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乡愿：孔子与乡愿道德的对立

不做乡愿

《论语·阳货篇》里有孔子这样的一句话：“乡愿，德之贼也！”

何谓“乡愿”？从字面上讲，是指一乡的人都称道的那种老实谨慎的人，其实是不分是非、不论曲直、息事宁人的“好好先生”、“和事老”。孔子对“乡愿”是讨厌的，说他们是道德的败坏者。

“乡愿”是什么特点？他不肯分辨是非曲直，需要四处讨好，八面玲珑，说些甜言蜜语，巧舌如簧。因为怕引火烧身，对谁也不得罪，总是和颜悦色，而且显得客客气气，毕恭毕敬，颇有礼貌。即使他对你有意见，也装得没有意见，“匿怨而友其人”。

“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孔子的择友原则。不同道的人，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又何必凑在一起谋事呢？“乡愿”处处讨好，孔子疾恶如仇，他和他们之间很少有共同语言，是不可“为谋”的。因此，对于“乡愿”这种人，孔子是讨厌的。《论语·公冶长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提到的左丘明是史书《国语》的作者。左丘明是个秉笔直书的史学家。左丘明讨厌的“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的人即“乡愿”，孔子也讨厌。

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而又敢说敢为的人，孔子是赞扬的。卫国有位大夫叫史鱼，一生性直，敢说敢为。临死的时候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治丧正室”，以此来劝告卫灵公进用贤者蘧（qú）伯玉，斥退身边的权势小人弥子瑕。这件事，被人称为“尸谏”，其忠可表。孔子对史鱼十分称赞：“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直如矢，这是史鱼的形象。在孔子的眼里，这个形象是高大的，值得敬仰。

与此相反，乡愿的形象是渺小的，他们只知讨好，不敢说，不敢为。

孔子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是“乡愿”，即使只有一点点乡愿味道也为他所不喜。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对他的“安贫乐道”和“举一反三”很是满意，但是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孔子说：“因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回喜欢孔子讲过的全部的话，似乎是“句句照办”。孔子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讲过的话不一定句句都正确，句句都好，都值得别人喜欢，其中必然有欠妥的话。颜回是智慧过人的学生，难道他分辨不出来？孔子怀疑颜回是明知老师的话有不妥的地方也去喜欢，不敢指出来，这在孔子看来是“非助我者也”，而是“有害我者也”。错了的话不指出来，并加以喜欢和传播，岂不是有害吗？颜回为什么要喜欢孔子的全部的言论而不指瑕呢？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崇拜自己的老师，带有盲目性；二是不肯得罪老师，有意见也不说。这后一种原因，便使颜回染上了一点“乡愿”的习气，对此孔子感遗憾，故长叹一声：“回也非助我者也。”(www.xing528.com)

孔子教育学生不要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当别人的传声筒和应声虫。他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在他看来，道听途说是不道德的，是对道德的背弃。说话就要负责任，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负责任地乱说，势必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不幸。对于道听途说的东西，不可轻信，要调查思考，这就是“闻言欲审”。如果不审，那还不如不闻。

在反对道听途说的同时，孔子要自己的学生重视群众舆论，对于大家议论的事情和人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加以思考，多问一个什么。《论语·卫灵公篇》记载了孔子这样的话：“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察”字，孔子的意思是：大家都讨厌的人和事，必须考察一下是什么原因；大家都喜欢的人和事，也必须考察一下是什么原因。若不考察，就会人云亦云，人家说好跟着说好，人家说不好跟着说不好。当别人说好的时候，应想一想是否有不好的地方；反之，当别人说不好的时候，应想一想是否有好的地方。用逆向思维的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进行独立思考。《论语·子路篇》有孔子和子贡这样的对话记载：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提出两种人——全乡都喜欢的人和全乡都讨厌的人——来问孔子，要孔子回答这两种人怎么样。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孔子会肯定全乡都喜欢的那种人，否定全乡都讨厌的那种人。孔子的回答却不是这样，他认为绝对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可以的。对群众的看法即社会舆论不可盲从，要作具体分析。全乡都喜欢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贤者，很可能是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乡愿”是也。全乡都讨厌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坏人，很可能是因为由于坚持原则而得罪了较多的人。孔子认为，要判断人的好与不好，不可简单地听别人的议论，关键是要看是哪些人在说他好、哪些人在说他不好。如果是一乡的好人都说他好，一乡的坏人都说他不好，那么，这个人就真正是好人了。反之，一乡的坏人都喜欢他，一乡的好人都讨厌他，那么，他就并非善良之辈。在分辨人的善与不善的时候，孔子只是拿群众的舆论做参考，并不人云亦云。孔子反对乡愿的处世态度，他自己决不做乡愿，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旗帜是鲜明的，明确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孔子是主张“富民”的，反对猛于虎的苛政，这是他早就亮出来的仁政旗帜。他教育自己的学生也要用“仁政”去安抚百姓。可是他的学生冉求在当了季氏家里的总管以后，帮助季氏推行新的税法，加重对百姓的剥削，使“季氏富于周公”。孔子对冉求很生气，认为他是在为季氏火中取栗，号召自己的所有学生联合起来斥责冉求的大逆不道。他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大家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

齐国大夫陈成子杀了自己的国君齐简公，这是弑君篡位的大是大非，孔子自然不会沉默。他郑重其事，“沐浴而朝”，其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成子这个大逆不道的乱臣。鲁国是小国，当然不敢轻易出兵去干涉齐国的内政，但是孔子的鲜明立场和是非观点表现得清清楚楚。他站在一边讲话，不肯两面讨好，他的身上没有“乡愿”的影子。（《论语·宪问篇》）

不做乡愿，是孔子的特点和人格表现，也是传播者的基本素质，很值得钦佩和学习。

传播者是时代的喉舌，人民的代言人，他和时代一同前进，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人民，即广大受众视传播者为真理的化身，相信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直言，敢于为民请命，敢于讲公道话，敢于扶持弱者，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敢于披露贪污、行贿、走私、权钱交易、嫖娼、卖淫、吸毒、官官相护等等腐败丑恶现象。在世界范围内，过去已有不少的传播者正是这样做的，把自己的爱和恨通过自己的笔传播出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的时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中国。那时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解放区很不了解，总是听到一些敌对势力的攻击言论，说解放区杀人放火。他不信，自己去解放区，长途跋涉到了延安。在那里，他并没有看见杀人放火的景象，映入他眼帘的是解放区的各种生动景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和对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看见这一切，斯诺的心被打动了，挥笔写了《西行漫记》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边区政府，用事实驳倒了昔日流传的谣言，让不了解中国共主党的西方人大开眼界。斯诺的传播之功将永远载入传播史册。中国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的斯诺墓前树立了纪念碑。斯诺的可敬在于他不做乡愿，敢于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亮明自己的观点。他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跟着某些人去一起攻击谩骂共产党，而是敢于站出来，讲公道话；把苏区、红军、共产党领导人的本来面貌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让世人了解真相。这是难能可贵的。他走了别人没走的路，他去了别人未去过的地方，他接触了别人不曾接触过的红军战士，他讲了别人没有讲过的公道话。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中国人民的爱，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他恨那些无端攻击苏区的敌对势力和错误舆论，并用自己的笔去回击。他有爱有恨，所爱者自然拥护他，所恨者自己反对他，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可说是题中应有之义。有人拥护，又有人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传播者的悲哀，恰好是传播者的光荣，他没有骑墙，没有讨好，同“乡愿”划清了界限。