘邦说他自己没什么别的大本事，只是“善将将”，即善于驾驭人，使用人，团结人。刘邦会用人，能容人，调动起千军万马，最后打败了项羽，成为汉代的开国之君。毛泽东说过，中国历代的开国之君是有作为的，即成就了大事业。他们何故能成其大？根本的原因在于能容人，会用人。毛泽东又说，领导者的任务无非是两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人。孔夫子也说，什么叫聪明？“知人”就是聪明。知人、容人、用人，这是成就大事业的关键。

不能容人的人是不宜做领导的，春秋时期齐国卿管仲就深深懂得这一点。他不“至察”人，团结各种有才干的人，辅佐齐桓公，连合诸侯，使齐国成为霸主。当他病倒在床生命垂危的时候，齐桓公去探视，问他死后谁能接任宰相。他一时很难回答，因为他原先想到的接班人宁戚不幸先他而去。齐桓公说出自己的想法：打算把管仲的知己鲍叔牙提起来当卿。按说，这是管仲最放心的人选。但是，管仲摇头。齐桓公大惑不解。管仲解释说：鲍叔牙气量小，只和好人交往，容不得自己讨厌的人。于是，他只好推荐隰朋为卿。后来，隰朋为相一月便死了，齐桓公没办法，便顾不得管仲的忠告，将鲍叔牙起用为卿。果不出管仲所料，他还未上台就逼着齐桓公把自己所不喜欢的三个佞人赶出朝廷。管仲去世以后，齐国的用人问题一直调理不当，最后酿成内乱，宫廷成了战场，齐桓公死在宫中也无人去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明智的领导者为了“得众”，获得众人的拥护，总是在用人问题上采取谨慎的态度，用人唯贤，力戒用人唯亲，搞五湖四海，杜绝帮派体系，不因是老战友、老同学、老部下、老朋友、老恩师、老乡故人、骨肉至亲而随意提拔，真正做到量才录用，各得其所，人尽其才。用人公正，一碗水端平，“举直措诸枉”（孔子语，让正直的人当政），这使领导者“得众”，政策错了，可以失众。这方面的教训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治国的政策对老百姓来说，应该是宽松的，既要让老百姓有所遵循，以便“正道直行”，又要不束缚百姓的手脚。政策上有相当大的宽容度，对内要得到各个党派、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拥护，对外要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有了“得众”的政策，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和谐的社会大家庭、民族大家庭、国际大家庭。

在当今世界，有些国家的民族问题严重，没有形成民族大家庭，那里的一些政策不能“得众”，对本民族宽，对其他民族薄，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造成了流血事件，很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